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有際，思無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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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作家立場”頭條重磅推出著名學者鄧曉芒在史鐵生67歲冥壽紀念時的演講稿。文章深入地探討了史鐵生的作品、思想和哲學遺產，認為史鐵生的作品和思想必將在未來呈現出更高的深度和超前性。
紙本原題《史鐵生的哲學》，本文節選其中談命運觀、生死觀和宗教觀的部分，以饗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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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鐵生的命運觀、生死觀和宗教觀
鄧曉芒
我對史鐵生作品的關注由來已久，1990年代的時候曾經出過一本書《靈魂之旅》，把1990年代比較有名的一些主要代表人物，可以說大部分都掃了一遍，評論了十幾位作家，其中史鐵生這一部分是最長的，那一章寫了有三萬多字。至今在網上流傳的就是其中的那一部分，叫作《史鐵生——可能世界的筆記》，主要談了他的一部代表作《務虛筆記》。我讀《務虛筆記》非常投入，讀完以後簡直感到精疲力竭，之所以這樣關注、這樣感動，與我跟史鐵生有共同的經歷、以及共同的思考有關。
我在農村曾經有過十年的插隊經歷，後來回城做搬運工。實際上我是從1968、1969年在農村當知青的時候開始認真讀書和自學的，因為我們是“文革”前1964年下放的，在農村當知青的時候，在某個時間點上，我覺得自己該認真讀一讀書了，於是廣泛涉獵了當時只要拿得到的各種哲學和文學的，也包括歷史、經濟、政治等各方面的書，一個人在那裡看，在那裡思考。我想我在農村當知青的時候讀書和史鐵生後來在地壇讀書，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就是，史鐵生是身患殘疾，面臨生死抉擇。而我是在“廣闊天地”裡面，不存在生死抉擇。我是一邊勞動一邊用業餘時間提高自己，豐富自己。但是有一點是共同的，史鐵生在他的作品裡面也講到了，殘疾只是一個象徵，其實每個人在一定意義上都是殘疾的，所謂殘疾就是人的有限性，總有些事情是你力所不能及的，那就相當於你的殘疾。只不過史鐵生遇到的困難、障礙更大，而我們那個時候看起來還是比較自由的，天不管地不收。但是也面臨某種生死抉擇，那個不是身體上的，而是精神上的。你如果不在精神上向彼岸世界眺望，那麼你就是沒死，哪怕你還活著，也是行屍走肉。
今天談史鐵生的哲學，這個題目是我主動提出來的，他們說你談談史鐵生，我說我就談史鐵生的哲學。後來決定了以後，我才收到《史鐵生全集》，北京出版集團出的，出得非常漂亮。我拿到以後，《史鐵生全集》中主要的作品我可以說都讀了一遍。又有一些新的感受，在1996年寫《靈魂之旅》的感受之上，又補充了一些東西。下面我們就來談一談史鐵生的哲學，我提了這麼幾個問題，當然這幾個問題都是互相相關的，並不是說每一個觀點和另外一個觀點是不同的觀點，都是相通的。
命運觀
史鐵生的命運觀，大家很容易理解。一個人慘遭那樣的疾患，面臨生死抉擇，命運這個概念馬上就跳出來了。史鐵生二十一歲那一年，用他的話說是“活到最狂妄的年紀上，忽地就殘廢了雙腿”。他當時就知道，無論他還能活多久，他這一輩子只能在輪椅上度過了。怎麼辦？他狂躁過、絕望過、傷心過、自暴自棄過，但是當所有這一切都過去了以後，他開始思考，他還這麼年輕，二十一歲，他不得不思考。在他的年紀，他更願意到世界上去闖蕩一番，去獵奇、冒險、成就夢想，但是現在他只能沉思默想了，他是被逼無奈。
他想到了命運的問題，他有一段話：
所謂命運，就是說，這一出“人間戲劇”需要各種各樣的角色，你只是其中之一，不可以隨意調換。……要讓一齣戲劇吸引人，必要有矛盾、有人物間的衝突。……上帝深諳此理，所以“人間戲劇”精彩紛呈。
