自《水滸》問世以來,對小說的主旨思想歷來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說法頗多。有說是農民起義的，有說是忠義報國的，有說是忠奸鬥爭的，有說是“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的，也有說是為市井細民寫心的，有說是描寫土匪強盜的，有說是為士人寫心的，甚至還有說是諫書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可以說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如果我們認真研讀小說原著，就會發現上述各種說法，雖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卻都或多或少因了主題先行的緣故，或者是出於某種目的的需要，隨意取捨，一意附會，從而背離了小說的本原，沒有抓住《水滸》主旨的本質。
我們只有立足文學性這個基本尺度，通過細究水滸故事的流傳脈絡，探討《水滸》小說產生的歷史背景，切入小說的文本本身，探尋小說編寫者的創作本意，才能準確把握《水滸》小說的主旨。
那麼，《水滸》小說的主旨思想到底是什麼呢？
我們認為，《水滸》小說就是一部反映以宋江為首的梁山好漢群體，反對濫官汙吏，一心全忠仗義、忠君報國，最終卻被奸佞所害的全景式的現實主義小說。
我們為什麼說這就是《水滸》小說的主旨思想呢？
一、《水滸》小說不反皇帝
如果我們細讀小說，就會發現，儘管小說對道君皇帝頗有微詞，但是，從總體上來說，小說還是肯定道君皇帝是“至聖至明”的。小說裡多次寫到，朝廷之所以會出現奸佞專權的現象，完全是因為那些“奸佞之臣”“矇蔽”了“聖聰”的緣故。
小說編寫者對梁山招安問題的處理，就很能說明問題。
道君皇帝曾“兩番降詔，遣人招安”梁山，可是每次都因蔡京、高俅這些“奸佞之臣”從中作梗，“矇蔽”了天子，所以，最後都沒有成功。
後來，當道君皇帝終於瞭解了事情的真相之後，就在文德殿上怒斥童貫道：“都是汝等妒賢嫉能，奸佞之臣，瞞著寡人行事！”然後，道君皇帝就御筆親書了丹詔，並派良臣宿太尉前往梁山招安。
那麼，梁山聽到了朝廷的招安消息後，又是怎樣的反應呢？
小說第八十二回寫道，宋江聽罷大喜，就在忠義堂上傳下將令，一邊派人從梁山泊到濟州地面，扎縛起二十四座山棚，上面都結綵懸花，下面設笙簫鼓樂，每一座山棚都撥一個小頭目監管。一邊教人分投各處，去買辦果品、海味、按酒、幹食等物品，準備筵宴。
三天後，當宿太尉一行前來梁山頒詔時，只見香菸拂道，宋江、盧俊義跪在前面，眾頭領都齊刷刷地跪在後面，迎接朝廷恩詔。蕭讓讀罷詔書，宋江等眾頭領山呼萬歲，再拜謝恩。
這真是“一封恩招出明光，佇看梁山盡束裝”，整個梁山是一派的喜氣洋洋。
然後，宋江他們就打起“順天”“護國”兩面紅旗，進京朝覲了。
小說寫道，東京百姓軍民，扶老挈幼，迫路觀看，如睹天神。道君皇帝在宣德樓上，見了這一身戎裝、英姿勃勃的梁山大軍，也心中大悅，與百官說道：“此輩好漢，真英雄也！”
小說讀到這裡，我們不難發現這字裡行間充溢的，滿是感恩天子聖明的歡欣之意，得意之情。也就是小說編寫者所感嘆的：“義士今欣遇主，皇家始慶得人！”
但不可否認的是，在小說編寫者的筆下，道君皇帝雖然“至聖至明”，但卻總給人一種“庸庸昏君”的感覺。
比如，道君皇帝對蔡京、高俅等“奸佞之臣”的一味重用與袒護，對宋江等忠義之士的時時失察與無視。甚至到了最後，發現高俅、楊戩竟然膽敢謀害忠良，毒死了宋江和盧俊義，道君皇帝也只是責罵了一句“敗國奸臣，壞寡人天下”而已，而並沒有加罪於“四賊”。
那麼，小說編寫者是如何來調和道君皇帝身上“至聖至明”與“庸庸昏君”這一矛盾現象的呢？
用小說的原話來說是：“只被奸臣閉塞，暫時昏昧”。原來，道君皇帝是“至聖聖明”的，問題的關鍵在於“奸佞之臣”“矇蔽”了“聖聰”。
我們不妨從小說中選擇幾個例子，來看看他們對道君皇帝和“奸佞之臣”的態度到底是怎樣的。
一個是魯智深，他是梁山裡唯一一個曾對招安提出過異議的人。
小說第七十一回，魯智深在菊花會上說道：“只今滿朝文武，多是奸邪，矇蔽聖聰，就比俺的直裰染做皂了，洗殺怎得乾淨？招安不濟事，便拜辭了，明日一個個各去尋趁罷。”
魯智深認為，皇帝是“聖明”的，只是“滿朝文武，多是奸邪”，所以“矇蔽”了“聖聰”。因此，這個朝廷就如“俺的直裰染做皂了”，光是洗洗，是永遠也洗不乾淨的了。可見，魯智深反對招安的原因，只是“滿朝文武，多是奸邪”。
一個是宋江，他“替天行道”“全忠仗義”，是梁山忠義思想的代表。
宋江聽了魯智深所說的那番話後，就對眾頭領說道：“眾弟兄聽說：今皇上至聖至明，只被奸臣閉塞，暫時昏昧，有日雲開見日，知我等替天行道，不擾良民，赦罪招安，同心報國，青史留名，有何不美！因此只願早早招安，別無他意。”
宋江言畢，包括魯智深在內的梁山眾頭領“皆稱謝不已”，沒有一個人提出反對意見。
因為，宋江說得很清楚，“今皇上至聖至明”，雖然“被奸臣閉塞，暫時昏昧”，但是，總有“雲開見日”的時候。“我等替天行道，不擾良民”，最後一定是會被朝廷“赦罪招安”“同心報國”“青史留名”的。
一個是宿太尉，他是小說編寫者竭力塑造的忠義之臣的代表。
小說第八十二回，宋江派吳用去濟州府迎接前來招安的宿太尉。宿太尉就對吳用說道：“下官知汝弟兄之心，素懷忠義，只被奸臣閉塞，讒佞專權，使汝眾人，下情不能上達。目今天子悉已知之，特命下官齎到天子御筆親書丹詔、金銀牌面、紅綠錦段、御酒表裡，前來招安。汝等勿疑，盡心受領。”
宿太尉講得很明白，前兩次招安之所以沒有成功，只是因為“奸臣閉塞，讒佞專權”，才使得“下情不能上達”。責任不在皇帝而在“奸臣”。現在“天子悉已知之”，已經瞭解了梁山的“忠義”之心，所以，此次招安“汝等勿疑，盡心受領”即可。
還有一個就是小說編寫者。
小說編寫者在小說第一百二十回特意寫了這樣一段議論：“至今徽宗天子，至聖至明，不期致被奸臣當道，讒佞專權，屈害忠良，深可憫念。當此之時，卻是蔡京、童貫、高俅、楊戩四個賊臣，變亂天下，壞國，壞家，壞民。”
這段議論清楚表明，小說編寫者認為，在朝堂之上，“至聖至明”的“天子”與“變亂天下”的“賊臣”是對立的。言語之間，充溢的是對“天子”的同情和對“賊臣”的痛恨。
所以，無論是宋江，魯智深，還是朝廷的宿太尉，抑或是小說的編寫者，在他們的眼裡，皇帝始終是“至聖至明”的。可恨的，只是那幫“矇蔽”了“聖聰”的“奸佞之臣”。
至於道君皇帝與李師師的風流韻事，雖然為許多人所詬病。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小說編寫者並沒有藉此來批判道君皇帝的意思。相反，梁山最後之所以能招安成功，這個李師師卻是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宋江的眼裡，李師師甚至是“梁山泊數萬人之恩主”。
因此，從小說原著來看，《水滸》小說完全沒有要反皇帝的意思。忠君報國的思想，始終是貫穿整部小說的唯一一根主線。否則，我們就是太高看小說的編寫者了。
各位看官應該知道，“忠”是儒家的傳統倫理思想。孔子曾明確提出：“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語·八佾》）
到了秦漢以後，“忠”的概念演變成了臣對君的絕對服從。董仲舒在《春秋繁露》裡提出了“三綱”之說，班固《白虎通義》對這“三綱”又作了具體的解釋：“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
這種臣對君絕對服從的思想，在南宋時期又得到了進一步的強化。朱熹的弟子陳埴甚至提出了“天下無不是底君”的說法。這樣，“忠”就成了臣對君的一種絕對服從和單向度的義務，成了“天理”，也就是所謂的“忠者，天理。”
張靜廬先生在《中國小說史大綱》中指出：“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思想，就是一時代有一時代的小說。”
《水滸》小說中的道君皇帝，雖然不是小說“引首”裡所寫的太宗、仁宗那樣的明君。但是，在小說編寫者看來，他卻是那個風雨飄搖時代的國家象徵。
因此，道君皇帝的德行可以被諷刺，甚至可以被批評。但是，他的形象卻不能被否定。
不反皇帝，其實就是特定歷史時代下“忠”的思想的必然表現。而這個“忠”的思想，就是維持那個時代國家穩定的核心價值觀。
所以，小說編寫者他不可能超越他所處的那個時代，那也是必然的了。
二、《水滸》小說不反貪官
說《水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曾經是個非常流行的說法。但是，《水滸》小說其實並不反貪官。
那麼，我們為什麼說《水滸》小說不反貪官呢？
我們現在就舉一個梁山如何對待宿太尉的例子，來說明這個問題。
宿元景是小說刻意塑造的一個能夠“立國安邦”的忠義之臣。每每梁山陷入了困境，宋江就會想到這個宿太尉。而宿太尉也非常樂意為梁山的事情挺身而出，仗義執言。
