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5月大运河畔，帆樯如林，舳舻千里

德州原属于黄河文化，是一种农业文化，随着大运河的贯通和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多元一体的大一统文化逐渐形成，德州凭借特殊的地理优势，成为南北文化水乳交融的承接点和中转南北货物的集散地，逐渐形成商贸重镇，成为“九达天衢，神京门户”。源于传统农耕文化的德州人一下子被裹挟进历史前行的风口，性格与祭拜习俗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晚清运河上最好的客船，往返于德州和天津之间

大运河过德州，全长141公里

大运河始发于春秋，形成于隋唐，畅通于明清，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如果说黄河是中华民族诞生之源和成长的摇篮，那么大运河便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条主动脉。

大运河最早的两段是邗沟和鸿沟，邗沟由吴王夫差开凿，沟通了长江与淮河，用以讨伐齐、晋；鸿沟由魏惠王开凿，引黄河水灌溉，终入颖水。南北大运河的总体开凿则是隋炀帝的举措，逐步形成了以洛阳为中心，北达涿郡，南至余杭，全长1700余公里的“之”字形水道，沟通了海河、淮河、黄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并随着社会的发展，显示出其重大的经济、文化价值，成为唐以后内陆运输的黄金干流。

德州段运河是大运河的重要文化节点，由卫运河和南运河组成，流经夏津、武城、运河经济开发区和德城区，全长141公里。其中卫运河96公里，自夏津白庄入境至武城四女寺水利枢纽；南运河45公里，从四女寺北流至德城区第三店出境。

大运河与古德州经济、文化的发展相互衔接，息息相关。当年德州运河上，“舳舻首尾相衔，密次若鳞甲”，年递运南粮一度达600万石，德州仓为运河沿岸的四大名仓之一。永乐年间，德州已是“四方百货，倍于往时”，运河两岸商贾云集，舟车如鳞，产品堆积如山，进入全国33个重要的工商业城市之列。工商业的迅猛发展，促使明廷重新定位了德州，于永乐九年（1411年）“招集四方商旅分城而治”，对德州城进行集中规划，德州从军事重镇演化为商业名城。文化方面则呈现“人文飚起，名卿蝉联”的盛世局面，涌现出李源、卢见曾、田雯等一大批文豪硕儒，一度成为世人向往的“燕齐之都”。

清代中叶，海运逐渐兴起，加以黄、淮、运交会处——清口逐渐淤塞，河运逐渐衰落。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铜瓦厢决口改道后，运河被埋，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漕运全线停止。

清《德州志》所绘的当年流经德州的运河图

运河崇拜与德州人的性格

运河崇拜在德州深入人心，早已成为德州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民俗信仰，源于德州繁盛的运河漕运和经济交流。特别是明建都北京后，河北、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九省对北京有运粮任务，德州被赋予“九达天衢”的美誉，来往官船、民船无不感念运河的护佑，逐渐形成了互帮互助、积极向上的良好品格。

德州人热心肠。在这极具码头文化特征的运河两岸，来往的商船、农家无不与无常水势息息相关，人与人之间的帮衬和援手总是无私的。四海之内皆兄弟，长途跋涉的船户们生死相依几千里，平安抵达的喜悦；两岸民众血浓于水，共抗决口洪水的庆幸，这些，自然形成了德州人讲义气、助人为乐、真诚待人的鲜明性格。

德州人讲义气。北厂和上码头一带是南北商民最好的聚落点之一。移民而至，五方杂处，南北文化在这里碰撞，潜移默化着德州人的性格和习俗。出门在外过日子，难免遇到这样那样的波折和困难，谁家的孩子病了，左邻右舍都过来问候，拿出自己舍不得吃的鸡蛋给孩子吃；哪家一时揭不开锅，对门的大嫂给锅里添上米，甚至连炉子都生好端过来了。

