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人口分佈是天定的，那麼人口流動便是歷史的發動機。在過去的那些世紀裡，不同的增長率、經濟狀況和政府政策導致了希臘人、猶太人、日耳曼部落、斯堪的納維亞人、土耳其人、俄羅斯人、華人等的大量外移。在一些情況下，這些遷移是相對平和的，在另一些情況下卻充滿了暴力。然而在19世紀，歐洲人是人口向外擴張的主要種族。1821至1924年間，大約有5500萬歐洲人移居海外，其中3400萬到了美國。西方人征服、有時甚至消滅了其他民族，開發了人口密度較低的土地並定居下來。人口輸出可能是16—20世紀西方崛起的最重要的衡量標準。
20世紀末出現了一個不同以往但規模更大的移民浪潮。1990年，合法的國際移民有將近1億人，難民約1900萬，而非法移民至少達到了1000多萬。這個新移民浪潮部分是非殖民化、新國家的建立，以及鼓勵或強迫人民遷移的國家政策的產物，但同時它也是現代化和技術發展的結果。運輸工具的改進使遷移更簡便、省時和省錢；通信的改善則增強了尋求經濟機會的刺激，並密切了移民與其留在祖國的家庭之間的聯繫。此外，正如西方的經濟增長刺激了19世紀的向外移民一樣，非西方社會的經濟發展同樣刺激了20世紀的向外移民。移民成了一個自我強化的進程。邁倫·韋納認為：“如果存在一個統一的移民‘法則’的話，那便是移民潮一旦開始，它便會自我促進。移民們會為家鄉的親戚朋友提供信息和經費使他們能夠移民，並幫助他們尋找工作和住房。”其結果，按照他的話說，就是一個“全球移民危機”。
西方人一貫和強烈地反對核擴散，支持民主和人權。與此相反。他們對移民問題的看法卻是矛盾的，並隨著20世紀最後20年均勢的重大變化而改變。直至20世紀70年代，歐洲國家普遍贊同移民，有些國家，特別是德國和瑞士，還鼓勵移民的流入以彌補勞動力的短缺。1965年，美國取消了20年代制定的偏向於歐洲的移民限額，並徹底修改了法律，使得70和80年代移民流入的大量增加成為可能，並造成了新的移民來源。然而在80年代末，高失業率、移民人數的增長和移民佔壓倒優勢的“非西方”特性，使得歐洲人的態度和政策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幾年之後，出於同樣的考慮，美國人的態度也出現了類似的變化。
20世紀末，大多數移民和難民是從一個非西方國家遷往另一個非西方國家，但是進入西方國家的移民人數已接近了19世紀西方外移人口的絕對數字。1990年，估計有2000萬第一代移民生活在美國，1550萬人生活在歐洲，800萬人生活在澳大利亞和加拿大。在歐洲主要國家中，移民人數佔總人口的比例達到了7％—8％。1994年，進入美國的移民人數佔其全部人口的8.7％，為1970年的兩倍；佔加利福尼亞州人口的25％，紐約州人口的16％。80年代，大約有830萬人進入了美國，在90年代的前4年這一數字大約是450萬。
新移民絕大部分來自非西方國家。在德國，1990年有土耳其移民167.5萬人，其次最大的移民群來自南斯拉夫、意大利和希臘。在意大利，主要的移民來自摩洛哥、美國、突尼斯和菲律賓。90年代中期，大約有400萬穆斯林居住在法國，在整個西歐，穆斯林人口達到了1300萬。50年代，進入美國的移民有三分之二來自歐洲和加拿大；80年代，移民人數大量增加，其中大約35％來自亞洲、45％來自拉丁美洲，來自歐洲和加拿大的移民則不足15％。美國人口的自然增長率很低，歐洲的自然人口增長率實際上為零。由於移民的生殖率高，因而他們將佔西方國家未來增長人口的大部分。結果是，西方人日益擔心，“他們現在不是在遭到軍隊和坦克的入侵，而是遭到了講著其他語言、信奉其他神和屬於其他文化的移民的入侵。他們還擔心，移民會搶走他們的工作，佔據他們的土地，享受他們的福利制度，並且威脅他們的生活方式。”