所以，袁無涯本要這樣讚賞宿太尉：“宿元景與宋江等相敘，固已稔知其才略矣。是以屢次與宋江等照雪冤情。若高俅雖與宋江盟誓，入京竟是寒盟。忠佞所為，霄壤懸絕。”
可以這樣說，如果沒有宿太尉的鼎力相助，那麼，梁山的招安之路可能就不會走得如此的順暢。
所以，那個所謂的九天玄女在給宋江的四句天言中，第一句就是“遇宿重重喜”。而這個“宿”，指的當然就是宿太尉了。
小說第八十二回，宋江在接受了朝廷的招安之後，就感謝宿太尉道：“宋江昨者西嶽得識臺顏，多感太尉恩厚，於天子左右力奏，救拔宋江等再見天日之光，銘心刻骨，不敢有忘。”
但是，從小說的實際描寫來看，這個宿太尉卻又是個不折不扣的大貪官。
小說第五十九回，梁山打了華州之後，宋江為了感謝宿太尉的相助之恩，就取了一盤金銀送給了宿太尉。而那些宿太尉的隨從人員，不分職務高低，也都給了金銀。
小說第八十一回，燕青來到東京，代表宋江懇請宿太尉面奏天子，以便早日招安梁山。燕青送給了宿太尉一籠的金珠寶物。小說寫道：“宿太尉使人收了金珠寶物，已有在心。”
小說第八十二回，宿太尉招安梁山之後欲回東京，宋江又親捧一盤金珠，來到宿太尉的幕次，再拜上獻。其餘的隨從人員，也都厚贈了金銀財帛。
小說第一百零一回，宋江平了田虎之後，先派張清同瓊英、葉清一起，將田虎解到東京。宋江就讓張清給宿太尉送金珠珍玩，那宿太尉又笑納了。對此，袁無涯本有個夾批，雖然只有三個字，卻批得有些意趣：“要緊的。”各位看官讀來可作一笑。
小說第一百十回，宋江平了王慶之後，派戴宗前來東京面見宿太尉。這戴宗也不是空手來的，而是帶著禮物來見宿太尉的。
可以這樣說，凡是梁山要求見宿太尉，幾乎每次都是金銀珠寶開道，而宿太尉每次也都是照單全收的。
那麼，梁山對宿太尉這樣一個大貪官，他們的態度又是怎樣的呢？是不是要反這個大貪官呢？
宋江他們對宿太尉這樣一個大貪官的態度，不但不反對，反而是非常的尊重。
小說第八十二回，吳用在濟州城裡拜見宿太尉時所說的那番話，可以作為梁山對宿太尉態度的最好註解。
吳用說道：“山野狂夫，有勞恩相降臨。感蒙天恩，皆出太尉之賜。眾弟兄刻骨銘心，難以補報。”
由此可見，《水滸》小說不是一概地反貪官的。對宿太尉這樣“素懷忠義”的貪官，宋江他們還是由衷地敬佩的。
而且，《水滸》小說更具深意的是，不但寫了宿元景這樣的貪官，也寫了張叔夜那樣的清官。儘管這清官翻遍整部小說，只有區區三位。
一位是東平府府尹陳文昭。小說第二十七回，武松為兄報仇，殺了西門慶和潘金蓮，被解到了東平府。這個府尹陳文昭“平生正直，稟性賢明”，不但時常差人看覷武松，還設法把武松的案子判得輕了。所以，小說就稱讚他是“慷慨文章欺李杜，賢良德政勝龔黃。”
一位是東昌府的太守。小說第七十回，宋江破了東昌府後，打開倉庫，將錢糧一分拿上了梁山，一分散給了城裡的居民。小說接著寫道：“太守平日清廉，饒了不殺。”可惜的是，這個東昌府的太守，小說卻連個姓甚名誰也沒有交待，只是一句帶過而已。
還有一位清官，就是大名鼎鼎的濟州府太守張叔夜。
小說第八十二回，朝廷派宿太尉前來梁山招安，到了濟州府。
張太守就對宿太尉介紹梁山的情況，說道：“這一班人，非在禮物輕重，要圖忠義報國，揚名後代。若得太尉早來如此，也不教國家損兵折將，虛耗了錢糧。此一夥義士歸降之後，必與朝廷建功立業。”這個張太守，顯然是瞭解梁山的。
後來，張太守受宿太尉委託，前往梁山通報招安事宜。宋江就想請張太守吃頓飯，但是，張太守卻婉言謝絕，執意要下山。
於是，宋江拿出一盤金銀相送。可是，張太守卻堅辭不受，說道：“這個決不敢受！”
所以，小說編寫者寫到這裡就感慨道：“太守可謂廉以律己矣！”這樣的感慨，在整部小說中是絕無僅有的。
而且，小說編寫者還特地作詩稱讚道：“濟州太守世無雙，不愛黃金愛宋江。信是清廉能服眾，非關威勢可招降。”
招安禮畢，宋江設宴款待宿太尉一行。可是，張太守卻推說州里有事，就別了宿太尉，自回濟州城裡去了。
這張太守，端的是“廉以律己”的典範。對此，餘象鬥本有句評語，可以說是說到點子上了：“宋江以金送張太守，太守笑而不取，此輕財也。朝有此大夫之官，則亦不能有梁山矣。”
確實如此。如果滿朝文武都能象張太守那樣“廉以律己”，清廉服眾，“不愛黃金愛宋江”，那麼，這江湖之上，怎麼還會有宋江呢？
這宿太尉與張太守兩廂一對照，我們也就明白了小說這樣寫的用意：在小說編寫者的眼裡，“素懷忠義”的貪官與“廉以律己”的清官，都是一樣值得人們尊重的。
小說第一回，洪太尉奉旨來請張天師去東京祈禳瘟疫，上清宮住持真人就對洪太尉說道：“天子要救萬民，只除是太尉辦一點志誠心。”
金聖嘆就在住持真人的這句話下批道：“此語不獨指祈禳瘟疫也。夫天子則豈有不要救萬民者？天子救萬民，則豈有不倚托太尉者？太尉若無誠心，則豈能救得萬民者？太尉救不得萬民，則豈能仰答天子者？語雖不多，而其指甚遠，其斯以為真人也乎？”
金老先生所言甚是。這天子出於社稷安危的考慮，肯定是要救萬民的。但問題的關鍵在於，這天子欲救萬民，卻只能倚托那些太尉來施行。如果太尉沒有那份誠心，那麼，這天子救萬民的願望，也就只能流於水月鏡花了。
所以，在小說編寫者看來，“素懷忠義”的貪官與“廉以律己”的清官之所以都值得人們尊重，就是因為這兩者都有一個共同的道德基石，那就是能“救得萬民”。
所以，要說《水滸》小說反貪官，應該是沒有依據的。
三、《水滸》小說唯一要反的是濫官汙吏
小說第七十九回，宋江曾對被梁山俘虜的朝廷將領韓存保和黨世雄兩人，說過這樣一番話：“二位將軍，切勿相疑，宋江等並無異心，只被濫官汙吏，逼得如此。若蒙朝廷赦罪招安，情願與國家出力。”
宋江在這段話裡，既表明了自己的心跡，“宋江等並無異心”，也說明了自己上梁山的原因，“只被濫官汙吏，逼得如此”，以及自己上梁山的目的，“若蒙朝廷赦罪招安，情願與國家出力。”
可以這樣說，宋江的這段話，其實是說出了梁山聚義的一個重要動因，就是“只被濫官汙吏，逼得如此”。
那麼，我們為什麼說《水滸》小說唯一要反的就是濫官汙吏呢？
我們這樣說的理由，主要有三條：
（一）如果翻開小說，那麼，隨處可見的都是殘害良民的濫官汙吏。
比如，大名府的留守梁中書，是當朝太師蔡京的女婿，“在北京害民，詐得錢物，卻把去東京與蔡太師慶生辰。”是典型的“誅求膏血慶生辰，不顧民生與死鄰”的濫官。
在梁中書的治下，那大名府的張孔目，劊子手蔡福、蔡慶，也是一味地見錢眼開、顛倒黑白，視法律如兒戲，毫無人性可言。盧俊義的性命，在他們的手裡，竟然成了貪婪發財的籌碼。
比如，陽穀縣的知縣相公，雖然官職不高，但是，到任陽穀知縣才不過兩年多點的時間，就“賺得好些金銀”。於是，就要專門派武松將這些金銀送到東京親眷處收貯使用，以圖“謀個升轉”。
武松狀告西門慶，人證物證齊全，事實原委清楚。但是，知縣相公因為收了西門慶的賄賂，所以，儘管武松才為他剛從東京賣命回來，還是毫無情面地把武松的狀子給退了回去。
比如，武松醉打蔣門神後，孟州知府受了張都監的賄賂，欲置武松於死地。當案葉孔目為人忠直仗義，不想害人。於是，就在收受了施恩一百兩銀子的賄賂之後，就把武松的文案改得輕了。
小說編寫者為此還寫了一首詩，來讚揚這個葉孔目的正直：“贓吏紛紛據要津，公然白日受黃金。西廳孔目心如水，不把真心作賊心。”
可是，容與堂本卻在“西廳孔目心如水”這句詩下，寫了一句批語，調侃道：“只是也受施恩白銀一百兩。”這話批得實在是精彩，當可作一笑。
比如，青州知府慕容彥達，是道君皇帝慕容貴妃的兄長。這個慕容知府倚仗著妹妹的勢要，橫行青州，“殘害良民，欺罔僚友，無所不為。”青州城被宋江打破之後，從慕容知府家裡“扎抄”出來的傢俬，竟然多到可以“分表眾軍”。
難怪金聖嘆看到這裡，要感慨道：“一知府而傢俬乃至可表眾軍，則亦不可不抄扎也。”
比如，清風寨的知寨劉高，上任之後，“把此鄉間些少上戶詐騙，亂行法度，無所不為。”而劉高的老婆“極不賢，只是調撥他丈夫行不仁的事，殘害良民，貪圖賄賂。”
比如，江州知府蔡得章，是蔡京的第九個兒子。因為這江州是個錢糧浩大的去處，人廣物盈，所以，蔡太師就特意讓他這個兒子來這裡做個知府。可是，這蔡九知府到了任上之後，卻是“為官貪濫，作事驕奢。”
而那些個江州牢城營裡的管營、差撥，包括那個兩院押牢節級戴宗，沒有一個不是見錢“如蠅子見血”的傢伙。相類似的，還有滄州牢城營、孟州牢城營的管營、差撥，登州府的孔目王正，登州牢裡的節級包吉，以及那兩個著名的防送公人董超、薛霸，等等，不一而足。
至於那個賦閒在家的通判黃文炳，更是一個“阿諛諂佞之徒，心地匾窄，只要妒賢嫉能，勝如己者害之，不如己者弄之，專在鄉里害人”。所以，鄉里都稱他為“黃蜂刺”。
比如，高唐州的知府高廉，是高俅的叔伯兄弟，倚仗著高俅的權勢，在高唐州“無所不為”。那高廉的妻舅殷天錫，年紀輕輕，卻打著高廉的名頭，只在此間“橫行害人”，就連有丹書鐵券護身的柴進也不放在眼裡。為了霸佔柴進叔叔柴皇城的後花園，橫行霸道，竟然活活氣死了柴皇城。
比如，那個抓了李逵的沂水縣的曹太公，原是個閒吏，“專一在鄉放刁把濫。近來暴有幾貫浮財，只是為人行短。”
比如，鐵面孔目裴宣只是因為“為人忠直聰明，分毫不肯苟且”，於是，就得罪了新來的“貪濫”知府，被尋事刺配了沙門島。而這個沙門島，在小說中就是個死地的代名詞。
