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06 梁實秋：一箇中規中矩的好學生練打成文學準大師

梁實秋

：一箇中規中矩的好學生練打成文學準大師

梁實秋，是中國著名的教育家、學者、文學批評家、散文大師、學貫中西的翻譯大家，國內第一個研究莎士比亞的權威，一生給中國文壇留下了兩千多萬字的著作，其散文集創造了中國現代散文著作出版的最高紀錄。

可是，一般人認識、最初接觸到梁實秋，並不是通過閱讀他的作品，而是通過魯迅等人對梁實秋的批判。

那麼，梁實秋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

他自己說：“平生意氣消磨盡，雙鬢壓清霜。知我者誰？古典頭腦，浪漫心腸。”

其實，他不是“古典頭腦，浪漫心腸”，而是外表敦厚，內心狂熱！

少年求學

梁實秋出身於一個準官宦家庭。

官宦家庭，是指他的祖父梁芝山曾官至四品，為官多年。

官宦家庭之前加了一個“準”字，是因為他父親梁鹹熙並不是祖父梁芝山的親生。

父親梁鹹熙原是河北大興縣人，幼年孤苦，眼看就要被餓死，所幸被河北省沙河縣的官宦梁芝山領養，才得以存活人世。

俗話說，一年清知府，十萬白花銀。

大官宦梁芝山從京師到廣東任職，斂下了豐厚的家財。

在卸任北歸途中，經過杭州，恰逢鄉試。

梁芝山眼瞅養子梁鹹熙學有所成，又到應試的年齡，不肯錯過這考試的機會，於是，做了一個重要的決定：將梁家的籍貫改為浙江錢塘。

這使得日後的梁實秋常常人被錯劃入了江南名士的行列。

而實際上，梁實秋本人乃是在北京出生。

因為，梁鹹熙考中了秀才，梁芝山又繼續北歸，在北京一口氣買下了坐擁三十多個房間的宅院——內務部街20號。

梁實秋就出生在這個大宅院的西廂房，並在這裡度過了快樂的童年。

住在大宅院裡，雖說是官宦書香人家，但儒家思想濃厚，封建等級制度森嚴和家族尊卑關係嚴格，給年幼的梁實秋極大的不滿，他自己撰文說，“對於無理的專制與壓迫在幼小時就有了認識”。

有一次，他跟著姐姐哥哥排隊到上房給祖父母請安，氣氛像皇宮金殿裡的早朝一樣，肅穆而緊張。他們在大櫃前的兩張長凳上並排坐下，因為腿短不能觸地，往往甩腿。

一甩腿，祖父母的眼睛就瞪得圓圓的，手指著他們前後擺動的小腿呵斥說：“怎麼，一點樣子都沒有！”感覺象犯了什麼大忌似的。

梁實秋委屈極了，心底裡的聲音是：哼，我自甩腿，干卿底事！

梁實秋的啟蒙學校是離家只有四五個門的五福學堂。

這個學堂的校門橫據有磚刻的五個福字，故名。由此，也可看出，乃是一箇舊式學堂。

第一天上學，學監要孩子們先向至聖先師孔子的牌位行三跪九叩禮。

五歲的梁實秋極不以為然。

他認為，孔老夫子既然自喻為“喪家犬”，那麼，他本人應該是有趣的、有人情味的，可不願意被後人這樣莊嚴而肅穆地行叩拜禮。

乳臭未乾的梁實秋，就能從“人性”出發去惴度一代聖人的想法，頗為不凡。

不過，五福學堂並未能讓梁實秋學到多少東西，因為，不到一年，就關張大吉了。

眼看梁實秋就要成為了一個失學兒童——這是不可能的，因為他家裡條件不錯，他的父親梁鹹熙專門請了一位清朝拔貢，在家裡辦一個書塾。

在這個書塾裡，梁實秋接受到了正統的國學教育。

後來，又轉入 “當時公認最好的貴族學校”——陶氏學堂就學。

陶氏學堂既然貴族學校，有錢人家子弟就多，而且不怎麼愛學習，經常打鬧，讓梁實秋很不適應。

191l 年辛亥革命爆發，鼙鼓之聲動地而來，陶氏學堂校長陶端方被殺，這個學堂也倒閉了。

停學居家期間，梁實秋的祖父、祖母相繼去世。平生熟讀《大義覺迷錄》、《揚州十日記》的父親給他講了不少明清年間的事，對自己頭上“汙髒麻煩的辮子本來就十分厭惡”的幼年梁實秋更生出了許多憤慨，“巴不得把它齊根剪去”。

梁實秋上的第四個學堂是東城根新鮮衚衕的“公立第三小學”，和前面三個舊式學堂不同，這是一個時代風潮下的新式小學，在這兒，他接受到了合乎現代文明精神的教育，除了學習國文課，還學習英文、算術、繪畫等等。

學習期間，小梁同學痛並快樂著。

他的國文和英文等科目都是優秀，唯獨算術一科，常常暈頭轉向、痛苦不堪。

他不無抱怨地說：“象‘雞兔同籠’一類的題目我認為是專門用來折磨孩子的，因為我當時想雞兔是不會同籠的，即使同籠也無需又數頭又數腳，一眼看上去就會知道是幾隻雞幾隻兔。”

相對於學習算術的痛苦，更要命的是：辛亥革命的第二年，北京發生兵變，梁家慘遭洗劫，家道就此中落。

小梁的父親在警察局任職，雖說吃穿方面還不至於沒有著落，但，小梁的讀書問題，就得好好考慮考慮了。

碰巧，美國總統羅斯福總統同意退還中國半數“庚子賠款”，但要求這筆款必須用於發展中國的教育事業。在這個大背景下，政府在北京遠郊辦了一個學校，叫“清華學校”（清華大學的前身）。

如果能考上這個學校，不但全免學費，學生畢業後還可以領官費到美國接受更高等級教育。

考慮再三，梁鹹熙決定了，讓小梁去報考清華。

有趣的是，清華里面進行的是現代文明教育，入學考試卻是讓考生寫一篇“孝弟為人之本”的國學作文。

國文是梁實秋的特長，不用說，他考上了。

考上的消息傳來，梁實秋的母親大哭了一場。

哭出的原因不單單是清華離家遠、完全進行西式教育，主要是八年之後還要到美國繼續求學呢。

但梁實秋終究是要到清華讀書了。

誰也沒有料到，這之後的八年讀書生涯對他一生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直接決定了他的人生追求和事業選擇。

