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末期，原本在東晉朝局當中佔據主要地位的門閥士族

在面對以王恭、桓玄為代表的門閥士族，和以司馬道子父子等人代表的司馬氏皇族，都無力重新奠定東晉穩定局勢的現狀，原本依附於雙方的一些力量，便開始展開“救亡圖存”的選擇。而在東晉末期局勢跌宕的緊張時刻，有機會嶄露頭角的不是那些原本的“白丁”，而是在東晉王朝之中早就佔據一定位置，但卻一直被上層皇權和門閥掩蓋光芒的——次等士族。

次等士族的概念，田餘慶先生在《東晉門閥政治》中有過闡述，總體來說包括南來僑姓士族和江東本土士族當中，未能實現如琅琊王氏、陳郡謝氏等鼎盛地位的士族。除了這些之外，還應當考慮東晉門閥政治當中，衡量一個士族興盛與否的條件，除了士族傳承的歷史和門人子弟的才學之外，還要與這個士族是不是能在東晉朝局之中執掌權柄，有著巨大關係。結合這個條件來看，除了王、謝這些能傳續幾朝並且都被上層權力所依仗的“高門士族”之外，其餘在東晉朝局之中有過出場的士族，皆可歸為或者兼具“次等士族”的範疇。

而“次等士族”的大基數當中，因為在東晉前期門閥政治的興盛和後期皇權、相權的崛起，都沒有什麼能夠獨當一面的機會，這段時間依附門閥力量或者皇權、相權，才是次等士族生存之道。可當他們原本依附的這兩股勢力都呈現頹勢，自己再也不能借以佔據高位，甚至還有生存危機時，次等士族接下來的選擇就決定他們未來的境遇如何了。在東晉末期王恭之亂、桓玄篡晉以及到後來劉裕崛起的混亂局面中，作為這段時間“次等士族”代表的北府將劉牢之，幾次關鍵時刻的“背叛”，透露出了東晉末期次等士族對於自身出路問題的探索。

一、第一次背叛：王恭之亂中的劉牢之

根據之前文章的探討中，王恭之亂算是東晉末期，門閥士族面對日益強大的司馬氏皇權、相權的一次反抗。最後王恭之亂的結局都顯而易見，第一次起兵逼迫在司馬道子殺掉王國寶等人，這是門閥士族通過武力逼迫皇權、相權讓步；王恭第二次起兵，司馬元顯派人策反王恭的主要軍事力量——

這個過程其實很容易理解，劉牢之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也是起到扭轉戰局的關鍵作用，但劉牢之為何第一次王恭起兵中，能夠為王恭所用，卻在第二次起兵之時毫不猶豫地背叛王恭呢？這裡面就涉及到本文所談及的次等士族在東晉末期混亂局面之中的出路選擇了

在孝武帝、安帝這段時期，東晉朝局呈現門閥士族衰落、皇權和相權崛起的狀態，並且兩者呈現互相對抗的態勢，這一點我們不做過多陳述。在這個過程當中，王恭作為太原王氏門閥士族的代表，由原先依附皇權，到孝武帝死後起兵對抗司馬道子相權對自己的壓制，這是門閥士族與司馬氏皇族之間的對抗。而這個過程之中，劉牢之作為次等士族的代表，其父親原本為豫州舊部，在陳郡謝氏的謝玄放棄北府權力之前，皆為謝氏門閥下屬。劉牢之曾經在淝水之戰中建功，就是謝玄所部署才得以施展其用兵才能。由此可見，劉牢之在王恭到北府之前，劉牢之雖然為北府將領，且因洛澗大捷等功勳，有“遷龍驤將軍、彭城內史，以功賜爵武岡縣男，食邑五百戶”的封賞，但作為北府將的劉牢之依舊依附的是門閥士族力量。

及王恭將討王國寶，引牢之為府司馬，領南彭城內史，加輔國將軍。

在王恭第一次起兵當中啟用劉牢之為司馬，則可以看出當時劉牢之依舊保持與門閥士族的代表太原王氏王恭的良好關係。再探析當時王恭雖為門閥士族，但卻已經無法對北府軍事實力有著實際掌控，選擇與北府軍中無論是聲望還是影響都為上選的劉牢之交好，甚至與其結拜為兄。這一方面顯示了門閥士族在東晉朝局中的影響漸弱，另一方面其實也能看出在被門閥政治影響近百年的東晉王朝中，如劉牢之這般次等士族大多隻能依附於上層力量。即便後來真正能影響北府的謝玄走後，北府先後被譙王司馬恬和王恭這等不能真正統領北府之人掌控，依舊不見北府部將有反抗之心的情況，可以佐證當時次等士族依附上層力量的情況。所以，劉牢之在王恭起兵之時，對於王恭依附的原因，當歸結於門閥政治殘留的影響，以及次等士族力量對於依附門閥士族的“慣性”。

