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劉燕秋
“搶出來”的紀錄片
“我們沒有一點兒特權，但是我相信這個事情有空間，所以我們盡最大的努力爭取到了這個空間。”紀錄片《在武漢》播出後，面對一些質疑團隊“有特權”的聲音，製片人、Figure創始人張悅如是回應。
不過，張悅並沒有太在意這些聲音，甚至也沒有太關心B站上9.9的高分和豆瓣上6.4的評分。他自己對第一集《車輪上的生命線》的評價是“遺憾超過滿意”。“我們大量壓縮了製作週期，所以雖然我們已經盡了所有的努力，還是會在質量上有所犧牲。”
Figure是一家非虛構視頻媒體，他們拍攝的《在武漢》是一部製播高度同步的系列紀錄片。總宣傳片剛在B站上線幾個小時就有十幾萬觀看，湧來成百上千條彈幕。疫情牽動著所有人的心，人們渴望瞭解武漢正在發生的事，張悅知道，這個題材要求高度的時效性，團隊的使命之一就是儘早讓觀眾看到這部由專業紀錄片團隊帶來的作品。
一般紀錄片的流程是所有素材都拍完再進行後期剪輯，《在武漢》則要求張悅帶領團隊做出快速反應——這包括快速調研、快速拍攝以及快速剪輯。“我們有兩個全職的剪輯師在武漢一線跟攝製組一起工作，基本上就是一邊拍攝一邊剪輯。”
張悅曾任《南方週末》資深記者、《人物》雜誌主編。汶川地震時，張悅是第一批到達四川災區的記者。
《在武漢》也是一部“搶出來”的紀錄片。1月23日，張悅腦海中浮現出了去前線的念頭，當天他就在微信群裡發起了討論，員工實行自願參與的原則，最終有十幾位Figure成員決定參與這個項目。1月24日，當家人在看春晚的時候，張悅已經開始在上海的家中寫策劃案，在隨後的兩三天裡，他把這份策劃案發給了兩三家相熟的平臺。與此同時，他也在權衡這個項目實施的可能性，“這不是靠一腔孤勇就可以拿下來的題，一定是得有萬全之策”。
做記者時，張悅做過很多危險的調查報道，但他知道，拍紀錄片跟做記者時主要依靠個人突破不一樣，團隊作業得有充分的物資保障。“我要找足夠多的口罩、防護服和護目鏡，還要找車，然後要想怎麼進去，住在哪裡。”
Figure的合作平臺B站提供了物資方面的幫助。B站在28日晚上接到來自Figure的合作訴求，29日凌晨就已立項，隨即參與了物資籌備工作，協助張悅完成口罩、護目鏡等物資的籌備。張悅還找來曾報道過SARS的老同事林楚方給員工進行安全培訓。在保證張悅團隊內容創作控制權的基礎上，B站還與央視新聞確定了在內容上的參與程度。
在完成物資儲備和人員安全培訓之後，2月3日，張悅帶著Figure攝製組的十幾個成員進入武漢。
爭議和選擇
一座特大城市突然變成一座空城，這在張悅的意料之中，但到達武漢的緊張感是他從未經歷過的。“因為你是在跟看不到的危險戰鬥。汶川地震的時候，我在四川也待了一個月，也遇到過危險，但那些危險是你看得到的，而現在，你在隔離病房裡拍攝，神經高度緊張，你知道病毒可能就在你的周遭，但你卻看不到那些東西。”
在看不見的危險之中，Figure團隊開啟了調研和拍攝工作。第一集《車輪上的生命線》講述了武漢志願車隊的故事，選取了三條線索，其中第一條線索的主人公李少雲也是Figure此前出品的紀實電影《生活萬歲》的主人公之一。基於之前建立起的信任關係，李少雲很快便成為Figure的第一個拍攝對象。但其他的大多數拍攝對象都是團隊到達武漢之後通過不斷調研聯繫到的。
第一集中，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一幕是，志願者丹丹因生病不得不終止志願工作，曾和她合作過的另一位志願者大象帶著藥和蔬菜來看望她，從車窗望出去，遠遠地看到一個女孩兒孱弱的身影。丹丹提著袋子走得有氣無力，特寫鏡頭下，這個中年男子落淚了。
這集上線之後，有人覺得感動，認為能在紀錄片中看到武漢普通人的生存狀態，也有人在豆瓣上質疑團隊在歌功頌德，一種代表性的聲音是“我想看到真實的武漢，不是感動中國”。
《在武漢》系列紀錄片的主旨是講述非常時期下武漢各類人群的生活和故事，展現從老百姓到各崗位工作人員，從病患到醫護工作者，在這場疫情中的愛與痛、得與失、悵惘與期望。
這個內容方向是Figure和B站共同確立的。立項時，B站已經預判到，這個項目題材特殊需要把握好內容導向，既要表現抗疫過程中的真實，同時也要對國家整體的抗疫工作不帶來負面影響。張悅據此給團隊立的兩條規矩是，不製造和消費恐慌，不製造和迎合謊言。