這個時候他想到了，上帝安排給我的命運註定如此，上帝這樣安排自有他的道理，我們有限的人怎麼猜得透，不要埋怨、不要抱怨。因為有我，還有很多其他形形色色不同的命運，所以人間才精彩紛呈。這個是斯多葛派的命運觀，他們認為，上帝讓每一個人在世界大劇場裡扮演自己的角色，所謂“願意的人命運領著走，不願意的人命運拖著走”，你反正得走，命運已經規定好了，你總得走。當然這個觀點融入到了基督教的思想裡。古羅馬時代就流行著一句諺語：“人間是一個大劇場，每個人在裡面扮演不同的角色”。後來基督教講“天職”，不管你是當總統，還是當掃地的清潔工，都是你的天職，上天安排的，沒有等級之分。既然你承擔了這樣一個職位，你就得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以我們今天的眼光來看這個觀點很消極。但是也不一定，一個人病到了史鐵生那樣的程度，宿命論可能就是他唯一的心靈救助。通常中國人也講，這是命，你得認命，你不可改變。既然不可改變，你抱怨什麼呢？你抱怨無濟於事，你只得忍受。
史鐵生說，其實每時每刻我們都是幸運的，因為任何災難的面前都可能再加一個“更”字，你會覺得自己有可能更不幸運。他把命運、災難相對化了，我覺得難忍受，有人比你更難忍受。有人勸他拜佛，他不願意，他認為懷著功利的目的拜佛是玷汙了佛法，不應該認為命運欠你什麼。他讀《聖經·約伯記》，悟到“不斷的苦難才是不斷地需要信心的原因”。約伯無緣無故受到了各種折磨，災禍降臨到身上，其實是上帝和魔鬼打賭，魔鬼說你把災禍降臨給他，他就不信任你了，上帝說你可以試試，於是魔鬼給約伯帶來種種災禍，但是他仍然堅信。不斷的苦難就需要不斷的信心，不可賄賂誰，也不要埋怨誰。由此他走向了一種真信仰，真正的信仰不是因為這個信仰給我們帶來了什麼好處，哪怕它沒有給我帶來任何好處，哪怕它給我帶來的只是災難，我還信，我仍然信。不要通過犧牲一點什麼東西去獻給神佛，換取一些什麼東西，命運不受你的賄，但有希望與你同在，這才是信仰的真諦。信仰的真諦就是希望，就是仰望，希望來世。甚至不一定是來世，而是希望一個暫時看不到的，或者也許永遠看不到的結果。但是神在哪裡？史鐵生說神只存在於你眺望他的那一刻，在你體會了殘缺，去投奔完美，但不一定能找到答案的那條路上。神只存在於這樣一條路上。他說“那也應該是文學的地址，詩神之所在，一切寫作行為都應該仰望的方向”。一個是路，一個是方向，一個是眺望，這幾個詞都是非常關鍵的。信仰就存在於這幾個詞裡：道路、仰望、眺望、希望。
寫作就是文學的思想之所在，你眺望什麼，不是眺望今天多少物質的回報，而是眺望文學的聖地。那麼寫作由此就成為了他的命運，他自從坐上輪椅的那一刻，他的命運就只能是寫作。走上這條路頗為不易，這是一條務虛之路，這就是為什麼叫《務虛筆記》，當然也可以叫“超越之路”，務虛就是超越。我們日常太務實了，現在需要有一段時間讓我們來想想務虛的問題，超越一切，包括物質利益，包括身體上的健康或者是痛苦。《務虛筆記》裡面講了“童年之門”，那就是命運開始的時候，就像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曲》，一開始是命運在敲門。童年有很多的門，他把童年設想為一間美麗的房子，房子裡面有很多個房間，你走進了一個門就會與其他的門永遠絕緣。而另外一個人走進另外一個門，他的命運跟你也可能就完全不同。
當然，這個好理解。我當初如果不那樣的話那就會怎麼樣，那現在就完全不同了，那一瞬間決定了我的命運，一般都這樣說。但是史鐵生這個時候考慮童年之門，是立足於一個務虛的層次上看的。一旦你務虛，你就會覺悟到所有的門都是同一個“我”的門，雖然我沒有進到那個門，但是進了那個門的人也是我。他說：“我在哪兒？一個人確切地存在於何處？除去你的所作所為，還存在於你的所思所欲之中。”別人的命運也許不是你的命運，但是別人在他的命運中的所思所欲同樣是你的所思所欲。所以在這樣的一個務虛的層次上，你描寫他人就是在描寫自己。他人不管是善也好，惡也好，你在描寫他，就是在描寫自己，你不要把自己撇得太乾淨，好像我寫的惡人就是我的批判對象。你的批判對象其實也包括你自己，而這就是人們需要懺悔的理由。發現他人之醜惡，等於發現了自己之醜惡的可能性。