德州人崇尚读书上进。运河不仅给德州带来了经济的繁荣，更赋予了这座城市一个关注政治、关注世界的历史机遇。南北包容的文化性格浓墨重彩地熏陶着人们，进而激发起独特的文化底蕴，被后人评价为“人文飙起，名卿蝉连，实甲山左”之城。体现在民间中就是好读书，尊师重教。据统计，明清两朝以来，德州共考取举人400余人，进士近200人。“舳舻转粟三千里，灯火临流一万家”，大运河沟通五大水系，跨越燕赵、齐鲁、荆楚、吴越等地域，长期的物质、文化交流，也带来一些观念的转变。

首先，是价值观念的转变。明《德州志》载，当年的德州读书人豁达聪明，一心求取功名；农民忙碌于田间耕作，质朴无私；长老有勤俭之范，子弟多弦涌之风。随着运河带来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各阶层价值观念自觉不自觉发生了转变，掀起一股重商重利之风。

程先贞很是看不惯这种现象，他在《德州志略》中写到：很多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在村里混不下去的人，出来经商富裕后，趾高气扬，应酬、周旋于士大夫之间，即使有人知道其劣迹，也采取了包容的态度，无论到谁家做客，都坐在主座上，甚至到亲戚家，也受到高规格的接待。还有衙门里的小吏，拿钱捐个官，就感觉自己是个官了。就连奴婢也是哪里有饭吃就去哪，没有常主。

其次，生活由俭渐奢的转变。德州距儒家文化发源地近，受孔孟之道影响深，民风以节俭质朴为特色。民国《德县志》记载：“士甘寒俭，绅尚恂谨，饮食粗粝，不事边幅。 ”较大规模的庙会，也不是单纯的迷信活动，往往伴有城乡的物资交流。明清以来，德州由于漕运兴盛，流动人口多、物资周转频繁，城镇奢华之风出现，年轻人不注重真才实学，穿华服，骑好马，追逐奢侈享受。“士女嬉游，故户弄珠玑，家称歌舞，饮食燕乐，极耳目之欢”。商人士绅豪奢的生活习气，间接推动了社会崇尚奢靡之风的兴起，“婚丧之仪越礼制而不顾，骄奢相效，巧成伪风”。

这种变化，在德州区域分布很明显，紧挨运河的城西部，街市繁荣，民风浮华；而城东相对冷清，民风近于质朴；在远离运河的郊区，居民则崇尚节俭，甚或失之固执；而沿河百姓则机智，却不免失之于奸猾。

清田雯在曾感慨道：记得小的时候，彼此之间崇礼让，明信义，社会上教化之风盛行，人与人和美融洽。为什么才过50余年，没有遭受战争，没有经历沧桑变化，社会上一切都变了呢。

僧正司设在永庆寺，这是当年的大门

应水而兴的民俗

生活在运河两岸的人们，享受着运河舟楫、水产等种种恩惠，也承受着运河暴虐、泛滥的种种苦难。在他们的心目中，河水的柔顺与暴虐均由河神操纵控制。为了向河神祈福消灾、趋利避害，便有了对河神的种种祭祀活动，成为运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德州供奉河神为金龙四大王，最初产生于黄河边，原型据说是南宋人谢绪，蒙古灭南宋时投水殉国，死后曾显灵帮助明将傅有德，助明成祖“复修漕运”，“凡河流淤壅，力能开之，舟将覆溺，力能拯之”。明隆庆年，得封“金龙四大王”。明嘉靖二年，兵部福使赵时春镇守德州时注意到：当时德州为水陆都会，运河经济尤为发达，人们行船、出漕及生活中均拜河神，但没有庙，不符祭祀礼仪。于是，他找人选地，在西门外建设了河神庙。寺宇壮丽，背城面水，东堂4楹，中塑金龙四大王像，为灵寝；南为翼室，也是4间，是守庙人住的。河神庙地势平坦，周边又不与民房联栋，景清气明，令人神清气爽。按照祭拜习俗，赵时春还在北厂建设河神庙一座，该庙1912年的时候仍有8间大殿，1座阁楼，有僧人焦五，徒弟两人。每年雨季河水上涨时，香火极盛。