憤青歲月

清華既不同於官辦或民辦的“學堂”，與其他各所大學也迥乎不同。

因為是以美國人的理念辦學，其對英文教學的重視程度，就當時的國內環境而言，簡直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上午的課如英文、作文、公民、數學、地 理、歷史（西洋史）、生物、物理、化學、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等，一律用英語講授，採用美國出版的教科書；下午的課如國文、歷史、地理、 修身、哲學史、倫理學、修辭、中國文學史等，一律用國語講授，用中國的教科書。

當然，這還不是最苛刻的。

最讓梁實秋感到憤憤不平的是，學校竟然規定：上午的課是必修課，學生考試必須及格才准予畢業；而下午課只是選修課，可不考。

這一來，很多學生不學中文課程了。

梁實秋偏不，他一向喜歡中國古典文學，“我下午上課從來不和先生搗亂，上午在課堂裡就常不馴順。”

學校還規定：學生身上不許帶錢，不許看“閒書”，早晨七點起床，必須於七點二十分準時到食堂吃早飯，每星期必須至少洗澡兩次等等。

梁實秋不但身上帶錢，而且愛看“閒書”， “每次進城在東安市場，勸業場、青雲閣等處書攤旁邊不知消磨多少時光流連不肯去，幾乎凡有新刊必定購置”。他除了往自己的頭腦中灌輸經史子集、詩詞文章外，還灌輸了“進化論與互助論，資本論與安那其主義，托爾斯泰與蕭伯納，羅素與柏格森，泰戈爾與王爾德。”

新舊思想的並蓄兼收，使得梁實秋這個外表敦厚、斯斯文文的好學生，骨子裡卻住進了一個憤青。

五四運動期間，梁實秋自感 “壓抑多年的情緒與生活力”被激發了，他“隨同大隊進城，在前門外珠市口我們一小隊人從店鋪裡搬來幾條木凳橫排在街道上，人越聚越多，講演的情緒越來越激昂，這時有三兩部汽車因不得通過而亂按喇叭，頓時激怒了群眾，不知什麼人一聲喝打，七手八腳的搗毀了一部汽車。”

此外，還參加了連續驅趕三位校長辭職的活動。

但一些人盲目的做法，很快讓梁實秋冷靜下來了。

章宗祥的兒子和他住在同一間寢室，是位“睡在我上鋪的兄弟”。

章宗祥作為一名舉國皆曰可殺的“賣國賊”，他的兒子自然不敢在學校呆下去，早早回家避風頭了，可是許多人不依不饒地湧進了他的寢室，把他的床鋪搗爛了。梁實秋回憶說，“我回來看到很有反感，覺得不該這樣作。”

不久，這個同學因此患病死去，梁實秋生出了一種沉重的負疚感，“我當時感覺到大家只是一股憤怒不知向誰發洩，恨政府無能，恨官吏賣國，這股恨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的發洩了。在這股洪流中沒有人能保持冷靜，此之謂群眾心理。”

與聞一多的相交

五四風潮暫時平息，梁實秋與顧一樵、翟毅夫等六個在校學生在清華園成立了一個“小說研究社”，合寫了一本《短篇小說作法》。

不久，比梁實秋早三年進入清華的聞一多加入，朱湘、孫大雨等人先後加入，隊伍越來越壯大。

聞一多是1912年進入清華園的，但他在一年級時因英語課不及格留級一年，後參加學潮又被留一年，從而造成了與梁實秋只差了一個年級的事實。

年齡稍長的聞一多建議，把社名改為“清華文學社”。

梁實秋同意了。

從此，兩人結下了終生的友誼。

聞一多曾熱烈地表白道：“實秋啊！我的唯一的光明的希望是退居到唐宋時代。同你結鄰而居，西窗剪燭，杯酒論文——我們將想象自身為李杜，為韓孟，為元白，為皮陸，為蘇黃，皆無不可。只有這樣，或者我可以勉強撐住過了這一生。朋友啊！我現在同你訂了約，你能允許嗎？”

他甚至把梁實秋比之為中國的李商隱與英國的濟慈。

梁實秋與聞一多都對新詩的誕生表現出極大熱情，十分強調“詩的藝術、詩的想象、詩的情感”，對郭沫若的《女神》推崇備至。

他們跟隨胡適等人一起組成新月派。

梁實秋視胡適為師長，執弟子禮甚恭。

可是，胡適的《嘗試集》詩集問世，其竟然提倡寫詩是“話怎麼說，便怎麼說”。這種觀點，讓梁實秋深為失望。

梁實秋說，“我們以為詩可以用白話寫，但白話並不等於詩，詩還是要有詩意才行。象胡適先生的‘人力車伕，人力車伕，車來如飛?’那樣的白話詩，我們就不大欣賞。”

聞一多的看法跟梁實秋是一致辭的，他說看了胡適的大作，“幾乎氣得話都說不出。‘始作俑者’的胡先生啊！你在創作界還沒有作夠嗎？又要在批評界作俑？唉！左道日昌，吾曹沒有立足之地了！”

他們對胡適的《嘗試集》表示不滿，同時也很反感康白情的《草兒》、俞平伯的《冬夜》等作品。

梁實秋說，“象俞平伯先生的‘被窩暖暖的，人兒遠遠的，怎能不想起人兒遠呢？’，或康白情先生的‘早起，如廁是第一件大事?’，這一類的句子更不象是詩。”

他們相繼寫了《草兒評論》和《冬夜評論》。

聞一多曾將他的《冬夜評論》滿懷希望地曾寄於孫伏園主編的《晨報副刊》，但如泥牛入海，查無音訊。他們的心靈受傷了，強烈地想找一個可以發表自己文章的刊物。

要能隨心所欲地發表的刊物，只能自己辦。

關鍵時刻，是梁實秋父親梁鹹熙斥資一百元，寫了洋洋灑灑四萬字的《冬夜草兒評論》才得以發表。

該書中寫：“不幸的詩神啊！他們爭道替你解放，‘把從前一切束縛你的自由的枷鎖鐐銬打破’，誰知在打破枷鎖鐐銬時他們竟連你的靈魂也一齊打破了呢！”