我們在作品裡看到一個醜惡的人，一個壞人，其實那就是作家的可能性。作家如果沒有這種可能，如果沒有對壞人的體會，他怎麼寫得出壞人來？這就是在一個非常務虛的層次上談問題了。事實上我當然不是壞人，但是，我可能是壞人。西方基督教所謂的“原罪”也是這個意義上談的，中國人很難理解。原罪，一個小孩子生下來乾乾淨淨的，為什麼有罪？基督教解釋說他沒有罪，但是他可能有罪，他有潛在的可能性。因為人是自由的，他可能變成天使，也可能變成魔鬼。一個小孩子生下來那麼可愛，但是一步步走來，過三五十年再來看他，可能就完全不同了。站在可能世界層面上看問題、談問題，我們就可以消解宿命論。宿命論就是命運不可抗拒，你只能被動接受。我剛才講了，這看起來非常消極，但是如果你立足一種可能世界，你就會反思到人的自由意志具有的決定作用和責任能力。決定作用就是，你可以選擇，你不是完全沒有選擇的，哪怕命運決定了你，你也是可以選擇的。還有責任能力，哪怕這是你的命，你也得為你的行為負責，不能推諉於外界和別人，說既然我命中註定這樣，我就可以不負責了，不是我要這樣的，是命中註定要我這樣的。不對，因為你是自由的，自由意志有它的決定作用，當你意識到這一點，你就會對於已經被命運決定了的現實世界賦予自己特有的意義，這取決於你怎麼看它，怎麼對待你自己的命運。
比如說史鐵生的殘疾，使他看清了人的命運的悲劇性和殘酷性，甚至荒誕性。這個沒有道理可講，為什麼我就突然殘廢了，那麼多人就沒有殘廢，唯獨是我？我為什麼就這麼倒黴？沒有道理，想不通。然後他站在務虛的層次上，悟到了其實殘疾是人類的普遍命運，還有比我更慘的；或者說哪怕是比我更好的、更強的，他也有他的侷限性，也有他的限度，都只是殘疾的程度不同而已。但是所有這些人不管你相對來說如何受到命運的支配，當你眺望神的時候，你可以“扼住命運的咽喉”——這是貝多芬的一句名言，你可以掌握命運。命運雖然決定了你，但是你一旦起來發揮自己的自由意志，你就可以利用它來幹你自己的事情，你就可以拿你既定的命運幹一件自己想幹的事，這就是文學、藝術、音樂、詩歌、寫作等等。
在這樣一些行為之中，在這樣一番事業之中，命運成為了你自己作品的材料。你必須有命運，必須有材料，不是說我寫作，我的音樂、我的藝術憑空就能夠產生出來，達到自己的高度。而是面對命運，我怎麼對待它，在戰勝和支配命運時才會產生出作品，產生出寫作。而命運在你的寫作中就成為了你的作品的材料，命運在這種意義上倒成了你的創作不可缺少的了。這就是史鐵生所發現的一種嶄新的命運觀：命運就是你自己的生命之運動。
這個嶄新的命運觀已經有很多人在說，像存在主義講，人是“被拋入”他的自由之中的。所謂被拋入，那就是命運；但卻是被拋入到自由之中，你不是被拋入到一個事物之中，而是看你怎麼樣抉擇，看你怎麼樣發揮你的自由意志。命運提供了你的自由意志的作用對象，這個拋入就非同一般，自由才是你的命運，或者說，你生來註定是自由的。這樣一解釋，你的命運其實是由你自己所造成的，你整個的命運最初看起來是不以你意志為轉移的，但是你可以把它變成你自己所造成的。
這種命運觀在中國前所未有。中國傳統的命運觀只不過是士大夫們的某種使命感，最著名的，像司馬遷說的：“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為什麼如此，是因為“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都是由於失寵於當道，懷才不遇，慘遭厄運，靠寫作“以舒其憤”；但經歷了磨難以後，卻可以大有作為。還有孟子的那段名言：“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這些都是歷史的經驗，帶有直接的功利性。司馬遷自己就是受了宮刑，結果寫出了《史記》，這是多麼大的成就！但這仍然還是功利的角度，這些成就都是有利於國家興亡、世代傳承的一種政治文明，然而僅僅從這個角度來談，就還沒有上升到人生哲學的層次。