比如，華州賀太守“原是蔡太師門人，那廝為官貪濫，非理害民。”見了畫匠王義的女兒玉嬌枝有些顏色，就強奪了為妾，而且，還把王義刺配了遠惡軍州。
比如，東平府太守程萬里，原是童貫的門館先生。宋江破了東平府後，就將所抄獲的程太守的傢俬，全都表散給了居民。由此可見，程太守這個“害民州官”的斂財之巨。
比如，中書省的兩員廂官，奉旨在陳橋驛犒勞梁山大軍。可是這些官員“都是那等讒佞之徒，貪愛賄賂的人”，貪濫無厭，徇私作弊，竟然將御賜的官酒，每瓶克減了半瓶；御賜的肉，一斤克減了六兩。最終，引發了與梁山軍校的爭端，導致宋江不得不滴淚斬軍校，讓梁山眾好漢再一次感受到了那份來自朝廷的徹骨寒意。
小說讀到這裡，難免不會產生這濫官汙吏真的是“滔滔者天下皆是也”的感覺。
這裡，我們要著重講講兩個很重要的濫官。
一個是著名的“誤走妖魔”的洪太尉洪信，他是《水滸》小說開篇所寫的第一個濫官。還有一個就是那“仁義禮智信行忠良”全都不會的高太尉高俅，他是《水滸》小說濫官汙吏的典型代表。
我們先說洪太尉。
各位看官應該知道，金聖嘆的七十回本是把一百二十回本的第一回，作為小說的“楔子”的。金老先生這樣來定位“張天師祈禳瘟疫，洪太尉誤走妖魔”這回小說，應該說是有道理的。
張錦池先生《水滸傳考論》認為，《水滸傳》的楔子其實是由三個楔子合成的“復楔子”，一個是“引首”，一個是第一回“張天師祈禳瘟疫，洪太尉誤走妖魔”，還有一個是第二回的前半回“王教頭私走延安府”。這個“具有‘敷陳大義，隱括全文’作用的楔子證明：‘袁本’《水滸傳》是以認定宋室為正統、謳歌忠義作指歸的。”此論甚是。
那麼，楔子在中國古典小說的結構及故事演進中，到底有著怎樣的作用呢？為什麼小說的作者或論者，都如此重視楔子呢？
金聖嘆認為：“楔子者，以物出物之謂也。”
而閒齋老人則講得更透徹，他在評《儒林外史》第一回“說楔子敷陳大義，借名流隱括全文”時指出：“楔子者，借他事以引起所記之事也。然與本事毫不相涉，則是庸手俗筆；隨意填湊，何以見筆墨之妙乎？”所以，一篇深得“筆墨之妙”的楔子，應該是“全書之血脈經絡無不貫穿玲瓏”的。
所以，如果我們從這個角度來看洪太尉，就會發現這個洪太尉的身上，其實承載著別樣的使命。
一是，小說編寫者借洪太尉的出場，規定了整部《水滸》小說皇帝聖明，濫官專權的敘事背景。
小說寫道，嘉祐三年春間，瘟疫由江南傳到東京，傷損軍民甚多。於是，仁宗天子“一面降赦天下罪囚，應有民間稅賦，悉皆赦免；一面命在京宮觀寺院，修設好事禳災。”但是，這瘟疫不但沒有消除，反而日趨轉盛。仁宗天子聞知後，“龍體不安”。於是，就復會百官計議，聽從了范仲淹的建議，御筆親書，並降御香一柱，委派殿前太尉洪信為天使，前往江西龍虎山宣請張天師來京禳救災病。
在這裡，我們看到的是一位時時憂“黎元”的聖君形象，在想方設法地欲“救萬民”於水火。
但是，作為身負“救萬民”重任的天使洪太尉，又是何等的作派呢？
小說寫道，洪太尉上龍虎山去請張天師，可是隻走了不到三二里路，就心生怨言：“我是朝廷貴官，在京師時，重裀而臥，列鼎而食，尚兀自倦怠，何曾穿草鞋，走這般山路！知他天師在哪裡？卻教下官受這般苦！”
可見，這洪太尉在大災面前，既不以“天子要救萬民”為意，也沒有丁點救濟民生的“志誠”之心，唸的仍是他自己的那本“太平安樂經”。
於是，金聖嘆就在“我是朝廷貴官”句下批道：“朝廷貴官四字，驅卻無數英雄入水泊，此語卻是此老說起。”
金聖嘆的這句批語，可以說是批到點子上了：一者指出，梁山英雄之所以會驅入水泊，其根源就在這些不“救萬民”於水火的“朝廷貴官”；二者指出，這“朝廷貴官”的代言人，就是眼前這個沒有丁點“志誠心”的洪太尉。
洪太尉次日遊山，見到了伏魔殿。於是，就一定要啟封進殿去看魔王的尊容。
上清宮的住持真人見了，再三回稟洪太尉，此殿不可開，“恐惹利害，有傷於人”。
可是，洪大尉不但不聽住持真人的勸阻，反而指著道眾大怒道：“你等不開與我看，回到朝廷，先奏你們眾道士阻當宣詔，違別聖旨，不令我見天師的罪犯；後奏你等私設此殿，假稱鎖鎮魔王，煽惑軍民百姓。把你都追了度牒，刺配遠惡軍州受苦。”
這洪太尉，是活脫脫的一副無賴嘴臉。
金聖嘆看到這裡又批道：“看他隨口謅出人罪案來，前後太尉一轍也。”
那麼，這個金聖嘆口中的另一個太尉，又是誰呢？
這個問題金老先生其實在這一回的回前總評中，已作了回答：“以洪信驕情傲色楔出高俅、蔡京。”
看到這裡，我們忽然就有醍醐灌頂之感了。
原來，天子是至聖至明的，而這濫官則是專權無道的。這也就是金聖嘆所說的：“夫天子則豈有不要救萬民者？天子救萬民，則豈有不倚托太尉者？太尉若無誠心，則豈能救得萬民者？太尉救不得萬民，則豈能仰答天子者？”
於是，對整部《水滸》小說來說，這洪太尉的使命，就是在象徵意義上揭示“亂自上作”的事實。而高太尉的出現，則是從現實意義上指出“亂自上作”的不堪。所以，以洪信的“驕情傲色”來“楔出”高俅，這兩個太尉也就前後“一轍”了：說穿了，就是一丘之貉，一路貨色。
而朝廷正是由於洪太尉、高太尉這些濫官的當道專權，“亂自上作”，才導致了一百單八個好漢嘯聚有路，報國無門，只得暫去水泊梁山“臥虎藏龍”。這也就是小說“引首”裡所說的：“豈知禮樂笙鏞治，變作兵戈劍戟叢。水滸寨中屯節俠，梁山泊內聚英雄。”
二是，小說編寫者以洪太尉的現身，規定了梁山一百單八個好漢的本質是“忠良”之士。
洪太尉來到伏魔殿後，見到了那塊“遇洪而開”的石碑。
接著，小說就寫了一段十分重要的話語：“卻不是一來天罡星合當出世，二來宋朝必顯忠良，三來湊巧遇著洪信，豈不是天數？”
這段話之所以重要，就是因為它建構了整部《水滸》小說情節演進的合理性，是解讀小說主旨的一個大關目。
從這段話裡可知，無論是這“天罡星合當出世”也好，還是這“宋朝必顯忠良”也罷，這個機緣巧合的關節點，就在洪太尉的身上。也就是說：洪太尉來了，這“天罡星”也就出世了。天罡星出世了，這“忠良”也就顯現了。可見，這“天罡”之星就是那“忠良”之臣。
小說寫道，“那道黑氣，直衝到半天裡空中，散作百十道金光，望四面八方去了。”於是，這“一百八人者”，也就“忠義之聚于山林者也”（李卓吾語）。
所以，對這段話的處理，就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方法。
認為《水滸》是宣揚“忠義”思想的袁無涯本，就在這裡寫下了這樣的眉批：“忠良二字是此一部書根本。”
而金聖嘆為了剔除宋江身上的“忠義”特質，索性就在七十回本里，故意刪掉了這三句話，讓它無跡可尋。
話到這裡，洪太尉這個小說裡第一個出場的濫官的意義，也就說完了。
那麼，那個作為濫官汙吏代表的高太尉，又是一個有著怎樣行狀的人呢？
小說第八回，林沖被高俅陷害之後，開封府的孔目孫定就對開封府尹這樣說道：“誰不知高太尉當權，倚勢豪強，更兼他府裡無般不做。但有人小小觸犯，便發來開封府，要殺便殺，要剮便剮，卻不是他家官府。”
這孫孔目的職務雖然不高，但卻在小說裡第一個明確說出了高俅“倚勢豪強”“無般不做”的事實。這堂堂開封府，竟然成了他高家開的官府。
對高俅的發跡，小說第二回是這樣寫的：這個高俅原是東京一個浮浪破落戶子弟，“自小不成家業，只好刺槍使棒，最是踢得好腳氣毬，京師人口順，不叫高二，卻都叫他做高毬。後來發跡，便將氣毬那字去了毛傍，添作立人，改作姓高，名俅。這人吹彈歌舞，刺槍使棒，相撲頑耍，亦胡亂學詩、書、詞、賦。若論仁、義、禮、智、信、行、忠、良，卻是不會。只在東京城裡城外幫閒。”
所以，後來當開封府尹要把高俅迭配出界的時候，諾大的一個東京城裡，竟然沒有一戶人家願意留容高俅食宿。
高俅沒有辦法，只好來到淮西臨淮州，投奔一個開賭坊的閒漢柳大郎。這時的高俅，真的是成了一個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
可就是這樣一個不學無術、品行不端的閒漢，卻因緣際會，僅僅是因為踢得一腳好毬，就成了端王的親信。
而等這個端王搖身一變，成了道君皇帝之後，沒過半年之間，這高俅竟然就當上了殿帥府的太尉，成了一名領軍的統帥。
所以，金聖嘆對高俅有這樣兩句批語，一句批道：“不寫一百八人，先寫高俅，則是亂自上作也。”還有一句批道：“不容他在家，卻容他在朝，天實為之，謂之何哉！”金老先生的這兩句批語，實在是批得在理。
袁無涯本在這裡也有個眉批，說道：“高俅也會槍棒，也會斷配，也會為人惜養抬納，只仁義禮智、信行忠良不會，皆影對水滸中人。”這個眉批，說得也很中肯。
更有意思的是，小說還通過一個細節，更寫出了高俅為人的不齒。
這個細節就是，高俅竟然把自己的叔伯兄弟，認作了自己的乾兒子，也就是那個著名的高衙內。
難怪金聖嘆要批道：“特寫小人無倫理，無閨門，以表惡之至也。”
金老先生這個“惡之至也”的評價，評得真是入木三分，十分深刻，活畫出了高俅的無恥和醜惡。
我們就來看看高俅作為殿帥府太尉，在領兵打仗時是如何的“惡之至也”的。
小說第七十八回，高俅領旨帶著十三萬大軍，前去征討梁山泊。可是，高俅先是在京師俄延了二十餘日，直到道君皇帝降詔，催促起軍時，才先發御營軍馬出城。可是，高俅又去教坊司選了歌兒舞女三十餘人，以供隨軍消遣。小說寫道，“至日祭旗，辭駕登程，卻好一月光景。”