此書一經發行，胡適主持的《努力》週報則有人撰文予以反批評。

與創造社的一段情

面對以胡適為代表的新詩派的責難，梁實秋、聞一多這兩顆志同道合的心靈聯結得更為密切了。

因為《冬夜草兒評論》一書裡面流露出對郭沫若推崇和對創造性的肯定，並認為郭沫若是“現代第一詩人”，遠在日本的郭沫若感激涕零，寫給他們一封信，信中說，“如在沉黑的夜裡得見兩顆明星，如在蒸熱的炎天得飲兩杯清水；在海外得讀兩君評論，如逃荒者得聞人足音之跫然”。將二人引為知己同道。

意外得到郭沫若的來信，梁實秋、聞一多這對小夥伴的內心久久不能平靜。“我們應該滿意了。郭沫若來函之消息，使我喜如發狂。我們素日讚揚此人不遺餘力，於今竟證實了他確是與我們同調者。”

當時，一個外國刊物正在評選“中國現代十二大人物”，聞一多對梁實秋說，“昨見田漢曾得一票，使我驚喜，我立即剪下了一張票格替郭君投了一票。”

此後，梁實秋、聞一多在《創造季刊》和《創造週報》上發表了大量的詩、散文、小說，儼然成了創造社旗下的兩員驍將。

他們對創造社成員們的讚美不遺餘力，聞一多說：“假如全國人都反對我，只要郭沫若贊成我，我就心滿意足了。”“當今詩人郭沫若、田漢、徐志摩頗可觀，此外無人也”。

有一天，聞一多得知郭沫若回國後竟在上海以鬻文為生，便恨世憤俗得不能自持，寫信給家人說：“以郭沫若之才學，在當今新文學界應首屈一指，而窮困至此。世間豈有公理哉！”

說這話時的聞一多，已經往美國芝加哥大學深造了。

梁實秋曾單獨一人到上海拜訪郭沫若。

郭沫若非常熱情，以貴賓的規格接待了梁實秋。

他聽說梁實秋患有甲狀腺腫，便拉住他的手說，“我是醫生，我來給你看看。”又是診察，又是翻書查資料，詳細的解釋病源病狀，勸梁實秋抓緊治療。

那時同學少年，彼此間並無隔閡，越談越攏。到了中午時分，郭沫若堅留吃飯，“一巨缽辣椒炒黃豆芽由其日籍夫人安娜捧置桌上，”梁實秋吃得津津有味，為前輩詩友的拳拳誠意激動不已。

晚上，郭沫若又邀來了郁達夫、成仿吾，陪梁實秋一同到會賓樓喝酒。

這席飯，事先說好了由書店老闆的兒子結賬，幾人開懷痛飲，一醉方休。

在上海交遊期間，創造社提出了一個重要提議：把《創造》季刊的編務工作交負給梁實秋和已在美國的聞一多代為主持。

可以說，梁、聞二人和創造社打得火熱。

可是，隨著交往的深入，梁實秋漸漸地發現了自己和創造社成員在價值取向上存在著巨大的分歧。

梁實秋回憶說：“我有一次暑中送母親回杭州，路過上海，到了哈同路民厚南里，見到郭、鬱、成幾位，我驚訝的不是他們生活的清苦，而是他們生活的頹廢，尤以鬱為最。他們引我從四馬路的一端，吃大碗的黃酒，一直吃到另一端，在大世界追野雞，在堂子裡打茶圍，這一切對於一個清華學生是夠恐怖的。”

更過分的是，郁達夫到了北京，找到梁實秋，提出了兩個要求：一是訪圓明園遺址；二是逛北京的四等窯子。

對郁達夫提出的第二點，梁實秋駭然變色，落荒而逃。

事後，他這樣評價郁達夫，說他是“無行的文人中之最無行者，就是自家做下了無數樁的缺德事，然後據傲的赤裸的招供出來，名之日懺悔。懺悔云云，並不是悔過的表示，只是在侮慢社會的公認的德行，不以可恥的事為可恥，一五一十的傾倒出來，意若曰：‘我做下這等事了，你們來表同情與我，你們快來讚歎我！我敢做敢當，你們平庸的人敢做這等事嗎？做了敢於承當麼？’這樣的論調時常就可以震懾住一般的人，於是在一片懺悔聲中無行的文人就變為真誠的英雄了。”

這樣，梁實秋最終還是與創造社分道揚鑣了。

辯才初露

自與創作社斷交，梁實秋曾一度想另起爐灶，辦起一個純文學刊物，刊名擬為《紅荷》，創刊號的稿件也已基本集齊，但基於種種原因該計劃還是流產了。

儘管刊物沒能辦起來，但梁實秋作為《清華週刊》的編輯，在這段時間還是創作了大量的文章，其中很多是辯論方面的。梁實秋自述說“我喜歡文學，清華文藝社的社員經常有作品產生，不知我們這些年輕人為什麼有那樣大的膽量，單憑一點點熱情，就能振筆直書從事創作……我之喜歡和人辨駁問難，蓋自此時始。”

骨子裡的憤怒青年，喜歡和人辨駁問難似乎是理所當然的事。

但，梁實秋初生牛犢不怕虎，他選擇的辯駁對象，都是久負盛名的重量級人物，這使得大家不得不佩服他的辯才和勇氣。

和他展開第一場身份和年齡都不對等的辯論對象是周作人。

梁實秋在《晨報副刊》上發表了《讀‘詩底進化還原論’》，提出“醜不堪言的字句”不宜入詩。

周作人看了，大不以為然，寫了《醜的字句》予以批駁，說“字的運用是作者和自由，我們不能規定什麼字句不準入詩，也不能規定什麼字非入詩不可”。

梁實秋則寫了《讀仲密先生的（醜的字句）》作為還擊。

這場論點很激烈，不少名學者紛紛加入戰團。其中，虛生寫了《詩中醜的字句的討論》，柏生寫了《關於醜字句的雜感》，景超有《一封討論醜的字句的信》，東巒有《讓我來攙說幾句》等等。

此後，梁實秋又與國民黨元老吳稚暉展開了更加激烈的論辯。

事情的起因是，梁實秋代表《清華週刊》編輯部邀請梁啟超、胡適等擬寫《國學入門書要目》，主旨是“指示青年以研究國學的初步方法。”

吳稚暉看了該書目，啞然失笑，寫文稱梁啟超的書目為“灰色的書目”，戲謔其為“箴洋八股化之理學”，“於人大不利，於學無所明”。

梁實秋立刻寫了《灰色的書目》對吳稚暉大加鞭撻，說他“所下的斷語只是糊塗、誤解、孟浪！”