而王恭第二次起兵之時，劉牢之選擇背叛的情況，明顯已經是劉牢之對於形勢做出判斷，也是作為次等士族勢力在門閥士族力量和司馬氏皇族力量之間做出了選擇。其中的選擇當從策反劉牢之的過程當中可以看出些許端倪。

及恭之後舉，元顯遣廬江太守高素說牢之使叛恭，事成，當即其位號，牢之許焉。

司馬元顯在司馬道子之後執掌東晉朝政，他面對上一次王恭起兵時，自己的父親司馬道子的失敗，在王恭“後舉”起兵時，派出了高素去策反劉牢之，讓他背叛王恭。並且，更重要的是答應劉牢之，等到事成之後，可以讓他取代王恭的位置和封號，這些條件讓劉牢之背叛了王恭。其中當然可以看出劉牢之對於局勢的選擇，但依舊不能明顯看出“次等士族”在這個過程當中對於出路的探索。那麼可以再結合王恭起兵之時，對於劉牢之許下的條件看：

恭夢牢之坐其處，旦謂牢之曰：“事克，即以卿為北府。”

王恭許給劉牢之的條件是“為北府”，也就是真正的北府掌權者。需要明確的是，東晉北府勢力主要在京口，而東晉官員擔任徐州刺史鎮京口，或王恭的青、兗刺史鎮京口，都是實際京口北府的掌控者。王恭答應劉牢之做北府掌控者的條件，當是出於當時其“都督兗、青、冀、幽、並、徐及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前將軍，兗、青二州刺史，假節，鎮守京口”的官方身份來提出的。所以，王恭許給劉牢之的條件，也不會超出這個界限，即便“事克”王恭也依舊要面對早就不再鼎盛的門閥政治現狀，和上游桓玄、楊佺期等人的覬覦，自身不太可能再如王導、謝安等人那邊執掌東晉權柄。

並且，結合死後，劉牢之“代恭為都督兗、青、冀、幽、並、徐、揚州、晉陵軍事”的結果看，如果當初劉牢之未背叛王恭，結果最好也不過是執掌北府而已，但依舊改變不了受到門閥士族代表王恭的挾制，還是改變不了依附門閥士族的現狀。

以上可知，劉牢之的第一次背叛，是次等士族在門閥士族和司馬氏皇族之間的抉擇，是對於自身出路的第一次探索，那便是不再依附門閥士族，選擇與司馬氏皇族合作，以實現自身仕途上的晉升。不過，劉牢之的抉擇還沒結束，在他“代王恭”位號之後不久，又一個分岔路口擺在了他面前。

二、第二次背叛：桓玄竄晉中的劉牢之

王恭死後，居於上游的桓玄，依靠與殷仲堪、楊佺期的“共相結約，推玄為盟主”，對抗中樞司馬元顯等人的分化其勢力，逐漸成長為能夠威脅中樞甚至東晉政權的勢力。而等到司馬元顯討伐桓玄不成，桓玄率兵東下建康時，劉牢之選擇再次背叛司馬元顯投奔了桓玄。

元興初……元顯遣使以討玄事諮牢之。牢之以玄少有雄名，杖全楚之眾，懼不能制，又慮平玄之後功蓋天下，必不為元顯所容，深懷疑貳，不得已率北府文武屯洌洲。桓玄遣何穆說牢之曰……牢之自謂握強兵，才能算略足以經綸江表，時譙王尚之已敗，人情轉沮，乃頗納穆說，遣使與玄交通。——《晉書.劉牢之傳》

面對桓玄打敗譙王司馬尚之的局面，劉牢之擔心自己面對有“全楚之眾”的桓玄也沒有勝算，並且擔心自己真的答應了桓玄之後，會被司馬元顯忌憚，所以選擇了不動兵，“率北府文武屯洌洲”。面對此情況，桓玄派何穆去遊說劉牢之，最後劉牢之同意投向桓玄。幾次之後，司馬元顯執掌的東晉朝廷，失去了能夠對抗桓玄依仗上游軍事實力的北府軍勢力，難阻桓玄篡晉之事。

桓玄竄晉後續先且不論，只看劉牢之接受何穆的策反過程中，劉牢之又是抱著怎樣的目的去選擇再次背叛呢？最初在何穆策反之前，劉牢之並未真的覺得自己會輸，需要知道在桓玄叛亂之前，劉牢之統帥北府勢力，大破孫恩起義，北府軍實力依舊強盛，這也是劉牢之自認為有打敗桓玄之兵的可能的原因所在。並且，與當初王恭不能真正掌控北府勢力相比，劉牢之因為其原本就有功勳，代替王恭之位後，能夠真正掌控北府勢力。加之有劉裕、子劉敬宣等部將的成長，以及在平定孫恩之亂中北府軍戰力的檢驗，可知劉牢之對抗當時東下桓玄之軍，並非無一戰之力。