這高俅的行狀，哪裡是領兵打仗的樣子？分明是去遊山玩水，狎妓尋歡了。
所以，小說編寫者就寫了這樣一首詩，來調侃高俅。詩曰：“輕事貪功願領兵，兵權到手便留行。幸因主帥遲遲去，多得三軍數日生。”
而容與堂本就在“選教坊司歌兒舞女三十餘人，隨軍消遣”句下批道：“好貨。”芥子園本也有一句眉批，批得很尖銳：“可憐十三萬人馬，此時已陷三十餘婦女陣中矣。”
難怪後來梁山泊要寫這樣一首詩，貼在濟州城裡的土地廟前，來譏諷高俅。詩云：“幫閒得志一高俅，漫領三軍水上游。便有海鰍船萬隻，俱來泊內一齊休。”
這是整部《水滸》小說中以梁山泊名義寫的唯一的一首詩，而這首詩，也是讓高俅對梁山泊更加恨之入骨的一個重要原因。
小說寫道，高俅聽聞了這首讓他顏面無存的小詩之後，大怒道：“若不殺盡賊寇，誓不回軍。”
這高俅領兵打仗，還有更加令人不齒的地方。
小說寫道，高俅不但“於路上縱容軍士，盡去村中縱橫擄掠，黎民受害，非止一端。”而且，還“自在城中帥府內，定奪徵進人馬：無銀兩使用者，都充頭哨出陣交鋒；有銀兩者，留在中軍，虛功濫報。似此奸弊，非止一端。”這可真是哪跟哪呀？這高俅還有一點點三軍統帥的樣子嗎？
難怪容與堂本在此要連批兩句道：“可殺”，“好貨”。袁無涯本會有這樣的眉批：“情弊一一數出，可為萬世鑑戒。”餘象鬥本要作如此的評語：“觀高俅縱軍擄人，實見敗國，令人可惡。”
這高俅的發跡，其實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恰恰就是對道君皇帝的批判。
有的看官看到這裡，可能會有這樣一個疑問，那就是既然宋江他們這麼痛恨濫官汙吏，那麼，高俅被擒上梁山之後，宋江為什麼不殺了高俅呢？
我們覺得，宋江之所以不殺高俅，反而還要厚待高俅，其實是有宋江的苦衷的。
小說第八十回，高俅被擒上梁山之後，宋江殺牛宰馬，大設筵宴，然後會集梁山的大小頭領，都來與高俅相見。
宋江對高俅說道：“文面小吏，安敢叛逆聖朝，奈緣積累罪尤，逼得如此。二次雖奉天恩，中間委曲奸弊，難以縷陳。萬望太尉慈憫，救拔深陷之人，得瞻天日，刻骨銘心，誓圖死保。”
原來，宋江厚待高俅這個階下囚的目的，只是想通過高俅能將前兩次招安不成的原委，上奏道君皇帝，以便能借助高俅的力量，達到招安的目的。
所以，宋江只得委曲求全，忍辱負重，違心地刻意奉迎高俅。
當高俅下山回東京的時候，宋江不但與吳用帶著二十餘騎親自送行，而且還抬出價值數千金的金銀綵緞，專送高俅。
這宋江的苦心，由此可見。
所以，餘象鬥本是這樣來評價宋江厚待高俅之事的：“觀宋江以禮待高俅，明欲圖回朝奏主，豈知高俅乃人面獸心之輩。”
可是，朝廷之中除了高俅這樣的“惡之至也”的無恥之徒之外，還有蔡京、童貫等“奸佞之臣”在當道專權。
而蔡京他們在遼國鉅額賄賂面前毫無原則的賣國行為，就更讓人寒心了。
小說第八十九回，宋江徵遼大獲全勝。遼國便派人來向宋江求和，說是：“年年進牛馬，歲歲獻珠珍，再不敢侵犯中國。”
宋江他們答覆道，此乃國家大事，只有聖旨準了你遼國的皈依表文，降詔赦罪，方才可以退兵罷戰。
於是，遼國右丞相太師褚堅就奏啟遼國狼主，說道：“目今本國兵微將寡，人馬皆無，如何迎敵？論臣愚意，微臣親往宋先鋒寨內，許以厚賄。一面令其住兵停戰；一面收拾禮物，徑往東京，投買省院諸官，令其於天子之前，善言啟奏，別作宛轉。目今中國蔡京、童貫、高俅、楊戩四個賊臣專權，童子皇帝聽他四個主張。可把金帛賄賂，與此四人，買其請和，必降詔赦，收兵罷戰。”
狼主同意了褚堅的奏請。
可是，接下來褚堅卻看到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場景。
小說寫道，褚堅前往宋江軍營，意欲厚賄宋江，可是卻被宋江嚴詞拒絕了。
宋江說道：“兩國交鋒，自古國家有投降之理，準你投拜納降，因此按兵不動，容汝赴朝廷請罪獻納。汝今以賄賂相許，覷宋江為何等之人，再勿復言！”
宋江這句“覷宋江為何等之人，再勿復言”的話，說得是何等的斬釘截鐵，何等的光明磊落。宋江的忠君報國之心，真可謂是皎如皓魄，赤若丹霞。
褚堅聽了，只得惶恐而退。
可是，褚堅到了東京之後，見了蔡京等四個大臣以及省院各官，這些官員不但全都收了褚堅的賄賂，而且還在朝廷上紛紛為遼國說話。
於是，次日朝散，褚堅就派人再到各官門下，重打關節。
那蔡京拿了褚堅的重金之後，就力許道：“令丞相自回，都在我等四人身上。”
對蔡京的這副賣國嘴臉，袁無涯本有句眉批，批得很有意思：“描得象。”雖然只有簡簡單單的三個字，卻真是批到點子上了。
那麼，褚堅此次的東京賄賂之行，他的收穫到底如何呢？
這褚堅的東京之行，可以說是收穫頗豐：其一，宋江收兵罷戰，班師回京；其二，宋江擒獲的遼國將領，悉數釋放還國；其三，宋江收復的城池，仍舊給遼國管領；其四，宋江收繳的府庫器具，仍舊交割遼國歸管。這褚堅真的可以說是滿載而歸了。
難怪宋江得知了這一結果之後，要無奈地感嘆道：“非是宋某怨望朝廷，功勳至此，又成虛度。”
所以，袁無涯本的回末總評，就發了這樣一通感慨：“宋先鋒力可剿遼，童蔡輩以貪賄而挫垂成之績。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信然。”
這濫官汙吏的惡，由此可見一斑。
這兩廂一對照，難怪小說編寫者要對梁山好漢如此讚賞了：“試看全夥裡舞槍弄棒的書生，猶勝滿朝中欺君害民的官吏。”
那麼，這梁山上“舞槍弄棒的書生”，為什麼會勝過“欺君害民的官吏”呢？
《水滸》小說用無可辯駁的事實回答道：“忠義”使然。“忠為君王恨賊臣”，在“忠義”的道德標尺面前，那“忠為君王”的梁山書生與“欺君害民”的濫官汙吏，兩者孰高孰低，可以說是高下立判。
（二）濫官汙吏的存在，使梁山好漢的行為具有了道義上的正義性。
最為典型的，莫過於小說第十八回，宋江私放晁蓋這一節故事了。
各位看官應該還記得，《水滸》小說對宋江私放晁蓋這一違法行為，其實是持肯定和欣賞態度的。
“取非其有官皆盜，損彼盈餘盜是公”。小說編寫者之所以會肯定宋江的放晁行為，他的道義基準點就是這生辰綱本來就是梁中書“害民”所得的“不義之財”。這梁中書的所作所為，可以說是“誅求膏血慶生辰，不顧民生與死鄰。”因此，這樣的生辰綱，“取之何礙”？即使“天理知之，也不為罪。”
所以，在小說編寫者看來，宋江的放晁行為在道義上完全是情有可原的。這也就是“剝民官府過於賊，應為知交放賊來。”
關於劫取生辰綱的正義性問題，容與堂本和袁無涯本分別有兩個觀點講得都很有道理。
容與堂本在小說第十四回的回末評道：“李生曰：晁蓋、劉唐、吳用都是偷賊底。若不是蔡京那個老賊，緣何引得這班小賊出來？”
袁無涯本在劉唐講生辰綱是“不義之財，取之何礙”，“天理知之，也不為罪”時有個眉批：“有此論頭才是義士，不是劫盜，此等處是作傳人大關目。”
而金聖嘆之所以會批評宋江的放晁之舉：“宋江而誠忠義，是必不放晁蓋者也；宋江而放晁蓋，是必不能忠義者也。”則是金聖嘆為了否定宋江的忠義形象，而對宋江的放晁行為所作的過度解讀而已。
小說第十九回，生辰綱案發後，濟州府緝捕使臣何濤領著官軍前來追捕晁蓋。於是，晁蓋他們就在石碣村的湖蕩裡，打了一場漂亮的阻擊戰。
在這場戰鬥中，阮氏兄弟唱了兩首很能說明問題的漁歌。只聽阮小五唱道：“酷吏贓官都殺盡，忠心報答趙官家。”阮小七唱道：“先斬何濤巡檢首，京師獻於趙王君。”
那麼，小說編寫者為什麼要讓正在阻擊官軍的阮氏兄弟，唱這樣兩首漁歌呢？
因為，在阮氏兄弟看來，這何濤就是個“虐害百姓的賊官”， “是濟州一個詐害百姓的蠢蟲！”所以，只有殺了這樣的“酷吏贓官”，才能算得上是“忠心報答趙官家”。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晁蓋他們在石碣村消滅何濤的行為，不但不為罪，反而具有了道義上的正義性，是在幫“趙官家”的忙了。
對阮氏兄弟所唱的這兩首漁歌，金聖嘆分別有兩句很到位的批語：“以殺盡贓酷為報答國家，真能報答國家者也。”“斬贓酷首級以獻其君，真能獻其君矣。”可見，阮氏兄弟“殺盡贓酷”的目的，就是為了“忠心”，就是為了報答“趙官家”。所以，袁無涯本的眉批要感嘆道：“直抒作者胸懷。”“兩歌俱見忠義。”
而金聖嘆的另外一句批語，則批得更加入木。
小說寫道，阮小五見了何濤等官軍，就大罵道：“你這等虐害百姓的賊官，直如此大膽！敢來引老爺做甚麼！卻不是來捋虎鬚！”
金老先生就在“你這等虐害百姓的賊官”句下批道：“官是賊，賊是老爺。然則官也，賊也；賊也，老爺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在金聖嘆看來，何濤這樣的官分明就是“賊”，而阮小五這樣的賊人，卻是十足的“老爺”。這種身份認知上的錯位，不是非常值得人深思嗎？
那麼，阮氏兄弟為什麼會對何濤這些官軍如此的恨之入骨呢？
小說第十五回，吳用撞籌阮氏兄弟時，阮小五所說的那番話，道出了其中的原委：“如今那官司一處處動彈，便害百姓；但一聲下鄉村來，倒先把好百姓家養的豬、羊、雞、鵝，盡都吃了，又要盤纏打發他。”
