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先秦時期，世官制大行其道，世官貴族之家雖不乏服膺各種學派、學術者，然學士與吏員實則是兩個獨立的群體。經秦漢一統，至武帝時，施外儒內法之政，至王莽時，又奉天法古施王道之政，然而在這一系列過程中，儒生（學士）與吏員始終是兩個群體，甚至一度處於對立的立場。逮及東漢，儒生與吏員終於完成了融合，為後世中國近兩千年的政治形態定下了基調。

既然武帝時便已有“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措施，為什麼儒生與吏員的統一要到東漢時才完成呢？今天筆者就來探討一下東漢時的“經政結合”（儒學經術與政治制度）現象。

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前奏：王莽雖敗，新政餘波未散

公元前134年，董仲舒提出了“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觀點，並被漢武帝所採用，推行“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之政，這就是所謂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當然了，實際上武帝以降，施行的只是“霸王道雜之”的外儒內法之策，關於這一點的研究，著述頗豐，此文中筆者便不再多言。

然而，也正是因為這樣的“外儒內法”之策，導致了儒生們的不滿足，他們想要的是徹頭徹尾的儒術獨尊，因此在整個西漢王朝，儒生集團都在不遺餘力地鼓吹“王道”與“禮治”，反對“霸道”與“法治”。於是，王莽篡漢上臺之後，就發動了一場“奉天法古”的新政改革運動，可以說，王莽新政正是一種在儒生的鼓吹和推動之下所誕生的、符合儒生們心目中最理想的“王道”與“禮治”的政治形態。

王莽新政的實施，旨在建立一個理想的、完美的社會，也正是因為其太過理想化，缺乏了實事求是的精神，無法做到具體事情具體分析，於是很快就分崩離析。理想主義的破滅，導致了現實主義的迴歸，這就為東漢“經政結合”的出現打下了基礎。

王莽新政

在這裡，有一個至關重要的點，歷來少有人提及，那就是王莽雖兵敗身死，然其新政並沒有徹底消散。東漢初年的為政舉措，有不少都受到了新政的影響，比如許多王莽制定的儀式典禮制度，都被東漢所繼承，在各種因素的影響下，儒生集團與儒學經術，不僅沒有隨著王莽的失敗而沉淪，其地位反而更加正統了。

光武明章：這才是真正的獨尊儒術

西漢的武帝雖然推行“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之政，實則並未過分倚仗儒生來治國，所以才有了張湯、趙禹等酷吏的存在，但東漢的武帝就不一樣了，《後漢書·儒林列傳》記載：

及光武中心，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採求闋問，補綴漏逸。先是，四方學士多懷協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

由此可見，光武帝本人非常推崇儒家經術，也十分尊敬儒生集團。史載光武帝在位期間，曾修建太學，設立五經博士，修編儒家經典，並親自主持經術大會，與臣僚、儒生們一起，探討儒家經術。

漢武帝（孝武帝）劇照

光武帝愛好儒家經術，也以儒家經術來教導、薰陶太子劉莊，劉莊即位為漢明帝，明帝再傳章帝，東漢開國三代國君，皆尊崇儒家經術。正所謂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一時間，全國的儒學氛圍變得前所未有的濃烈，漢章帝召集天下名儒學者，於白虎觀辯論經術，命班固撰寫《白虎通義》，東漢的經術也走向了巔峰。

柔道治國：“霸王道雜之”的改良

經前文論述，東漢初年對儒家經術與儒生集團的推崇，可見一斑。可以說，從意識形態上看，東漢初年與王莽新政是一脈相承的，但王莽畢竟失敗了，東漢王朝不可能完全承新朝的制度，特別是在吏員的任用上，東漢王朝是不敢讓儒生集團壟斷的。基於此，光武帝決定採用“柔道治國”的方針，《後漢書》載：

時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問叔少時謹言，與人不款曲，唯柔直耳，進乃能如此。”帝聞之，大笑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何為柔道？有人解釋為道家思想，筆者不以為然，劉秀自己曾給出過解釋說“柔者德也”，柔道即德政，德政語出《論語·為政》：“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斯所，眾星拱之。”因此，筆者以為，劉秀所提的柔道，或許受了一點道家無為而治思想的影響，但本質上是一種儒家經術所提倡的德政思想。但是這種德政，並非全盤依託於儒家經術，而是加入了另外的東西。

