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内容摘自证人质询环节：
名词解释：DCO-主检官DCA-尿检官BCA-血检官WADA-世界反兴奋剂机构IDTM-受国际泳联委托，负责收集样本的公司CHINADA-中国反兴奋剂中心主要提问者身份：孙杨方面代表律师-伊恩·米金WADA方面代表律师-理查德·杨WADA方面代表律师-布伦特·瑞成纳仲裁小组主席-弗朗哥·弗拉蒂尼仲裁小组成员-菲利普·桑德斯仲裁小组成员-罗曼诺·苏比奥托
在这一轮质询中，律师们和证人主要围绕IDTM公司是否需要对检测小组所有成员授权、药检过程中对运动员的通知程序以及尿检官、血检官的职责范围展开质询。答话人：WADA副主任斯图尔特·肯普（Stuart Kemp）
理查德·杨：如果国际泳联要委托IDTM公司去收集样本，需要在文件中写明要检测的运动员和检测小组成员的名字吗？
答：国际泳联向IDTM公司发放委托采集样本的授权书时，不需要写清楚参与检测的运动员以及检测团队每位成员的名字。因为这比较困难，例如赛后药检，你只能等到比赛结束后才会知道哪位运动员获得第一名，需要接受药检。
理查德·杨：IDTM公司需要为检测团队里其他人提供文件，证明他们是IDTM公司的人员吗？
答：检测小组的DCA和BCA并非一定要证明他们是IDTM的专员，授权书对整个检测小组是整体授权，而且DCA和BCA在检测过程中的职责比较有限，所以没有必要。
菲利普·桑德斯：从您的角度看，与DCO一同参与检测的人员在检测期间拍照有多困难？如果这类事情真的发生了，会有什么后果？运动员又能做些什么？
答：与DCO一同参与检测的人员都需要接受专业训练，包括了解自己不能做什么，同行人员在兴奋剂检测站拍照是不被允许的。如果真的发生了，同行人员需要删除照片，在这种情况下，运动员也可以表达他们所有的顾虑，但最终运动员还是得配合完成检测。
在这一轮质询中，律师们和证人主要围绕波帕、DCO在药检过程中的职责、检测小组如何获得授权以及当晚他所了解的情况展开质询。答话人：IDTM公司项目主管图尔多·波帕（Tudor Popa）
布伦特·瑞成纳：当晚参与检测的三人都由IDTM公司培训并授权吗？DCO的职责是什么？
答：当晚参与检测的三人都接受了IDTM公司的培训，并被委派去对孙杨进行兴奋剂检测。DCO需要在系统中为兴奋剂检测助理注册，然后向IDTM公司提交一份保密文件，保证随行人员经过训练，知晓相关权利和义务，并由本人签名确认。
布伦特·瑞成纳：您能告诉我们当晚检测的更多信息吗？
答：当晚DCO向孙杨展示了国际泳联对IDTM公司的授权书，上面没有写明检测的运动员和参与检测的官员的姓名，只有授权和被授权的机构。当时DCO有明确告知孙杨拒检的后果，也坚持要把采取的血样带走。
伊恩·米金：DCO应该要出示授权书（letter of authorization），当时您在电话里是否知道，自己要DCO出示的是另一份授权书（letter of authority）？
答：我确认DCO是依照国际泳联和我的指引去做的，有出示授权书（letter of authority）。国际泳联的要求是向运动员提供国际泳联的授权书，我们有按要求做。在以前的多次检测中，我们都是这样做的，从未被要求提供这类细节性的授权书。
布伦特·瑞成纳：在样本采集过程被中止后，您给DCO发了一封邮件吗？
答：在当晚的检测有点失控时，我很快给DCO发了一份拒检指引，并要求DCO尽可能地让运动员明白，这种行为可能会被认为是拒绝配合。
菲利普·桑德斯：您能解释一下医生在药检过程中的角色吗？
答：在兴奋剂检测过程中，运动员、医生和教练等人都可以给出自己的补充意见，
菲利普·桑德斯：运动员有权要求医生在场？
答：是的。
在这一轮质询中，律师们和证人主要围绕IDTM公司如何获得国际泳联授权、正常的授权程序以及对运动员的通知程序展开质询。答话人：IDTM公司客户关系和业务发展经理尼尔·索德斯托姆（Neal Soderstrom）
