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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長河中，1978年12月18日，無疑是最為重要的歷史時刻之一。一個推動中國歷史大轉折，開啟國家新命運的會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舉國期待中拉開帷幕。

（1978年12月，北京，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會議全面糾正了“文化大革命”的錯誤，重新確立黨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組織路線，撥亂反正，解決了黨的歷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錯案。會議還決定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

當我們站在2018年這一時刻，回首改革開放40年的起點，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總計120個小時，那不過是歷史長河中的短短一瞬，但在共和國的歷史上，這個一瞬非凡而深遠，其歷史意義之重大，無論怎樣強調似乎都不過分。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代表大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就發生在這120個小時之內。而正是這120個小時，一個令中國天翻地覆的新詞彙——“改革開放”猛然跳入國人視野，而一個偉大的時代也就此正式踏上征程。

1976年三位共和國最重要的締造者相繼離世，而“四人幫”瘋狂權術早已讓國人憤懣難耐。這年10月，中國共產黨一舉粉碎了“四人幫”，但經濟幾乎崩潰的中國又該何去何從？讓“兩個凡是”禁錮歷史手腳繼續沿著“左”的路線走，顯然不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猶如在陰沉的天空中撕開了一道裂口，賦予真理符合事物發展規律的客觀標準，讓國人看到了一片新的天空，嗅到了一股新鮮的空氣。

1978年12月13日，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前擬定的講話提綱手稿。鄧小平在此次會上所作《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實際上成為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北京，中國國家博物館；基本陳列：復興之路展品）

為統一全黨思想，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長達36天的時間，全體中央委員雲集北京京西賓館，這就是著名的“中央工作會議”。11月13日，鄧小平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為題發表講話，正是這次會議，為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定下基本調性。講話中，小平同志指出：“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江澤民同志說，“這篇講話，是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中國面臨向何處去的重大歷史關頭，衝破的禁錮，開闢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理論的‘宣言書’。”

中央工作會議為中國改革開放做了重要鋪墊。當時，所有參會人員都沒走，留在北京稍事休息，等待一個重要歷史時刻的到來。1978年12月18日，一個推動中國歷史大轉折，開啟國家新命運的會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舉國期待中拉開帷幕。全會決定，從1979年起，全黨工作重點轉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會批判了“兩個凡是”的錯誤，確立正確的思想路線；全會決定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否定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提法；全會重新確立黨組織路線，健全黨規黨紀，健全民主集中制，反對個人崇拜，加強集體領導；全會平反一批重大冤假錯案，分清了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全會提出要解決好國民經濟重大比例嚴重失調的要求，推行農村聯產計酬責任制；全會提出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和加強社會主義法制的任務。

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咸陽紡織工人們在學習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

一系列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轉變，標誌著中國從此進入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歷史新時期，中國共產黨從此開始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探索，形成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而指導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偉大實踐的理論武器——鄧小平理論，也是在這次全會前後開始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無疑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座標原點，正是它為中國指明瞭一個新的航向。

（《中國經濟週刊》首席評論員 鈕文新）

親歷者于光遠：

十一屆三中全會那五天

十一屆三中全會舉行的日期是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為期5天。會前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舉行的日期是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為期36天，中央工作會議舉行的時間是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七倍，的確為全會做了充分準備。如果不是這樣，就不能理解，何以五天的全會能開得那樣成功。

出席者和列席者名單

中央工作會議於1978年12月15日散會，18日就要舉行三中全會。不是中央委員的人要離開京西賓館。曾濤、胡績偉和我等少數幾個“非中央委員”留下來了，仍住在原先的房間沒有動。

12月15日是個星期五，週末我回家休息了兩天。在回家前我已經知道三中全會的議程，18日是閱讀學習文件和傳達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三位中央領導人的講話。議程上當然不會說參加了工作會議的人可以不閱讀文件，但事實上聽過那三個講話，又在14日、15日兩日討論過那幾個講話的人，18日能自由支配時間。

