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說，每次他讓別人讀自己的文章，如果對方譏笑他，他就覺得很開心，若是得到了稱讚，他反而不爽。為什麼呢？
“笑之則以為喜，譽之則以為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
別人覺得他寫得不錯，說明他文章中體現的三觀，跟時人的取向尚有相同之處。這是不行的。
我韓愈哪能跟你們想的一樣？
韓愈的三觀有多標新立異？看看那些被選入中學語文課本的句子——“業精於勤而荒於嬉”，“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好像也不怎麼離經叛道。
是的，教育部的老師們很謹慎，不能讓孩子們太早見識古人心理的陰暗面。
韓愈最驚世駭俗的觀點，在我看來，應該是他通過柳宗元轉述的那篇《天說》。
“天”有意志嗎？無神論者認為“天”沒有意志，而有神論者則通常相信“天” 不僅有意志，而且會懲惡揚善。
韓愈的看法跟以上兩種人都不一樣。他跟柳宗元說，天怎麼會懲惡揚善呢，天肯定要“懲善揚惡”啊。
打個比方，瓜果腐壞了會長出蟲子，於是蟲子又吃瓜果，進一步加劇瓜果的消亡。如果有什麼東西能幫瓜果除蟲，就是對瓜果有益。
人之於天，就像蟲子之於瓜果。人是蟲子，應該被除去的蟲子。
“物壞，蟲由之生；元氣陰陽之壞，人由之生。”
人類是“陰陽元氣”（大自然）混亂失序的產物。自從地球上產生人類之後，人就開墾田地，砍伐山林，鑿井取水，挖地埋死人，打洞倒屎尿，築牆為城垣，鑿渠興水利，燒火做飯，熔金為器……把世間萬物搞得面目全非。人類對自然界的破壞，難道不比蟲害更嚴重麼？
“其為禍元氣陰陽也，不甚於蟲之所為乎？”
如果有人能殘害同類，讓地球上的人口越來越少，那麼大自然受到的損害也會減少，這分明是有功於“天”。若有人讓同類繁榮昌盛，使人的數量日益增多，那麼這種人絕對是“天”要重懲的對象。
“吾意有能殘斯人使日薄歲削，禍元氣陰陽者滋少，是則有功於天地者也；繁而息之者，天地之仇也。”
韓愈：“你覺得我這套理論怎麼樣？”
柳宗元：“你是受什麼刺激了吧？”
柳宗元認為這是韓愈有感於人生不平遭遇的氣話，於是他用自己的理性駁斥道：天，就是個大西瓜，再大，也沒有意志。你把它啃爛了，它也不會發怒。不管是懲惡揚善還是賞功罰禍，都是人類的一廂情願。
“天地，大果蓏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
柳宗元的看法，先進到與現代人幾乎沒有差別，但這樣的世界觀古已有之，即便放在一千多年前的中唐，也並不顯得新奇。當然了，在科學技術遠不能對生產生活起到足夠的保障作用之前，就堅信舉頭三尺無神明照管，這樣面對殘酷人世的勇氣，還是可令許多現代人汗顏的。
那麼柳宗元說韓愈是“有激而為是”，算不算了解韓愈呢？
古來文豪就沒有活得順遂的，韓愈作為唐宋散文八大家之首，當然不會例外。不過要說命途多舛，柳宗元也不遑多讓。兩人在政治上都很受刺激。
韓愈的特殊性，在於他在那個時代感受到了一種嚴重的社會危機。
唐朝中衰的節點在安史之亂，韓愈出生在安史之亂平息以後。彼時大唐國祚剛剛過半，但最富傳奇的人物都謝世了。
盛世之後剩下什麼？有社會經濟與人心尚待平愈的創傷，或許也有無可超越的文藝高峰過後的某種幻滅感。
中唐的文壇並不寂寞，只是夢幻瑰奇的盛唐色調已顯得不合時宜。“仰天大笑出門去”的自信不復，轉而變成“好詩空抱山”、“終日悲顏顏”的苦吟。
中唐是無法誕生詩仙、詩聖的，只有詩鬼（李賀）、詩魔（白居易）、詩囚（孟郊）、詩奴（賈島）。這些人中除了白居易因為有錢而比較快樂之外，其他人都怎一個“喪”字了得~
韓愈求官的歷程十分曲折，但他若能少發表幾句“信佛的皇帝沒好下場”、“燒掉那顆舍利子”等激進言論，並不是沒有風光的日子可過。可他就像一個已經摸到帝國病脈的醫者，強烈的憂患感使他無法閉眼享受靜好歲月。
