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在《善惡的彼岸》中曾經說過，“當你在凝視深淵的時候，深淵也在凝視著你”，這句話用來形容歷史上大大小小的瘟疫，可謂是再形象不過了。無論是在巫術當道的古代，還是在有著先進醫學的今天，人類若想抗擊瘟疫，還是避免不了要和瘟疫來上一輪又一輪的“伏擊戰”。至於勝利的天平最終會倒向哪一邊，那就要取決於人類的耐心、鬥志和毅力了。
找到那一顆“火種”
每一次瘟疫的發生都絕非偶然。在對瘟疫的反思中，人們往往把精力集中在適合病原擴散的環境（例如極端氣候、適合媒介活動的天氣等），以及人類的“悶聲作死”（例如不妥善處理生活垃圾、沒有做好防控疫情工作等）中，卻往往忽視了一個極其關鍵的環節——第一個染病者。畢竟瘟疫失去了染病者，就好比火炬失去了火種，自然難以興風作浪。
瘟疫的第一個傳染者就像是火炬的火種 | 圖蟲創意
當然，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對“火種”的忽視倒也並不是因為科學家有多麼粗心大意，而只是病原的掩飾手段確實高明罷了。例如我國科學家在2017年於內蒙古發現阿龍山病毒（Alongshan Virus，ALSV）[1]時，第一個感染它的患者就是一位42歲的普通農民。而由於她具有發熱、頭痛等典型的腦炎症狀，加之內蒙古部分地區屬於蜱傳腦炎（又稱森林腦炎，一種通過蜱叮咬傳播的致死性腦炎）的高發區，醫生們首先想到的就是為她進行蜱傳腦炎等病原體的檢測。在數輪檢測毫無發現之後，才有醫生提出了“患者有沒有可能感染了目前未知的病毒”這種看似大膽的想法，並最終得到了證實。
阿龍山病毒通過蜱蟲傳播 | 新浪@文匯報
有些時候，科學家為了不讓“火種”燎原，不得不採用一些“非常手段”。例如歷史上著名的傷寒菌無病攜帶者瑪麗·馬倫（傷寒瑪麗）[2]，就曾經在廚師生涯中令五十多人染上傷寒，其中數人更因此殞命。當年混亂的防疫、檢驗和人口管理政策，使得瑪麗在第一次被確定為傷寒菌攜帶者後，成功“改頭換面”在外地擔任廚師，並再次傳播傷寒給食客。最終她因傳播傷寒而被政府部門強制隔離至去世。自此以後，各國紛紛完善了針對傳染病攜帶人士的強制隔離檢疫和出入境限制政策，以遏制瘟疫發生。
"傷寒瑪麗"在廚師生涯中令五十多人染上傷寒 | Wikimedia Commons
切斷“惡魔之路”
如前所述，第一個染病者的管理往往決定了疫情的走向，但人類畢竟不可能做到全知全能，所以很多時候，阻斷病原從染病者到普通人的擴散這條“惡魔之路”，也就成為了剿滅瘟疫的關鍵。
例如在2003年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徵（SARS）流行期間，香港的淘大花園小區因為排水系統施工不善，令SARS病毒在短期內傳播到小區的相連建築內。在疫情高峰期，僅從3月下旬到4月15號，淘大花園19座建築中即有15座出現SARS確診個案共321人[3]，這也迫使香港特區有關部門將疫情起點——淘大花園E座的全體居民集中遷離[4]，進行10日的醫學觀察，並對整幢建築進行嚴格消毒。所幸這一緊急措施為時未晚，自強制遷離醫學觀察開始後，淘大花園小區內的SARS感染例數迅速下降，最終全部居民得以重返家園[5]。
2003年，香港淘大花園小區因為排水系統施工不善，令SARS病毒在短期內傳播到小區的相連建築內 | 明報
而除了在緊急情況下采取隔離、消毒、徙置等措施之外，其他的一些溫和手段，同樣有助於我們跑在瘟疫的前面，儘快殲滅疫情。在2009年甲型H1N1流感大流行期間，全球絕大多數國家均在相近時間內發佈了旅遊預警，提醒國民不要前往甲型H1N1流感的流行區；更有部分國家（例如中國、美國、澳大利亞）採取了緊急入境健康申報制度，以篩選出感染甲型H1N1流感可能性較高的人士；而在小部分病例集中爆發的地區，有關部門紛紛取消人流密集的活動（例如節日慶祝和遊行）、令學校停課或提前放假，並利用公眾媒體（例如電視和互聯網）發佈有關甲型H1N1流感的防治宣傳廣告和其他疫情信息。這些措施的嚴格履行，不僅幫助我們在2010年8月成功遏制了甲型H1N1流感大流行，更為日後的疫情監控和預防提供了寶貴的經驗[6]。
2009年甲型H1N1流感大流行期間，陝西檢驗檢疫局對入境人員進行嚴格查驗 | 張學斌 / 中國國門時報
疫情當前，我們還能做什麼？
時值新冠病毒感染流行期間，儘管病毒傳播速度已經有所放緩，我們對新冠病毒的瞭解也在日益增加，但這並不能代表我們可以對它“戰略上藐視”。畢竟從2019年12月份疑似新冠病例開始零星出現到2020年3月，短短三個月左右的時間，新冠病毒已經感染了8萬多人，並奪去了3000多人的生命，其致病能力不可小覷。
在這樣特殊的節點，我們一方面要做到消除對病毒的盲目恐慌，以平常心態迎接復工，但另一方面，我們也要自己做好防護措施，用自己的雙手切斷病毒傳播的“惡魔之路”，這樣才能等來成功遏制疫情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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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凝音
參考文獻：
[1] Wang Ze-Dong,Wang Bo,Wei Feng, et al. A New Segmented Virus Associated with Human Febrile Illness in China.[J]. N Engl J Med ,2019,380(22).
[2] Carter,R. The legacy of Typhoid Mary. Lancet ,349(9053), 739. doi:10.1016/s0140-6736(05)60190-0
[3] Lee SH.The SARS epidemic in Hong Kong. J Epidemiol Community Health, 2003, 57 (9) :652-654.
[4]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談[隔離令]的決定[EB/OL].新聞公報, 2003.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303/31/0331129.htm
[5] 朱碧柳,林昆. 香港淘大花園隔離措施對SARS流行的影響. 疾病控制雜誌, 2006(06):564-567.
[6] Fineberg H. V. Pandemic preparedness and response--lessons from the H1N1 influenza of 2009. N Engl J Med, 370(14), 1335–1342. https://doi.org/10.1056/NEJMra1208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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