20世紀90年代初，在歐洲的移民中有三分之二是穆斯林。在移民問題中，歐洲人最為關切的是穆斯林移民。挑戰來自人口——移民佔西歐出生人口的10％，阿拉伯人佔布魯塞爾出生人口的50%——和文化。穆斯林社群，不論是德國的土耳其人還是法國的阿爾及利亞人，都沒有融入所在國的文化，而且幾乎沒有跡象表明將來會如此。讓—瑪麗·多姆納克1991年說：“在整個歐洲，人們越來越擔憂橫跨歐洲文化線的穆斯林會形成歐洲共同體的第十三個國家。”一位美國記者這樣評論移民問題：
奇怪的是，歐洲人的敵意是有選擇的。在法國，很少有人擔心來自東方的入侵——波蘭人畢竟是歐洲人和天主教徒。絕大部分人既不懼怕也不輕視非阿拉伯的非洲移民，敵意大部分是針對穆斯林的。“移民”事實上是伊斯蘭的同義詞，而伊斯蘭教目前是法國的第二大宗教。這一現象反映了深深植根於法國曆史的文化歧視和種族歧視。
然而，從任何嚴格意義上說，法國人更是文化主義者，而不是種族主義者。他們的立法接受了可以講完美法語的黑非洲人，但是他們不能接受在校園裡蒙著頭蓋的穆斯林姑娘。1990年，76％的法國公眾認為在法國有太多的阿拉伯人，46％認為黑人太多，40％認為亞洲人太多，24％認為猶太人太多。1994年，47％的德國人不願意有阿拉伯人生活在他們的街區，39％不願意有波蘭人，36％不願意有土耳其人，20％不願意有猶太人作他們的鄰居。
公眾反對移民和對移民的敵意表現在針對移民社區和個人的極端暴力行動上，20世紀90年代初它已成為德國的一個問題。更為重要的是，右翼、民族主義者和反移民政黨的選票在增加，儘管為數不多。德國共和黨在1989年的歐洲議會選舉中獲得了超過7％的選票，但在1990年的全國大選中卻只得到2.1％。在法國，國民陣線在1981年時僅獲得微不足道的選票，而1988年選票升至9.6％，此後在地區和議會選舉中的得票率穩定在12％和15％。
20世紀90年代初，歐洲的政治領袖競相對反移民情緒作出反應。在法國，希拉剋於1990年宣佈“必須完全停止移民”；內政部長帕斯卡於1993年提出“零移民”；密特朗、克拉松和德斯坦，以及其他主流政治家也都採取了反對移民的立場。移民是1993年議會選舉中的一個主要問題，並明顯地有助於保守政黨的勝利。90年代初，法國政府改變了政策，使外國人子女入法國國籍、外國人家屬移民、申請避難，以及阿爾及利亞人獲得法國簽證變得更為困難。非法移民被驅除出境，警察和其他負責移民問題的政府當局的權力得到了加強。
在美國，移民問題成為一個緊要的問題稍晚於歐洲，且未引起那樣緊張的情緒。美國從來就是一個移民的國家，並自認為如此，它在歷史上曾發展了同化新移民的非常成功的手段。此外，在20世紀80和90年代，美國的失業問題遠不及歐洲國家嚴重，害怕失業不是形成對待移民態度的一個決定因素。美國的移民來源也比歐洲更為多樣化，所以擔心被一個單一的外國群體所湮沒的恐懼亦沒有那樣遍及全國，儘管在一些特定地區也存在著類似的情況。兩個最大的移民群體與美國的文化差距也不似歐洲的那樣大：墨西哥人信奉天主教，講西班牙語；而菲律賓人信奉天主教，講英語。
