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初传中国时，僧徒崇尚佛像，故国人将其称为像教。大像即大佛。在甘谷，就有一座山，即大像山。它以险峻雄伟的景观而著称，以面带胡须的石胎泥塑彩绘大佛而独树一帜。风景秀丽，石窟与古建交相辉映，各地游人、香客纷至沓来，瞻仰大佛尊容。四月八日，本是佛教“浴佛节”，也是大像山佛教文化的盛会，今天已从宗教节日变成的甘谷民俗文化盛会。时值四月八，大像山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民俗文化节，让我们走进大像山，观像，转山，看民俗。
大像山山门
大像山
大像山位于甘肃省甘谷县城西南2.5公里处。山属秦岭余脉,海拔1516米，山体高度215.6米，总长约1.5公里。东接天水麦积山石窟110公里。西距武山拉梢寺40公里。东西走向,山体挺拔，巍峨多姿。山因沟分上下，犹如两面迎风招展的旌旗，西山称“文旗山”，与其并列的东山则称“武旗山”。左文右武，统称旗鼓山。大佛所在的文旗山，因山巅修凿大佛像的缘故，又称大像山。《伏羌县志》云：
旗鼓山，邑西南二里，状若旗鼓。
大像山，邑西南三里。
《寰宇记》卷150秦州条：
大像在废县东一里。石崖上有大像一躯，长八尺，自山顶至山下一千二百三十丈，有阁道可登。
《清一统志·巩昌府》引《县志》：
山在县西南三里。巅有大佛，就山刻像，上有隗嚣歇凉台。
水上公园
青山常有水相依。大像山亦是如此。旗鼓山东西两侧，有水从山南流出，在前方交汇，北流入渭。当地人称这两条水为沙沟，大像山（文旗山）西为上沙沟，或大沙沟；武旗山东为下沙沟，或小沙沟。由于两条沙沟靠近甘谷县城，为防水患，很早就筑有啥堤。清《伏羌县志》载：
上下沙沟，邑南二里，俱发源南山下。逢天雨暴涨，水势洶激，为邑患，筑堤御之。
沙沟故堤，邑西南一里。永乐初，知县李贵昌□筑。成化中，知县周书复修后增筑，有功名各记。
有山有水必有人家。上下沙沟汇流形成了一个三角洲，自古就有民众生息于此。是为五里铺。清伏羌《地理调查表》记载：
五里铺，在县城正西，十里铺正东。一十二户，六十四人。铺西有墩台一座。南有大像山。山上有大像古佛一尊，伏羲、玉皇、关帝、菩萨等庙各一宇。山下有戏楼一座，井一口。
五里铺，是大像山下的一个村。清代这里人口稀少，仅12户，64人。如今这里已经发展成为集居民区、商贸区、生态公园于一体的景区。铺西有一墩台，名为大像山墩。南面有大像山寺，清志云：
“大像山寺，西五里台级层折，殿宇森列，绝有石大佛一尊，宋嘉祐四年（1059）凿。”
清志中的五里铺和沙堤
今天的五里铺，俯瞰图
“大像山”的名称，并非只有甘谷独有，在今四川阆中市东南也有一座“大像山”。《方舆胜览》记载，“（南岩）在阆中县东南五里。有曰大像山，乃南唐高士安隐居之所。”。“大像山”在甘谷已成专称，文旗山就是大像山。沿山寺观林立，有一小径从西麓依阶而上，通往山顶。山上有岩洞石龛，有佛像数十尊。其中有一尊大佛依山开凿，高十余丈，雄伟壮观。大佛与众岩洞石龛构成了大像山石窟。
大像山石窟
甘谷大像山石窟旧有石窟22个（现为23个）。除大像窟外，其余洞窟形制多为方形平顶禅窟，皆朝北，分布于大像窟的东西两侧。窟内正壁设坛基，凿出大龛。龛内造像。窟内原有造像及壁画多遭破坏。
大像山石窟的开凿年代，史书记载不详。明清方志和碑碣认为始凿于宋代。通过与天水麦积山石窟、武山水帘洞石窟对比，参照当地近年出土的北朝造像等情况，多数学者认为大像山石窟很可能始凿于北朝，唐代达到了鼎盛期，明清释儒道三家合流，出现营造高峰，现代仍有开凿。可以说，大像山石窟的营造时限，为北朝至今。
对此，民国聂从鋐撰《甘谷大像山永明寺设戒碑记》中已经有了清晰的认识。碑记云：
