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08 馬原:我遇見歷史本身,遇見詭異神奇|新作專訪

馬原:我遇見歷史本身,遇見詭異神奇|新作專訪

馬原:我遇見歷史本身,遇見詭異神奇|新作專訪
馬原:我遇見歷史本身,遇見詭異神奇|新作專訪

6月底,一場別開生面的新書發佈會在西雙版納南糯山姑娘寨上舉行,作家馬原在那裡發佈了自己的新作《姑娘寨》。

七年前,一場身體的變故,促使馬原告別平靜的書齋,從大城市逃離,遠走海南、雲南,最終定居在南糯山姑娘寨上。這裡的空氣、陽光和水,讓馬原完成了身心的修復,而曾經的疾病亦讓他開始追問生命的本質。在這裡他辛勤勞作,修築書院,以一種英雄式的孤獨告別都市、迴歸自然。七年後,書院落成,而一本講述姑娘寨哈尼族人生活及歷史的小說也隨之成型。

跟隨這部新作,延伸到馬原病癒前後的生命體驗,本報記者對其進行了專訪——

马原:我遇见历史本身,遇见诡异神奇|新作专访

馬原:我遇見歷史本身,遇見詭異神奇

寫作的奧妙就在於,

它不單是經驗的,還是超驗的

記者:讀《姑娘寨》就像是走進了博爾赫斯筆下“小徑分叉的花園”,覺得真真假假、虛虛實實,不知道會把你引到什麼方向。而且正因為其中寫到的馬老師,也就是你自己,還有虛公、李亞偉、默默都是真實存在的人物,而你寫到的帕亞馬、別樣吾等人物,又像是通靈的,能溝通真實與虛幻,特別的活靈活現,所以尤其讓人搞不清楚究竟哪些是真實的,哪些是虛構的?

馬原:那是因為你的思維比較理性,你看這本書真真假假,虛虛實實,但對我來說,並沒什麼真假,虛實的分別。我寫真實的人,是因為有了緣分的引領,我到了這兒。最早就是默默招我來西雙版納的,我來了以後,又碰到了虛公,我們的生命理想很接近。他在這兒買了一塊地,他把我帶到這兒來,結果他最終沒來,我倒是來了。但現在看來我和南糯山的緣分,遠遠比和他們的緣分要大,因為和他們,一年也就見一兩回。我和南糯山多年裡幾乎是天天在一起。當然了,我說緣分是因為我寫的時候全憑直覺。我這個小說,其實是沒有故事的,我在寫的時候,對於後面要寫什麼,我自己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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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糯山九路馬書院

記者:寫一部長篇小說,就完全靠直覺?

馬原:我想說的是,寫作的奧妙就在於,它不單是經驗的,還是超驗的。而且,好的寫作一定是超驗的。我能理解你的疑問,讀我這樣天馬行空的小說,也許有極少數讀者一讀就毫無障礙,絕大多數要沒有碰到一點疑竇,他們讀的就不是我的小說了。

記者:那你是不是也憑直覺把最初各自獨立的兩個中篇組合在了一起?

馬原:我一開始就想寫成一部長篇,因為《十月》催稿催得急,就先以中篇的形態發表,所以分成了兩個中篇。實際上,這本書應該有三個部分,只是童話的這一塊,因為先出了單行本《磚紅色屋頂》,給剝離出去了。當然,我當時寫的時候,對於這本書日後怎麼組合,其實也沒想清楚。但我喜歡這種三三結構,有三個方向,一個是現在時,一個是過去時,和歷史連接,還有一個是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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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磚紅色屋頂 》

記者:你說到三個方向,我就想你的寫作迄今主要就涉及了三個地理位置。西藏、漢地,還有就是雲南西雙版納。這個地方顯然拓展了你寫作的空間。

馬原:到了西雙版納,也就相當於多了一個參照系。這會出現一個怎樣奇妙的情況呢?打個比方說,A和B之間只能有一種關係,如果加入C,這個關係就大大拓展了,就有了 AB、AC、BC和 ABC四種關係了。這樣一來,我這個視野一下子就擴大了。你要留心、細品,你就會發現三角形無比奇妙。它的外延無窮大,它可以組合成四角形、八角形,還能組合成圓形,因為圓形其實就是無數個三角形。而且,用三角形幾乎可以解析所有的圖形。你再設想一下,一個或幾個三角也可以組合成稜鏡,陽光穿過稜鏡,就能分成七色,是不是也很奇妙?那麼,我從漢地,到了藏地,又到了哈尼地,其實是在無意中走出了一個三角。而藏地與哈尼地的同和異,可謂一目瞭然。只要是一個有能力的觀察者,他就能把這三者立體聯通起來,你要是讓三角形立體起來,本身不就是一個蒼穹?它的每一條線上都有無窮的點,這就是我寫作的基礎。我的寫作不過是在這些點的任一點上發生位移,由這個位移,可以生出特別奇妙的關係。