張悅透露，團隊已經進入至少三家武漢醫院的隔離病房拍攝，也拍攝了大量醫護人員之外的普通武漢人，滯留武漢的外地人和外國人也有所涉及。在調研過程中，張悅發現，武漢各類群體中會有一些帶著怨氣的人，比如團隊拍過好幾個在武漢的外地滯留者，他們本是回家過年，在封城前來到武漢轉機或是轉車，結果一場突發疫情讓他們一直在武漢待到現在。
“可想而知，他們心裡有怨氣，但他們也是在武漢的各色人等中的一類，我們不能排斥他們”，張悅也看到，這些人身上正發生著某種微妙的轉變，比如，有的滯留者已經加入了志願者團隊。“命運給我開了一個玩笑，讓我從一個有著體面工作和收入的人在一夕之間變成難民，但既然命運把我和這座城市連接在一起，那我就為這座城市貢獻一份力量”，張悅覺得，這種心態上的轉變也是《在武漢》想要呈現的人性。
所有人的生活都被打亂了，武漢還有許許多多的普通人在做出犧牲，也值得被記錄。張悅瞭解到，即使到現在，武漢大多數的醫院大多數科室仍然處於一種停滯的狀態。“當我們去銘記那些因疫情逝去的生命時，也不要忘記那一部分沒有患新冠，但同樣因疫情而做出犧牲的患者，有的時候這種犧牲的代價是生命。”
人類的悲歡總有共通的東西。審片過程中，最讓張悅難忘的一幕是在總宣傳片裡，其他人大都是跟隨醫療隊來支援武漢，四川籍醫生黃維則是自己開車千里馳援武漢，片子裡有一個鏡頭描述他跟家人告別時的場景。“你想讓爸爸做個什麼樣的人？迎難而上還是懦夫？”黃維問兒子，小男孩說，迎難而上。這種父子之間的情感，讓他產生了強烈共鳴。
除夕夜，還在寫策劃案的時候，張悅最初將這個系列紀錄片的片名定為“武漢鉚起”。“鉚起”是武漢方言裡特有的用詞，大概的意思就是卯足勁幹，張悅覺得這種說法能體現武漢人在面對這樣一個巨大困境時的姿態，傳遞普通話表達不出的韻味。但後來武漢的朋友告訴他，“鉚起”跟“雄起”不一樣，是個副詞，這種說法可能會在語法上不通順。
最終，張悅把這個系列紀錄片命名為更容易理解的“在武漢”。
一部不開放招商的紀錄片
片子上線之後，有朋友給張悅轉發了一篇文章，文章裡說《在武漢》攝製組是一個有特權的攝製組，這種說法讓張悅苦笑不得。
Figure在拍困境中的人，其實團隊也正身處困境之中。
除了人身安全問題，攝製組每天都會遇到方方面面的困難。就說出行，好不容易找到了車和司機，通行證卻成為攔路虎。一天早上，張悅約了一個調研對象在武漢天河機場附近的賓館見面。但在路上，他被攔下來了，因為前幾天武漢臨時更換了通行證。那天上午的時間算白費了，他只能原路返回。團隊原本的兩張通行證也是張悅花了好幾天時間、想盡辦法才弄到的，一夜之間通行證作廢了，他不得不重新辦證。
當又花了幾天時間分兩次辦完兩張證之後，張悅發現自己還是不能去想去的地方。“因為我沒有央視記者證或者有某個部委的批文，一些地方就難以獲得拍攝許可。”張悅覺得，在武漢的每天都“特別特別的難”，住宿方面也是如此，因為賓館不斷被徵用，團隊已經其實換了兩家賓館了。
攝製組到目前為止已經進了三家醫院的隔離病房區拍攝，前兩家都是張悅帶隊去的，因為團隊幾乎所有人都進入過隔離病房，每隔15天到20天，就得給每個人做一次核算測試。前幾天，張悅帶著全體前線的攝製組團隊去華大基因做了測試，所有人的測試結果都顯示為陰性。這個結果至少暫時讓他如釋重負。
在武漢期間，除了完成緊張的拍攝任務，團隊也在不斷分發自己籌備的防護服、口罩和護目鏡等物資給需要幫助的人。物資的去向，有些是滯留在武漢的流浪者，封城之後回不去了，他們又沒有錢，只能睡在火車站的地下室，還有那些已經確診或是疑似感染的武漢市民，甚至還有一些物資緊張的醫院。
《在武漢》沒有特權，也不開放招商，不允許任何商業植入。在這一點上，張悅和B站達成了共識。“我們團隊有很賺錢的項目，這種重大題材掙不賺錢對我來說不重要。”雖然變換了身份，張悅認為自己的DNA始終是媒體人，也經常強調Figure是一個視頻媒體機構，而不單是一個紀錄片製作機構。
過去，Figure也做過一些並不能帶來大規模商業利益但有社會價值的項目。比如，他們每年大概會花小一百萬做童謠項目，在一些省份開展為期四個月的蒐集調研，記錄呈現那個地方跟童謠相關的故事。
他們曾經在杭州找到一位90歲以上的老人，老人唱的童謠來自一張1922年出版的一張唱片，那是他小時候在上海家裡聽到的。等到團隊後來找這張唱片時，發現再也找不到了。“如果不找到這個老人，不去採集他的故事，可能過幾年，他的生命走到盡頭，這首歌的生命也就走到了盡頭，而且沒有留下任何的影像和文字資料記載。”