陇右密弥迩关中，襟带五凉。当姚秦、北周之际，佛教盛行于禹域，而大法西来，吾陇贯必由之径。法雨沾被，泽化独溥，穹窿窟像设之胜，若麦积崖、大像山，直遥敦煌莫高而无逊色。”
聂氏认为大像山石窟可以与敦煌莫高窟媲美。从今天我们见到的艺术成就来看，大像山石窟并不能达到莫高窟艺术成就，但其在丝绸之路佛教艺术传播中的地位不容忽视。而将大像山石窟群的营造时间定为北周，无疑是有远见的。
北朝隋唐时期，佛教兴盛。佛教艺术沿着丝绸之路东传，进入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早期石窟艺术，从敦煌莫高窟到永靖炳灵寺，再南到天水麦积山，东到大同云冈石窟，造像、壁画的题材与风格是相同的。这充分说明了石窟艺术是沿着由西而东的路线发展的。甘谷位居丝路要道，是商旅重镇，自然会受到佛教文化的影响。
在修缮大像山石窟的过程中,曾出土几尊北朝石刻造像。1980在3号窟无量殿南侧，发现两尊石造像，肉髻高圆，面相丰润，双耳垂肩，结跏趺坐，双手施禅定印。身后有舟形背光。
无量殿出土石造像一，通高29.3、宽21、佛高20CM
无量殿出土石造像二，通高25.5、宽11.5、佛高11.3厘米
1984年文昌阁南侧发现一尊石造像。灰砂岩质。高肉髻，面形椭圆，额大且挺，双眼下视，鼻与下颊略收,两耳狭长垂肩,颈部细长，肩宽且平，腹部向前挺起，轻薄的装装紧裹其身。手施禅定印，结枷跌坐于须弥座上。后有舟形背光。由造像特点分析，似为北魏作品。
文昌阁出土石造像，通高32.8、宽20.5、佛高20厘米
通过以上文物资料（资料引自甘谷县文化局李亚太先生文）我们可以看出，最迟至北魏时期，大像山成为佛教盛行的地方,开始了开窟造像活动。唐、宋期间,这里的佛事活动更盛,成为丝绸之路上佛教艺术传播的重要场所。大像山石窟与西去40公里的武山水帘洞石窟和东去100公里的天水麦积山石窟一样,构成了陇右石窟文化群。
大 像
悬崖大像
大像如来西竺国，现身十丈此崖悬。
襟云带水流行处，野草岩花自在天。
色相千年山有幸，瞻依雨度我何缘。
万家烟火凭灵爽，遍抚残黎衽席前。
这首诗为清人所作的《悬崖大像》，见于《伏羌县志》县八景。诗中不仅有对大佛由来的追溯，也有对大像山的精彩描写，是历代写大像山的佳作。先作赏析：
首句 说出了大像是来自西天竺（印度），身高十丈，高座在悬崖上。
二句 襟，衣服的胸前部分，佛衣的飘带。佛的胸前入云端，而衣带飘落在水中。以此写出了大佛的高大伟岸，也说成了佛法广大。此句是对大佛的赞誉。野草，指铺满山崖的各种绿草，这里包括了山榆等植物。崖花，并不是普通的野花，大像山有漫山遍野的紫丁香，从山下到山腰，随处可见。四月初，大像山沉浸在花海中的，馨香缭绕。
三句 色相，佛教指一切事物的形状外貌。大佛屹立千年，览遍了春去秋来，阅尽了人间沧桑，一切都变了，只有这山与佛同在，也是大幸。瞻仰大佛时，雨露轻洒，似乎是佛在度我，这是多大的佛缘。
尾句 灵爽，云气。衽席，指床铺、卧席。万家烟火浓罩在云气中，应该安抚疲敝的民众，让他们过上太平安居的生活。
通过前人精彩的描述，让我们已经对大佛有了一个基本印象。这首诗的视野宏阔，文笔凝练，更可贵的是，登上山顶后，俯视冀川，看到烟雨中的万家灯火，不禁祈愿让战乱后的百姓过上太平安居的生活。常言道，诗言志。这般悲悯之心，拳拳之情，使诗的意境立刻升华，不愧为冀城之文脉。壮哉！
清志中的邑八景之“悬崖大像”
大佛概况
大像窟，亦称大佛殿，石窟编号第6号窟。位于窟群中部的山崖之巅，外为圆拱形佛龛，上部为尖拱形，仿摩尼宝珠，下部为矩形，龛两次饰有仰莲。龛高34米、宽14米、底深4.5米。窟内有大佛一尊，石胎泥塑，高23.3米、肩宽9.5米。大佛身躯浑厚雄伟，神态静穆安详。
甘谷大佛
大佛特征
