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1月，周恩來從廣東回滬後重組了中央特科。此時特科成員中有一些帶有江湖流氓習氣的人如顧順章等，熱衷於打打殺殺。周恩來針對這些不良傾向親自為特科規定了“三大任務一不許”──“三大任務”是搞情報、懲處叛徒和執行各種特殊任務，“一不許”是不許在黨內相互偵察。
共產黨情偵部門建立更早，卻因力量弱小一度嚴重受挫
1924年國民黨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實行改組前，可謂是眾多派系建立的鬆散聯盟，孫中山只是名義上的領袖，黨內連中央委員會之類機構都沒有。蔣介石從這一年開辦黃埔軍校起家，翌年建立了自己的軍隊。他在北伐和1927年發動“四一二”反共政變時，利用的還是舊政府的偵探警察，以及與他有歷史淵源的青紅幫。直至1928年，蔣介石才建立自己的情報和特務機構。中統、軍統的規模在抗戰末期發展到頂峰，在編內勤（即專職特務）達幾十萬，成為人民痛恨的類似明代“東廠”、“西廠”或德國納粹蓋世太保的恐怖組織。
中國共產黨從1921年成立起，由於在反動軍閥鎮壓下沒有合法活動條件，長期在地下狀態活動，只是在1924年至1927年間在國民黨當局轄區內才有合法地位。1925年8月，主張聯共的國民黨左派領袖廖仲愷被右派刺殺，據受傷被捕的刺客陳順交待，下一步還要暗殺共產黨，由周恩來、陳延年領導的兩廣區委就此感到有必要建立偵察保衛組織。當時周恩來安排在黃埔軍校任職的陳賡等人掌握一些武裝保衛力量，並開始在國民黨內建立一些內線，就此建立了中共最早的情偵工作，不過組織還不健全。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前，雖然中共中央事先得到內線零星報告，卻缺乏其核心層的決策情報，臨機又缺乏緊急應變決心，上海、廣州等地的黨組織都遭到突然襲擊，大批幹部和群眾骨幹因未轉移而遭捕殺。
1927年5月，從上海脫險的周恩來到達當時的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漢，吸取前一段的教訓，為保衛中央安全建立了“特務股”（後稱特科），在各處建立內線，並組織了精幹的武裝保衛人員和秘密交通網。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共的專職情報機構建立倒要早於國民黨。
同年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昌召開同共產黨分裂的會議，此前中共特科便得知動向，在漢口安排了十幾處秘密隱蔽地點。會後國民黨派人搜捕時，陳獨秀及中共中央所有成員都已不知去向。8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在漢口秘密召開著名的“八七會議”，國民黨的警探也一無所知，隨後特科又秘密租船將中央機關由武漢遷回上海，途中也未出意外。
1927年11月，周恩來從廣東回滬後重組了中央特科。此時特科成員中有一些帶有江湖流氓習氣的人如顧順章等，熱衷於打打殺殺。周恩來針對這些不良傾向親自為特科規定了“三大任務一不許”──“三大任務”是搞情報、懲處叛徒和執行各種特殊任務，“一不許”是不許在黨內相互偵察。
周恩來提出的“一不許”原則，對保障中共後來正常的黨內生活極為重要。蘇聯的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原為“契卡”，後簡稱“格別烏”，上世紀50年代改稱“克格勃”）在列寧去世後便開始涉入聯共（布）內部鬥爭，後來甚至發展成為領袖個人的監視工具，成為恐怖“清洗”的重要幫兇。後來毛澤東又一再強調黨內不許搞偵察，這對防止重蹈蘇共悲劇起到了重要作用。