布伦特·瑞成纳：IDTM公司为国际泳联服务多久了？
答：IDTM公司是严格遵守世界反兴奋剂条例的机构，从1995年开始为国际泳联进行样本收集活动。
布伦特·瑞成纳：在2012年至2018年期间，IDTM公司为国际泳联采集样本的流程都是一样的吗？是否会写明被检测的运动员和检测小组成员的名字？国际泳联是否清楚IDTM公司对运动员的通知程序？国际泳联是否有要求IDTM公司更改通知程序？
答：过去6年，IDTM公司在为国际泳联进行兴奋剂检测时所采取的流程和提供的文件都是相同的，文件上不会写明运动员或者检测人员的名字。IDTM公司会将文件提交给国际泳联，他们并未提出异议，也未要求IDTM公司更改通知程序。
布伦特·瑞成纳：您知道IDTM公司大概为国际泳联采集过多少样本吗？国际泳联是否每年都会向IDTM公司提供年度授权文件？
答：2018年，IDTM公司为国际泳联采集过大概3200个样本。每年委托采集样本前，国际泳联都会向IDTM公司提供授权文件，每次检测都会向运动员展示国际泳联发放的年度授权文件。
伊恩·米金：您是否清楚，参与检测的护士并没有IDTM卡？
答：我认为我的同事在她的证言中已经回答过这个问题了。
伊恩·米金：基于我告诉您的情况，WADA规则里关于授权信的要求并没有得到满足，对吗？
答：指引只是起指引作用，没有强制性。
Vito（FINA方面代表律师）：您是否知道有时候，检测机构会兼任样本采集机构？
答：我不能做猜测，IDTM公司只负责采集样本，并不会进行检测工作。
在这一轮质询中，律师们和证人主要围绕杨明当晚所见的具体细节展开质询。在此过程中，杨明对于WADA方面代表律师的提问和引述DCO的供词感到不满，希望能复述细节。答话人：孙杨母亲杨明。
布伦特·瑞成纳：您说DCO当时一开始同意孙杨自己去卫生间是吗？
答：是的，但是……
布伦特·瑞成纳：但她后来又不同意他自己去卫生间了是吗？
答：因为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重要，所以我想把当时的情况叙述一遍。
布伦特·瑞成纳：您的律师会给您时间说话的。
布伦特·瑞成纳：瓶子是孙杨和保安拿走，孙杨用手机照明，确保保安不破坏血瓶的吗？
答：未经授权无资质的人抽取的血液，不是兴奋剂检测需要的血样。是主检官拿出瓶子，让我们尝试分离瓶子。不能用“打碎”这个词来形容，我们是试图分离瓶子而不是打碎瓶子。
布伦特·瑞成纳：您们是不是阻止DCO给血样拍照，还撕碎了兴奋剂检查报告单？
答：巴震阻止DCO对血样进行拍照，但主检官在报告中完全歪曲事实，报告单没有讲义夹包装，而且就放在孙杨面前。我认为孙杨检查完，将报告单拿走是完全正常的。我们有视频可以作证，DCO的证词是完全虚假的。
布伦特·瑞成纳：您们当晚为什么想叫警察？
答：当晚的情况是这样的……
伊恩·米金：当晚为什么试图叫警察？
答：是想让警察来把当时的情况记录下来。但我并没有那样做，这一年以来一直都十分后悔。如果当时把警察叫来了，把一切都说清楚，可能不至于到这个地步。
在这一轮质询中，律师们和证人主要围绕韩照岐当晚在电话中给出的建议以及中国兴奋剂检测的流程展开质询。答话人：浙江省反兴奋剂中心副主任韩照岐：
布伦特·瑞成纳：为什么在电话中给出建议，不允许DCO把血样带走？
答：未经授权无资质的人抽取的血液，不能算作兴奋剂检测需要的血样。
布伦特·瑞成纳：中国的反兴奋剂中心都会有哪些活动，制定了什么规则？
答：中国的反兴奋剂活动和要求是完全按照国际标准来的，会按时举行反兴奋剂培训，也有很多关于反兴奋剂的活动。
布伦特·瑞成纳：中国的兴奋剂检测人员每一次检测都会带齐所有的证明吗？
答：中国的检测人员每人都有相关证件可以证明自己的身份。
布伦特·瑞成纳：您刚才说中国的反兴奋剂要求是按照国际标准来的，但是国际上并没有明确要求过所有检测人员都要有相关证明。