除金龙四大王外，德州民间信仰还有传统的龙王、海运之神天妃、财义之神关帝。德州龙神庙在城内东岳庙西侧，龙王庙在北厂。供奉天妃的天后宫在北厂运河东岸，由德州武状元昌伊苏建于道光年间，昌伊苏曾任台湾总镇，天后宫后来由其后人移到城内大营东街住宅南园，由于当时德州人不了解天妃，把天后当做泰山奶奶来供奉。财义之神关帝，是山陕商客请来的运河财神，山陕会馆的正殿里都供奉着关羽，故又称关帝庙。德州关帝庙众多，据民国《德县志》记，当时城内外有关帝庙16座之多。每当岁时伏腊，城里大商户会在在这里杀猪宰羊，奉祀关帝，报答他1年来的庇佑，祈祷来年财源滚滚。

除上面与运河密切相关的4神外，德州还有其他与宗教相关的神灵与地方神，有众多的庙宇，如：二郎庙、马神庙、火神庙、药王庙、雷神庙、阎王庙、观音寺、三元宫等等，据《山东各县乡土调查录》记载：“民国初年，德县境内有寺庙160处。 ”

为了做好这些庙宇及民俗信仰方面的管理工作，明清时期，德州设僧正司，长官为僧正，最初设立在州治的北面，后迁到永庆寺。道正司，长官为道正，原在州治的西北，后迁到位于城西北参将府后身的东岳庙内，这些机构均为政府专门管理佛教、道教事务的部门。

僧正和道正的产生，通常先由和尚、道士们公推，再由官府任命。其实，“公推”前人选已经官府圈定，所谓“任命”不过是走走过场而已。道正和僧正吃官饷，负责迎官接诏，在地方上拥有一定权势，不单和尚、道士敬畏三分，就连普通百姓也不敢不尊称其“老爷”。

僧正司、道正司的主要工作是官祭，如祭祷神灵、祈福禳灾、祈晴祷雨等等。大运河每年冬季停漕、春季开漕前，都要在北厂大王庙前举行大规模祭拜活动。遇久旱无雨或淫雨成灾，僧正司、道正司的官差会随之而来，设坛念经祈雨，或到西门外的大王庙去举行“接大王”的仪式，如祈雨成功，还要酬神唱戏。

此外，每逢自然界发生异常变化，如日食或月食，基于迷信心理，官府就下令僧正司和道正司，召集全城和尚道士，到县衙门前擂响堂鼓，同时敲响法器，直到日、月复圆为止。此时，大街小巷的大人小孩儿也需一齐出动，有的敲打铜锣，有的敲打脸盆，意在吓跑吞吃日、月的天狗。

1895年运河发大水，洪水浸泡的房屋

一年中3个拜祭的日子

在德州，清明节、农历七月十五和十月初一为3个集中祭拜先祖的日子。

按照旧的习俗，清明时要折柳条插在门上以“纪春”。扫墓时，人们携带饺子、果品、纸钱等物品到墓地，将食物供祭在亲人墓前，再将纸钱焚化，为坟墓培上新土，叫“添坟”，然后叩头行礼祭拜，最后将食物带回家吃掉。清明还是踏春的好时节，男女老幼走到户外，享受春天的勃勃生机。

十月初一，俗称“秦岁首”，冬天将临，为免先人在阴曹地府挨冷受冻，人们带黍米和肉食到先祖坟前祭拜，用五色彩纸剪成衣裳，在坟前烧掉，叫做“送寒衣”，寒衣和冥币等物必须烧得干干净净，死去的先人才能收到。