記者:為什麼是位移,而不是跨越?位移從字面上理解,就是空間的改變,但並不意味著有某種質的變化。我看到過一個評論說,20多年前,馬原對小說的思考就已經到達了他自己的盡頭。還說,你的小說語言,經過這麼多年的潛伏之後,竟然沒有明顯的改變。

馬原:有文字記錄就是厲害,你可以把過去的作品和現在的拿來對照。到現在,我有近五十年的寫作了。前幾天寧肯還說,他和《十月》的另一個副主編談到我的小說,要是陌生的讀者,根本看不出來我有什麼變化。我也的確沒太多變化,要總是有非常大的改變,那說明一個人的寫作還在不斷進化、演變的過程裡。我寫作上的變化,是從1982年去西藏以後開始的。也是在那個階段,我明白我的寫作一輩子都離不開神鬼人。我的題材、興趣、方法論、價值觀,包括我這一生寫作的關注點、角度、重心,也應該說就完成了。有人說到了《糾纏》等小說,我回歸現實主義,開始接地氣了。其實我那些核心的東西依然沒什麼變化。馬原還是以前那個馬原。

真正偉大的作品,

難道不應該是深入淺出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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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按一般的理解,所謂先鋒,就是要求作家不斷給自己設置寫作的難度,要讓自己有變化和突破。你一直沒什麼變化,那你還先鋒嗎?在這個意義上,有必要問問你這麼多年過去了,你怎麼看“先鋒”或“先鋒文學”這個概念?

馬原:先鋒文學是文學史家提出來的一個概念,它不是先鋒作家提出來的。這些小說出現的時候,很多人都不知道該給它按個什麼主義,索性稱之為新潮小說。這應該說是非常簡單的一個定位,指的跟原來的小說不一樣。當然也有人說是結構主義小說,存在主義小說,現代派小說,相比而言,雖然當時已有先鋒小說這一說,但都淹沒在其他幾個稱謂裡。這不,人類有一個習慣,到了世紀之交,想方設法要給一個世紀做個歸納總結嘛。文學史家們在回顧文學百年曆史的時候,力圖找一個最準確的概念,就把當年那些小說定位為先鋒文學。所以,先鋒文學作為一個概念被廣泛接納,還只是近二十年前的事。說白了,我們和喬伊斯、普魯斯特、弗吉尼亞·伍爾夫、羅伯·格里耶、約瑟夫·海勒他們乾的是同一件事情,我們都在求新求變,都在突圍。因為十九世紀文學到了一個巔峰,你沒法超越啊,你只有另闢蹊徑。我們都是一個個個體,也沒什麼共同的綱領,每個人都朝著某個未知的方向前進。你能想象,創新是個不容易的事情。就好比是開著盾構機挖隧道,前邊並不明朗,開挖過程中會遇到什麼,你也是不知道的。最關鍵的是別搞錯方向。當然,也會碰到失敗的時候,要是碰到會形成泥石流的山體,你盾構機挖到那裡就算是作廢了,隨時都會有坍塌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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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你剛才談到喬伊斯、普魯斯特,他們被公認為二十世紀有開創性的作家,但我知道你對他們的作品,實際上是持否定態度的。

馬原:我否定他們,是因為他們的創作和閱讀作對,他們的創作在破壞閱讀,是閱讀的障礙,閱讀的敵人。就我個人來說,我尊重閱讀、崇拜閱讀。我把吸引讀者閱讀,當成我們這個行當生存的基本前提。也就是說,你的寫作首先得是益智的,有趣的,其次才是有個人風格的。他們把這個順序顛倒了過來。從這個角度看,你會發現這些前輩的創作是不合格的。你倒是說說,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你看完了嗎?

