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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世界经济，有人总结出了一个“逢8魔咒”，就是每逢8这个年份，就会爆发一场比较严重的经济危机。
历史上，1988年的美国储贷危机，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似乎都印证了这一周期的存在。
因此，不少人推测，2018年又会有一场“经济危机”，看，人民币贬值，股票持续低迷和房价走低，大公司陆续裁员，以及中美贸易战的日渐升级，就是某种暗示。
危机是否真的来临，比盲目焦虑更好的办法是？
今天我们想与大家共读这本《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
这本书主要比对了人类历史上破坏力最大的两次危机：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
汇集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国家开发银行等单位学者的研究精粹。
主编刘鹤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也是经济学家论坛“中国经济50人论坛”的发起和主持人，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兼职教授，博导。
这本2013年出版的经济学专著，当年曾在中央的决策服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迄今仍是这个领域最权威的读物。
其中，由刘鹤主笔的《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部分，还获得了第十六届（2014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面对2018年遇到的难题，这本书一样可以给我们启发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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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发生，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之一。工业革命以来，1930年代的大萧条和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是其中蔓延最广、破坏力最大的两次。
书中从《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开篇，分别从经济金融理论、货币金融、金融监管、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等多个视角，对两次危机进行了分析。
总体而言，两次危机的共同之处，有10点：
1、两次危机的共同背景是都在重大的技术革命发生之后。
其警世意义在于，今后当重大的技术革命发生之后，不仅需要认识它的进步作用，抓住它带来的机遇，同时也要充分意识到重大变革会随之出现，充分估计震动性影响和挑战。
2、在危机爆发之前，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
在两次繁荣期间，经济的自由放任和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发扬互为补充，推动着经济的高增长，但也与后来危机的发生存在某种逻辑关系。
3、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危机的前兆。
两次危机发生前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较少数的人占有较多的社会财富。
4、在公共政策空间被挤压得很小的情况下，发达国家政府所采取的民粹主义政策通常是危机的推手。
技术变革和分配差距扩大造成的心理压力，往往会引起社会公众的不满，在执政期内无力改变现状和选票政治的推动下，政府倾向于更多地采取民粹主义政策宣示，安抚民心。
致命问题是，一旦大众的福利预期得不到满足，社会心理很快发生逆转，并形成蔑视权威、拒绝变革和仇视成功者的强烈氛围。
5、大众的心理都处于极端的投机状态，不断提出使自己相信可以一夜致富的理由。
两次危机前的产业神话和收入分配出现的巨大差距，改变其社会地位的急切心情，使大众都开始追求一夜暴富，人们宁愿相信各种投机奇迹，人类本性中的贪婪和健忘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6、两次危机都与货币政策相关联。在两次危机之前，最方便的手段是采取更为宽松的货币信贷政策。
大萧条前，泛滥的信贷政策引起了股市的泡沫和投机的狂热；在08年经济危机前，美联储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金融放松监管和次级贷款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使得经济泡沫恶性膨胀。
7、危机爆发后，决策者总是面临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化的三大挑战，市场力量不断挑战令人难以信服的政府政策，这使得危机形势更为糟糕。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两次危机中的市场力量从来都是高度政治化的力量。如果仅从经济角度认识问题而忽视其政治属性，就会犯重大的判断性错误。
8、危机的发展有特定的拓展模式，在它完成自我延伸的逻辑之前，不可轻言经济复苏。
在经济危机的过程中，会发生很多意外事件，它们似乎是一些小概率事件，由运气决定。但事实并非如此。经济一旦从正常状态转入危机状态，它就开始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循环。危机往往从经济大幅跳水开始，由泡沫破裂走向失业率攀升，由经济困境加重转向社会矛盾激化，由经济社会领域转向政治领域乃至军事领域。
9、危机只有发展到最困难的阶段，才有可能倒逼出有效的解决方案，这一解决方案往往是重大的理论创新。
10、危机具有强烈的再分配效应，它将导致大国实力的转移和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
“基辛格定律”可能被再次验证。基辛格在他的名著《大外交》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世界每隔百年会出现一个新的全球大国。从这个意义上看，危机不仅具有对生产力发展的破坏作用，也有积极的创新作用，更有强烈的再分配效应。
鉴于比较的结果，刘鹤等提出了3点思考。
1、树立底线思维方法，对危机可能出现的最坏场景做出预案。
必须树立底线思维的思想方法，对危机态势做最坏的准备，同时努力争取较好的结果，既要应对突发性外部冲击和震动，又要做好应对危机结构性变化的长期准备，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
目前有两个场景必须预防：一是危机升温而产生的巨大外部震荡；二是危机迫使一些国家转嫁灾难而走向变换形态的战争。虽然这两个场景在近期出现都是小概率事件，但必须防患于未然。
2、把握我国战略机遇期内涵的重大变化，谋求中国利益和全球利益的最大交集。
我国所处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从经济意义来说，在2008年危机前，我国的战略机遇主要表现为海外市场扩张和国际资本流入，我国抓住机遇一举成为全球制造中心。危机发生后，全球进入了总需求不足和去杠杆化的漫长过程，我国的战略机遇则主要表现为国内市场对全球经济复苏的巨大拉动作用，和在发达国家呈现出的技术并购机会和基础设施投资机会。
3、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是我们应对外部巨大冲击、实现我国和平崛起的根本之策。
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建议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出发，对一些需要集中力量办好的事进一步务实研究，尤其需要增强全球视野，提高定量化程度，使研究成果具有可操作性。
通过历史比较来理解过去，推测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可以让我们更主动的应对未来的挑战。
正如刘鹤先生所言：危机不可避免（非特指中国），政府强化调控介入、改革与提升监管水平、资源市场化配置与协调金融改革、服务实体都要做到，如此才能沉着应对未来的各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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