光武帝劇照

如果要徹底施行儒家經術中的德政，那就應該讓把朝政全面委託於儒生，但光武帝並沒有這樣做。一方面，他採取了“退功臣而進文吏”的政策，但另一方面，這些啟用的文吏中，儒生的佔比成分並不高。這些文吏，擅長的是“刑理、法令”而非儒家經術，在這一點上，反而有一點回歸到西漢時“霸王道雜之”的狀態。

但相比“霸王道雜之”，光武帝之柔道是經過改良的。首先是儒家的成分更多了，法的成分更少了，二者處於一個相對合理平衡的狀態。其次是在“霸王道雜之”中的法治方面，強化了循名責實、條理分明的原則，這一方面，與西漢時的一些苛政、猛政，可謂一大進步。

因此，在東漢初年，我們可以看到這樣一個奇怪的現象：廟堂之高與江湖之遠，皆推崇儒家經術，但在具體的吏員與吏治問題上，卻拋棄了儒生集團所推崇的王道，採用了具備東漢特色的“柔道德政”。

古文經學：儒生集團的妥協和屈服

前文提到，王莽新政可以算作是儒生集團心目中最理想的上古王道政治，但這卻毫無懸念的失敗了，經歷過新政之後，儒生們也認識到了，純粹的王道，已經不符合歷史的潮流，他們要想推行儒家經術中的政治理念，必須重新改造自己的理論。

漢代儒學興盛

最初的儒生集團與儒家經術，一味強調“禮治”“德政”以及“王道”，但實際上這些概念更多的都是一些思想、一種狀態描述，

概而言之，東漢對儒家經術的推崇，是出於感性的、精神上的追求，而在吏員任免時，又不得不讓吏員們擺脫經術中那種理想化的東西，追求偏向於法家的理性、務實。

此時，儒生集團自然也認識到了這一點。他們對西漢時的“霸王道雜之”不滿，卻又無力維持“王道”的統治，這種情況下，他們終於開始反求諸己，不再追求讓世界按照自己的理想運轉，而是讓自己的理想去適應世界的需求。

東漢的經術與西漢的經術有很大的不同，其中最顯著的一點就是西漢重今文經學，東漢重古文經學。許多人都認為這只是學術上的爭端，但透過現象看本質，實際上這代表著東漢儒生集團的屈服。筆者大膽推論：

西漢的儒生集團推崇今文經學，更偏於理想主義，缺乏務實精神。逮及東漢，儒生集團雖然表面風光，但在官場吏治上卻處處碰壁，因此被迫妥協，刨除了理想主義精神，轉向務實主義，於是促使了古文經學的興盛。

妥協後的成功：儒生與吏員的統一

經歷了“外儒內法”的虛有其表以及“王道新政”幻想的破滅，東漢儒生集團終於開始務實了，表現在經術上，就是古文經學之興。要知道，儒生與經術本身就受到了東漢王朝的尊崇，一旦他們不再固執己見，吸收了法治等別家思想之後，其在吏員的啟用上就具備了先天性的優勢。

在這之前，儒生與吏員是兩個截然不同的群體，儒生重文化學術，吏員重為政舉措，因此經術與政治也是涇渭分明的。在這之後，經術開始有意地向政治靠攏，儒生也開始了對吏員的滲透。

漢代官吏

這是一個相互影響的過程，朝廷對儒生與經術的看中，必然會導致吏員們的學習效仿，同樣的儒生們一旦進入官僚系統，也不可能再保持絕對的理想化，面對具體而又繁瑣的政務，他們必須腳踏實地。

可以這樣說，逮及東漢，儒生已不再是以前的儒生，經術已不再是以前的經術，此時的儒生除了研習經術之外，亦頗通律法，不再只是只能喊口號的角色，而是能承擔其具體職責的吏員儲備人才，儒生終於完成了與吏員的統一。

結語

有人稱荀子為儒家學派集大成者，筆者以為“集大成者”並非過譽之辭，卻又覺得此語有不妥之處。因為荀子雖屬儒家，卻又不類儒家，比起儒家烏托邦式的理想化，荀子更偏重於務實，實則提倡的是一種儒法結合的思想。“經政結合”何以在東漢完成？一則朝廷所倡，二則儒生所變，三則時勢所趨。

參考文獻

《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

《察舉制變遷史稿》

《秦漢史》

《後漢書》

《漢書》

注：圖源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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