而在史鐵生那裡，人的命運是荒誕的、偶然的，沒有什麼道理可講，也不是什麼歷史使命。史鐵生當年殘廢了，坐上了輪椅，從來沒有說從此就意識到自己擔負著天降之大任，更沒有想到藉此磨難可以成為偉人。你甚至不能問：我怎麼這麼倒黴，為什麼恰好就是我？因此也談不上什麼“鬱結”“發憤”這些概念，而首先是認命，我就是這個命。但是認命以後是生死的問題，你是生是死，取決於你的生命力是否強悍。作為一個活生生的人雖然殘廢了，但是你的生命力有沒有那麼強韌，你的自由意志是否覺醒？我人還活著，我的自由意志是否還活躍？如果沒有這樣一種力量的話，孔子也好，屈原也好，都不是沒有別的路可走的。孔子命運不好，但是他作《春秋》，為什麼一定要作？屈原被放逐了為什麼一肚子的《離騷》？莊子就告訴人們，只要一個人心態放寬，殘疾人照樣可以活得很好。《莊子》中舉了大量的殘疾人的例子，說“畸於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在人看來是畸形的、殘疾的，但是他“侔於天”，是天然的。在大自然的眼光中，自然的東西沒有畸形的，只是在人看起來是畸形的。又比如說屈原，行吟澤畔，悲痛欲絕，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怎麼辦？沒人理解他。當時遇到一個漁父，老莊的信徒，勸他“與世推移”，“不凝滯於物”，要順其自然，安安心心過你的日子就行了。但是屈原沒有聽他的，屈原總覺得自己是國家棟梁，放不下這個架子，最後只好投水自盡，恨恨而死。屈原以後中國的士大夫們放下了這個架子，你曾經是國家棟梁，或者你想要成為國家棟梁，但是做不到。怎麼辦？於是援引老莊，建立了“儒道互補”的人格結構。中國士大夫這點已經確立了，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從此再也看不到像屈原那樣極端的詩人。
中國人的生命力在老莊的哲學裡應該說受到了一定的保護和封存，他在大自然裡，在自然界裡面可以得其所哉，自得其樂，可以排除世俗的煩惱，官場的失意、情場的失戀、商場的失手，都可以經過老莊哲學得到解脫，不至於不活了。但是這種生命力由於棄絕反思，並沒有發揮其應有的能量。現在讓你隱居山林也好，遠離世俗社會也好，固然是自由，但是缺乏反思。什麼是反思？就是說你自由了，你拿這自由來幹什麼？老莊很重要的一個特點就是不幹什麼，我們經常看到在山裡隱居的人，據說現在隱居終南山的人已經達到五千多隱士，他們什麼事也沒幹，把隱居當自己的事業。而這樣不幹什麼的水平實際上是兒童的水平，返璞歸真，歸到兒童的純真，這樣的自由自在放在那是沒用的，封存起來了。固然把人的自由封存起來，保護起來，但是無法調用，就像莊子所講的那株不堪器用的大樹。
我經常想這樣一個問題，道家的信徒隱居起來，他們大可以幹很多事情啊，比如研究文史哲、研究數學、研究自然科學、從事文學藝術生產，得產生多少創造性的成果、學術成果、科技成果和藝術成果！對人類的精神事業得有多大的貢獻！但是他們不幹。當然有些人為了長生去煉丹，也許有一天會促進化學的發展，但是他們不是為了這個。他們沒有一種純粹為了興趣而超越此岸的彼岸追求。例如在數學領域，那叫“屠龍之術”，所以中國沒有產生歐幾里得那樣的幾何學。他們的自由只是兒童的自由，維持在兒童的水平。最後也只能“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也就是屈從於命運，很少有積極的成果。
史鐵生則不同，他一直在那裡眺望，眺望到了命運的源頭，命運從何而來。既然是上帝給他規定的命運，既然他不可解釋，既然是那麼樣的沒有道理，那他只有信仰，只有對彼岸精神世界的希望，這是他眺望的目標。他從這裡可以找到此岸的生命力勃發的強勁動力。彼岸世界就是可能世界，彼岸世界既不能證實，也不能證偽，但可以作為人追求的目標。他在可能世界中進行精神的創造和寫作，活出了人樣，人就該這樣，不被命運所打倒，不被命運所戰勝。像海明威的《老人與海》裡面講的，人生下來不是為了被打敗的。
生死觀
史鐵生的命運觀是憑藉著基督教信仰的模式建立起來的。剛才講了“眺望”，眺望彼岸，彼岸世界不可證實和證偽，於是就只好信仰。他依靠這種模式超出了中國傳統的天命模式，中國天命的模式就是司馬遷、孟子的那一套模式，“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的模式。他不再有這種使命感，而是在基督教模式上吸收了尼采生命哲學的因素，以及存在主義因素。尼采也可以說是現代存在主義的先驅。命運在史鐵生這裡成了生命之運動，也就是說他只要還有一口氣，就要在寫作之夜奮力拼搏，改寫自己的命運。這種拼搏不是為了在君王、國家面前證明自己，像屈原那樣；也不是什麼“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而是在更高的精神中，在文學中、哲學中去發揮他強韌的生命力。