中国游泳队副领队程浩：在这一轮质询中，律师们和证人主要围绕程浩与杨明、DCO的电话交流内容以及其对于运动员当时面临境况的了解程度进行质询。
伊恩·米金：您经常会接到游泳运动员向你咨询关于兴奋剂检测的电话吗？
答：很少。
布伦特·瑞成纳：您当时在电话里跟DCO说了，DCO的资质证明和国际泳联的检测授权至少要有其中之一，是这样吗？
答：当时的主检官有资格证书，但是与她同来的血检官只有护士证，尿检官只有身份证。
布伦特·瑞成纳：我只是想问，您的陈述中说了，您当时电话里说的是，至少要有上面两份证明中的一份是这样吗？
答：是的。
布伦特·瑞成纳：那您知道当时的DCO是有资格证明的吗？
答：她有IDTM的检察官证，我知道。
布伦特·瑞成纳：为什么在电话里跟DCO说你会被解雇？
答：其实是给她讲了个例子，说中国有一位DCO，因为错误地使用“拒检”一词，而被解雇了。
布伦特·瑞成纳：是否知道当时的检查报告单上所说明的拒检的后果？
答：是运动员填写的记录单，我并不清楚。
中国游泳队队医巴震： 在这一轮质询中，律师们和证人主要围绕巴震在现场看到的细节以及此前孙杨因服用含有禁药成分的药物而遭遇禁赛的事展开质询。
布伦特·瑞成纳：孙杨的母亲说，是您不让DCO带走血样的，为什么这么做？
答：是打电话给韩照岐后得到的指示和建议，由于采血官没有资质证明，因此采集的血样不能作为兴奋剂检测样本被带走。
布伦特·瑞成纳：为什么认为检测人员的身份证明不齐全？
答：到场后，主检官提供了兴奋剂检察官证的复印件，尿检官只提供了身份证，血检官提供了护理初阶专业技术资质证书。咨询韩照岐时，他说，是根据国际兴奋剂调查标准，DCA需要提供资质证明和授权证明，BCA要提供护士证和本次检查的授权证明。而当时两位都没有授权证明，因此认为他们这次的采集是不合规的。
布伦特·瑞成纳：当时到底是谁拿起了血样瓶？
答：是主检官拿了血样瓶出来交到了我们手上，还晃了晃，说“你们要是能打开就开吧”。
体育法专家裴洋：在这一轮质询中，律师们和证人主要围绕护士能否异地执业以及中国反兴奋剂中心采取血样的流程展开质询。
伊恩·米金：护士需要在特定的区域执业才合法，您清楚这一点吗？ 答：是的。伊恩·米金：那名护士的资格证有一个注册变更，是上海某个区。那她可以在中国任意地区执业吗？答：不是。
布伦特·瑞成纳：这（当时护士进行采血）是一个违法行为吗？即便中国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
答：护士应该提供资格证和执业执照，而当时的护士并未提供执业执照，无法证明她有采血资质。即便有执业执照，如果没有展示，那也没有采血资质。而且即便护士有采血资质，根据中国法律，护士也得在特定的地区执业。那名护士的注册地在上海，但她执业的地方却在杭州，那样是违法的。
布伦特·瑞成纳如果运动员要求护士出示执业执照，给执照的图片可以吗？
答：不行，需要看原件。
布伦特·瑞成纳：您熟悉CHINADA（中国反兴奋剂中心）采取血样的流程吗？答：不熟悉。
布伦特·瑞成纳：您知道什么是CHINADA吗？ 答：不知道。
布伦特·瑞成纳：您知道中国反兴奋剂组织吗？答：我知道。
布伦特·瑞成纳：如果CHINADA的护士在采血时不出示执业执照，那也是违法吗？ 答：我不太确定，因为我不了解这个组织。
布伦特·瑞成纳：我是在从咨询专家的角度来问您，如果CHINADA的护士在采血时不出示执业执照，那也是违法吗？这个问题被小组主席弗拉蒂尼打断，他认为布伦特·瑞成纳在做假设性提问，询问专家所不熟悉的领域。
布伦特·瑞成纳：在您看来，在中国，每一次采血，护士都必须出示所有的证件的原件吗？如果不出示则会被视为违法？
答：我只是说，如果不提供可能会造成违法。这个要取决于现场的情况和每个案件的具体情况，中国的刑事法律是非常复杂的。
布伦特·瑞成纳：如果不出示原件，那护士就会坐牢吗？
答：并不是，每个案件不同，要看具体情况。