吳稚暉乃是成名已久的人物，哪裡會就此罷休，隨即進行反駁。

這場論戰，終以梁實秋的告負而結束。

梁實秋的第三場大辯論是與朱大枬等人就小說創作中的“新某生體”展開的爭論，情形更激烈。朱大枬認為當時一些新小說家在作品中以外國字母代替人名和地名的做法是中國人“仿效和懶惰”的體現，將之譏諷為“新某生體”。

梁實秋遂以新文學的護衛者姿態連續寫了四篇文章展開論戰。他甚至用呵斥的口氣責難加入戰團的蹇先艾。

多番辯論下來，梁實秋的辯才愈加出眾，也愈加自負，以文學批評家自居。

清華畢業啦

在清華，梁實秋和梁啟超的長子梁思成是同班同學，梁啟超的另外兩個兒子梁思永、梁思忠也都在清華讀書。

畢業前夕，他們幾個商議請梁啟超來做一場演講。

當天梁啟超演講的題目是《中國韻文裡表現的情感》，開場白只有兩句，頭一句是：“啟超沒有什麼學問——”眼睛向上一翻，又輕輕點一下頭：“可是也有一點嘍！”

梁啟超的演講到緊張處，便成為表演。“手之舞之足之蹈，有時掩面，有時頓足，有時狂笑，有時嘆息。”

梁實秋感慨地說：“聽過這講演的人，除了當時所受的感動之外，不少人從此對於中國文學發生了強烈的愛好。”他寫了一篇《記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講》，後來選入了新版高中語文課本。

如果說，演講情形給梁實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麼，另一項活動留下的印象和陰影，更是畢生難忘。

清華對每一個畢業生都要進行體育考試。

在梁實秋看來，最難通的是游泳一項。

考試那一天，梁實秋請兩位同學各持竹竿站在泳池兩邊為自己壯膽。

開考哨聲一響，他“撲通”地跳到水裡，四肢亂劃，身體馬上就沉了下去，喝了一大口水之後，腦袋浮出，還沒來得及喊救命，又沉了下去……所幸事先的安排，那兩位早有準備的同學迅速用竹竿把他挑了起來。

這次考試不及格。

苦練了一個月，補考。

情形卻跟第一次考的差不多，他剛下水，又沉到了池底，並摸到了滑溜溜的大理石池底。

不過，畢竟苦練過，不那麼慌亂，踉踉蹌蹌在池底爬了幾步，喝了幾口水便露出水面……就這樣，終於混了個及格，卻把一旁的馬約翰先生笑得肚子疼。

海上識冰心

1923年，對梁實秋而言，是意義非凡的一年。

這一年，他結束了八年的清華生活，按照學校的規定打點行李準備赴美留學。

八月，終於要上船了。

郭沫若懷抱幼子，在浦東碼頭上依依不捨地揮手送別。

梁實秋乘坐的是開往美國西雅圖的“傑克遜號”。

“天連水，水連天，不住的波聲崩崩。好多隻海鷗繞著船尾飛……我們一天天的看日出日落，看月升月沉”，好不寂寞。

船上，他結識了從燕京大學畢業的許地山，並經由許地山介紹，認識了傳說中的冰心！

梁實秋是讀過冰心的詩集《繁星》與《春水》的。

非但讀過，他還曾在《創造週報》上寫文批評，說冰心“在詩的花園裡恐怕難於長成蕤葳的花叢，難以結出碩大的果實”，又說，“《繁星》、《春水》這種體裁，在詩國裡面，終歸不能登大雅之堂的。這樣的詩是最容易做的，把捉到一個似是而非的詩意，選幾個美麗的字句調度一番，便成一首，旬積月聚的便成一集”。

他還大放厥詞，說冰心的想象力弱、韻文技術拙、情感分子薄，進而總結陳詞：“冰心女士是一個散文作家、小說作家，不適宜於詩；《繁星》、《春水》的體裁不值得仿效而流為時尚。”

想不到，世界是如此狹小，文學作者和文學批評者在同一條船上狹路相逢了。

梁實秋客氣地問：“您到美國修習什麼？”

冰心禮貌地回答：“文學。”接著反問了一句：“您修習什麼？”

梁實秋面不改色：“文學批評。”

冰心語塞，雙方再無話可說了。

然而，幾天的相處下來，梁實秋發現，冰心雖“對人有幾分矜持”，但“她的胸襟之高超，感覺之敏銳，性情之細膩，均非一般人所可企及”。

他們很快就結成了知心朋友，並在船上經營起一項富有創意的事業：辦了一個板報《海嘯》。

《海嘯》就貼在客艙入口的醒目處，內容是創作與翻譯，三天一期。

梁實秋設計了報頭，他“仿張海若的‘手摹拓片體’塗成隸書《海嘯》二字，下面剪貼傑克遜總統號專用信箋角上的輪船圖形。”

飄洋過海後，他們從中精選了十四件作品，寄回國內的《小說月報》。

留洋趣事

9月1日，“傑克遜號”抵達美國西雅圖市，梁實秋就搭上了開往科泉的火車，向著目的地——科羅拉多大學的科泉（Colorado　Springs）分校進發了。

聞一多比梁實秋早一年來美國留學，在芝加哥大學就讀。

梁實秋到了科羅拉多泉大學，思念舊友，就寫了一封信，裡面裝了一套十二張科羅拉多的自然風光畫片，並附一句話：“你看看這個地方，比芝加哥如何？”

梁實秋的本意是向好友打個招呼，讓他知道自己已平安抵達美國，“並且用這裡的風景片撓他一下”。

不想，這一“撓”，就“撓”得有些過了。

一個星期後，聞一多提著一隻大皮箱出現在他面前，神氣活現地告訴他，自己已從芝加哥轉學到了科泉大學！

那一刻，梁實秋流淚了。

兩人又開始重拾清華的時光，朝夕伴讀，實現了 “西窗剪燭、杯酒論文”的夙願。

1942年秋，梁實秋到麻州劍橋入哈佛大學研究院學習。期間，中國學生會要用英語演一出中國戲。大家討論的結果是：將明朝高則誠的《琵琶記》編成話劇，梁實秋負責編譯。

說來也巧，演牛丞相的是顧一樵，演丞相之女的是大才女冰心，女主角趙五娘則由留學生中出了名的美女謝文秋扮演。

導演是留學生們特地從波士頓音樂學院請來的教授。

教授的意見是，蔡伯喈和趙五娘團圓時，兩人必須有一段激情吻戲。

這樣一來，眾人都爭著飾演蔡伯喈！

最終，在顧一樵的力薦下，梁實秋成功出演戲中男主角。

可是，在排演過程中，每到吻戲那一出，梁實秋就忸怩不安，臉紅得直達頸脖。

導演鼓勵他，叫道：“走過去，和她親吻，和她親吻！”