那些措辭激烈的文章，都不妨視作他力圖救世的猛藥。
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脈也。脈不病，雖瘠不害；脈病而肥者，死矣。（韓愈《雜說》）這世道有多不可救藥？事實上，除了杳無確切史料可考的遠古時期，文人筆下的世道就沒有好過。無德小人平步青雲，有德君子窮困潦倒，似乎是世間常態。
只是盛唐繁榮的經濟可以遮蓋一切不和諧，不得志者也自信終有出頭之日。等到帝國沒錢了，人們的希望才漸漸破滅。有識者還發現，那皇權旁落、藩鎮坐大的禍端，早在高歌猛進時就埋下了伏筆。
而在韓愈看來，大唐帝國更嚴重的病症，是儒家道德在時人心中的失落。
儒道之衰可以歸咎於很多原因，比如佛老的夾攻，比如南北朝時期那些嚴於禮法的舊門閥的沒落，比如因統治者重視詞科，社會上出現了一個被稱為“輕薄進士”的新興階層——他們掌權了，可與舊貴族分庭抗禮了。
認識到儒家思想在終極關懷方面的不足，疾呼禮法對人性的束縛，或可說是一種進步。但缺少禮法的約束，生活在一個不要臉的社會，人心中沒有公認的道德準則，難道不會更糟糕麼？
這不僅是風氣敗壞的問題，就像誠信是商業帝國的立國基石，儒教也是農耕文明下君主專制制度最可靠的統治工具。不顧儒教衰落，企圖通過崇佛佞道來保佑國泰民安的君主，必定事與願違。
時人沒有韓愈的先見，江河日下的國勢或許使得求神拜佛的風氣日益熾烈，這樣的外部環境不能不讓韓愈對“流俗”更為憎惡。表現在他的文章中，就是他喜歡用權威性的口吻來顛覆傳統的解釋，稀奇古怪的三觀遂層出不窮。
韓愈清醒地意識到自己是一個異類，他知道自己因異於大眾而無法飛黃騰達，同時肯定也因自己異於大眾而感到驕傲。他雖自嘲“文雖奇而不濟於用”（《進學解》），但他又有自己的身後之名必將“百世不磨”（《送窮文》）的自信。
回到柳宗元的《天說》。
韓愈的觀點，讓我想到一部老劇：《東遊記》。這部劇裡出現過韓愈。而八仙之一的韓湘子，就是韓愈的侄孫。
該劇第25集，說的是何仙姑為了解開呂洞賓的血咒，帶呂洞賓去到“天地之極”。另外幾位仙友著急了，因為“天地之極”是能讓所有神仙都魂飛魄散的地方。這時平日裡最溫文爾雅韓湘子顯得最火大，他說他要去找玉帝，讓玉帝趕緊救人。
仙友們於是更著急了，因為韓湘子的前前前世費長房，就因為“罵天三聲”而被罰輪迴三世。何仙姑與呂洞賓這次遭受的劫難，似乎一下又勾起了韓湘子對天道不公的激憤之情。
到了玉帝面前，眾人嚴陣以待，隨時準備把韓湘子的嘴巴堵上。誰知韓湘子沒說話，只是吹起了笛子。
玉帝聽了笛音，道：“好一個恨天，怨天，又敬天！”
韓愈承認“天”凌駕於人類之上，道出“天”將懲善揚惡的可怕本質，不也是“恨天、怨天又敬天”麼？
正統的儒家弟子未必是無神論者，因為孔子沒有明確談過這個問題。儒家是“敬天”的。儒家的敬天與求神拜佛不同，所謂“敬天”，與其說是一種宗教行為，不如說是人類面對不可窮知的廣大深邃時產生的一種宗教性的情緒。
如果說中國古代哲學有“天人合一”的基本思路，那麼到了中唐時期的韓愈，人與天，似乎又開始分離對立起來。天，可敬可畏；人，有知有識，還能運用自己的奇思妙想去詮釋天地。
柳宗元對韓愈之說的反應很正常，但他大概忽略了韓愈那種無論何事都要提出新奇假說的行為本身的價值。
很多年後才有人意識到，中唐時期出現的以韓愈為代表的這種張口就來的質疑，否定、甚至戲謔舊有權威對世間一切現象之解釋的精神，難道不是一種“文藝復興”嗎？這是“中國‘中世紀的終結’”（宇文所安《中唐文學文化論集》）。
奇談怪論不必正確，有不再因循的衝動，就是一種覺醒的力量。哪怕是且喪且覺醒。
那麼問題來了，今人心中有公認的道德標準嗎？
還是“顏值即正義”、“業務能力過硬即正義”、“不管用什麼方法只要最後取得成功就是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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