再高的精神境界在史鐵生這裡也有最低的基點，這就是生與死的抉擇。這使得史鐵生的境界實際上成為了他的終極關懷。按照他的自述，在他最苦悶的時候有三個問題困惑著他：“第一個是要不要去死？第二個是為什麼活？第三個是我幹嗎要寫作？”這三個問題其實只是一個問題，就是要不要自殺？一個人雙腿癱瘓，覺得自己一無所能，只能拖累人家，那麼還要不要活下去，要不要自殺？這就把人逼到了絕境，逼到了牆角，再也沒有退路了。你必須面對這個問題。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加繆曾經說過，真正的哲學問題只有一個，就是要不要自殺的問題。自殺體現了人的自由意志，除此以外你還能幹什麼，你只能自己來結束自己的生命，這是對命運的一種抗爭：我不活了。我活下來本來就是命運決定的，你給我這樣的命運我不活了，我結束自己的命運。斯多葛派有很多著名的代表人物就是自殺的，像著名的芝諾，七十多歲上吊而死。還有九十多歲自殺的，活得不耐煩了就去死。他們把自殺看作是人的特權，動物不自殺，神也不能自殺，只有人能自殺。自殺是自由意志的表現，能夠自殺體現了人的尊嚴。如果史鐵生從這個角度來看，那今天就沒有史鐵生的作品了。但是他找到了一個不自殺的理由，或者活下去的理由，同樣是自由意志的選擇，就是寫作。寫作是不自殺最好的理由，你不自殺得有一個理由，你為什麼不自殺，你成天只能拖累人家，還活什麼活？但現在有一個理由，那就是我要寫作。否則的話，如果沒有這個理由，他即使活著，也相當於死了，自由意志還是會讓他選擇自殺。史鐵生說：“人，不能光是活著。”
餘華有一篇著名的小說《活著》，還拍了電影，在座的應該很多都看過。我當時看了也非常感動，覺得是對中國人這種非人的活法的批判。但是後來我看到他在小說的新版序言裡有這樣的話，說“人是為活著本身活著的，而不是為了活著以外的任何事物所活著”。人活著就是為了活著，他小說裡面的福貴，最後什麼都失去了，所有的親人都死了，沒有任何活著的理由了，但他自己還活著，而且活得很自在，每天唱著小曲，跟他的老牛為伴。餘華竟然認為這就活出了人生的真諦，我有篇短文批評他。史鐵生也不點名地批評了這種看法，他不點名，大概因為他跟餘華是好朋友。但是他說，他讀到這篇文章，“怎麼也不能同意”，因為“生命大於活著”。生命不僅僅是活著，活著只是你還沒死，而生命除了活著外還包括愛情和自由。這令我想起裴多菲的詩：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史鐵生說：
寫作，就是為了生命的重量不被輕輕抹去。讓過去和未來沉沉地存在著，肩上和心裡感到它的重量，甚至壓迫，甚至刺痛。……什麼才能使我們成為人？什麼才能使我們的生命得以擴展？什麼才能使我們獨特？唯有慾望和夢想！
死則和無聯繫在一起，死就是什麼也沒有了，連“沒有”都沒有了，這是史鐵生特有的句式，死就是連沒有都沒有了。他有一封寫給王朔的信，裡面講到“論無的不可能性”。他在其他好幾個地方也講了，無就是什麼也沒有了，無是不可能的。他說：“令我迷惑和激動的不單是死亡與結束，更是生存與開始。”絕對的虛無片刻也不能存在。當然這個也是存在主義的觀點。像薩特的《存在與虛無》一開始就講了這個觀點：無是沒有的；只是由於有了存在，所以才有了無。你說到無，總要說無什麼；你說沒有，你總要說沒有什麼，所以無是寄生於存在之上的，它本身沒有存在，它本身是不存在的。基督教裡面也講到，善和惡，善是存在，惡只是存在的“缺乏”，惡不是一個什麼東西，只有善是一個東西，惡只是善的缺乏。存在主義和基督教裡面有一種隱含的一脈相承的觀點。史鐵生也有這個觀點，我估計他看了不少存在主義的書。他說：“有才是絕對的。依我想，沒有絕對的虛無，只有絕對的存在，……存在就是運動，運動就有方向，方向就是慾望。……人有慾望，所以人才可以憑空地夢想、創造。”這裡頭有邏輯，也聽得出來，存在就是運動，運動就有方向，方向就是慾望，慾望就是夢想和創造，他是一步步推出來的。這樣的存在，就是生命，這生命不僅僅是活著，而是向彼岸的方向去追求。