謝文秋站在那裡微笑。

梁實秋嘗試了多次，最終放棄，告訴導演：中國古時候沒有這樣的規矩。

導演只好搖頭嘆息。

事後，正告梁實秋：“你下次演戲最好選一出喜劇，因為據我看你不適於演悲劇。”

梁實秋心裡甜滋滋的，想，琵琶記難道不是喜劇麼？這一次真是逢場作戲，難道還有下次？

聞一多寫詩戲謔梁實秋說：一代風浪薄倖哉！鍾情何處不優俳？琵琶要作誅心論，罵死他年蔡伯喈！

不久，謝大美女與同學朱世明訂婚。冰心取笑梁實秋說：“朱門一入深似海，從此秋郎是路人。”

梁實秋心有所動，從此有了一個叫“秋郎”的筆名。

為愛情回國

冰心應該知道，梁實秋在國內是有女朋友的。

當年，在“傑克遜號”上，梁實秋就曾對冰心說：“我在上海上船以前，同我的女朋友話別時，曾大哭了一場。”

這個女朋友名叫程季淑，是包辦婚姻的產物。

說起包辦婚姻，很多人都會想到魯迅和朱安、郁達夫和孫荃的不幸遭遇。

但，梁實秋卻對父親給自己的包辦的婚姻非常滿意，非常享受。

那是1921年秋的一個週末，還在清華讀書的梁實秋回到家中，發現父親書房桌上有一張紅紙條，上面寫著：“程季淑，安徽績溪人，年二十歲，1901年2月17日寅時生。”

冰雪聰明的他，很快就意識到這是父母為自己選的未婚妻。

他的頭腦“嗡”的一下，趕緊去問大姐。

大姐曾陪母親去觀察過程小姐，如實相告，說這姑娘“雙眼皮大眼睛，身材不高，腰身很細，好一頭烏髮”。

長髮及腰，且有一雙美麗的大眼睛！

梁實秋鬆了口氣。

可是，大姐又神秘兮兮的補充說，程季淑頭髮的劉海很長，覆蓋了整個前額，好象在遮掩著疤痕什麼的。

一個大美女，額前長了一個大傷疤，可不是造化弄人，大煞風景？

梁實秋的心懸了起來，捂著嘴，吃驚地看著大姐。

大姐眼波流動，神飛色動地說：“我假意誇獎她的頭髮梳得又好又別緻，就走近去掀起了劉海偷看……”

梁實秋緊張地問：“有什麼沒有？”

大姐答：“什麼也沒有。”

老天，差點嚇死我了。

內心狂野的梁實秋，第二天就迫不及待地打電話給程季淑，要求見面。

程季淑的聲音柔柔的，脆脆的，一下子就俘獲了他的靈魂。

程季淑出身名門，祖父曾官至直隸省大名府知府。但和梁實秋家一樣，到了她父親這一代，家道就中落了，在北京城開筆墨店。

這年初冬，梁實秋與程季淑頻頻約會，兩人互生好感受，將中央公園、太廟、北海等名勝逛了個遍。

在男女授受不親的舊封建風氣的影響下，他們這樣成雙結對在出現在公眾面前，無疑是有勇氣的。

在街上，回頭率超高，人們投向他們的目光多以驚異為主，間或還會收穫到一些不三不四的口哨聲。

程季淑在一所小學工作，梁實秋常去找她，在大庭廣眾之下拉著她的手昂然起出校門，讓學校覺得有傷風化，忍無可忍，最終將程季淑辭退了。

1923年，梁實秋赴美留學的那個晚上，兩人一起立下了三年後結婚的誓言。

清華的官費留學期限是五年，但滿三年也可回國。

可是，梁實秋在美國差點連三年也沒待滿，就火急火燎地回國了。

因為，再不回國，女朋友就要飛了。

程季淑的叔父們向她的寡母下通牒，要把她嫁給某部一個科員。

你說，梁實秋能不急？

他回到家，央人出面正式提親，並定於1927年2月11日結婚。

婚禮是在北京南河沿的“歐美同學會”舉行的。

一切進行得異常倉促，以致辭在結婚儀式中，梁實秋弄丟了最重要的道具：戒指。

這太觸黴頭了。

梁實秋全身籠罩上一種不祥的感覺。

好在程季淑知書識禮，連連安慰他說：“沒關係，我們不需要這個。”

婚後十幾天，那種不祥的徵兆很快得到“印證”：他們先到南京，但時局混亂，只好忍痛拋掉苦心經營的新居，出走上海，在上海定居下來。

不過，在上海，雖然清苦，但小兩口恩恩愛愛，日子過得倒也其樂融融。

梁實秋應聘為《時事新報》“青光副刊”的編輯，同時在大學兼職，賺錢養家；妻子操持家務，接待親友，成了專職的家庭婦女。

一天晚上，梁實秋剛到家，妻子問他：“你上樓的時候，是不是一步跨上兩級樓梯？”“是的，你怎麼知道？”“我聽著你的嗵嗵響的腳步聲，我數著那響聲的次數，和樓梯的級數不相符。”他們互相關心和愛護著對方，沉醉在愛海里。