儘管存在著上述因素，在1965年允許大量增加亞洲和拉丁美洲移民的法案通過後的四分之一世紀裡，美國的公眾輿論發生了決定性的變化。1965年，希望減少移民的人只佔美國人口的33％；1977年佔42％；1986年佔49％；在1990年和1993年佔61％。90年代的民意測驗持續表明60％或以上的美國公眾贊同減少移民人數。
儘管對經濟的關切和經濟狀況影響了公眾對移民的態度，但不論經濟狀況好壞，反對移民的人數都在持續增長，這說明了文化、犯罪和生活方式是使公眾改變觀點的更為重要的原因。一位評論家在1994年說道：“很多美國人，也許是大多數美國人，仍然將他們的國家視為歐洲人定居的國家，因為他們繼承了英國的法律，語言是（並將繼續是）英語，他們的體制和公共建築從西方的古典形式中獲得了啟發，他們的宗教具有猶太教—基督教本源，他們的偉大源於新教的倫理原則。”在被抽樣調查的人中，有55％的人認為移民是對美國文化的威脅，便反映了這些擔憂。歐洲人認為移民威脅來自穆斯林或阿拉伯國家，美國人則認為他們的威脅來自拉丁美洲和亞洲，但主要還是來自墨西哥。在1990年的抽樣調查中，當被問及美國來自哪個國家的移民太多時，認為是墨西哥的人常常是其他人的兩倍，其次是古巴、東方、南美洲和拉丁美洲、日本、越南、中國和韓國。
20世紀90年代初，美國公眾反對移民情緒的日益高漲引起了類似在歐洲發生的政治反應。鑑於美國政治制度的性質，右翼政黨和反移民的政黨雖未贏得選票，但反對移民的國際法專家和利益集團卻越來越多，越來越活躍而且暢言無忌。人們的不滿主要集中在350萬—400萬非法移民上，對此政治家們作出了反應。
如同在歐洲一樣，反應最強烈的是承擔移民大部分費用的州和地方政府一級。結果，佛羅里達州1994年向聯邦政府提出每年8.84億美元的撥款要求，以支付由非法移民引起的教育、福利、執法以及其他開支，此後又有6個州提出同樣的要求。加利福尼亞州的移民無論在絕對人數還是比例上都居首位。該州州長彼得·威爾遜極力主張不允許非法移民子女享受公共教育，拒絕給予非法移民在美國出生的子女公民權，停止由州為非法移民支付緊急醫療費用，從而贏得了廣泛的支持。1994年10月，加利福尼亞州以壓倒多數通過了187號公民提案，拒絕給予非法移民及其子女醫療、教育和福利待遇。
同樣是在1994年，克林頓政府改變了其早期的立場，開始對移民實行嚴格控制：嚴格了政治避難管理制度，擴大了移民局，加強了邊境巡邏，並沿墨西哥邊界修築了障礙物。1990年由國會授權的移民改革委員會於1995年建議將每年的合法移民人數從80萬減至55萬，給予現有公民和居民的幼年子女、配偶而不是其他親屬以優先權，這一規定“激怒了亞裔和拉美裔美國家庭”。
1995年至1996年，包括許多委員會的建議和其他嚴格限制移民措施的立法進入了國會立法程序。至90年代中期，移民已成為美國的一個重大政治問題。1996年，帕特里克·布坎南在總統競選中將反對移民作為其主要政綱。美國緊隨歐洲之後大幅度地削減了非西方人的入境數量。
歐洲或美國能夠制止移民潮嗎？法國曾陷入人口悲觀論的嚴重困境，從20世紀70年代讓·拉斯帕伊枯燥的小說，90年代讓·克洛德·謝耐所作的學術分析，至皮埃爾·勒魯什在其評論中所作的總結：“歷史、親緣關係和貧困使法國和歐洲註定要擠滿來自南方不成功國家的人民。歐洲過去是白人的和猶太教—基督教的歐洲，將來卻不是。”