記者:沒看完,看了前面兩三卷。而且,還重讀了。就這本書來說,我覺得看完不看完沒那麼重要。因為從哪一頁讀進去,你都可能會受到一些啟發。

馬原:好吧,我是沒看完,你可以有你的看法。反正,我覺得他們的作品,不服務於閱讀,而是把閱讀變成了學問,一門毫無意義的深入深出的學問。但真正偉大的作品,難道不應該是深入淺出的嗎?深入淺出這個四個字,包含了四個層面,誰都希望做到,但要做到實在太難,要我說幾乎沒有,做到了,是一種神蹟。

記者:實際上,你的小說,尤其是前期的小說並不好讀。更準確地說,就算好讀,也並不好懂。走近你的敘事圈套,估計很多讀者都會有眩暈之感。但你不是把吸引閱讀當第一要義的嗎?

馬原:我當然希望讀者都讀我,都喜歡我的作品。但如果我的作品,對讀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們因此不喜歡我,我也沒辦法。我只能說我的段位不夠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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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不過,你迴歸後寫的小說,的確更好讀了。尤其是像《糾纏》《黃棠之家》這樣更接地氣的小說。但有批評認為,你這樣的寫作沒有成功,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在於,你沒有處理好形而上與形而下,或說經驗與超驗之間的關係。

馬原:我不這麼看。要有讀者這麼覺得,我認為是他們沒有得到好的閱讀訓練。你比如說,《糾纏》就是一部絕對形而上的小說。你剛進入閱讀的時候,你會覺得它挺形而下的,但讀著讀著不知道什麼時候,你就上了一個電梯,或上了一個飛行器,它就到了形而上的境界了。你總不能說,一部小說裡,沒有一個清晰的故事,沒有一個熟悉的經驗,那才叫形而上吧?

記者:你前面說到,《姑娘寨》不講故事。但實際的情況是,小說裡講述了不少耐人尋味的故事。我想,你這麼說,是因為你對故事,持有別於常人的理解。

馬原:故事是約定俗成的一個定義,其實任何一部小說裡,都不可能沒有故事,無非是有講的故事性強不強的區別。但我覺得,故事只是一個小概念,它要有頭有尾有情節。我說沒有故事,是因為我的小說不是靠情節來維繫、推動,我用一套更復雜的方法,去完成敘事。我的故事都在我的敘述裡。所以,我提供給讀者的故事都是不一樣的,馬原講的所有的故事,都是跟別人不一樣的。

記者:部分原因在於,你發明了一個“敘事圈套”。我有時想,一些概念、符號,不見得那麼準確,卻會因其有廣告般的神力,讓人印象深刻。

馬原:敘事圈套是吳亮發明的一個概念。我和吳亮早年是怎麼交往的呢?他知道有一個叫馬原的寫小說的人,他講的故事不太一樣,在他的敘述文本當中,他是一個目擊者,還是一個旁觀者。他也是一個嚮導。他就說過去那些評論的章法都失效了。他要寫評論,心裡有很多疑問,就說要用一個星期和我聊。他知道我喜歡喝汽水,每天就提了十瓶八瓶汽水來。今天來了,明天又來,就跟上班似的。他是功夫做到家了。功夫到了,做出來的評論就是不一樣。你看他有怎樣的歸納能力,他把我的敘述分成了八個層面,從裡面總結出一個很大的系統,有點複雜,要不是有豐富閱讀經驗的人,估計看了他的解讀之後還會覺得雲裡霧裡。

我喜歡遇見的方法論,

特別會給讀者有代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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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我倒是被《姑娘寨》的時空概念搞得雲裡霧裡。在小說的兩個部分,即講述主人公“我”,亦即馬老師在姑娘寨隱居時的奇異故事部分,和交織其中的哈尼族人的英雄故事與歷史傳說部分出入。我雖然隱約感覺這是兩個不同時空的事,但感覺卻是兩部分處於同一個時空。它們是怎麼結構在一起的?

馬原:我是這麼想的,馬老師隱居這部分,是一條橫線。同時馬老師是一個串場的人物,他撞到了另一條縱線,也就是帕亞馬這條線,這個縱線就是哈尼族人的歷史。這就是說他撞到歷史裡去了,所以就遇見了四百年前的人物。

記者:你說的“遇見”有意思,它也不同於網絡小說裡的穿越。穿越不僅需要機緣,還需要一定的媒介。但你的遇見,像是就憑著一種緣分的牽引。而且你在這一點上也很獨斷,遇見就是遇見了,感覺不需要什麼邏輯,也不需要什麼理由。

馬原:我比較喜歡遇見的方法論。我小說裡的主人公總是會遇見各式各樣的事。錢德勒的小說裡也有各種各樣的遇見。這個方法論,我覺得特別會給讀者有代入感。在《姑娘寨》裡,馬老師遇見了整個故事,他在這個事件中並不是特別要緊的一個人物,但正是他把這一個個事件串聯了起來,這一點和我早年的小說很像,我寫於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小說,很多是以遇見的方式結構起來的。當然,這不是尋常意義上的遇見,不是早上起來出門後碰到什麼的遇見。

記者:那是什麼樣不尋常的遇見?