不久，他們的大女兒文茜和兒子文祺先後出世。

妹妹亞紫結婚後也租住在上海，和他們做了鄰居。

梁實秋的父親、母親也搬到了上海，非常滿意兒子、兒媳的一切。

那一場曠日持久的世紀大論戰

沉醉在小資生活裡的梁實秋，不經意之間，引發了一場曠日持久的世紀大論戰。

1927年11月，《復旦旬刊》創刊，編者向梁實秋約稿，他新瓶裝舊酒，把以前發表過的《盧梭論女子教育》一文拿出來重新發表了一次。

在這篇文章裡，梁實秋把法國啟蒙思想家盧梭大大攻擊了一番，並對女子的教育問題發了一通議論。

魯迅剛剛從廣州來到了上海，拜讀了梁實秋的大作，大不以為然，寫下了一篇名為《盧梭與胃口》的雜文，發表在《語絲》週刊上。

應該說，魯迅並不知道《盧梭論女子教育》的作者是誰，因為這篇文章的署名是徐丹甫。退一萬步說，就算梁實秋署的是自己的本名，魯迅也未必知道梁實秋是何許人。

梁實秋比他小了二十二歲，不過是才寫過幾首新詩的毛頭小子，僅此而已。

而這時的魯迅已是文壇巨孹、聲名卓著，著稱文學界、思想界公認的權威。

偏偏，憤怒青年梁實秋自恃辯才過人，執意要強挑橫樑，集中火力，向魯迅發起反擊。

他們文來筆往，唇槍舌箭，從盧梭的教育問題，談到了文學和文學批評文學和革命文學的階級性這些具有文學根本性質的問題，又從文學與革命、政治的關係談到了北京文藝界的門戶，甚至還談到了翻譯中的硬譯問題。

兩人你來我往，筆底風雷，墨海波瀾，演繹出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文壇大戲。

論戰的高潮是1930年，梁實秋發表了一篇文章，叫《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

在這篇文章裡，梁實秋大唱高調，說，“普羅列塔利亞(無產階級)是國家裡只會生孩子的階級！”“沒有聰明才力的人雖然能僥倖得到資產，但是他的資產終於是要消散的，真有聰明才力的人雖然暫時忍受貧苦，但是不會長久埋沒的，終久必定可以贏得相當資產。”“好的作品永遠是少數人的專利品，大多數永遠是蠢的永遠是與文學無緣的。”

這種小資論調，對當時的左翼作家而言，當然是必須要打倒的！

左翼文學理論家馮乃超當即撰文《階級社會的藝術》在《拓荒者》第二期上發表，對之進行針鋒相對的批駁。

憑著一腔正氣，馮乃超將梁實秋稱為“資本家的走狗”，“無產階級既然從其鬥爭經驗中已經意識到自己階級的存在，更進一步意識其歷史的使命。然而，梁實秋卻來說教……對於這樣的說教人，我們要送‘資本家的走狗’這樣的稱號的。”

梁實秋當然不能接受這個大帽子，便寫了《“資本家的走狗”》以示回覆：“《拓荒者》說我是資本家的走狗，是那一個資本家，還是所有的資本家？我還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誰，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帶著幾份雜誌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還許得到幾個金鎊或盧布的賞賚呢。”話說得很俏皮，但內藏機鋒，一劍封喉，殺人於無形。

要知道，在這一年（1927年），蔣介石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大肆捕殺共產黨員，凡 “通共”、“通俄”都是直接判處死刑的重罪。梁實秋以“領盧布”來暗示左翼作家“領盧布” “通共”、“通俄”，可謂居心叵測，用心險惡。

他還在隨後來發表的《答魯迅先生》中繼續影射魯迅等人“通共”、“通俄”，“革命我是不敢亂來的，在電燈杆子上寫‘武裝保護蘇聯’我是不幹的，到報館門前敲碎一兩塊值五六百元的大塊玻璃我也是不幹的，現時我只能看看書寫寫文章。”

孰可忍，孰不可忍？！

魯迅作為一名敢於在腥風血雨中授旗吶喊的鬥士，當然不能再放任梁實秋將這種腔調發展下去。否則，將有更多的左翼作家會遭受不測。

他決定，打起精神來，“來寫它一點”。

這樣，後來被收入中學教材的《“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一文橫空出世。

對於梁實秋的辯解，魯迅的解釋是，“大凡走狗，雖或為一個資本家所豢養，其實是屬於所有的資本家的，所以它遇見所有的闊人都馴良，遇見所有的窮人都狂吠。不知道誰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見所有闊人都馴良的原因，也就是屬於所有的資本家的證據。即使無人豢養，餓的精瘦，變成野狗了，但還是遇見所有的闊人都馴良，遇見所有的窮人都狂吠的，不過這時它就愈不明白誰是主子了。”

對於梁實秋“領盧布”一說，魯迅更不留情面，反駁說，“那麼，為將自己的論敵指為‘擁護蘇聯’或‘××黨’，自然也就髦得合時，或者還許會得到主子的‘一點恩惠’了……所以從‘文藝批評’方面看來，就還得在‘走狗’之上，加上一個形容字：‘乏’。”

“走狗”之上加上一個“乏”，一錘定音，收工！

從此，梁實秋就與“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緊密聯繫在一起了。

青島“飲中八仙”

就在論戰正酣的1930年夏天，梁實秋接受青島大學校長楊振聲先生的邀請，到青島大學任外文系主任，舉家遠赴山東。

同來的還有重在上海的新月社相聚的聞一多。

梁實秋住在魚山路，聞一多初住大學路，後遷居匯泉。

青島山路多，他們兩人都選購了一根精緻的手杖。

每天聞一多去學校上班，路過樑實秋家門口，擊一下掌，或呼嘯一聲，梁實秋便應聲而出。

兩人談笑風生，郾仰嘯歌，雖行走於崎嶇逶迤的小路，卻是策杖芒鞋輕勝馬，風神瀟灑，愜意無限。

青島大學背山面海，風景如繪，是個理想的卜居之所，但少文化背景，沒有古蹟可以尋味，也沒有適當的娛樂。看山觀海，久了自然膩煩，梁實秋和聞一多就是呼朋聚飲，三日一小飲，五日一大宴，豁拳行令，三十斤花雕一罈，一夕而罄。

山東人好飲，青島大學的校長楊振聲也不例外，自他加入了梁、聞二人的喝酒行列，隊伍更加壯大，漸漸成了固定的八個人：聞一多、梁實秋、楊振聲、趙太侔、陳季超、劉康甫、鄧仲存和方令孺，七名酒徒加上一位女史，正好八仙之數，乃自命為“酒中八仙”。他們有時結夥遠征，近則濟南，遠則南京、北京，不自謙抑，狂言“酒壓膠濟一帶，拳打南北二京”，高自期許，豪氣干雲。

