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問題全要靠政府去處理，看來是不行了，維持不下去，不能夠保證社會的穩定和順利的運行。”4月15日，在由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校友總會舉辦的“新時代、新責任”中歐社會責任主題論壇中，經濟學家吳敬璉如此表示。
在吳敬璉看來，公共領域問題的不斷複雜化，制度成本不斷上升，正在讓傳統在公共領域起主導作用的政府感到捉襟見肘。這也是也是目前各國政府債務不斷攀升的原因之一。
而解決這一現象的途徑之一是：打破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的鴻溝，讓更多的企業參與到社會領域。
傳統模式困境
在吳敬璉看來，政府負責解決公共領域的問題，個人和企業負責解決私人領域的問題，這一從19世紀開始的社會模式已經難以為繼。
從經濟學角度，隨著社會生產的擴大和分工的不斷細化，單個商品的生產成本是降低的，但協作關係卻更加複雜，制度運行成本反而上升。因此，公共領域的問題變得更為複雜和棘手。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需要處理的社會問題，比起以前來說，比起舊時代來說，要複雜得多，數量要多得多。外部要處理國防問題，處理反恐問題。從內部來說，從生老病死、環境保護，一直到社會保障、教育問題等等，越來越多的問題需要來處理。”吳敬璉表示。
另一方面，依靠行政手段不僅成本高昂，還容易帶來官僚主義的後果。更重要的是，政府手中掌握的資源也是有限的，已經不足以解決目前的公共領域問題。在吳敬璉看來，目前世界各國政府不斷攀升的債務也與此相關。
“我們看一看發達國家政府的債務提高到了天文數字，但是即使用了這麼多的資源，民眾還是有許多的不滿，美國國會不斷修改它的債務上限，已經到了天文數字。可是對於美國的公共教育支持不夠，教育質量下降，美國民眾對政府依然有很多的意見。”吳敬璉表示。
國內也是如此，在吳敬璉看來，地方政府的債務就是政府付出的成本。“它付出的成本太大，即使付出了這麼多的成本，還是不能夠把所有社會問題解決了”，吳敬璉表示。
解決之道：企業社會責任
為了解決這一問題，一些研究者將眼光投向了民間組織，這也是20世紀非政府組織快速發展的一個原因。但是，在吳敬璉看來，非政府、非盈利組織依然有自身的侷限。“這樣做仍然是非常微小的，因為這樣一些公益企業辦的一些事業，它在整個社會里面佔的比重還非常小。”吳敬璉在會議中表示。
那麼真正解決的辦法應該是什麼？
在吳敬璉看來，打破社會領域和私人領域的鴻溝，讓千千萬萬的企業參與到公益的事業中可以是一種值得關注的解決途徑。“20世紀後期的潮流，就是開始在一些國家興起，盈利性的企業要同時做公益，開始叫做社會企業”，吳敬璉表示。
作為支撐的一個理論基礎是“剩餘風險”，這種理論認為承擔企業最後風險的（合同外的風險）並不僅僅是企業所有者、股東，而是所有的員工、社區，甚至整個社會。因此，企業也並不只能向股東負責，也要向供應商、銷售商甚至整個社會負責。
起初，這一理論並未受到學界和企業界的接納，但是隨著形勢的逐漸發展，越來越多的政府開始認同這一理念，並嘗試將其制度化。
2010年，美國公司法建立了新的制度，將公司分為C類公司和B類公司。C類公司即傳統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公司; B類公司則是一種新型的公司形態，即為共益公司。
按照資料顯示，B類公司設有明確的公益目的，同時對於這一公益目的有明確的指標。公司每年需要遞交公益報告，交由第三方審核，同時還需要向大眾公開，而這類公益公司並不一定享受稅收方面的優惠。
在吳敬璉看來，這是一個可以借鑑的途徑，雖然目前國內公司法中並未有類似的規定，但是已經有機構在建立類似的認證體系。目前已經有6家企業完成了認證。
“總而言之，這件事情正在從一種設想，一種理論上得出的一個必然的結論走向實際，這對於我們公司的發展，對於我們社會問題的解決，會有很大的幫助”，吳敬璉在會議中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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