蔣介石從建立特務機構起，就用於偵察黨內異己，如李宗仁在回憶錄中便說自己任副總統時的身邊衛士都是蔣的偵探。只對蔣介石個人負責的軍統中統捕人、殺人，又越過警察、法庭種種司法機構，連各級軍政官員都不能過問，甚至這種官員本身還要受其監視。這種特務政治的泛濫，也是造成國民黨政權四分五裂並喪失人心的重要原因。收買、色誘、暗殺等行為，都違反地下工作原則
近些年一些影視劇的編導憑想象編造情節，經常出現中共地下黨組織暗殺敵方要人，以及用戀愛等手段發展關係等場景。記得上世紀80年代初國內播出一部表現在敵營中潛伏的電視劇《敵營十八年》時，曾長期從事地下工作的文藝界前輩夏洐看過後便撰文嘆息說，這些年輕編導不瞭解當年黨的隱蔽鬥爭原則，利用女色、金錢收買和手槍暗殺等方式恰恰是中共地下工作所不允許的。
中共從事隱蔽戰線鬥爭時，從來不許搞暗殺一類恐怖襲擊。因為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革命鬥爭的目標是推翻整個反動統治而不是消滅個人，暗殺敵方頭目不僅不能達到鬥爭目標，反而會引起社會反感並影響鬥爭方向。中共中央特科雖消滅過少量叛徒，卻只限於向敵出賣機密並馬上會招致組織破壞的特例。相比之下，國民黨從其前身同盟會開始就崇尚俠士刺客思想，並將暗殺作為重要手段之一。蔣介石在大陸便經常使用特務對公開的反對者搞暗殺，這種以國家政權採取的恐怖主義，也是遭到舉國痛罵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共中央特科最早開展的除奸工作，主要是1928年4月政治局常委、組織局主任羅亦農在上海因叛徒出賣被捕遇害案。特科的內線關係很快查明，這是因擔任中央秘書和接待的何家興、賀芝華夫婦告了密。他們從德國、蘇聯學習回來後經常出入燈紅酒綠場合，組織發給他們的每月幾十元生活費無法滿足其奢華需求，他們便利用接待之機偷記下上百名領導人住址，隨後到租界巡捕房表示願以5萬美元和出國護照出售此名單，並先說出羅亦農的地址，待捕捉驗證確實後再做下一步交易。中共中央負責人聞知此訊後緊急搬家，紅隊又以放鞭炮作掩護衝進這對叛徒住所，搜出名單後開槍將何家興擊斃，賀芝華頭上也中槍負重傷，從而斬斷了繼續叛變的線索。
1929年8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彭湃、軍委負責人楊殷等五人在上海滬西區開會時被逮捕，周恩來因臨時有事未到倖免。僅過了六天，彭湃等四人便在位於龍華的淞滬警備司令部內被殺害。中央特科通過內線查明，告密者是軍委秘書白鑫。此人在海陸豐紅軍中當團長時便怕死棄職跑到上海，為追求榮華富貴而秘密自首充當了內奸。根據周恩來指示，同年11月11日夜，特科在法租界霞飛路（今淮海路）設伏，連開90餘槍，擊斃白鑫及特務保鏢共五人，紅隊無一傷亡。“霞飛路上的槍聲”轟動上海，使叛徒特務一時喪膽而不敢隨便活動，中央在滬安全也得到一定的保障。
紅隊在上海灘有了威名後，周恩來又專門強調：只能消滅危害黨的叛徒和暗藏的特務內奸，對反動統治階級頭面人物包括公開的特務頭子都不要打，否則會偏差政治鬥爭的正確方向並脫離群眾。有一次“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得知有二三十個警探和“包打聽”要在一品香飯店聚會，打算運去幾皮箱炸藥引爆。周恩來得知後馬上制止，認為這會把飯店炸成廢墟並傷及無辜，將在社會上造成極壞影響。在此後的革命鬥爭中，共產黨人除了打擊敵軍事目標，也從不對反動營壘頭面人物採取暗殺，從而防止了恐怖主義傾向，並且與國民黨特務那種“下三濫”手段劃清了界限，這也是爭取人心成功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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