馬原:我遇見歷史本身,遇見詭異神奇。我在前一段時間寫過一個短篇,也是寫的哈尼族,發在《人民文學》上,有幾個選本選了,需要我寫一點文字,我就寫了一段,寫了在姑娘寨的一些感想。我就說,有了文字以後,歷史固化了。但哈尼族沒有文字,歷史就真成了拿破崙說的那樣,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所以我說,我在面對這麼一個動態歷史的族群時,感覺機會來了。我的想象力處於天馬行空的狀態。因為歷史沒有被固化,我也無需去訂正它,無需去判斷有些事準不準,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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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尼族 鋩鼓舞

記者:在展現哈尼族秘密的同時,你呈現了一些很有意思的奇幻景觀,譬如老祭司尊盤風為猴子舉行送葬大典,一把金勺子救了哈尼族人等等。這些完全是你憑空想象出來的,還是源於某些材料?讓我感到好奇的是,小說裡的人與動物之間似乎是有心靈感應的。如此種種,都充滿了神秘主義色彩。

馬原:我不用材料,你覺得需要材料,是因為你太理性。不過,你說得對,人和動物在我這裡是平等的,最近一些年,我寫東西總是要談眾生。過去是眾生支撐這片天,但現在我發現已經沒有了眾生,我們把眾生的概念消滅了。人類僅僅用4000年時間,就消滅了地球上所有陸路大動物。你想想,現在除了我們之外,我們這個種群還有夥伴嗎?完全沒有夥伴,任何夥伴都沒有,人類的夥伴都是人類的敵人。所以,在這本書裡,我有一個沒去正面討論的話題,就是我們已經和眾生分離了,我們把自己從眾生中剝離出來了。

記者:不管怎樣,你首先在小說語言上踐行了眾生的理念。

馬原:那是當然,我們要知道,我們人以為的所謂其他生物,和我們處在同一個時空。他們有他們的溝通方式,也有和人可以相通的語言系統。你看,所有童話裡,孩子都能跟動物對話,大人卻不能。為什麼?因為孩子沒被知識汙染之前,就有和萬物通靈的天性,但知識把這些天性淹沒了。自然主義者持的就是眾生的理念,他們希望看到人與其他動物對話。我不過在小說裡把願望當成了現實。

巔峰體驗,足球能做到,

小說也能做到,但其他東西達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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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爾瑪·拉格洛夫 約瑟夫·海勒

記者:你不寫小說的那幾年,實際上也沒離開小說,你在課堂上講小說了。不能不說,你的講課,或說評論獨出機杼,也時不時冒出驚人之語。像塞爾瑪·拉格洛夫、約瑟夫·海勒,我們都知道是重要作家,但不至於把他們推到不可企及的偉大的位置上。九路馬書院的“屋”裡,你為拉格洛夫屋標出了最高價。而且你也格外推崇海勒,把他當成二十世紀最偉大的作家,而且沒有之一。

馬原:房間的命名,其實就按照我的喜好。我喜歡拉格洛夫,也跟給拉格洛夫屋開最高價沒什麼關係。我有別的講究。托爾斯泰屋和雨果屋都用的純木結構。我把最切近自然的房子,給了兩座文學的珠穆朗瑪峰。你要去過托爾斯泰莊園,你就會看到托爾斯泰睡覺的那個房間,非常矮,他那張小床只有七十公分寬,比經典單人床還小,這個文學的巨人就睡在那張小小的床上面。那拉格洛夫,是什麼樣的作家?我認為她屬於莊子說的大象無形的那一類稀有的作家。她的小說是那麼輕鬆隨意,又是那麼詩意,是水一樣的存在。我認為她這是沒有骨頭的寫作。她用最少的篇幅寫出了最了不起的作品。所以給她的房子最貴,也有理由啊。說到海勒,他是不可企及的,很少有作家能夠到達他那樣的高度。在他的《上帝知道》裡面,有一段大衛王與上帝的對話,大衛王詰問上帝:“你給了美國洛基山,你給了美國好萊塢,你給了我們什麼?巴勒斯坦解放組織。”試問,這樣的對白遠超人類的智慧啊,是人類能寫出來的嗎?但這就是一個地球人寫的,也只有一個可以和上帝平起平坐的人,才想得出來這樣的對白。