史鐵生對老莊哲學的評價不高，甚至頗有微辭。在他看來，老子說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這毛病大了”，“我想這無，應該是指的空”。就流行的道家哲學的解釋來說，這樣說也不錯，通常人們就是把道家的無和佛家的空混為一談的。但是實際上，道家的無並不是空，而是生。這一點，道家及其門徒只要反思一下，就可以看得出來。當老子說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時，他其實完全可以反過來想一下：既然“有生於無”，可見“無”是能夠“生”的，無就是生。如果無本身不是生，那有怎麼能夠從無生出來呢？因為無除了無自身以外什麼都不是啊，它要生出有來，只能是從自身中生出有來。只能它自己就是生。所以無並不是絕對的什麼都沒有，而是無前提，無負擔的“自然”，這種自然其實就是生，自然而生。無沒有前提，自然也是沒有前提的，自然就是沒有人強迫你，要你怎麼樣，而是自然而然。老莊講的無主要的意思是無知、無慾、無為，對自然不加人為干預，他這只是在為自然生命掃清地盤。他提出這樣一個無，主要是生活態度中的無知、無慾、無為，但在客觀上則是任其自然發生。所以真正的無是“無為而無不為”，他把主觀的知識慾望和有為都懸置了以後發現，自然才是無所不為。當然這是我的解釋，道家哲學本身並沒有這樣解釋。所以史鐵生對老莊評價不高是情有可原的，一般流行的老莊哲學都不是我這樣解釋的，都是把生命和有歸結為無，就真正什麼都沒有了，等同於佛家的“空”。所以道家、佛家就合流了，都變成“空”了。但這其實是很不同的，例如人們只說“有生於無”，卻沒有人說“有生於空”，因為“空”不能“生”，而只能將一切等同於空。所謂“萬法皆空”“空即是色，色即是空”，這裡頭用不著一個“生”的過程，它當下即是。史鐵生這裡的理解並不是很到位。
那麼，什麼是死？肉體的死並非真正的死，如果還有靈魂的話，那就還沒有死。只要靈魂不死，肉體死了還不是真正的死，基督教就把肉體的死看成真正的重生，肉體死了你的靈魂才能再生、重生。史鐵生對此也進行了一番論證，他說即使從科學眼光來看，靈魂不死也是不可能證偽的，當然也沒有證實。但卻有可能證實，你沒有理由否認這個可能性。如果你站在可能世界的眼光來看。那麼靈魂不死雖然沒有證實，但是它還保留著證實的可能性，你可以走著瞧。現在科學家裡面也有很多人相信靈魂不死，還有人給靈魂秤出了重量，說一個人的靈魂相當於二十一克，死了以後再秤一下，屍體上少了二十一克。當然你可以說這個證明還不成立，但是有一點是確定的：你不可能證偽。靈魂不死你只能斷言我不相信，但是你怎麼證偽它？無從證偽。即使沒有證實，也不等於已經證偽，至少還可以猜想，還可以假設。猜想和假設本身就是科學的引導，胡適不是講，科學需要“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大膽假設在科學裡面很重要，它是推動科學發展的動力。那麼靈魂不死何嘗不是一種猜想，一種假設？但是史鐵生更看重的是，這還不光是假設，更是希望。人類希望靈魂不死，這希望無關乎科學，而關乎人道。就是說一個作惡者更傾向於人沒有靈魂，人沒有靈魂他就可以為所欲為，不怕死後遭到報應，就沒有任何心理負擔了。俄國大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說，如果沒有上帝、沒有來世，人什麼事情幹不出來啊！既然死後什麼也沒有了，那麼我死後哪怕洪水滔天。史鐵生說靈魂不死導致信仰，如果有靈魂不死，如果你相信，或者你希望靈魂不死，那就導致信仰。這個也是中國傳統哲學裡面沒有過的。