布伦特·瑞成纳：您知道当晚护士的手机上是否有她执照的照片吗？
答：不知道
布伦特·瑞成纳：您是否知道当晚有人要求查看她的执照？
答：我不太清楚。
伊恩·米金：您是否能确认，在上海注册的执业执照，在杭州是不是无效的？
答：根据中国相关法律，护士被要求在特定区域执业。因此不能在杭州或者其他省份执业。
在证人质询环节结束后，三方律师进行了一轮辩论，主要还是再次提出本方的观点和意见。值得注意的是，主持听证会的小组主席弗拉蒂尼在这个环节还曾要求各方不要多次重复此前已经提及的内容。
孙杨听证会证词：
问：为什么要举行公开的听证会？
孙杨：因为去年2018年9月4日晚上，在检查的过程中，我发现检查人员的资质，不符合操作，所以我今天必须当着全世界的面，把这个过程一五一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展现给大家，因为在上诉的过程中，由于规定和规矩性，有很多东西我不可以向外透露。所以大家很多不知道，所以我今天要在这里举行公开的听证会，让全世界的百姓、我的粉丝还有在座每一个人清清楚楚看到这个事情的过程。
问：你在你的游泳职业生涯中，曾因为兴奋剂被禁赛3个月，你能详述那次发生的事吗？
孙杨：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因为常年进行游泳训练，因为我训练的项目从200到400到800到1000，所以我的心脏会承受不了，我在多次比赛后因为心脏不舒服躺在医院里，所以当时也在医师的指导下进行治疗，服用了治疗心脏的药，但是当时出现了技术性的失误，才有了这个事情的发生。
问：你能描述一下你当时为什么会受到处罚吗？
孙杨：因为当时技术性的失误，当时还有赛内和赛外，我由于这个技术性失误，所以导致了这个情况的发生，但是我可以绝对的保证，绝对不是故意服用禁药。
问：你要求公众听证，我们希望你能做一些总结性的陈述，你可以解释一下14号当晚发生的事情吗？所以你能描述一下当晚当药检员到你家里来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么？
孙杨：那天晚上，我和我的家人一起回到家里，门卫跟我们说家里来了检查我们的人，我妈妈开车把我送到门口，那位主检官是2017年我因为他没有证件而投诉过主检官，我当时非常的震惊，觉得不可思议。那晚有4个人出现在检查现场，因为在我过往的检查当中一般都是3个检查人员，所以我感到非常奇怪，而且我看到问其中有一位，他的穿着打扮根本不像一个兴奋剂官员，所以我当时就是持怀疑的态度。
问：当时检查官员拍了照片，你能描述一下这件事吗？
孙杨：我们凌晨到了药检站之后，要进行抽血的检测，在这个过程中，突然有一个人拿着手机在录像，我当时就提出了制止，因为没有规则允许有人能在检查室里进行拍照，此时我提出查看他们的证件。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尿检官并没有符合检查资质的授权。我立刻向我的主管领导、中国游泳协会的领导程浩和我的医生巴震汇报，这是中国游泳协会的领导。
问：你能简述一下他们当时跟你说了什么吗？
孙杨：专家提供的意见是如果他们不能够提供符合资质的证件，他们就不能够带走任何我的血样和尿样。
问：你在职业生涯中，你接受过200多次的兴奋剂检测，所以在那样的情况下你为何还将你的样本给了检测官？
孙杨：当时因为尿检官没有提供资质，所以我很礼貌的请他离开，所以当时我再次检查了他们的证件和身份，我认为尿检官应该再提供恰当的身份证明和授权，再来抽取我的血样（这里应该是翻译错误，孙杨原话没听清，大概是说当时血样已经抽取）。当时我的医生赶到了现场，但遗憾的是在检查证件的过程中，突然发现doc没有符合资质的授权。