一日，胡適過青島小憩，在宴席上看到八仙過海的盛況，大吃一驚，連忙取出他太太給他上面鐫有“戒”字戒指，戴在手上，請求免戰。

程季淑的寡母也來到這裡，跟梁實秋夫婦一起生活，一家老少三代和睦相處，樂趣多多。

青島的生活，成為了梁實秋一生中最為難忘的美好時光。

他的小女兒文薔就出生在青島出生。

也就從這時開始，他開始著手翻譯後來成就了自己名聲的莎士比亞全集。

“九一八”事變爆發，青島大學的學生和其他北方大多數高校學生一樣，串聯南下，請願南京國民黨政府迅速出兵抗日。

為了平息請願風潮，政府向教育界施壓。在學校的校務會議上，聞一多低頭垂淚，建議“揮淚斬馬謖”，開除幾個帶頭的學生算了。

這樣一來，師生間的關係迅速惡化，矛盾急劇上升。

學生高呼打倒校長、反對校長。

校長楊金甫抵擋不住，只好辭職。

校長一走，聞一多就成了主要攻擊對象，校園中到處貼有“驅逐不學無術的聞一多”之類的標語。

有人在黑板上寫這樣的新詩：“聞一多，聞一多，你一個月拿四百多，一堂課五十分鐘，禁得住你呵幾呵？”（聞一多上課時喜歡夾雜“呵”、“呵”的聲音）

甚至，還有人在黑板上畫了一隻兔子和一隻烏龜，旁邊寫著“聞一多和梁實秋”。

聞一多和梁實秋面面相覷。

良久，聞一多嚴肅地問梁實秋：“哪一個是我？”

梁實秋苦笑著回答：“任你選擇！”

就在青島大學校園越來越亂的時候，梁實秋收到了胡適的信。

胡適在信裡說：“看你們喝酒的樣子，就知道青島不宜久居，還是到北京來吧!”

於是，1934年夏天，梁實秋應邀到北京大學任教。

在北大，梁實秋任外文系研究教授兼外文系主任，心裡還夢想著可以在這裡長住久安。可是，抗戰爆發後，他不得不離開北平。

因為程季淑的母親體弱、女兒文薔年紀太小，無法脫身，只好領老老小小寄居在婆母家中，忍淚目送梁實秋遠去。

論戰的尾聲

1937年7月28日，北平陷落，有朋友通知梁實秋，說他已經上了日軍要捕殺的“黑名單”，不得已，他只好告別妻母，隻身一人逃往重慶。

在重慶，他負責《中央日報》主編的副刊《平明》。

補一句， 1927年的那一場對壘式論戰並不因為梁實秋遠赴青島而結束，實際上，這場論戰持續了八年之久，直到1936年10月19日——這一日，偉大的革命鬥士魯迅逝不幸病逝，論戰的硝煙才漸漸散去。

在這場論戰中，兩人所圍繞著人性、階級性、普羅文學、翻譯理念、文藝政策等諸多論題，寫下了100多篇、多達40多萬字的文章，最後卻誰也說服不了誰，似乎不了了之，但其所產生的影響是深遠的。

在重慶，梁實秋又在《平明》的發刊詞中說了以下一段話：“現在抗戰高於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筆就忘不了抗戰。我的意見稍為不同。於抗戰有關的材料，我們最為歡迎，但是與抗戰無關的材料，只要真實流暢，也是好的，不必勉強把抗戰截搭上去。至於空洞的‘抗戰八股’，那是對誰都沒有益處的。”

這一段話，在“抗戰高於一切”的背景下，無疑是一顆重磅炸彈，又炸起了層層水波。

先是羅蓀《大公報》上發表《“與抗戰無關”》一文以示回應。

羅蓀在文說：“在今日的中國，要使一個作者既忠實於真實，又要找尋‘與抗戰無關的材料’，依我笨拙的想法實在還不容易，除非他把真實丟開。”

接著，重慶《新蜀報》副刊《新光》、《新副》於同年12月中旬連接出現了九篇對梁實秋口誅筆伐的文章。

梁實秋應接不暇，只好在《中央日報》上也以《“與抗戰無關”》為題撰文。重申他的觀點，並鄭重聲明：“在理論上辯駁是有益的事，我也樂於參加，若涉及私人的無聊的攻擊或惡意的挑撥，我不願常常奉陪。”

此後，任憑左派文人如羅蓀、宋之的、張天翼、巴人如何批判，梁實秋始終三緘其口，直到1939年4月1日，他結束了與《中央日報》的關係，臨離開《平明》副刊之際，這才刊出了一則簡短的《梁實秋告辭》，說：“我不說話，不是我自認理屈，是因為我以為沒有說錯話。四個月的‘平明’擺在這裡，其中的文章十之七八是‘我們最為歡迎’的‘於抗戰有關的資料’，十之一二是我認為‘也是好的’的‘真實流暢’的‘與抗戰無關的材料’……所有誤會，無須解釋，自然消除。所有的批評與討論，無須答辯，自然明朗。所有的謾罵與汙衊，並沒有傷害著了我什麼。”這應該算作是1927年大論戰的尾聲——以梁實秋最後的沉默告別而結束。

梁實秋以為，論戰已經結束，一切都過去了。

可是，事情的發展，遠遠超出了他的估計。

兩年之後（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把梁實秋定為“為資產階級文學服務的代表人物”，該觀點與魯迅說的“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遙相呼應。

這也使得1949年全國大解放的時候，梁實秋不得不離開了大陸，先走香港，後逃臺灣。

他對原暨南大學副校長王越說，“當年魯迅要打的‘喪家狗’、‘資本家的走狗’指的就是我，新中國成立了，怎麼樣對待我，實在心中無底。我還是先到香港看看再說。”

雅舍的來歷

在重慶，梁實秋曾與一位異性知己過從甚密。

該異性知己姓龔，名業雅，是他的三妹梁亞紫在北京女師大的同學，湖南人。

梁實秋是先認識龔業雅，後來才認識妻子程季淑的。

根據他自己的說法，龔業雅在北平唸書時時常和三妹到家裡來玩，“全家人都很喜歡她”。在他的眼裡，“業雅是我見過最男孩子性格的女性，爽快，長得明麗。非常能幹的，先後在四川、北平做商務編譯館的人事主任，管兩百多人，連家屬六、七百人。很有能力，當年所有編譯館的事，從重慶回到南京，都是她一人處理的。她不是文才，是幹才。”

重慶大轟炸後，梁實秋與龔業雅都居無定所，兩人經過核計，一起合資買了間平房。

這個平房沒有門牌，親友不好找，接收信件也不方便，於是就以龔業雅的“雅”字為名，在山下路口釘了塊木牌，寫上“雅舍”二字。

馳名文壇的《雅舍小品》就是在裡面完成的。

梁實秋自己說“雅舍小品也是因業雅的名字來的。雅舍小品第一篇曾先給業雅看，她鼓勵我寫。雅舍小品三分之二的文章，都是業雅先讀過再發表的。後來出書，序也是業雅寫的。我與業雅的事，許多朋友不諒解，我也不解釋，但是一直保留業雅的序作為紀念。”