這阮小五的話，分明就是宋朝時流行的那句俗語“匪過如梳，兵過如箆，官過如剃”的具象版了。
所以，正是在這些濫官汙吏的侵害之下，那些生活在社會最低層的普通老百姓，才會如此的苦不堪言，才會對這些濫官汙吏如此的恨之入骨了。“剝民官府過於賊”，就是對那個黑暗社會的真實寫照和深刻批判。
於是，阮氏兄弟會在心中暗暗羨慕梁山泊裡的那些強人，也就不足為怪了。
小說第十五回，阮小五就對吳用這樣說道：“他們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論秤分金銀，異樣穿綢錦；成甕吃酒，大塊吃肉，如何不快活？我們弟兄三個空有一身本事，怎地學得他們！”
由此，我們不難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那就是：“盜賊本王臣”，正是這些濫官汙吏的作惡多端，才逼迫得這一百單八個好漢不得不走上了梁山。
所以，金聖嘆才會在七十回本的第二回回前，發出這樣振聾發聵的一問：“嗟乎！才調皆朝廷之才調也，氣力皆疆場之氣力也，必不得已而盡入於水泊，是誰之過也？”金老先生這一問，真可以說是問得入木三分了。
於是，“忠為君王恨賊臣，義連兄弟且藏身。不因忠義心如一，安得團圓百八人。”這梁山好漢的“忠君王”與“恨賊臣”，就這樣在“忠義”的大旗之下，完美地統一在了一起。而“團圓百八人”的粘合劑，就是“忠義”那兩個大字。這也就說明：梁山泊這一百單八個好漢，分明就是“忠義心如一”的忠義之師。
（三）懲治濫官汙吏，一直是梁山好漢所遵循的行為指南。
我們這樣說的理由有三：
一是小說在不同場合，多次寫了梁山好漢懲治濫官汙吏的決心和行動。
小說第十九回，正因為何濤是個“虐害百姓的賊官”，“是濟州一個詐害百姓的蠢蟲”，所以，阮小七就二話不說，拔出尖刀，把何濤的兩隻耳朵割了下來，以做表證。
小說第三十三回，宋江他們破了青州城之後，就把那“殘害良民”的慕容知府的一家老幼，盡皆斬首。順帶還抄扎了傢俬，分賞眾軍。
小說第四十一回，打了無為軍之後，宋江他們就殺了“慣行歹事”的黃文炳的全家。而黃文炳本人，則被李逵綁在柳樹上，一刀一刀地當眾割了吃了。黃文炳的家財，也全都賞給了眾多出力的小嘍羅。
小說第五十四回，宋江他們打破高唐州之後，就把“無所不為”的高廉的一家老小三四十口，全都處斬於市。
小說第五十九回，宋江為了營救史進、魯智深，大鬧了西嶽華山。那“為官貪濫”、“強霸民女”的華州賀太守，就在西嶽廟裡，被解珍、解寶兄弟兩個，一腳踢翻在地，割下了腦袋。
小說第六十三回，梁山為營救石秀和盧俊義兩人，就在北京城裡廣發沒頭帖。
那沒頭帖的起首就這樣寫道：“今為大宋朝濫官當道，汙吏專權，毆死良民，塗炭萬姓。”然後，在表明了梁山“剿除奸詐，殄滅愚頑”的態度之後，那沒頭帖就要求“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好義良民，清慎官吏，切勿驚惶，各安職業。”
很顯明，梁山打北京城，打的就是那些“毆死良民，塗炭萬姓”的濫官汙吏，要“殄滅”的就是那些“奸詐”和“愚頑”，而與那些“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好義良民”和“清慎官吏”之類的人，是沒有任何關係的。所以，大家儘可以把心放寬，“切勿驚惶，各安職業”。
各位看官請注意，梁山的沒頭帖裡專門寫到了“清慎官吏”，要他們“切勿驚惶”。這就清楚表明，梁山所痛恨的，只是濫官汙吏，而與“清慎官吏”無涉。
小說第六十九回，宋江破了東平府後，不但將程太守的傢俬表散居民，還沿街告示百姓：“害民州官，已自殺戳；汝等良民，各安生理。”
可以這樣說，梁山對濫官汙吏的懲治，是態度堅決，毫不手軟的。“手提三尺龍泉劍，不斬奸邪誓不休”，當是梁山眾好漢“嘯聚山林”的題中應有之義。
二是懲治濫官汙吏，始終是宋江勸降朝廷將領上梁山的一個重要理由。
小說第六十四回，宋江在陣前對關勝說道：“蓋為朝廷不明，縱容奸臣當道，讒佞專權，設除濫官汙吏，陷害天下百姓。宋江等替天行道，並無異心。”
小說第六十五回，宋江在勸降索超時又說道：“你看我眾兄弟們，一大半都是朝廷軍官，蓋為朝廷不明，縱容濫官當道，汙吏專權，酷害良民，都情願協助宋江，替天行道。若是將軍不棄，同以忠心為主。”
朝廷上下“濫官當道，汙吏專權”的現狀，對關勝、索超這些朝廷將領來說，應該是感同身受的。所以，當宋江對這些朝廷將領一方面以誠相待，以禮相邀，一方面直指時弊，坦陳忠心的時候，他們也就在宋江忠義之心的感召下，紛紛加入了梁山的行列，與宋江他們一道“同以忠心為主”，懲治濫官汙吏，一同替天行道了。
這裡要提請各位看官注意的是，宋江以懲治濫官汙吏為由，勸降關勝、索超等朝廷將領的言語，並不是藏著掖著的私密談話，而是當著眾多梁山頭領的面，在大庭廣眾之下發布的公開宣言。
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宋江這樣做，既表明了梁山懲治濫官汙吏的心之烈，也表明了梁山期望朝廷將領上梁山的意之切。
三是梁山好漢以懲治濫官汙吏為己任的所作所為，使梁山的名聲播揚四方。
小說第八十四回，遼國在商議如何抵禦宋江大軍的時候，褚堅就向遼國狼主啟奏道：“臣聞宋江這夥，原是梁山泊水滸寨草寇，卻不肯殺害良民，專一替天行道，只殺濫官汙吏、詐害百姓的人。”
可見，這個遠在遼國的褚堅，對宋江他們“專一替天行道，只殺濫官汙吏、詐害百姓的人”的行為，竟然也是瞭如指掌，佩服有加的。
而且，宋江他們懲治濫官汙吏的名聲，不但作為遼國右丞相太師的褚堅知道得一清二楚，就連一般的普通老百姓，也都有所耳聞。
比如，小說第六十五回，張順在揚子江邊，對開村酒店的王定六父親說道：“宋頭領專以忠義為主，不害良民，只怪濫官汙吏。”
王定六父親道：“老漢聽得說：宋江這夥，端的仁義，只是救貧濟老，那裡是我這裡草賊？若得他來這裡，百姓都快活，不吃這夥濫官汙吏薅惱！”
比如，小說第八十六回，盧俊義徵遼兵陷青石峪，無跡可尋。於是，宋江就派解珍、解寶扮作獵戶，去深山裡面打探消息。
可是，就在這不見人煙的深山冷坳裡，那兩個叫劉二、劉三的獵戶兄弟，竟然也知道宋江他們“替天行道，不損良民”的壯舉。
小說寫道，劉二、劉三兩兄弟動問解珍、解寶道：“俺們久聞你梁山泊宋公明替天行道，不損良民，直傳聞到俺遼國。”
解珍、解寶便答道：“俺哥哥以忠義為主，誓不擾害善良，單殺濫官酷吏，倚強凌弱之人。”
劉二、劉三兩兄弟道：“俺們只聽得說，原來果然如此！”於是，雙方盡皆歡喜，便有相愛不捨之情。
由此可見，梁山好漢懲治濫官汙吏的美名傳播之廣了。
而小說第八十一回，燕青在李師師家面見道君皇帝時所說的那番話，那就講得更加清楚了。
燕青奏道：“宋江這夥，旗上大書‘替天行道’，堂設‘忠義’為名，不敢侵佔州府，不肯擾害良民，單殺贓官汙吏讒佞之人，只是早望招安，願與國家出力。”
李師師也在一旁奏道：“陛下雖然聖明，身居九重，卻被奸臣閉塞賢路，如之奈何？”
道君皇帝聽了，嗟嘆不已。於是，就有了宿太尉齎丹詔招安梁山的後文。
綜上所述，梁山好漢一直是把懲治濫官汙吏，當作自己應該遵循的行為指南的。
那麼，小說為什麼會把懲治濫官汙吏，當作梁山英雄的行為指南的呢？
各位看官應該知道，《水滸》小說作為一個集體創作與個人編寫相結合的產物，是有著諸多的故事源頭的。其中，元雜劇裡的水滸戲，就是其中一個極為重要的源泉。
據《錄鬼簿》和《太和正音譜》記載，元人所寫的水滸戲有二十五種之多。不過，流傳至今的，只有《黑旋風雙獻功》、《同樂院燕青博魚》等六本雜劇了。
在現存元人水滸戲裡，懲治濫官汙吏，就是梁山好漢們的一項重要任務。
元人李文蔚《同樂院燕青博魚》雜劇，燕青在第一折裡唱道：“俺也曾那草坡前把濫官來拏，俺是那梁山泊裡的宋江，不比那幫源洞方臘。”燕青的意思很清楚，咱梁山泊好漢是把捉拿濫官為己任的，所以，完全不同於那個在幫源洞裡造反稱王的方臘。
在全劇劇終時，宋江還總結道：“俺三十六勇耀罡星，一個個正直公平”。可見“正直公平”是梁山好漢們的道德規範，而與此相對應的，則是那些濫官汙吏們的“無作非為”。
元無名氏《爭報恩三虎下山》雜劇，李千嬌在楔子裡說道：“我一向聞得宋江一夥，只殺濫官汙吏，並不殺孝子節婦，以此天下馳名，都叫他做呼保義宋公明。”雜劇借李千嬌之口，說出了宋江一夥之所以天下馳名的原因所在。而這“只殺濫官汙吏，並不殺孝子節婦”的說法，簡直就是《水滸》小說中梁山泊散發在北京城裡的那份沒頭帖的簡化版了。
元明間無名氏《梁山七虎鬧銅臺》雜劇，宋江在楔子裡叮囑張順道：“既然你要去，路上休欺負那孝子順孫，只除害那不忠不義。”
張順在第二折裡對盧俊義唱道：“賺你到梁山境，與保義盡忠輔國，行天道保障黎民。”
吳用在第三折裡唱道：“統領雄兵早下山，教他那汙吏贓官心膽寒。”
可見，這梁山的宗旨就是“與保義盡忠輔國，行天道保障黎民”。所以，梁山好漢如果要下山，那麼，就不能“欺負那孝子順孫”，而只能去殺那“不忠不義”之徒和“汙吏贓官”之輩。
那麼，元人水滸戲為什麼要把懲治濫官汙吏，作為梁山好漢們的一項重要任務呢？
因為，元時吏治腐敗，權貴橫行，老百姓有冤難伸，有苦難訴。於是，尋求“公正”、伸張“正義”就成了當時人們普遍的價值追求和心理期望。