七月十五又叫中元节、鬼节，还是佛教的盂兰盆节，僧道尼纷纷礼佛诵经过节。这天家家上坟祭祖，和清明节一样。

德州在运河之畔，中元节的另一项活动就是放河灯。据传始于元代末期，经明清两代渐成规模，其目的由最初的河神崇拜，祭奠河中冤魂，逐步演化为祈福求祥，庆祝丰收。河灯的制作材料、工艺没有特别之处，关键一点是河灯必须适合在河水中流放，保证河灯在水流中平稳漂流且保持灯火不灭。一开始，人们用西瓜皮、面碗作底，棉花作芯，蘸上菜油，点亮后放入河中；以街巷为单位制作的就比较精细, 糊制特大纸船,纸扎目莲站在船上,手持九环禅杖。一些大的商铺制作的精美船形河灯上亭台楼阁俱全，其上写有店铺名号或喜庆词语，如“风调雨顺”“年年丰收”等以示吉祥。

在中元节的晚上，放河灯的、看热闹的人便早早吃罢晚饭，一齐涌向桥口附近的河段，天渐渐暗下来，人们纷纷点亮河灯，选择一处水流较平缓的岸边，将河灯放到水面上，一时间，大运河中灯火通明，水光波动。放灯的人们内心满怀虔诚，静静地伫立岸边，目送自己的河灯随波逐流，忽明忽灭似点点繁星，渐渐远去。每个河灯，都写有人们的心愿。放灯的人有祈求子女在外平安的老人，有希望老人病体康复的孝子，有盼望丈夫远行早归的妇人，有祝福孩子金榜题名的父母，更有祝愿早日获得甜蜜爱情的青年男女。

1900年前后建在农村的佛堂，是当时村里面最好的建筑之一

一个美国人眼中的晚清德州农民性格

当然，被传统农耕文化浸润千百年的习俗并不是一时半会可以彻底改变的，在远离城市的地方，虽然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还是保留着很鲜明的地域特点。这一点，一位美国人做了一些记录和说明。

明恩溥，1845年7月生在美国康涅狄格州，是个牧师的儿子。 1872年来华，在天津做传教士，后来不久即到山东，自1880年后，他久居于一座运河边的村庄里——武城庞庄，从事于农村布道、医药、慈善、教育等工作达25年之久。

在庞庄，他建设了规模很大的教堂，据《德县公理会五十年史略》记载：“一八八六年鸠工庀材，建造圣堂，华信徒或捐金钱，或捐工料，各谒棉薄，乐意输将，巍峨宏壮、能容数百人之圣堂耸出僻村，此即体信之结晶也，代表精神者之形式——教会，从此逐渐实现矣。 ”后来他在国际上很有名气，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根据这一带农村生活经验所发表的文章和出版的书籍，而从这些作品中，我们也逐步了解到18世纪末期德州农民的生活。

明恩溥最早发表的是《中国的格言与谚语》一书，登载在上海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当时他是该报的通讯员。 1892年，他出版《中国人的特性》；1899年出版《中国的农村生活》。这两部著作，主要以运河两岸农村为背景，以庞庄人生活琐事为例，以外国人的眼光，剖析了当时的世情百态，轰动一时，尤其是《中国人的特性》一书，被译成法、德、日等很多国文字，曾长期作为来华传教士了解中国的必读之作。

在《中国人的特性》一书中，明恩溥列举了27条中国人的性格特征，如：死要面子、无处不在的节俭、勤劳又刻苦、东方人的礼貌、消磨时间、模糊不清、诚实与误解、言不由衷、柔韧有余、智而不慧、无动于衷、傲慢与偏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墨守成规、作茧自缚、顽强的生命力、忍耐和韧性、知足者常乐、孝道、善有善报、无慈无悲、口角、社会义务与连带责任、疑心病、信口雌黄、择善而从、矛盾现象等，他善于从身边的日常生活及人事中取证举例，现在看来，难免以偏盖全，比如他认为中国家具既笨拙又不舒服、文房四宝不便随身携带等，都属于对中国文化缺乏了解而下的武断之语。

据说，还有一个小插曲：明恩溥于1906年3月6日向罗斯福总统建议，退还中国部分庚子赔款用于办学。 10天后，罗斯福致信明恩溥，觉得读了《中国人的特性》一书，对中国的了解加深了许多。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通过罗斯福的咨文，将庚子赔款的半数1160余万美元，作为中国每年派送100名留学生赴美之用，直到赔款退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