記者:但你似乎對昆德拉不以為然。

馬原:我讚賞昆德拉,但不會給他很高的評價。這是一個饒舌到極點,也聰明到極點的人。你仔細琢磨,他的很多話都是對的,但都說得比較刻薄。也就“生活在別處”這句話相對溫和。但作為同行,我從來沒佩服過昆德拉,我認為他只是個二三流的作家。當初做昆德拉研究,也是應學生的要求,我起了個題名,叫《痴迷於討論的昆德拉》。其實,捷克人也不太接受他。捷克有哈謝克和卡夫卡啊,那都是了不起的文學大師,《好兵帥克》不就是二十世紀的《堂·吉訶德》?但很多人喜歡昆德拉,也很可以理解。我們日常生活裡,有的人總是顯得說的話特別睿智,你就會喜歡,覺得他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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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爾赫斯

記者:博爾赫斯呢?我讀《姑娘寨》,感覺從風格上講,是海明威和博爾赫斯的合體。你似乎都沒有給博爾赫斯留出一個“屋”的位置。

馬原:為什麼要給他留房間?你看我這書院裡的道路系統極其複雜,博爾赫斯小徑就它了,是不是也很美妙?但在我心裡,海明威是一個絕對巨人,博爾赫斯只是一個比昆德拉更聰明的人。聰明人和巨人之間的區別可就大了。托爾斯泰寫出了《戰爭與和平》,陀思妥耶夫斯基寫出了《卡拉馬佐夫兄弟》,那都是絕對的高峰,你一看就是巨人了。這是沒辦法的事。但博爾赫斯不是這種作家,他只是特別聰明的作家。

記者:你說過的一句話:托爾斯泰寫一部《戰爭與和平》,要寫好多年,非常偉大,也能留在歷史當中,但是馬拉多納在一場球裡的幾個瞬間,就足以和托爾斯泰這部鉅著相提並論,因為它在當時當地就能激動億萬人。

馬原:我說的是一種巔峰體驗,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宇宙之間就有這麼一種能量。它在一瞬間,甚至是不足一秒的瞬間,就能點燃億萬人。這一點,足球能做到,小說也能做到,但其他東西達不到。美術不能,建築不能,音樂也不能。

記者:你這般推崇足球,部分原因在於你痴迷體育?

馬原:從我內心出發,我覺得如果我體育方面的天賦再高一點,那我就是職業體育家馬原,而不是一個小說家馬原,因為我迷戀體育,遠遠超出迷戀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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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你成為小說家馬原也不吃虧,因為小說同樣能帶給你巔峰體驗。是否有什麼例子可以佐證一下,你說的這個“巔峰體驗”?

馬原:這麼說吧,讀梅里美《馬鐵奧》,讀到他把兒子打死的時候,我一下子眼淚就出來了。我也不知道我為什麼會流淚。《戰爭與和平》裡安德烈·包爾康斯基見到拿破崙的場景,我每次讀到都會忍不住落淚。包爾康斯基穿著御林軍軍裝被俘,拿破崙看著他說,不錯,你們打得很頑強。就在那麼一個瞬間,包爾康斯基給拿破崙敬禮,說了一句話,偉大統帥的稱讚是最好的獎賞。大意是這樣。實際上,包爾康斯基就是托爾斯泰。我們都知道托爾斯泰是一個民族主義者,他極端痛恨入侵者。但在那一刻,他戰勝了他自己,他對拿破崙五體投地,他絕對是不由自主。他對庫圖佐夫都沒這樣的表現。當然了,要沒有那麼大的主題,也沒有前面的鋪墊,單單是這一段描寫的話,就會弱化我的感受。但《戰爭與和平》,它就這麼博大。像這樣的場景,在體育裡面也有切近的呈現。比如,博爾特也曾輸給過千年老二加特林,那些田徑迷們看到那一刻的時候,絕對會有那種體驗。你看足球運動員就那麼一腳傳球,一腳射門,一瞬間就引發集體的共鳴。好比是一群士兵過一座橋,引發共振,讓一座橋轟然之間坍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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