所以，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梁山上那些“替天行道救生民”的英雄好漢，自然就成了人們的情感寄託，法外之地的“水泊梁山”，也就變成了人們心目中的另一個“開封府”。
於是，在民間廣受歡迎的水滸戲，就想通過樑山好漢這一載體，來表達人民群眾期待改變社會不公現象，追求自身美好生活的願望，也就在所難免了。
對此，胡適先生在《水滸傳考證》中的論述，講得很有道理：“南宋政治腐敗，奸臣暴政使百姓怨恨，北方在異族統治之下受的痛苦更深，故南北民間都養成一種痛恨惡政惡官吏的心理，由這種心理上生出崇拜草澤英雄的心理。”
有的看官看到這裡可能要說了，既然《水滸》小說不反“貪官”，只反“濫官汙吏”，那麼，這“貪官”與“濫官汙吏”又有什麼區別呢？
在《水滸》小說的價值評判裡，這“貪官”與“濫官汙吏”其實是雖有些許聯繫，卻有巨大區別的。
說聯繫，就是“貪官”與“濫官汙吏”都是貪圖錢財的。這是他們兩者的共性所在。說區別，就是“貪官”與“濫官汙吏”又有著截然不同的價值觀。這是他們兩者的顯著不同。
而評判的標準只有一個，那就是看他是否“素懷忠義”，能否為社稷民生著想。也就是餘象鬥在《題水滸傳敘》所說的“盡心於為國之謂忠，事宜在濟民之謂義”，看他能否“為國”，能否“濟民”。
如果這個官員雖然貪圖錢財，但是他若能以“素懷忠義”為要，處處以社稷民生為重，那麼，他就不能算是“濫官汙吏”，自然也就不在梁山好漢要“殺盡”的範疇之列。反之，那就是“酷吏贓官都殺盡，忠心報答趙官家”了。
所以，如果我們作個小統計，就會發現凡是被梁山所打擊、所殺掉的那些個“濫官汙吏”，沒有一個是“素懷忠義”，時時處處以社稷民生為重的。相反，一個個都是“殘害良民”“慣行歹事”的“賊官”。比如梁中書、慕容彥達、劉高、蔡得章，比如黃文炳、高廉、賀太守、程萬里，不勝枚舉，不一而足。
至於蔡京、童貫、高俅、楊戩這四個“變亂天下，壞國，壞家，壞民”，危害社稷民生的“奸佞之臣”，則更是小說要竭力鞭笞的對象。
那麼，小說編寫者為什麼會以是否“素懷忠義”，能否為社稷民生著想，作為界定“貪官”與“濫官汙吏”的標準呢？
小說編寫者之所以會這樣做，其實是為其特殊的時代背景所決定的。
在那個“贓吏紛紛據要津，公然白日受黃金”的黑暗年代，人們普遍地“痛恨惡政惡官吏”，而嚮往能有“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忠義之臣，來匡復朝政，來“立國安邦”。既然“廉以律己”“不愛黃金愛宋江”的“張叔夜”遙不可得，那麼，“素懷忠義”，肯為社稷民生著想的“宿元景”只能是個無奈的選擇了。
這就是那個時代的悲哀了。
四、《水滸》小說的創作本旨，就是反對濫官汙吏，宣揚全忠仗義、忠君報國的思想
我們這樣說的根據，主要有兩條：
（一）從水滸故事的流傳來看，反對濫官汙吏，全忠仗義、忠君報國一直是水滸故事的核心基因。
首先，早在南宋時期，就有水滸故事在民間流傳了。
南宋羅燁的《醉翁談錄》裡，就有“石頭孫立”“青面獸”“花和尚”“武行者”等篇目。
宋末元初的龔開在《宋江三十六贊·序》裡寫道：“宋江事見於街談巷語”，李嵩為宋江他們作畫，“士大夫亦不見黜”。可見，“宋江事”在南宋時期就已經相當流行了，就連士大夫們見了，也不足為怪。
在《宋江三十六贊》裡，龔開是這樣寫宋江的：“不假稱王，而呼保義。豈若狂卓，專犯諱忌。”而寫吳用，則是“古人用智，義國安民”；寫關勝，則是“雲長義勇，汝其後昆”；寫張順，則是“願隨忠魂，來駕怒潮”；寫花榮，則是“中心慕漢，奪馬而歸”；寫楊雄，則是“能持義勇，自命何全”；等等。
而且，龔開還在“序”裡稱讚宋江是“識性超卓，有過人者，立號既不僭侈，名稱儼然，猶循軌轍”，“與之盜名而不辭，躬履盜跡而無諱者也”。
可見，在龔開的“贊”和“序”裡，雖然這夥以宋江為首的群雄是“與之盜名而不辭，躬履盜跡而無諱”的“盜蹠”之徒，但是，不容否認的事實是，從他們的身上已隱約可見全忠仗義、忠君報國的影子了。
那麼，龔開筆下為什麼會隱約可見宋江全忠仗義、忠君報國的影子呢？
鄭振鐸先生在《水滸傳的演化》中有精到的論述：“他（龔開）處在蒙古民族的鐵蹄之下，頗希望有宋江之類的豪傑出來，以恢復故邦。南宋之盛行‘水滸故事’便也是這個心理。他們為金人所侵凌，畏之如虎，便不禁的會想起了‘能征慣戰’的水滸英雄來。雖然只不過是想慕而已，卻也聊足以快意。”
成書於宋末元初的話本《大宋宣和遺事》，書中有關水滸故事的章節“梁山濼聚義本末”，被學界稱為是《水滸傳》的藍本。魯迅先生就認為《大宋宣和遺事》“是《水滸》的先聲”，而鄭振鐸先生則將《大宋宣和遺事》比作“最初的《水滸傳》雛形”。
《大宋宣和遺事》講到，宋江殺了閻婆惜之後，為了躲避官兵的追捕，就躲到了屋後的九天玄女廟裡，卻意外地得到了一卷天書。
這卷天書上面，不但寫著三十六將的姓名，還題有四句詩，寫了一行字。
這四句詩是：“破國因山木，刀兵點水工。一朝充將領，海內聳威風。”
那一行字是：“天書付天罡院三十六員猛將，使呼保義宋江為帥，廣行忠義，殄滅奸邪。”
於是，宋江就帶著這卷天書，和朱仝、雷橫並李逵、戴宗、李海等九人，直奔梁山濼，去尋那哥哥晁蓋。
到梁山濼時，晁蓋已死。因宋江持有天書，所以眾好漢就共推宋江做了強人首領。
在宴筵上，吳加亮就向宋江說道：“是哥哥晁蓋臨終時分道與我：他從政和年間朝東嶽燒香，得一夢，見寨上會中合得三十六數。若果應數，須是助行忠義，衛護國家。”
後來，梁山好漢全夥接受了朝廷的招安，各受武功大夫誥敕，分派到諸路巡檢使。而宋江因平方臘有功，封節度使。
從《大宋宣和遺事》的上述描寫可知，水滸故事至此已開始大張旗鼓地描寫宋江全忠仗義、忠君報國的壯舉了。無論是天書“一朝充將領，海內聳威風”的詩句，九天玄女“使呼保義宋江為帥，廣行忠義，殄滅奸邪”的要求，還是晃蓋“須是助行忠義，衛護國家”的囑咐，宋江接受朝廷招安後平方臘的功績，都彰現了宋江他們“廣行忠義”“殄滅奸邪”“衛護國家”的灼灼熱誠和赫赫戰功。
在這裡，宋江他們雖然仍要下山去“略州劫縣，殺人放火”，“劫掠子女玉帛”。但是，我們不難發現宋江身上的“盜蹠”形象，已經在逐漸淡化了。取而代之的，則是宋江內心的那份勃勃燃燒的忠義之情。
需要指出的是，那宋江身上所肩負的“殄滅奸邪”的使命，已經在暗中規定了元人水滸戲中梁山好漢“只殺濫官汙吏”的敘事脈絡了。
明嘉靖年間的楊慎在《詞品·拾遺·李師師》中寫道：“《甕天脞語》又載宋江潛至李師師家，題詞於壁雲：‘天南地北，問乾坤，何處可容狂客？借得山東煙水寨，來買鳳城春色。翠袖圍香，鮫綃籠玉，一笑千金值。神仙體態，薄倖如何銷得？想蘆葉灘頭，蓼花汀畔，皓月空凝碧。六六雁行連八九，只待金雞消息。義膽包天，忠肝蓋地，四海無人識。閒愁萬種，醉鄉一夜頭白。’小辭盛於宋，而劇賊亦工如此。”
這《甕天脞語》的作者，是宋末元初的童甕天。
在這首詞裡，潛入李師師家謀求招安的宋江，不但講到了自己對招安的期盼，“借得山東煙水寨，來買鳳城春色”，“六六雁行連八九，只待金雞消息”，也直抒了自己“義膽包天，忠肝蓋地”，可是“四海無人識”的一腔熱誠。
雖然“借得山東煙水寨，來買鳳城春色”還不失有“要做官，殺人放火受招安”的嫌疑，但是不管怎麼說，宋江全忠仗義、忠君報國的思想，在這首詞裡已經是昭然若揭了。
宋江在李師師家裡題詞這個故事，在當時的民間應該是廣為流傳的，也就是楊慎所說的“小辭盛於宋”。所以，童甕天才會將它收錄在自己的書裡。
這也就從一個側面證明了，至少早在宋末元初的水滸故事裡，宋江全忠仗義、忠君報國的形象已得到了社會的普遍認可。
而《水滸》小說第七十二回，宋江在李師師家所作的那首樂府詞，除了中間有五個字與這首記載在《甕天脞語》裡的詞不一樣之外，其他的全都是一模一樣的。
只不過，《水滸》小說裡的宋江並不是將詞題在李師師家的粉壁上，而是寫在花箋裡，遞給李師師看的。
那麼，宋末元初的水滸故事為什麼會被打上如此深刻的“忠義”烙印呢？
魯迅先生的《中國小說史略》指出：“宋代外敵憑陵，國政弛廢，轉思草澤，蓋亦人情。”
可見，正是那“外敵憑陵，國政弛廢”的殘酷現實，才使得那些無望中的人們，只好將自己渴望社稷興旺、民生安泰的目光，投向了“不假稱王”“猶循軌轍”的梁山英雄。於是，宋江們就義無反顧地擔負起了“廣行忠義”的神聖使命。而那些在梁山上四處出擊，“劫掠子女玉帛”的“草澤英雄”，也就演化成了一支“殄滅奸邪”“衛護國家”的“忠義之師”了。
其次，水滸故事在元時又有了新的發展。
元人陸友在《杞菊軒稿·題宋江三十六人畫贊》詩裡寫道：“睦州盜起隳連城，誰挽長江洗兵馬。京東宋江三十六，白日橫行大河北。官軍追捕不敢前，懸賞招之使擒賊。後來報國收戰功，捷書夜奏甘泉宮。楚龔好古在畫贊，不敢區區逢聖公。我嘗舟過樑山泊，春水方生何渺漠。或雲此是碣石村，至今聞之猶褫魄。”
從陸友的這首詩中，我們可以清晰讀出以下幾個不爭的事實：一是“誰挽長江洗兵馬”“懸賞招之使擒賊”等詩句，寫出了宋江他們受招安擒方臘的忠君之舉；二是“後來報國收戰功，捷書夜奏甘泉宮”等詩句，寫出了宋江他們“統豺虎，御邊幅”“平虜保民安國”的報國之心；三是“或雲此是碣石村，至今聞之猶褫魄”等詩句，則寫出了水滸故事在元時民間的流傳之廣。