大佛头顶为波浪形大螺旋式高肉髻，面部圆润，目广而眉细，眉间有白毫。鼻高而直，唇润颐丰，唇有短须，双耳垂肩。肩宽较平，身躯厚重，肌肉丰满。面露微笑，神情温和韶秀。
白毫 在两眉之间。《相师占看品》中说：“眉间白毫，右旋宛转，具足柔软，清净光鲜。”大像山大佛有端正的琉璃珠白毫像。
眼睛 大佛眼睛明澈而略显凸起，是用一个黑釉大缸一劈两半，镶嵌在大佛的眼眶里的。目光如炬，含着善良、慈悲和智慧的光芒。俯视冀川。
颈 颈部短直，前颈上有三道弧形线纹。
佛衣 佛内着僧抵支，腰系一带于胸前打结，外着双领下垂式袈裟。
手印 大佛左手抚膝，右手上举，施拔济众生印。《大藏秘要》说：“大拇指和无名指相捻，（误作大小二指）余三指竖如旛相，乳傍手头向外覆之，谓拔济众生印”。拔济众生印又称为三宝严印，表示皈依佛教之义。大佛为什么要施这种手印，也许，就是号召人们向佛向善，愿佛普照一切。【有人说是无畏印】
坐姿 大像山大佛的坐姿是善跏趺坐。善跏跌坐又被称为倚坐，是两足下垂的形象。据《造像量度经》，“坐高座而两足下伸者，谓之善跏跌。”
须弥座 大佛端坐于须弥座上，周围由十二朵莲花组合构成。莲花座又称须弥座。
赤足踏仰莲台。
由以上来看，大佛的形象是根据佛经所创造出的，符合《八十种好》。
开凿年代
关于大像山大佛窟的开凿年代的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认为，大像山石窟始建于北魏，后经西魏、北周和隋各代，至唐彩绘续建完成，以及五代、宋、元、明、清等时期的重修，历经了1600多年的营建和修缮。另一种认为甘谷大像山大佛像始凿于宋嘉祐年间（1059）。近来又有一种说法，认为大佛开凿于北周。
大佛始凿于宋代的观点，多是依据清志和碑碣所记。如立于清同治九年六月（1870年）的《重建大象山碑记》记载：
大像山者，邑城西南山古佛也。山开陡出石像，高百二十余尺，覆以重楼数层。肇于宋嘉祐三年，迄今八百余岁，地方予以庇神庥焉。
另据撰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公元976～983年）年间的《太平寰宇记》记载：
大像在废县东一里，石崖上有大象一躯，长八尺（丈），至山顶之上下一千二百三十尺，有阁道可登。
清志记载中大佛始凿于宋嘉祐三年（1058年）。但是，《太平寰宇记》成书早于嘉祐三年近80年，书中已经记载了甘谷大佛。因此，关于大像山大佛像 “肇於宋嘉祐三年”的碑记是错误的，据此就完全可以推翻。即使从大佛窟造像特点分析，大佛凿于宋代的说法也是错误的。对大佛的年代断定，应该建立在石窟考古的基础之上。
北魏始凿说 对于大像窟，甘谷籍学者范三畏教授、甘谷文化局牛勃局长、王来全研究员、李亚太研究员以及武克雄等学者，从不同角度介绍了甘谷大像山石窟的历史、地理、宗教、民俗文化和生存现状等作了大量研究。他们主要倾向于北魏始凿说。即始凿于北魏，彩塑于盛唐。
北周始凿说 西北师大研究生赵燕林，通过研究认为大佛始凿于北周。
以上两种观点，可以概括为北朝始凿说。但都认为大佛兴盛期在唐代。这一点是正确的。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董玉祥研究员考察后，认为该佛像为盛唐大佛。对此，笔者深表赞同，大佛的年代应定为盛唐时期。
大佛营造
大佛塑像的制作与开凿洞窟是同时进行的，先是在红砂岩崖上凿成佛像大体形状，然后在躯体上凿孔插桩，再在表层敷泥塑成，最后以泥金丹青油彩彩绘。为石胎泥塑佛。
甘谷大像山石窟是中国石窟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内地石窟开凿较早的佛教石窟寺之一，其中兴盛时期于中国盛唐阶段（公元 6 世纪中叶至 7 世纪末）。和有“东方雕塑馆”之美誉的麦积山石窟像毗邻，和麦积山石窟一样都以交汇南北、融通中西而形成的具有浓郁的地域性、民族性和世俗性的佛教艺术为主要特征。