那麼，真正讓劉牢之做出背叛選擇的原因，應當是其多番計較和擔心之事，那便是上文所載中劉牢之擔心的“必不為元顯所容，深懷疑貳”，這種顧慮並非胡亂猜測和麵對桓玄大軍時的擔憂。

元興元年，牢之南討桓玄，元顯為征討大都督，日夜昏酣。牢之以道子昏暗，元顯淫兇，慮平玄之日，亂政方始。會玄遣信說牢之，牢之慾假手於玄誅執政，然後乘玄之隙，可以得志天下。將許玄降。敬宣諫恐玄威望既成，則難圖。牢之怒曰："吾豈不知今日取之如反覆手，但平後令我奈驃騎何？"遣敬宣為任。——《南史.劉敬宣傳》

應對桓玄起兵之時，司馬元顯為最高統帥，可卻依舊花天酒地。劉牢之觀察司馬道子和司馬元顯父子的品行，認為如果平定桓玄之後，就是司馬父子亂政的開始。在這種情況之下，劉牢之面對桓玄發出的策反，劉牢之便想要“假手於玄誅執政”，藉助桓玄的力量誅殺執掌朝政的司馬元顯父子，然後再“乘玄之隙，可以得志天下”，這就是劉牢之的謀算。

面對上游桓玄勢力的強盛，和朝中司馬元顯父子的不堪，劉牢之做出的選擇，是有自己的謀算的。他其實也知道其子劉敬宣所言“桓玄威望既成”就難以再改變局勢，但依舊知道，如果自己不背叛司馬元顯，那麼最終的結局也不會好，“平後令我奈驃騎何？”平定桓玄後，司馬元顯會如何對待我？兩番衡量之後，劉牢之選擇背叛司馬元顯，投向桓玄。

值得去考慮的是，在劉牢之前兩次背叛之中，都暴露出了其作為次等士族相對於高門士族來說，沒有門閥底蘊的重大弊端。更簡單的理解便是，如龍亢桓氏那般，即便經歷了桓溫篡位之心後被各門閥和皇權打壓，也依舊能讓桓玄在上游武陵之地保持名望，並且桓氏門閥子弟桓衝、桓修等人能夠在桓溫之後繼續經營桓氏，這便是相對於次等士族來說，高門士族的底蘊。這樣的底蘊，讓王敦、桓溫、王恭和桓玄，都敢於依仗上游或下游之兵，便有顛覆皇權之心。而相反的，出身並非高門的劉牢之，即便手中掌控北府兵權，也難以如高門子弟那般對峙皇權或門閥力量。

以上可以推斷，劉牢之這第二次背叛時的考量，應當是在第一次背叛得以成為一方強藩的基礎上，試圖靠著桓玄的力量推翻自己當時依附的司馬氏皇族，然後再有“乘玄之隙，可以得志天下”的企圖。這相對於劉牢之第一次背叛王恭時，單純地想要改變次等士族依附門閥現狀相比，劉牢之的第二次背叛，有了自己的謀算和野心。不過，侷限於次等士族自身的底蘊和眼界等硬性條件不足，劉牢之即便手握北府大權，依舊並未給以他為代表的次等士族找出一條最佳出路。

三、第三次背叛：次等士族謀求出路的最終結局

劉牢之背叛司馬元顯，導致司馬元顯再無力量對抗桓玄，之後便謀算處理擁兵自重的劉牢之。

元顯既敗，玄以牢之為徵東將軍、會稽太守，牢之乃嘆曰：“始爾，便奪我兵，禍將至矣！”時玄屯相府，敬宣勸牢之襲玄，猶豫不決，移屯班瀆，將北奔廣陵相高雅之，欲據江北以距玄，集眾大議。參軍劉襲曰：“……一人而三反，豈得立也。”語畢，趨出，佐吏多散走。而敬宣先還京口拔其家，失期不到。牢之謂其為劉襲所殺，乃自縊而死。

桓玄在得權之後，並未如劉牢之所願給他機會“得志天下”，而是利用政治手段任命他為徵東大將軍和會稽太守，這就意味著原本鎮京口的劉牢之，如果接受桓玄的任命便是有居於會稽的閒職失去了北府兵權。面對這樣的結果，劉牢之選擇再次背叛，不過這次並沒有說客來策反，完全是他自己的決定，劉牢之選擇去投奔自己的女婿高雅之，在廣陵隔江相望抗拒桓玄。不過，這次背叛的結果是劉牢之自縊而死。