陸友這首詩作的意義，不但讓我們瞭解了元代水滸故事在民間流傳的盛況，更讓我們發現了宋江的身上，又平添了一份“御邊幅”“平虜保民安國”的意味，這樣就給人以充分的抵禦外侮的想象空間了。於是，那徵遼報國的故事，也就呼之欲出了。
元人水滸戲對水滸故事的流傳影響甚大。那麼，元人水滸戲又是如何來寫水滸故事的呢？
首先，在元人水滸戲中，懲治濫官汙吏是梁山好漢的一項重要任務。這我們在前文已有詳述，在此不贅。
其次，在元人水滸戲中，梁山好漢懲治濫官汙吏的行動已深深植入了“忠義”的內核。
元無名氏《爭報恩三虎下山》雜劇，宋江在楔子裡自我介紹道：“忠義堂高搠杏黃旗一面，上寫著‘替天行道宋公明’。”
在第四折裡，李千嬌唱道：“謝得你梁山泊上多忠義，救了咱重生在世。”
元人李致遠《大婦小妻還牢末》雜劇，宋江在楔子裡稱自己是“順天呼保義”。
在第四折裡，宋江說道：“俺梁山聚集豪英，要替天行道公平，忠義堂施呈氣概，結交的天下賢能。”
到了元明間無名氏的《梁山七虎鬧銅臺》雜劇，則把宋江他們的全忠仗義、忠君報國之心寫得更為明晰了。
在楔子裡，宋江道：“報國赤心如皎月，傑士叢中把姓標。”並叮囑張順道：“既然你要去，路上休欺負那孝子順孫，只除害那不忠不義。”
在第二折裡，張順對盧俊義唱道：“賺你到梁山境，與保義盡忠輔國，行天道保障黎民。”
在第五折裡，吳用唱道：“有一日聖明主招安去，掃蠻夷，輔聖朝，麒麟閣都把名標。”宋江道：“安邦護國稱保義，替天行道顯忠良，一朝聖主招安去，記保華夷萬載昌。”
而元明間無名氏的《宋公明排九宮八卦陣》雜劇，則是直接寫宋江他們抗擊遼國的故事了。
元人水滸戲對水滸故事的流傳，其最大的貢獻在於：一是將“聚義廳”改為了“忠義堂”，並在忠義堂前樹起了一面“替天行道”的杏黃旗。二是將宋江的綽號，由南宋時的“呼保義”變成了“順天呼保義”，另外又給宋江加了一個“及時雨宋公明”的新頭銜。三是將梁山好漢的人數，由南宋時的“三十六人”，或“六六雁行連八九”，明確成了“三十六大夥，七十二小夥”。這樣也就規定了《水滸》小說中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的雛形。
雖然，在元人水滸戲裡，宋江還沒有完全脫去“風高敢放連天火，月黑提刀去殺人”的“劇賊”之氣。但是，這“忠義堂”的匾額、“替天行道”的杏黃旗和“順天呼保義”的綽號的橫空出現，已經從根本上改變了梁山聚義的性質。
對此，胡適先生在《水滸傳考證》中有精闢的論述：“梁山泊漸漸變成了‘替天行道救生民’的忠義堂了！這一變化非同小可。把‘替天行道救生民’的招牌送給梁山泊，這是水滸故事的一大變化，既可表示元朝民間的心理，又暗中規定了後來《水滸傳》的性質。”
所以，我們完全可以這樣說，小說編寫者在南宋街談巷議、宋元話本和元人水滸戲等等眾多水滸故事的基礎上，編輯創作而成的《水滸》小說，正是繼承併發揚了歷代水滸故事反對濫官汙吏，全忠仗義、忠君報國這一核心基因，並把它昇華成了小說的創作本旨。
所以，《水滸》書名在明代出現最多的就是《忠義水滸傳》，歷代許多《水滸》論者，比如李贄、五湖老人、大滌餘人、袁無涯、餘象鬥等人，都把全忠仗義、忠君報國當作小說的重要思想來推崇，也就不足為怪了。
（二）從梁山好漢的群像來看，反對濫官汙吏，全忠仗義、忠君報國一直是他們遵循的基本道德準則。
梁山好漢懲治濫官汙吏的義舉，我們在前文已有論述。現在，著重講講梁山好漢全忠仗義、忠君報國的問題。
首先，小說在不同的場景，都寫到了梁山好漢全忠仗義、忠君報國的壯舉。
小說第十九回，阮氏兄弟在石碣村阻擊何濤等官軍時，就唱出了“酷吏贓官都殺盡，忠心報答趙官家”這樣一心忠君的漁歌，並把“虐害百姓的賊官”何濤所帶領的官軍，打得落花流水，屍橫遍野。
小說第四十四回，戴宗在薊州勸說石秀上梁山時，曾這樣說道：“這般時節認不得真，一者朝廷不明，二乃奸臣閉塞。小可一個薄識，因一口氣去投奔了梁山泊宋公明入夥，如今論秤分金錢，換套穿衣服，只等朝廷招安了，早晚都做個官人。”
正是因為目下“朝廷不明”“奸臣閉塞”，所以，戴宗就勸石秀不妨先上梁山，等將來受了招安，再去做個“官人”，以便報效國家，光宗耀祖。
小說第五十五回，宋江對上梁山後擒獲的第一位朝廷將領彭玘說道：“某等眾兄弟也只待聖主寬恩，赦宥重罪，忘生報國，萬死不辭。”
後來，每逢朝廷將領被俘，宋江總是以“權借梁山水泊避難，專等朝廷招安，與國家出力”這樣的理由，來表明梁山的立場，勸說他們暫上梁山，一同替天行道，等朝廷招安之後，再一起忠心報國。
小說第七十一回，天罡地煞終於匯聚梁山。眾英雄排定座次之後，宋江就在忠義堂上率眾盟誓：“但願共存忠義於心，同著功勳於國，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神天鑑察，報應昭彰。”於是，眾頭領就“同聲共願”，全都“歃血誓盟”，誓將“共存忠義於心，同著功勳於國”。
招安之後，宋江他們無論是徵遼、平田虎，還是平王慶、徵方臘，都展現出了一派全忠仗義、忠君報國的赤子之心，為朝廷立下了赫赫戰功。
下面，我們就講講徵方臘過程中發生的兩件事情。
小說第一百十六回，阮小二、孟康在攻打烏龍嶺時不幸陣亡，宋江知悉後是寢食俱廢，夢寐不安。
於是，阮小七、阮小五就在掛孝完畢之後，前來中軍帳裡安慰宋江道：“我哥哥今日為國家大事，折了性命，也強似死在梁山泊，埋沒了名目。先鋒主兵不須煩惱，且請理國家大事。我弟兄兩個，自去復仇。”
兄弟手足情深。可是，阮氏兩兄弟在大哥阮小二陣亡之後，雖感悲痛，但是卻很自豪。
因為，他們覺得阮小二是“為國家大事，折了性命”，是為國捐軀的。所以，雖死猶榮，要遠遠強於“死在梁山泊，埋沒了名目”。
這就不得不讓人想起石碣村的湖蕩裡，那阮氏兄弟所唱的那首“酷吏贓官都殺盡，忠心報答趙官家”的漁歌了。可見，忠義之心，在阮氏兄弟的心中是一貫的執著。
也是在同一回裡，解珍、解寶兩兄弟為破烏龍嶺，決計闖關放火。
解珍、解寶來向宋江請命道：“我弟兄兩個，自登州越獄上梁山泊，託哥哥福廕，做了許多年好漢，又受了國家誥命，穿了錦襖子，今日為朝廷，便粉骨碎身，報答仁兄，也不為多。”
宋江道：“賢弟休說這兇話，只願早早幹了大功回京，朝廷不肯虧負我們。你只顧盡心竭力，與國家出力。”
解珍、解寶兩兄弟的態度很堅決，既然是“受了國家誥命，穿了錦襖子”，那麼，“今日為朝廷，便粉骨碎身”，也就在所不辭了。
這是何等的赤膽忠心，何等的英雄氣概！
其次，我們再來說說小說對宋江這個人物形象的塑造。
宋江無疑是《水滸》小說中全忠仗義、忠君報國思想的代表人物。宋江的人生理想是“全忠仗義，輔國安民”，宋江的座右銘是“寧可朝廷負我，我忠心不負朝廷”。
不過，宋江雖然一直都將全忠仗義、忠君報國作為自己人生的終極目標。但是，宋江這一人生目標的孕育和實現，卻有個發展和完善的過程。我們可以粗略地將之分為這樣四個階段：
其一，萌芽。
小說第三十二回，在武松首先對宋江提出了招安的想法之後，宋江曾對武松說過這樣兩句話，一句是：“兄弟既有此心歸順朝廷，皇天必祐。”還有一句是：“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攛掇魯智深、楊志投降了。日後但是去邊上，一刀一槍，博得個封妻廕子，久後青史上留一個好名，也不枉了為人一世。我自百無一能，雖有忠心，不能得進步。”
此時的宋江，雖然對自己的未來人生仍然有所希冀，還沒有下定要落草為寇的決心。但是，以忠義之心自居的宋江，還是覺得武松作為一個戴罪之人，只有接受了招安，歸順了朝廷，然後去邊關之上，“一刀一槍，博得個封妻廕子”，青史留名，這樣才不枉了為人一世。
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出，宋江雖然給武松指出了一條報效朝廷、青史留名的可行路徑，但是，宋江對自己的信心卻是不足的。
宋江作為一個身負罪案的吏員，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如果不走非常規的路徑，那麼，要想有所作為、出人頭地，那是絕不可能的。所以，宋江才會同武松說出“我自百無一能，雖有忠心，不能得進步”這樣無奈的話語來。
所以，宋江雖然“有養濟萬人之度量”，“懷掃除四海之心機”，他的內心湧動著一腔全忠仗義、忠君報國的熱忱之心。但是，此時的宋江，還深受著“孝”的羈絆。所以，宋江前行的步子，邁得還並不那麼地堅決。
其二，提出。
小說第四十二回，宋江從江州法場逃出生天後，不得不上了梁山。可是奇怪的是，宋江在梁山上只喝了三天的酒，就急著以回家搬取家人上山為藉口，執意一個人下山去了。結果，就生出了遇九天玄女受天書這樣一個傳奇故事。
這個九天玄女的故事，其實是宋江自己一手炮製的。而宋江這樣做的目的，就是要借九天玄女之口，來提出自己“替天行道，為主全忠仗義，為臣輔國安民，去邪歸正”的人生理想。