這樣的事情時常會像黑洞一樣會把張悅吸進去，“我要不做這樣的事情我會瘋，如果我就去拍廣告，每支片子都為了賺錢，我會覺得找不到自己”。
眼下，身處武漢的張悅和團隊還要繼續和時間賽跑——只拍完了三分之一，剪完了前兩集，後面還有很多“硬骨頭”要啃。
來到武漢一個月了，武漢的情況也在漸漸發生變化。張悅還記得，2月5日，他們調研的一個小區通報顯示有48例疑似病例，到了第二天就變成了54例，封城早期，武漢的疫情呈現出快速蔓延的態勢。但在最近一週，攝製組的調研發現，新開的方艙醫院已經出現了床等人的現象。他們原本的拍攝構想是，方艙醫院裡每天都會有故事發生，但事實上，他們看到，大量的床是空置的，醫護人員也相對悠閒。“從人等床到床等人，醫療資源不再像封城最初的半個月那麼緊張了。”
最初到武漢的時候，張悅在路上幾乎看不到車輛，現在馬路上已經有一些車了，前幾天，他還第一次遭遇了堵車，“雖然整體來說，武漢還是很空曠”，張悅說。
界面文娛對話張悅
兩個月前，界面文娛曾經採訪過張悅，談到了Figure的選題標準、在內容和商業化之間如何平衡等話題，這些內容或許有助於你更加了解這家機構。以下是對話節選，界面文娛略作編輯。
界面文娛：都知道紀錄片商業化比較難，Figure現在賺錢的項目是哪一類？
張悅：我們其實除了電影之外都賺錢。短視頻部分定位於視頻媒體，所以底層商業邏輯就是媒體的底層商業邏輯，就是廣告。只是它的形式會和紙媒的時候會有變化，包括冠名、植入、原生廣告視頻，甚至有一些定製的營銷視頻。為了生存下去，我們過去和各種不同的品牌都合作過。
互聯網紀錄片部分也是盈利的，比如我們連續兩季和騰訊視頻的綜藝合作，2018的《創造101》和2019年的《創造營》。《創造營》從互聯網紀錄片又提升成了一部電影，它的首映是在影院做的，最終的播放還是在騰訊視頻上。這種片子就是大幾百萬的體量，對於紀錄片來說算很高了，不是一般的外包製作團隊那種很低的費用。
界面文娛：Figure選題的標準主要是什麼？
張悅：當然有很多維度，但是兩個最大的標準，一方面就是有時代標本價值，我們會追求會追求選題的時代性，所謂大時代的小人物。就像富士康女工可以折射過去20年中國變成世界工廠的歷程中，一個普通的年輕人在主導整個世界的商業體系裡是一個什麼位置。這一套其實跟媒體沒有本質的區別，我們在《南方週末》的時候就強調選題的意義半徑。
另外一方面是個人故事。我拍名人並不是因為他有名，而是因為他給我講了一個非常棒的故事，而這個故事可以讓很多人共情。比如說朱德庸跟我講了一個亞斯伯格症的故事，這是一個關於孤獨年輕人如何尋找出口，如何表達自己的故事，那很多人可能會有共鳴。
界面文娛：Figure現在在內容、傳播和商業化之間能尋求到一種平衡嗎？
張悅：完全放棄商業化是不現實的，因為我要對團隊負責，要對投資人負責。但是我們也跟大多數影視公司或者廣告公司不一樣，我們不是隻做盈利的項目，每個月有三分之二的片子是內容片，內容片就是我投錢，也有可能會虧錢的項目，商業片是商業化的項目，我們的商業片也追求好的內容呈現。
內容片未來也可能有商業化的可能性，我要完成這樣一個平衡，完成得好才有機會活下去，做一些具有商業前景，同時有內容口碑的紀錄電影，甚至有可能還是劇情片。但是在這個階段，當我們還是一個看上去小而美的公司的時候，我一定要完成這種平衡，按照這樣的路徑往前走，不斷地去追求更大的突破。
傳播也是，我們不是為流量而論的，運營的數據是導演績效的一部分，但是內容的好壞也構成了很重要的一部分。如果為流量論的話，導演在這樣一個價值觀的指導之下，就去拍那些最有流量，但可能這個市場上已經很多的片子，反而一些足夠重要的、我們這個時代應該有的選題就缺失了。
難就難在平衡，我就為情懷，我可以做得很好，為流量，我可能比現在活得要滋潤得多，為商業可能也是這樣。但可能那不是我要做的事情，我希望把我想做的事情做得足夠長久、足夠好，我就要從一開始就苦苦地堅持三者的平衡。
還有一種風險是政策風險，這也是一個潛在的維度，我要做那些有突破的選題，但是我不能做領先這個時代太多的的選題。這個事情難就難在這上面，但是成就感也是在這上面。因為太有難度了，一旦你能夠逐漸建立目標，一步步走下去，每一步都會有難度，但是也會有成就感的反饋，這個事情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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