维修保护
大佛至唐凿成兴盛以来，经过了多次维修，主要是宋代、清代、建国后三次。
宋嘉祐三年（1508年）的大规模维修，并重修了楼阁，彩画了全身。
清乾隆四十六至五十年（1781—1786年）间，由县令杨芳灿主持重建成大佛窟楼阁。
清同治二年（1863年）四月，回民反清起义，焚大佛楼。清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由伏羌令强任“募资兴修（大像山）一复承平之旧”，将大佛楼建成木架三层楼阁。
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甘谷地震，大像山大佛楼阁倾塌，先是大佛于“清末右手一指堕，压塌楼层一间。”民国十年（1921年），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大像山所有建筑又进行了重修和增建。
新中国成立后，宗教和文物古迹得到了有力的保护。但在1958—1969年间，支撑了百余年三十余米高的上层楼阁由于木铆结构腐朽，椽樯断裂，终于在1975年秋季坍塌。大佛上半身风吹日晒，下半身被埋在废墟之中。1977年，当地群众因不忍看到大佛惨状，用塑料布将大佛包裹，使大佛劫后余存。
1980年，甘谷知名人士武克雄多次给甘肃省政府有关部门写信，呼吁对大佛进行保护。1981年甘肃省人民政府公布大像山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并成立了大像山文物管理所。1982年对大佛维修。修葺了佛龛、补塑了大佛手脚，新修了栈道。
2001年被务院公布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大佛历经千年，终于保留到了今天，屹立于大像山山巅之上。
关于大佛的几个认识
大佛的身份
对佛像身份的认定，有人说大佛是释迦牟尼佛，有人说大佛是弥勒佛，并各举出了看似严密的论证，但当地人称其为“大佛爷”。笔者赞同是弥勒佛。
大像山还是大象山
大像山自从以大佛闻世更名后，世人一直沿称“大像山”。原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在深入研究了佛的出生、历史、典故后，根据释加“乘象入胎”的传说，认为称“大像山”为“大象山”更为确切。大像山的由来，是由于大像窟，与大象没有关系。有人说，山像一头大象，这是一种个人感觉，并不符合事实。所以，“大像山”才是其正名。
大像山是石窟文化的活化石
中国的石窟开凿的兴盛时代已经过去，很多石窟被保护起来，对于石窟寺真实的宗教活动和社会活动不得而知。大像山则不然，石窟寺文化依然延续着，通过观察大像山，我们至今可以看到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等石窟寺的影子。记得2015年，我和甘谷秦剧团张团长陪同冯培红教授（浙江大学）、高启安教授（兰州财经大学）、郭永利教授（兰州大学）等一行参观大像山，当他们看到一块供养人碑上名单刻有：“安某某、石某某、史某某，……。”不禁联想起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更为可喜的是，至今甘谷仍然有能石窟开凿、塑像、彩绘等工匠，而且在前些年还开凿了石窟。所以说，甘谷人对石窟寺并不陌生，因为历史依然延续着，说大像山是石窟文化的活化石也不为过。
甘谷大佛同类型的大佛