因為，“功名未上凌雲閣，姓字先標聚義廳”，梁山的興盛壯大，讓處在萬般無奈之中的宋江，發現了一個絕好的可以一展人生抱負的棲身之地。所以，宋江就想抓住這個難得的機會，來力圖實現自己全忠仗義、忠君報國的人生目標。
於是，宋江就在還道村裡，遇到了九天玄女，接受了三卷天書。
其三，實施。
目標提出後的關鍵在於落實。所以，宋江上了梁山之後，總是在不同的場合，對不同的人物，宣講著自己的觀點，闡述著自己的目標，以圖贏得人心，壯大力量。
比如小說第五十五回，宋江在勸降彭玘時就說道：“某等眾兄弟也只待聖主寬恩，赦宥重罪，忘生報國，萬死不辭。”
比如小說第五十六回，宋江為了勸徐寧上梁山，就對徐寧說道：“現今宋江暫居水泊，專待朝廷招安，盡忠竭力報國；非敢貪財好殺，行不仁不義之事；萬望觀察憐此真情，一同替天行道。”
比如小說第五十九回，宋江向宿太尉表露心跡，說道：“宋江原是鄆城縣小吏，為被官司所逼，不得已哨聚山林，權借梁山水泊避難，專等朝廷招安，與國家出力。”
小說編寫者在這裡只用了一個“權借”，一個“專等”，就寫出了宋江棲身梁山的無奈和盼望朝廷招安的熱切。而宋江之所以要這樣說的目的，就是為了尋求宿太尉的理解和支持，好為下步的梁山受招安，打好基礎，作好鋪墊。也就是“休言嘯聚山林，早願瞻依廊廟”，宋江向宿太尉展露的，就是一派全忠仗義、忠君報國的赤子之心。
而宋江也正是利用這一次次的袒露心跡的機會，將梁山眾頭領的心思，都牢牢地維繫在了“忠義”的大旗之下。
誠如張錦池先生在《水滸傳考論》中所指出的：“梁山兵馬發展壯大的過程，既是英雄們為宋江的忠義思想所感化的過程，也是宋江的忠義思想不斷朝向縱深發展的過程。”
於是，在宋江“忠義”大旗的感召之下，各路英雄猶如江河入海，匯聚在了“替天行道”的水泊梁山。而那些上梁山前素來不把“趙官家”放在眼裡的燕順、石勇輩，也全都改弦易轍，變成了“共存忠義於心，同著功勳於國”的忠義英雄。
其四，成功。
上了梁山之後，宋江無論是想方設法地架空晁蓋，還是全力以赴地破解晁蓋的遺言困境，以榮登梁山大位，宋江所有的努力，都是為了實現自己全忠仗義、忠君報國的人生目標。
於是，宋江就通過力邀朝廷降將加盟梁山，來逐步優化梁山的組織結構。通過將“聚義廳”改為“忠義堂”，來徹底改變梁山的聚義性質。
當“忠義堂”的牌額在梁山上高高掛起的時候，這梁山泊就由晁蓋時期的生存需求，上升到了宋江時期的自我實現需求。而那幫“成甕吃酒，大塊吃肉”的聚義好漢，也就成了“全忠仗義，輔國安民”的忠義之師了。
對此，容與堂本有個很到位的評語：“改聚義廳為忠義堂，是梁山泊第一關節，不可草草看過。”
而忠義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則標誌著宋江的這一番努力，終於獲得了空前的成功。梁山頭領的思想統一了，梁山泊的政治生態改善了，宋江實現全忠仗義、忠君報國目標的基礎堅實了。
需要指出的是，那刻在石碣兩側的“替天行道”“忠義雙全”的八個大字，其實是與宋江“全忠仗義，輔國安民”的人生理想，與受招安後打出的“順天”“護國”的兩面旗幟，在精神實質上都是一脈相承，一以貫之的，反映的都是宋江全忠仗義、忠君報國的終極目標。
所以，在接受了朝廷的招安之後，宋江就帶領著梁山的頭領們，踏上了徵遼、平田虎、平王慶、徵方臘的征途，為國家立下了汗馬功勞，最終登上了實現全忠仗義、忠君報國目標的人生巔峰。
所以，在接受了朝廷的招安之後，宋江就帶領著梁山的頭領們，踏上了徵遼、平田虎、平王慶、徵方臘的征途，為國家立下了汗馬功勞，最終登上了實現全忠仗義、忠君報國目標的人生巔峰。
這裡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水滸》小說裡的招安，既不是南宋王偁《東都事略·張叔夜傳》裡的兵敗而降，也不是《大宋宣和遺事》裡的誘招而順，而是宋江在“兩贏童貫”、“三敗高俅”的大好形勢下，忍辱負重、主動謀求的結果。
這就與走投無路時的被迫招安，有了質的區別。
這是《水滸》小說編寫者不同於以往水滸招安故事的又一獨創。而小說編寫者如此別具匠心的目的，就是為了表明宋江那熾若烈焰的忠君報國之心。也就是說，越是在梁山形勢一片大好的情況下，宋江越是要主動謀求招安，以實現自己全忠仗義、忠君報國的人生目標，這樣也就越是寫出了宋江的報國之切，“忠義之烈”。
對宋江的忠義之舉，容與堂本《讀序》有段很到位的評論：“獨宋公明者，身居水滸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專圖報國，卒至於犯大難，成大功，服毒自縊，同死而不辭，則忠義之烈也，真足以服一百單八人者之心，故能結義梁山，為一百單八人主耳。”
類似的，還有藜光堂本《水滸忠義傳敘》：“觀其身居水滸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顓圖報效。至於犯大難，成大功，卒罹大冤，報毒自縊，同死而不辭，則謂宋公明真有智有力，有忠有義之人可也。”
那麼，小說編寫者為什麼要著力描寫宋江全忠仗義、忠君報國的忠義形象呢？
從水滸故事的流傳史來看，無論是龔開的《宋江三十六贊》、童甕天的《甕天脞語》，還是宋元話本的《大宋宣和遺事》、陸友的《杞菊軒稿·題宋江三十六人畫贊》，以及元人水滸戲，這些文獻資料裡的宋江形象，都是因著水滸故事在民間的廣泛流傳，隨著宋元明三朝社會的急劇變遷，而日益豐滿、漸漸成型的。而宋江形象日益豐滿的核心，就是忠義元素的不斷融入和昇華。可以這樣說，水滸故事裡的宋江形象，他的骨子裡就有著全忠仗義、忠君報國的“忠義”基因。
所以，小說編寫者在編撰《水滸》小說時，就繼承併發揚了宋江身上的這一“忠義”基因，並把它昇華成了小說的創作本旨。
於是，楊定見會說：“《水滸》而忠義也，忠義而《水滸》也。”
於是，李卓吾會說：“一百八人者，忠義之聚于山林者也。”
五、宋江被奸佞之臣鴆死的結局，極大地深化了小說的主旨思想
小說第一百二十回，宋江喝了朝廷所賜的御酒之後，發覺被人下了毒藥。可是，一心忠君報國的宋江，至死仍以為“今日天子輕聽讒佞，賜我藥酒，得罪何辜。”
所以，宋江不但沒有對道君皇帝有任何的怨言，反而還擔心李逵如果一旦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就會嘯聚山林，“壞了我梁山泊替天行道忠義之名”。
因此，宋江就騙李逵也喝了藥酒，並對李逵說道：“我為人一世，只主張‘忠義’二字，不肯半點欺心。今日朝廷賜死無辜，寧可朝廷負我，我忠心不負朝廷。”
宋江的這一結局，又是《水滸》小說的獨創。
因為，無論是歷史記載裡的宋江，還是水滸故事中的宋公明，他的結局要麼是招安後不知所終，如《宋史·張叔夜傳》所記；要麼是招安後三十六人俱皆授官，宋江後因平方臘有功而封節度使，如《大宋宣和遺事》所寫。但是，卻從來沒有一份歷史記載，或是一個故事傳說，是把飲鴆而亡作為宋江最後歸宿的。
需要指出的是，小說對宋江他們的結局作如此處理，既遵循了水滸故事在流傳過程中“忠義”元素日漸增強的內在邏輯，也密合了對明初屠戮功臣深表“不平”的社會思潮，從而也就極大地深化了小說的主旨。
德國漢學家衛禮賢認為，《水滸》“全書的主題是，政府的腐敗是盜賊蜂起的根源，一個善良的強盜比一個兇惡的官員要好。”這個的觀點雖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只是指出了《水滸》主旨的一個方面。
無論是攘外徵遼國，還是安內平田虎、平王慶、平方臘，宋江他們既是國之忠臣，更是國之重臣。但是，宋江最後卻只能飲鴆而亡。這樣就既寫出了宋江“死於九泉，忠心不改”，“寧可朝廷負我，我忠心不負朝廷”的忠之烈，又寫出了奸佞之臣“屈害忠良”，“變亂天下，壞國，壞家，壞民”的惡之深。
所以，《水滸》小說的意義，就更在於通過對梁山英雄群體，尤其是其代表人物宋江一生命運的描述，揭櫫了以宋江為首的梁山英雄全忠仗義、忠君報國，明知不可為而為之，雖然功勳卓著，彪炳千秋，但是，最終卻仍難逃奸佞毒手的悲壯歷程。
於是，小說就在客觀上對那個濫官汙吏橫行，“大賢處下，不肖處上”，“太平本是將軍定，不許將軍見太平”的“冠屨倒施”（李卓吾語）的社會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從而在本質上揭示了那個社會的殘酷和血腥。
這也就是梁山好漢用自己的生命之音，奏響的這曲反對濫官汙吏，全忠仗義、忠君報國交響樂的悲劇意義之所在。
儘管小說編寫者最終留了一條略顯光鮮的尾巴，給宋江立了廟，封了侯。但是，“煞曜罡星今已矣，讒臣賊子尚依然”，小說編寫者筆端流露出來的那份沉重的無奈，那種無言的痛楚，卻久久地震撼著歷代讀者的心。
還有什麼比洞見了命運的力量和人生的無常，來得更讓人感傷，更讓人無助的呢？“揀盡蘆花無處宿”，可是那“玉關”，卻早已難“重見”了。
所以，這宋江之死，可以說既是宋江的悲哀，也是時代的悲哀。
（圖片取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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