问：所以是你已经被抽取血液之后才意识到检查的官员并不符合资质能够带走你的血样。那么现在请叙述你当时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孙杨：因为当时已经抽完血了，所以当我的医生赶来的时候就通知了浙江泳协的领导韩照岐，韩照岐在队里是非常专业的一个专家，他当时给出的意见也是没有证件没有资质的医生，是不能带走我的检查样本的。
问：所以你给了血样之后才发现他们没有资质。请描述一下在这之后发生的事。
孙杨：当我把血样给到他们以后，当我的医生赶到以后，把意见反馈给他们之后，他们有接近2个小时的时间一直在打电话，我并不清楚他们打电话都说了些什么，跟谁在交流。
问：当时你已经意识到你的检测并不合规，你也被邀请将自己的血液从设备中分离出来，因为他们需要带走设备对吗？（该处翻译翻错问题，翻译问孙杨在已知检测员不合规的情况下为什么还同意他们带走了瓶子）
孙杨：不是我不同意，是我们的专家，他已经有相当长期的工作经验，根据他的建议，如果检测员没有资质，那么他们是没有权力带走我的血样的。他们只能带走容器，所以他们跟我们说，如果我能打开瓶子，那么我可以保存我的血液，因为他们需要带走瓶子和医疗器械。
问：好的，那么现在请描述后来在外面就这个血样又发生了什么。
孙杨：当时我们在主检官的建议下，开始寻找工具，所以我妈妈去岗亭询问是否有可用的工具。在监控室的时候，监控人员就询问我妈妈这么晚了你是否需要什么帮助。所以他们就一起回到了我们所在的地方，但是在这段时间中，保安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只是跟了过来，因为他担心损坏到血瓶，因为这个血样非常重要，我必须要等到专业的人士过来之后再做处理。所以检测管跟我们说你们可以把这个带出门，所以我们出门以后，我用闪光灯照着，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因为这不能有任何损坏。这时候，检测官来到我身边，所以我回到兴奋剂检测站点，所以后面的整个过程都是在主检官的监控之下，他看到了全部发生的事，并且没有做任何阻拦。
问：在你把瓶子带离现场的时候，到底是谁给了你血瓶？（这里翻译有误，翻译问孙杨谁把箱子给了你）
孙杨：是这样的，当时主检官听了我们全部的解释，主监管拿出了瓶子，血检官想尝试打开它，所以他们都想尝试打开，可能有其他方法能打开血瓶。在整个过程中，全部都是主检官和血检官自愿将血瓶交到我们的手上。我们没有碰过箱子，我们一直在商量如何合作才能将这个血瓶打开。
问：我对你的表述有些疑问，所以我确认一下你的意思是现场的护士给了你血瓶对吗？（这里翻译有误，翻译问孙杨你能再确定一下他是怎么打开这个瓶子的吗？在问重复问题之后孙杨表示自己听懂了问的意思）
孙杨：是主监管和血检官，他们主动将这个瓶子交到我手上，他们尝试着打开瓶子，但是这个瓶子不容易开，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大的力气，所以他摇晃了瓶子，觉得我们可能有办法能打开。所以他给了我瓶子，我给了我的医生，最后瓶子回到了血检官手上。
问：根据你的证言，在2018年9月4日晚上检查站的检测员没有明确告知你如果你拒绝提供血样和尿样会面临怎样的违法后果。这是否意味着，在你职业生涯的全部兴奋剂检测中，你都不清楚拒绝提供血样和尿样会导致怎样的后果？
孙杨：主检官一行三人，从始至终就没有告知我会有什么后果，但是根据他们当晚的行为，他们是不专业且没有资质的，所以整晚他们都没发表任何说明。在最后的2小时内，他们进进出出，一直在打电话，我对于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一无所知。
问：但这不是我的问题。我的问题是你在职业生涯中被收取过200多份血样（翻译：你被抽了200ml血），你的意思是在经历过这么多次的检测后，你仍然不明白不提供血样和尿样的后果吗？（翻译有误，她一直在问孙杨当晚是否被告知那么做的后果）