盛唐时期，经济文化的发达，修造大佛之风盛行，武则天执政的五十多与年中，雕塑大佛成为统治者的一种政治手段和目的。在盛唐前后相继修造的与甘谷大像山大佛同类型的大佛如洛阳龙门奉先寺的卢舍那佛（此为武则天助脂粉钱二万贯“支持高宗修佛事业而建成”），四川乐山弥勒大像。宁夏固原的须弥山大佛，永靖炳灵寺大佛；河西地区有武威天梯山大佛，敦煌莫高窟北大像和南大像等。此外在云冈石窟的唐窟中也凿有同类佛像。
转 山
转山是一种信仰
转山，是苯教信仰习俗。苯教崇拜神山，每年都要进行“转山”活动。届时人们穿上盛装，携带食物，绕着神山按逆时针方向步行转一周。朝拜神山既有对佛教信仰的尊崇，也是藏族先民对自然崇拜的表现。雪域高原特殊的生态环境造就了藏族人民强化了他们的信仰。朝圣转山，可洗尽罪孽，增加功德，祈求平安。
在甘谷方言中，“转”，读“zhuàn”。在甘谷方言里，“转”字多了一层含义，即闲逛、溜达、漫步。悠闲地散步，没目的地闲逛。相当于普通话里的转悠。甘谷人所说的“转山”是爬山，从宗教意义上说，因为有佛的存在，山也代表了佛的须弥山。如此一来，转山便成为朝圣之旅。有了佛，山不在是普通的山，而成了神山。人们选择盛会转山，是为了祈福。
转山是一种情愫
“转山”一词，在甘谷话中的意义多了几分随意和自在，少了几许藏地中的宗教意义。这代表着一种世俗性。这种世俗性也是根植于民间的，但并不意味着，宗教走下了神坛。而是由于在甘谷这样一个汉文化浓重的地区，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儒家、释迦、道家思想是融合发展的。人们朝圣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所以去祈福。而大像山的存在，也恰好适应了甘谷人的这个需求。山与神融为一体，人与神。于是，山成了人们情感的寄托，转山成为一种情愫，一种乡愁。
转山是一种乡愁
在外的甘谷人，每逢四月八，都有一种牵挂。或许，见惯了名山大川，游遍了名胜古迹。但是，内心深处依然深藏着家乡的一座山。这座山，在人们的心里几乎神圣。是因为这山的巍峨奇秀，抑或是这佛的法相庄严。都不是，真正让每个人牵挂的是这山凝固了的和正凝聚的那份情感，和亲友们与山有关的点点滴滴。这座山，不仅仅是一座神山，而是一座情感之山。四月八也变成了一种乡愁，更是一种思念。
转山是一种力量
从最低处，到最高处，是呈梯子形上升的。等上去需要一定的体力，只有一步一步的走上去，才能到达大佛脚下，观像。从黄发小儿到白发老人，登山都是一种乐趣，一种力量。或许是宗教信仰，更多的是战胜自己的力量。
大像山凝聚着甘谷人的智慧和劳动，从建筑、造像、壁画，到楹联、碑碣、雕刻，甚至一砖一瓦一台阶，都是凝结着甘谷人的创造。所以，今天的大像山已经不止是一种佛教名胜，更是体现甘谷历史和民俗的文化载体。观像，转山如今成为一种民俗文化，是甘谷人在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世代传承的民间习俗。丰富了人们的生活，增强了甘谷人的凝聚力，形成了共同的情感。集物质生活民俗与精神生活民俗于一体的民俗文化，如今形成了“大像山旅游文化节”。将传统民俗与地方经济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将民俗文化与县域经济紧密融合，成为一张综合性文化旅游品牌。大像山民俗文化获得了更大的生命力，这也是每一位甘谷人所期望的，因为只有家乡发展得越好，观像转山活动也会越有活力，唯此，乡愁可解。
大像山代表的民俗文化走过了千百年，还将存在于甘谷人的心中，并传承下去。
外地来的木雕，吸引了大家的目光
书画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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