12月18日星期一我回到京西賓館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研究那個三中全會參加者和列席者的名單。從這張名單知道，十一大選出的333名中委和候補中委中，有六位已經去世，他們是郭沫若、羅瑞卿、彭紹輝、王錚、林李明和謝正榮。前四位我熟悉，後兩位不熟悉。

在餘下的327人中，又有25人由於種種原因經中央決定不通知他們到會。餘數是302人。

這張名單上因事、因病請假的有21人。實際出席三中全會的中央委員169人，佔中委201人的84%，大大超過法定人數。開這個三中全會的目的是對中央工作會議準備好了的事履行合法手續，所以這個名單很重要，會議準備的名單就比中央工作會議搞得嚴密多了。

這張名單上列為列席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有9人。他們是宋任窮、黃克誠、黃火青、胡喬木、韓光、周惠、王任重和習仲勳，都是中央工作會議提出建議增補為中央委員會的人，而且一旦全會通過增補他們成為中委，他們便成為既有發言權、又有表決權的出席者了。

曾濤、胡績偉、楊西光和我，可能還有別的很少幾個人都不是中央委員，但因有可能工作需要，中央工作會議散會後沒有離開京西賓館，無以名之，就叫做非正式列席人員吧。非正式列席人員沒有上名單。我注意到毛主席著作編委會辦公室的李鑫等人似乎沒有留在京西賓館。

在12月18日上午我看到的三中全會分組名單按工作會議的6個組分組，各組召集人不變，原來在組內的中委不變，各組人數比以前只略多一些，西北組從原來的35人增加到44人，加上宋任窮、王任重兩位正式列席者共46人，沒有上名單的我，就自動按照老規矩去西北組聽會。

五天日程安排

會議以12月18日整天閱讀中央工作會議文件和傳達閉幕會上鄧小平、葉劍英和華國鋒的講話。

這次全會沒有做主題報告。從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三位中央領導人講話的內容來看，鄧小平的講話由於精闢地、全面地論述了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任務和組織問題，出席者都知道它實際上就是這個全會的主題報告。

18日晚上，在京西賓館舉行三中全會第一次大會。大會上華國鋒講了這個會議的開法、會議的議程等。這些話是他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已經講過的那些。他的講話很短，從內容上看很明顯地不是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

19日各組繼續看文件，西北組首先開始討論。從20日到22日各組進行討論。我的印象，增補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增補陳雲為黨中央副主席這件事，都是在一天的大會上表決其他問題之前通過的。我記得三中全會只在第一天和最後一天開了大會，其餘都是分組會。

三天分組會的內容，概括起來有四條：第一條是原先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中委們以發言的形式向未參加會議的中委們介紹中央工作會議的情況；第二條是所有出席者都對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中央領導人的講話表態，對全會增補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副主席表態，對中央設立紀律檢查委員會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候選人名單表態；第三條同中央工作會議一樣，對“兩個凡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平反冤假錯案、康生問題等發表意見。還有一個，即第四條便是對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的草稿表態並提修改意見。

三天分組會做的事情是很多的，但是會上不再有不同意見的討論。會上對汪東興和有些同志繼續發表了一些批評意見，並揭露了一些中央工作會議還沒有揭露出來的新情況。

最後一天晚上舉行了大會。大會首先通過關於增補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副主席，原則通過兩個農業文件和1979—1980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安排，通過全會公報。在增補前，三中全會的正式列席人員還沒有表決權，增補通過後選舉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時他們就有表決了。

選舉結果，候選名單100位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候選人全部當選，並選出第一書記陳雲，第二書記鄧穎超，第三書記胡耀邦，常務書記黃克誠，還有副書記11人、常委23人。陳雲當選後在會上發表了講話。

舉行三中全會的過程中沒有什麼事要我做，簡報很少，六個組的簡報加在一起只有中央工作會議的一個組那麼多，閱讀簡報不花太多時間，我過了五天比較輕鬆的日子。

（此文為《中國經濟週刊》記者王紅茹於2009年採訪于光遠先生的文章。國稅總局原局長金鑫對本文亦有貢獻。）

（本文刊發於《中國經濟週刊》2018年第3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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