孙杨：没有，我从来没有从主检官那里听到任何关于后果的告知。（在现场翻译被质疑之后，问再次提问了以上问题）
孙杨：首先主检官那天晚上，没有跟我提示过任何可能的后果。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拿了130枚奖牌，每一次的比赛我都会参加药检，所以根据双方互相尊重并专业的前提下，检测人员必须有资质并提供身份证明，主检官不能利用自身的权力不提供资质证明就来找运动员。试问如果半夜有一个没有证件的警察闯进了你家里，你会作何反应。
问：另一个问题，如果主监管在9月4日晚上警告过你可能导致的后果，你会允许他们带走你的血样和尿样吗？
孙杨：任何事情没有如果，当天晚上事实就是那样。这个主检官在2017年没有证件参与了我的检测，所以我在之后起诉了他，但是之后我没有收到任何关于我起诉这个事件的反馈。
问：你那时知道他是IDTM的工作人员吗？
孙杨：我知道他是IDTM的，但是因为他被我投诉的时候是没有证件没有资质的，所以当他来的时候我并不清楚他是不是具有全部被授权的资质。
问：所以主检官向你出示了FINA的证明信，还有他主检官的证件。
另一问：我明白我们现在讨论的是授权信，所以在理想情况下，你是否能分辨授权信和一般证明信件，因为在血检这方面你已经有了非常多的经验。
孙杨：当然，因为那天晚上我只看到了FINA授权IDTM的信件，但是我的英文并没有好到可以阅读所有东西，我没有在那个信件中看到我自己的名字，所以通常情况下，主检官都会出示一个身份卡，每一个主检官都会有那个卡，并且会带一个FINA的证明信，和IDTM的授权信。另外血检官也需要出示身份证明和授权信，但是很不幸的是在那一整晚中，我并没有看到任何证明文件。
问：但是当主监管和血检官到达并出示了他们的证件文件，你当时配合提供了血液并没有任何阻拦和质疑对吗？
孙杨：当天晚上主检官出示的是一个身份的复印件给我，为什么我们要证明文件，就是以防主检官可能发生篡改的可能性，所以当晚我只看到了复印件，血检官更是只提供了资格证书，所以我质疑他是否是合法来取我的样本。在整个过程中，我给了我的血样，我履行我自己的权益（这里孙杨说错了，英国是义务）来配合他们。
问：这也是条款中规定的对吧。
孙杨：规则是相互尊重的，并非针对某一方。
问：但你确实是主动提供了血样对吧。
孙杨：那是我在配合。
问：直到那时你还是跟以前进行兴奋剂检测一样在提供血液对吗？
孙杨：在我的医生和专家确认之前，我一直是配合给他们血液样本的。如果说我不配合或者说我不想进行药检，我没必要在那时候去配合，因为我还有晕血的症状。
问：但是在你主动提供的血样之后，你又拒绝检测官把它们带走对吗？
孙杨：因为在抽完血之后，我的医生和我的专家他们都质疑检测员没有资质，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如果我的血样、实验样本这么重要的东西，被3个无关人员带离，我们担心，我们也无法保证他们带走之后会不会出什么差错。
问：在你的证言中，你曾说主检官曾说他们必须带着血样离开对吗？
孙杨：对，他当时说是要带走样本。但是我的专家跟我说他们没有授权文件，不能带走我的样本。
问：你之后在证言中说过，你曾跟主检官抱怨过，并告诉他们没有资格带走样本对吗？
孙杨：因为抽血的血检官并不能出示他的证明文件和授权文件，来证明他有资质进行合法的血液检测，这在我的城市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违法操作，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如何能够信任并让他们把我的血样带走？
问：在证言中，你还曾说你坚持自己保留样本对吗？