但是未來並非不可改變，任何事物都不是永久的。問題並不在於歐洲是否伊斯蘭化，或者美國是否拉美化，而在於歐洲和美國是否會成為分裂的社會，擁有來自兩種不同文明的兩個截然不同的、在很大程度上相互分離的社會。這將取決於移民的數量和他們融入在歐洲和美國佔優勢的現有西方文化的程度。
總的說來，歐洲社會並不願同化移民，這樣做亦存在極大的困難，而且穆斯林移民和他們的子女願意被同化的程度也不得而知。因此，持續的大量移民很可能使國家分裂成基督教和穆斯林兩個群體。這個結果是可以避免的，只要歐洲國家的政府和人民願意承受限制移民的代價，包括反移民措施的直接財政支出、使現存移民社區進一步疏遠的社會代價，以及由於勞動力短缺和低出生率造成的潛在的長期經濟代價。
然而，穆斯林人口入侵的問題可能會減輕，因為北非和中東社會的人口增長率會達到頂峰並開始下降，正像在一些國家已經出現的那樣。就刺激移民的人口壓力而言，至2025年，穆斯林移民可能會大大減少。不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情況並非如此，如果其經濟得到發展並促進了西非和中非的社會流動，那麼對移民的刺激和進行移民的能力也將增強，於是歐洲“伊斯蘭化”威脅就將為“非洲化”威脅所取代。這種威脅會在何等程度上實現，也將極大地取決於非洲人口因艾滋病和其他疾病而減少的程度，以及南非從非洲其他國家吸引移民的能力。
穆斯林給歐洲造成了直接的問題，墨西哥人則給美國造成了問題。假設當前的趨勢和政策繼續下去，美國的人口構成將發生巨大的變化，在21世紀上半葉將擁有大約50％的白人和25％的拉美裔人。如同在歐洲一樣，美國移民政策的變化和反移民措施的有效實施可能改變這些預測，但即便如此，中心問題將仍然是拉美裔人在多大程度上能像以前的移民群體一樣被美國社會所同化。第二和第三代拉美裔移民面臨著被同化的廣泛刺激和壓力。另一方面，墨西哥與其他移民有著潛在的重要不同。
首先，來自歐洲或者亞洲的移民需要漂洋過海，墨西哥人卻只需步行穿過邊界或者渡過一條河。交通和通信的日益便利更使得他們能夠與家鄉保持緊密的聯繫並仍然認同於家鄉的社會群體。第二，墨西哥移民集中在美國的西南部，構成了自尤卡坦至科羅拉多連成一片的墨西哥社會。第三，有證據顯示，墨西哥移民對同化的抵制要比其他移民群體更為強烈，他們傾向於保持自己的墨西哥認同，正如1994年加利福尼亞州圍繞著187號公民提案的鬥爭所明確顯示的那樣。第四，墨西哥移民定居的地區是19世紀中葉在美國打敗墨西哥後為美國所吞併的。墨西哥的經濟發展幾乎必然地會激起墨西哥人的復仇主義情緒。到一定時候，美國19世紀軍事擴張的結果可能會受到21世紀墨西哥人口擴張的威脅，併為它所改變。
文明之間均勢的變化使得西方在武器擴散、人權、移民和其他問題上實現其目標變得越來越困難。在這一形勢下，西方若想盡量減少損失，就必須在與其他社會打交道時巧妙地將其經濟資源作為胡蘿蔔和大棒來應用，同時促進西方聯盟，協調其政策，以便使其他社會挑動一個西方國家反對另一個西方國家的手段難以實現，並促進和利用非西方國家之間的差別。西方推行這些戰略的能力，一方面取決於它與挑戰者文明之間衝突的性質和強度；另一方面，取決於它們認同於搖擺文明的程度和與之發展共同利益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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