因為梁實秋是隻身到重慶的，妻子兒女都留在北京，和龔業雅相處久了，日久生情，就一度打算要想和老婆離婚，另娶龔業雅。

關鍵時刻，胡適的妻子江冬秀把程季淑接到自己家裡，替她出謀劃策，拿主意，到法院裡打官司，鬧，鬧得滿城風雨，梁實秋才不得不和龔業雅分手。

程季淑遂於1943年春到達重慶，和梁實秋住在了一起。

經過這一次風波，此後的三十餘年，無論天涯海角，程季淑始終緊跟著梁實秋，寸步不離。

1949年，梁實秋遠走臺灣，程季淑默默跟隨。期間，盡力支持梁實秋翻譯《莎士比亞全集》，共嘗人間甘苦。

1973年，梁實秋賣掉臺灣的房子，遷居美國西雅圖，程季淑同樣跟隨。

1974年4月30日，梁實秋到附近市場去買一些午餐的食品，程季淑緊隨其後，不料，被市場門前突然倒下的一個梯子擊中，送醫院搶救無效，溘然離世。

喪後再娶，老夫聊發少年狂

相濡如沫的老妻突然辭世，對梁實秋來說，不啻於五內俱摧，傷心透頂。

為此，他寫下了《槐園夢憶》一書，以寄託對亡妻的悼念之情。

臺灣遠東圖書出版公司得了書稿，立即發排，盛情邀梁實秋到臺灣小住。

誰也沒有想到，這次返臺，梁實秋遇到了他的晚年至愛——韓菁清，並由此引發了一場驚天動地的“傾城之戀”！

韓菁清生於1931年10月，比梁實秋小了整整28歲。

她祖籍湖北，父親是一位富甲一方的商人，後移居上海。七歲時，她便在上海的兒童歌唱比賽中脫穎而出，榮獲一等獎； 14歲就登上“歌星皇后”寶座，成為一顆熣燦的新星。1949年，她隨父去了香港，正式步入娛樂圈，在影壇大發異彩，一度在臺灣金馬獎封后。到了30歲才息影，與人談婚論嫁。

她的婚戀並不如意，先是泰國銀行總裁分手，後又被一位菲籍華裔男士拒絕。

1974年11月27日，韓菁清和義父謝仁釗同去拜訪遠東圖書公司的老闆，邂逅了老闆從美國邀請回來的大作家梁實秋。

二人一見鍾情，互生愛慕。

先是梁實秋無話找話，他說：“哦，你就是韓菁清小姐，我聽過你唱的歌呢。可是，我第一次在臺灣電視節目中看到你的名字，覺得很彆扭！”

“彆扭？”韓菁清看著他，面露驚奇。

“你想想，菁念‘精’，這‘菁清’多麼拗口？要麼叫菁菁，要麼叫清清，才順口。這名字是誰取的？”梁實秋字斟句酌地說。

“我的本名叫韓德榮。韓菁清是我的藝名，是我自己取的。”韓菁清老老實實地說。

“韓德榮，像是男孩子的名字，這名字也取得不好！”梁實秋笑道。

“我小時候在上海，喜歡唱歌。登臺唱歌用韓德榮這男孩子一樣的名字，當然不行。我就從《詩經——唐風?杕杜》一句‘其葉菁菁裡’，取了‘菁菁’兩個字作為藝名。不過，我很快就發現，在歌星中用‘菁菁’兩個字作藝名的人有好幾個，我就改成‘菁清’，而且加上了姓，成了‘韓菁清’，再也不會跟別人重複……”

梁實秋似乎聽得入了迷，讚道：“你真不簡單啊，小小年紀之時，就知道《詩經》，知道“其葉菁菁”。”

白髮紅顏，越聊越投機。

很快，梁實秋就向韓菁清表白了愛慕之情。

考慮到兩人的年齡差距太大，而且，對方已到了古稀之年，耳朵聾，要戴著助聽器才能聽到聲音，又患了嚴重的糖尿病……這些這些，讓韓菁清猶豫不決。

梁實秋卻表現得異常勇敢，每天一封信，有時兩封、三封、四封……攻勢如潮，兩個月中寫了二十多萬字！

對韓菁清的稱呼，從“菁清女士”，到“菁清”，到“清清”，到“親親”，到“小娃”，熱烈、火辣，動人心魄。

而他自己的署名竟是“你的秋秋”、“你的一人獨有的秋秋”乃至“我是你最親近最知心的秋秋”。讓人不容拒絕。

他對愛情表現得義無反顧，在信中寫道：“不要說懸崖，就是火山口，我們也只好擁抱著跳下去。”

為投其所好，梁實秋甚至給他“最最親愛的小娃”辦了一份《清秋副刊》，把每天讀報得來的時事趣事，抄寫下來專供小娃一人閱覽消遣。

韓菁清的心靈堡壘終於被攻陷。

1975年，梁韓之戀修成正果，走入了結婚殿堂。

與韓菁清的結合，梁實秋找回曾經的青蔥歲月，他說：“我像是一枝奄奄無生氣的樹幹，插在一棵健壯的樹身上，頓時生氣蓬勃地滋生樹葉，說不定還要開花結果。小娃，你給了我新的生命。你知道麼？你知道麼？……我過去偏愛的色彩是憂鬱的，你為我撥雲霧見青天，你使我的眼睛睜開了，看見了人世間的絢爛色彩。”

原本擱筆已久的他又開始了創作，每天上午專心讀書、寫作，一天寫個五千字。

1979年6月，他完成了《英國文學史》和《英國文學選》，前者約一百萬字，後者約一百二十萬字，歷時七年，獲得了“國家文藝貢獻獎”。

他們一起攜手走過十二個春秋，直至梁實秋辭世。

面對死亡，梁實秋在給韓菁清的信中說“我依然愛你。我故後，你不必悲傷，因為我先你而去，是我們早就預料到的事。”

梁實秋說：“我只是一個凡人——我有的是感情，除了感情以外我一無所有。我不想成佛！我不想成聖賢！我只想能永久永久和我的小娃相愛。人在愛中即是成仙成佛成聖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