分析劉牢之第三次背叛結果身死的過程，應當去探究幾個方面：

一是劉牢之三次背叛，先叛王恭，再叛司馬元顯，這次又想要叛桓玄。這讓劉牢之在北府軍當中積攢的名望都敗光了，這也有了其部將“佐吏多散走”的結果，劉牢之只能投奔自己的親戚高雅之。劉牢之因自己三叛敗光了名望，讓其大失人心，加之桓玄“威望既成”，即便起兵也難以有望成功，因此劉牢之失去最重要的京口北府之兵，這也是其因勢單畏懼桓玄而自縊身死的原因。

二則需看劉牢之選擇去廣陵，而不像劉裕所建議他的那樣去京口再圖對抗桓玄，而是退而求其次想要隔江對抗桓玄。這一方面是劉牢之如前文所言並無高門士族底蘊，因此缺乏底氣，另一方面眼看北府文武“多散走”的情況，劉牢之覺得再回京口，也難有作為。這兩點都是劉牢之出於其次等士族的身份，所展露出了的眼光侷限性和不自信。

三再看高雅之等人與劉牢之關係。劉牢之選擇投奔的廣陵相高雅之，以及之前第一次勸降他的高素，是與劉牢之有姻親關係的士族，當屬次等士族之列；第二次勸降劉牢之的何穆以及之後跟隨劉裕的何無忌，跟劉牢之也是親戚關係。這些親戚士族都如劉牢之一般為次等士族之列，可在不同時期的選擇，卻與劉牢之各有異同。先是與劉牢之站在相反一方，分別勸降劉牢之，後高雅之聯合劉牢之子劉敬宣北逃南燕，這算是與劉氏站在一方。再有後何氏何無忌隨劉裕反抗桓玄，都算是次等士族在東晉末期之出路選擇。

從劉牢之的第三次反叛中，我們可以看出，劉牢之當初在決定背叛司馬元顯時，所謀算之事是具有次等士族所具備的侷限性的。劉牢之面對司馬元顯等人的“昏暗、淫兇”，以為自己如果依附，不會有什麼好的結果，還不如藉助門閥士族桓玄的起兵，藉以推翻自己通過背叛王恭後所找到的“靠山”。劉牢之以為自身早就通過司馬元顯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地位和兵權，那麼久沒有必要再依靠司馬元顯了。可是他

而司馬元顯所代表的中樞，依靠劉牢之的北府勢力，對抗上游桓玄勢力，是一種平衡局面。片面一點說，這也是即便面對桓玄起兵勢大，司馬元顯作為統帥都督依舊安心飲酒行樂的一個原因，因為居於中樞的司馬元顯皇族，是靠平衡上下游勢力來維持東晉穩定局面的。當然了，司馬元顯乃至孝武帝、道子兄弟的昏庸，導致司馬氏皇族崛起的大好局面被喪盡的問題，依舊是東晉末期局勢冗亂的原因在此不做多贅述。但不可否認的是，劉牢之錯誤的高估了自身代表的次等門閥的格局，也錯誤的衡量了作為東晉門閥政治“迴光返照”代表的桓玄的謀算。

需要知道的是從當初孝武帝在王忱死後，安置殷仲堪去荊州鎮武陵時，作為高門士族出身的桓玄就開始了自己的謀算。這樣謀算已久的桓玄，怎會不知王牢之所思所想，這也是從劉牢之送自己的兒子劉敬宣到桓玄處，桓玄就想除掉劉牢之的原因所在。也是桓玄掌控大權之後，便利用政治手段，剝奪劉牢之兵權以解京口之患的謀算。最終，作為次等士族謀求出路的代表，劉牢之只能落一個自殺的結局。

總而言之，劉牢之的第三次背叛，相對前兩次背叛來說，只能算是作為次等士族眼高手低，不懂高門士族政治手段的無力之舉。

總結

相比劉牢之謀求次等士族出路選擇的失敗，劉牢之原本的部將劉裕，作為出身貧寒的寒門發展為如劉牢之相似的次等士族階層，劉裕的選擇比劉牢之更加激進，也更加大膽。僅從方式選擇上，與門閥士族乃至皇權的直接對抗，是劉牢之從來沒有做過的。

如果劉牢之在最開始背叛王恭之後，便更進一步掌控中樞，或者依仗京口北府之兵對峙上游，進而形成東晉前期門閥士族挾制中樞的局面，都算是次等士族的不錯出路。但是，因為侷限於次等士族自身底蘊不足、眼界不夠、缺少中樞政治力量等原因，最終導致劉牢之的幾次背叛尋求出路的結局，最終以失敗收場。劉牢之替次等士族階層謀求出路的探索失敗之後，以劉裕為代表的次等士族力量，通過與劉牢之完全不同的方式謀求出路，也終是取得了與劉牢之完全不同的成果。

參考文獻：

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

《晉書》

《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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