孔子就從來不討論死的問題，“未知生，焉知死？”他的弟子說：“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這個不用討論。莊子的妻子死了，莊子鼓盆而歌，人家問他你為什麼這麼高興，他說應該慶祝，一個人死了就相當於大自然身上的一個膿包已經穿了，膿流乾淨了，難道不應該慶祝嗎？人生在世就是一個膿包，讓你腫痛，不得安寧，現在終於安寧了。中國傳統不管是儒家、道家，總而言之都不關心死本身。他們關心的只是為什麼死，死後如何，或者死的結果，所謂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輕於鴻毛或重於泰山，這都是指的對國家、對後世的影響，而沒有個體反思。但是死的問題唯一涉及到的就是一個人自己，一個人必須自己去死，和任何別人無關，別人不能代替。任何人也不能代替你死，你的父母，你的兒女，你最愛的人，都不能代替你死，你得自己孤身一人面對死亡，沒人跟你一起。這就是個體的反思，中國人缺乏的就是對個體的反思。民間信鬼神，也只是一種功利的手段，最後是為了功利，而不討論生死的問題，不講靈魂歸宿的問題。祥林嫂在魯迅那裡問了一個問題，人死後會不會有靈魂，魯迅無法回答，他在中國傳統資源裡找不到任何答案，只好說：“我也說不清。”但是祥林嫂的問題最後還是為了功利，即如果有地獄、有靈魂，那人死了以後還可以在地獄裡與親人相見，和她的阿毛重逢。她是出於這樣的目的問了這個問題，否則的話，有沒有靈魂對於她是無所謂的，沒有靈魂可能還更好些，至少不到地獄裡去再受苦。個體靈魂的概念不光祥林嫂沒有，士大夫們也沒有，中國人為什麼沒有真正的信仰，就可以從這個地方找到解答。為什麼沒有真正的信仰，就是因為沒有個體，沒有面對自己個人的死亡問題。
史鐵生糾纏死的問題，說明他的個體意識已經開始覺醒，需要找到自己理論上的立足點，他已經有了個體靈魂的意識，他知道死誰也不能代替他，誰也不能安慰他，哪怕他的母親對他那麼好，不離不棄，天天關心他，但是死還得自己面對。這是生死觀。
宗教觀
史鐵生的《晝信基督夜信佛》，標題很新鮮。基督教、佛教的經典他看了不少。基督教和佛教的區別，史鐵生認為在於對苦難的態度。基督教相信苦難是生命的處境，你只要活在人間，那麼你所面對的就是苦難，所以基督強調救世和愛人，要積極應對世事。小乘佛教則千方百計要遠離這個苦難的世界，要超脫和往生，要獨自療傷，自己先把自己救出來。這恰好對應著白天和黑夜不同的心情：白天從事日常生活，到了黑夜一切都已經停下來了，你休息了，這個時候你尋求一種精神上的解脫。
但是，晝信基督夜信佛，好像是白天和夜晚的輪迴，有點類似於中國知識分子的“儒道互補”。白天勞累一天信基督，晚上信佛而超脫，第二天又本著基督教的精神入世。儒道不就是這樣嗎？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但是也有區別。基督教和佛教在史鐵生這裡不是互補的關係，而是跳躍的關係。此岸生活有得意、失意的時候，儒道互補可以把人維持在心理平衡的狀態，轉來轉去是圓滿的圓圈。但是基督教、佛教中間卻是斷裂的，需要跳躍，最終要把人從此岸引向彼岸，引向再生。《約翰福音》裡講到要成為新人，重生為新人，就是在彼岸世界，你是一個新人，已經擺脫了肉體沉重的負擔，成了純精神的存在。這是一個從此岸到彼岸的跳躍。但儒道都在此岸，並沒有彼岸的嚮往。不過道家哲學經過反思的改造以後，我認為可以成為一個跳躍，這個跳躍過程可以由道家的“生”來承擔。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剛才講這和佛家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有本質的區別。當然中國化的佛教另當別論，比如說禪宗就融合了道家的東西。
長期以來我總想看到一個比較明確的解釋，道家的“無”和佛家的“空”到底有什麼區別？很多人都說不一樣，佛家的空和無不一樣，你不能用無來理解佛家的空，空應該是更高境界。我就搞不清楚兩者到底有什麼不同，能不能有人給我解釋一下，好像還沒有人說清楚。