孙杨：我自始至终没有说我坚持保留样本，我所有行为都是依据我的专业团队给我的意见，我的医生跟我说如果他们能够提供合规的资质证明，那么他们就能带走我的样本。问题在于他们无法提供所有证明的文件，我跟他们说我可以等你们把所有证明文件拿过来，但是主检官非常坚持这不是必要程序。所以我也很疑惑，我们明明有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最后却成了这样。
问：在证言中，你还表示你随机拿了一个瓶子然后递给了保安对吗？
孙杨：不对，首先这个瓶子不是我去拿的，这个瓶子是血检官从盒子里取出来，他尝试从底部打开，最终是他交到我的手上。
问：请你翻到28页，我想你也需要好好回忆一下。在证言的英文版中，你说你当时坚持保留血样，但是现在你又说不是你坚持保留，所以我需要你确定，当晚到底是你做的决定保留血样，还是巴震告诉你要保留血样。
孙杨：不是我坚持，是我的医生巴震和团队，经过多年反兴奋剂工作，得出的结论。因为我是一个运动员，发生这么紧急的情况时，我的第一反应是向我的领导和我的专家进行汇报，所以我的决定是在他们的指示下完成的。
问：在第30段我们有相同的问题，在你2018年10月份的证言中，你说‘我随机拿了一个瓶子’，但是在你之后的证言里，你说是巴震随机拿了一个瓶子。我们了解中文的同事告诉我们，这里明显是两种意思。
孙杨：我们没有人去主动拿那个瓶子，那是血检官主动从箱子里拿出血样，我们没有人碰那个箱子，血检官拿出血样并尝试打开它，那之后他摇晃了瓶子意识到他打不开，所以他跟我们说你们可能有办法能打开这个瓶子。
问：但我的问题是，你改变了自己的证言。因为第一段你说是你随机拿了瓶子，然后你又改口说是巴震拿了瓶子。所以你为什么要改变自己的证言。
孙杨：我们任何人，没有去改变我们所说的证言和证词，因为自始至终都是血检官拿了一个瓶子交到了巴震手上。
问：你是否有改变证言，从你拿了瓶子变为巴震拿了瓶子？因为你想让你的医生承担更多的责任，而不是让你来承担。
孙杨：不是，我们今天在这里进行公开听证的目的就是，我们可以毫无保留的告诉大家。
问：这是很重要的细节，那么你为什么要将你的证言从你拿了瓶子改为巴震拿了瓶子。
孙杨：我们所有的证词一直都是这样，他从一开始到达我住处的那里就开始说谎了。
问：请你看3号文件是否是当天药检人员向你出示的文件。
孙杨：是的。只是我只是看到了这是授权IDTM的文件，但是我不知道来的人是谁，他们是否有足够的资质让我能够信任他们。
孙杨：我能补充一个问题吗？如果单单只是凭这两份证件的话，是不是随便找两个人都能进行检测，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就将运动员定为拒检，这是不公平的。同时，主检官认为不需要向我出示全部证件，我作为一个运动员，感到非常不好，我感觉我没有受到尊重。
问：关于这封证明信，上面没有你的名字对吗？
孙杨：我没有看到我的名字。
问：也没有看到主检官或者血检官或者尿检官的名字对吗？
孙杨：完全看不到。甚至在这次药检之前我都不确定，主检官是什么名字，因为他没有给我出示过任何证件。我没有看到有任何人的名字在上面。
问：我有一个问题，你的职业生涯中，你提供过多少次血样？
孙杨：在我职业生涯中，上百次。多到我自己都记不清楚了，而且在这次药检之前，我刚刚结束了在雅加达6天的比赛，其中有5天我都接受了药检。在那次的比赛中，我也站上了领奖台，成为最优秀的游泳选手，所以每场比赛结束之后我都接受了最严格的药检。每次比赛之后，我都会接受药检，但是这次的主检官是所有主检官中我唯一投诉过的，过去我接受药检的主监管都非常友好并且不会撒谎，并且我也非常配合，但是那晚的主检官并不是这样。
问：在你过去的药检中，你是否还记得药检官们都向你出示了什么样的文件，所以这次的主检官出示的文件是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孙杨：当然，因为在中国我们反兴奋剂的标准是非常高的，我们都接受过相关教育，并被要求严格遵守规矩。在过去的药检中，我们都会被出示主检官身份的证件，同时还有fina授权的证件和IDTM授权的证件。但是那天晚上非常遗憾，我没有看到任何证件。
