躬身入局：讓“每個‘壞人’都有獲得律師辯護的權利”成為共識
文 | 溫輝
殺人償命，這是千百年來，我們最樸素的道德觀念，最樸素的法治觀念。每當社會上出現刑事案件，無論是一般的刑事案件，還是人神共憤的刑事案件，對於嫌疑人，通常都會如過街老鼠，人人喊打。
有部分人，甚至認為，對於殺人、危害公共安全等嚴重刑事犯罪的嫌疑人，可以不經審判斬立決，不配獲得律師的辯護，國家更沒有義務給這種人指派辯護律師，只因為他們給社會造成嚴重傷害、嚴重破壞了社會法制。
這一觀念，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情感訴求。
筆者在辦理刑事案件過程中，偶爾會碰到受害人對辯護律師的指責，認為律師收了嫌疑人的錢，所以想通過巧言舌辯，為嫌疑人辯護、為嫌疑人開脫罪責，甚至顛倒黑白；有的受害人，隨著案件的推進，對辯護律師越發反感、愈加憎恨，媒體甚至報道過有律師在法庭上遭到被害人家屬的毆打，可以想象對辯護律師的憎恨到了什麼樣的程度。
遇到這種情形時，辯護律師不好也不宜與受害人正面交鋒，因為立場不同，在沒有達成和解的情況下，無論什麼樣的解釋，恐怕都無益於消除這種最為樸素的憎恨。
然而，在現代法治社會，“壞人”也有權獲得傑出的律師辯護，這是毋庸置疑的基本法治理念。
但“毋庸置疑”，是一個大詞，並不能解釋一切，它更是不願思索之人常用的懶詞。
所以，筆者要為每個“壞人”都有權獲得律師辯護的權利，臚舉幾個理由。
首先，天賦人權，所以“壞人”也享有獲得律師辯護的權利。盧梭說，“人是生而自由的”，每個人自出生伊始，就當享有自由，天賦人權，任何人不可以剝奪。而作為嫌疑人、被告人的“壞人”，其獲得辯護的權利，是基於其享有的最為基本的人權。
在中國現行法律框架內，對於“壞人”享有的該基本人權“辯護權”，也予以了充分保障。“壞人”，從被限制人身自由之日起，就有權獲得律師的辯護；而律師的辯護，主要表現在律師在看守所會見“壞人”的會見權、律師調取指控“壞人”證據材料的閱卷權、律師出庭為“壞人”辯護的辯護權、律師對指控“壞人”有罪的證據進行認可或反駁的質證權，等等。
其次，罪人是罪惡的受害者，“壞人”也有善良一面，所以他們應該獲得律師的傑出辯護。律師界流傳著一句話，婚姻律師可以看到好人最壞的一面，刑事律師則可以看到壞人最好的一面。
很多時候在會見刑事案件嫌疑人時，筆者都願意跟他們聊聊案件之外的事情，比如曾經讀過的書、走過的路，他們也很樂意和律師交談案外之事，尤其關心家裡的父母、妻兒，還有斷絕收入之後家庭的生活情況，每當聊到這些情況時，很多嫌疑人都會情不自禁地流淚，既是自我懺悔，也是向家人和社會贖罪。
所以，我非常能夠理解，美國律師克勞倫斯·丹諾說的那句話，“我恨罪惡，但我不恨罪人。”(I could hate sin，but never sinner。)
罪人其實也是罪惡的受害者！罪惡的發生，由各種因素促成，有時候罪人本身就是一位受害者。
就如意大利刑法學家貝卡里亞，在200多年前指出的，“盜竊是產生於貧困和絕望的犯罪”。
盜竊者的確有罪，應該受到法律的嚴懲；而換個角度來看，其實盜竊者自身就是貧困和絕望的受害者。有時，在他們身上，似更能體現出人性之美，因為沒有赤裸裸的爭權奪利；他們對於盜竊這一罪惡的墮落和懺悔，則體現在他們對生活的無望上，以及接受懲罰之後改過自新的自立自強上！
對於被罪惡困擾的罪人（壞人），辯護律師能不披甲上陣？！
再次，每個人都是潛在的“壞人”，賦予今日“壞人”辯護權，就是授予明日的“我”以辯護權。
古聖人告訴我們，人性本善，筆者深以為然。但是，隨著環境的變化，隨著客觀條件的變化，每個人都有可能會變“壞”，無論是自發的、被迫的、亦或是出於無奈的。
實踐中有部分刑事案件，受害人分明動手在前、辱罵在前，但卻因為在扭打過程中，後動手的嫌疑人因出手過重而身陷囹圄，即便受害人有一定過錯，也不能免除嫌疑人的牢獄之災，當然，這也是法治社會的題中應有之義。
在筆者代理過的一些組織領導傳銷活動案件中，一個令筆者痛心的現象是，有相當一部分嫌疑人，最初都是被騙加入傳銷組織，繼而被拘禁限制人身自由，慢慢地從被害人的身份轉變為嫌疑人，其中一部分是被逼無奈，一部分則是出於自願。
試想，如果哪一天，我們自己或者我們的家人，從被害人演變為一個“壞人”，我們能不竭盡全力尋求律師的辯護嗎？！
最後，糾正和防範冤假錯案，必須保障“壞人”獲得辯護的權利。無論是浙江張氏叔侄案、還是最近張志超案的糾正，除了司法機關公平公正依法糾錯外，朱明勇等刑辯律師也功不可沒。
在全國範圍內，儘管刑事案件無罪判決率低到萬分之八，但這些案件之所以最終判決無罪，除了司法審判人員對法治底線的堅守外，也少不了刑事辯護律師在法庭內外的傑出辯護。
以上幾點，是每個“壞人”都有權獲得律師辯護的權利的重要理由，然而這些理由本質上都是一種理念；而理念，如果沒有制度加以保障，可能只是一種理想。
為了讓每個“壞人”都有獲得律師辯護的權利這一法治理念深入人心，不得不提我國兩項司法制度。
第一，刑事辯護全覆蓋制度。自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在全國部分地區試點刑事辯護全覆蓋，到2018年試點在全國鋪開；如今全國範圍內，已經在大部分地區實現了刑事辯護全覆蓋，也就是說幾乎每一個嫌疑人、每一個“壞人”都可以獲得律師辯護。刑事辯護全覆蓋制度的施行，充分說明，每個“壞人”都有獲得律師辯護的權利。
第二，認罪認罰從寬制度。2018年《刑事訴訟法》修改時，增加了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而這一制度也有相配套的規定，嫌疑人在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時，必須有辯護律師或者值班律師簽字。
辯護律師或值班律師簽字，實質上是無條件賦予嫌疑人律師辯護權。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施行，也充分說明，每個“壞人”都有獲得律師辯護的權利。我們必須清楚，《刑事訴訟法》號稱為人權保障的小憲法，其重要性可想而知。
羅振宇在跨年演說中稱，躬身入局，有利於更好地解決問題。筆者認為，躬身入局，也是最好的理解法治理念和踐行法律制度的方式。
躬身入局到“壞人”所處的囹圄角度思考，在觀念上區分罪人和罪惡，在制度上理解刑辯全覆蓋和認罪認罰從寬。筆者相信，每個“壞人”都有獲得律師辯護的權利這一法治理念，定能深入人心！每個‘壞人’都有獲得律師辯護的權利，也將成為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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