史鐵生在骨子裡其實是有道家情結的，雖然他自己不承認。他不承認有他的道理，因為流行的道家學說都不是他這樣說的。我說他有道家情結，是指經過基督教改造過的道家情結，當然他不一定信耶穌基督或上帝，但是他信基督教背後的那番道理。他把自然原則理解為個體生命。在道家那裡自然並沒有理解為個體生命，而是理解為大自然，道法自然，就是道法天地，順其自然，而不是張三、李四、某某人的自然本性。但經過基督教的改造，自然最根本是立足於個體的自然，個體的自然就是個體的生命。於是他就能夠由莊子《齊物論》講的“齊生死”而直奔“向死而生”。莊子的“齊物論”是對生死漠然視之，無所謂，死了也可以慶祝，生死在自然那裡是一回事；“向死而生”則是存在主義者海德格爾的命題，以“先行到死”的目標來策劃自己這一生。人反正都得死，但是你就要估計一下，你這輩子在死之前要有一場策劃，你能活多少年，在這多少年裡你得乾點什麼事情，你得幹一點你力所能及的事情，這就是自覺的生活態度。意識到每個人都要死的，時不我待，得趕緊活，得趕緊幹自己想幹的事情。這就是史鐵生的結構：自然＝生命＝自由＝精神追求。
他的宗教觀是，晚上信佛，撫平傷口，直到六根清淨；但是清淨了以後，解脫了以後，早上醒來，生命力在湧動，這一天你想幹什麼？史鐵生說：“我還是不能想象人人都成了佛的圖景，人人都一樣，豈不萬籟俱寂？人人都已圓滿，生命再要投向何方？”他說：“寫作救了史鐵生和我，要不這輩子幹什麼去呢？”他是要幹事情的，不滿足於佛家，史鐵生只有大幹才能得解脫。基督教認為，不幹就是懶惰，懶惰也是罪。中國人講懶惰，頂多是說這個人有缺點，太懶，一事無成，但只是一種缺點，不是罪。不但不是罪，有時反而可能是一種境界。基督教認為懶惰是罪，上帝讓你活在世界上不是讓你睡大覺的，而是讓你承擔起你的天職。道家主張無為，所以在道家的眼光下，有時一個人很懶，那是一種很高的境界，一個人什麼也不想幹，在那裡伸懶腰，喝茶，閒散，得過且過，也不追求榮華富貴，那是一種境界。有的年輕人也以此標榜，我這個人最懶，我也不想見人，也不想跟人打交道，有粗茶淡飯就夠了，從來沒有人認為這是一種罪。
史鐵生是要大幹的，他和這些人不一樣，他是要幹事情的。他的幹事情不屬於貪嗔痴，貪嗔痴屬於慾望的低層次，當然他也不反對。發表一篇小說能賺點稿費和名氣，也有好處，誰也不會反對這些東西，但這不是他拼命追求的。他也不是治國平天下，也不是說我這個作品發表出來能夠對人心有什麼改進，能夠拯救中國人的道德，打出一面什麼旗幟，他沒有冠冕堂皇的口號。他是要創造一種新的語言，構建一個語言的王國。
還有一個史鐵生的中篇，《命若琴絃》，估計很多人都看過。《命若琴絃》講一對瞎子，一老一小，老瞎子七十多歲了，靠彈三絃走鄉串戶賣唱謀生，相當於叫花子。他有一種本事，能夠一邊彈琴一邊唱詩，彈唱出那些傳奇故事，講古，講歷史。小瞎子只有十來歲，跟他學徒。老瞎子告訴小瞎子說，他的師傅以前告訴他，只要你彈斷了一千根琴絃，就可以把琴匣子裡的那張藥方拿到藥店裡去抓一服藥，用一千根琴絃做藥引子，喝了這個藥，你的眼睛就會復明了。他自己相信這是真的，也這樣教自己的徒弟。有一天他終於彈斷了最後一根琴絃，急急忙忙跑到藥鋪去抓藥，以為吃了藥以後就可以看到這個世界了。雖然他已經七十歲了，但是還沒有看到這個世界是什麼樣子，能夠最後看一眼這個世界，一輩子也值了。結果藥鋪的人告訴他，你拿來的這個藥方只是一張白紙，上面什麼也沒寫。他回來以後非常失望，非常沮喪，他一輩子就是靠這張藥方支撐著他生活的信心，不斷走村串戶，提高自己的技藝。他雖然雙眼瞎了，但是他的日子還是過得有聲有色。現在的問題是，如何跟小瞎子交代？他也騙了小瞎子那麼多年，他自己騙了自己一輩子，或者說他的師傅騙了他一輩子，他怎麼跟徒弟交代？他想出的辦法就是跟徒弟說，是我記錯了，不是一千根弦，是一千二百根弦，我們還得繼續彈下去。看了這篇小說，感到非常震撼，向死而生不是那麼輕鬆的，除了要有求生的本能，還要有一個目標在前面激勵你。人肯定生下來就有求生的本能，但是還要有目標來引導，哪怕是一個虛幻的目標，也是高貴的謊言。史鐵生有一篇訪談裡也講到了“高貴的謊言”，相當於我們通常講的“善意的謊言”，它能夠決定一個人的一生，使他的一生過得有聲有色。雖然最後是虛幻的，沒關係，人的一生就是在一個虛幻的目標下幹出了那麼多驚天地泣鬼神的事，雖然人有那麼多的限制，殘疾和障礙。彼岸的目標即使是虛幻的，也是必要的。
（本文系鄧曉芒教授在史鐵生先生67歲冥壽紀念會上的演講，發表時有刪節）
鄧曉芒，學者，現居武漢。主要著作有《思辨的張力》《文學與文化三論》《新批判主義》《實踐唯物論新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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