问：当主检官介绍他自己时，你同意并上交了自己的血样，并配合抽血过程对吗？
孙杨：对，我接受，因为我要配合。
问：所以我假设你在抽血之前是认可了他们出示的证件足够能完成你的药检，对吗？
孙杨：不对，他没有出示能够证明他是护士的证件，他的证件不足够证明他能在不同城市进行药检，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无效的信息。
问：那我所理解的就是，你在坐下接受检测之前都没有怀疑药检员的身份，你是在之后才开始怀疑他们没有资质。
孙杨：是这样的，一开始都很顺利，但是随后就很不幸在收集血样的过程中，血检官开始用手机进行拍摄，因为在场的主检官是我投诉过的，而且这次他又带了一个没有证明文件的助手，并且还对我录像。在国际比赛的药检过程中，是不允许进行拍摄的。但是他跟我说他是我的粉丝，所以他想跟我合照，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这很荒谬，因为这是不合规并且不专业的行为。因为这样我无法信任他，此后他们所有的证明文件都不能证明他们的资质，并且鉴于他这样的个人行为，有可能导致很严重的后果。他需要证明他有能够在我的城市进行采血的资质，如果他们没有提供证明文件，那么大家都能看到这三个人（被打断）。
问：如果我理解无误，是血检官开始拍摄的时候让你开始质疑他的资质有问题，并且也开始质疑所有官员的资质都有问题，对吗？
孙杨：这样的问题应该是由主检官提出来，因为当有人开始拍摄时，主检官应当立刻制止。因为当我们在国际赛场的时候，如果发现药检员有拍照录像行为，我们怎么能相信他们呢？
双方讨论药检次数：孙杨在2012——2018年间提供了180次的血样，其中有63次是赛内的药检，另外有117次是赛外的药检。具体到各家采样机构，IDTM完成了60次赛外药检，
问：所以这些数字大体是正确的对吗？
孙杨：我经历了上百次药检，我已经记不清了，但作为运动员，如果需要一天接受2次药检，我也会配合的。
问：但我的问题是，60次这个数字，你印象中是准确的吗？
孙杨：我已经不确定了，因为有太多机构来对我进行药检了。
问：你接触过IDTM的药检官吗？
孙杨：我并不熟悉，对我来说只要来检查我的药检员有足够的资质，我就该干嘛就干嘛。
问：我们的疑问是，IDTM对你药检了60次，但你唯一一次有疑问的就是这一次采集，其他任何一次好像都没有类似的问题，是这样的吗？
孙杨：不是，以前所有来检查我的药检员都带有有效资质证明，但遗憾的是只有这一次没有。问：在你的记忆当中，其他59次IDTM的药检中，他们是否向你出示过不同的证件。
孙杨；当然他们都提供过有效的证件。另外检测的次数并不代表检测的机构或个人的行为每一次都完全正确，因为有100个检测小组，也可能会有1个小组存在错误。
问：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在这60次的赛外药检中，有多少次巴震医生是在场的。
孙杨：我从小到达，巴医生跟我一起完成药检的次数很多。我要确保我的血样被顺利采集，从小到大可能有几百万次，我根本不可能全记住的，但这不是我的问题。
问：我的问题是，你在接受赛外药检时，巴震是一直跟你在一起，还是有时在有时不在。
孙杨：有时在有时不在。
问：这个频率是多少。
孙杨：这个我不确定，有时他在有时他不在。
问：我还是想问他是经常在还是偶尔在。
孙杨：这个我不太记得，因为我们在一起太长时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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