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兩個小時時長的《大約在冬季》，我覺得這個電影是一個作者電影，深刻地烙印上它的原著作者饒雪漫的一些一成不變的理念。下面細述之。
一、《大約在冬季》烙印著饒雪漫的理念。
之前，看過饒雪漫的小說《離歌》，很感震驚，當時寫了一個評論，在評論的結尾處，列出了三點從小說裡引申出來的對少女的忠告：
1、 不要去與狼共舞。狼永遠是狼，它不會變成羊。
2、 不要去試圖拯救壞男人。你的母性不可能感化他，而在這之前，你就已經被摧殘。
3、 不要把浪漫的基礎建築在那個讓你疼痛的男人身上，如果他愛你，他不會讓你疼痛。疼痛絕不是瀟灑。
這三個忠告是針對饒雪漫原作得出的結論。
饒雪漫的小說寫作是有一些不成不變的東西，這個理念，是她約定俗成的。《大約在冬季》裡，依然可以看成是饒雪漫將她的理念進行運作的再次新翻楊柳枝。
我大致將饒雪漫的理念歸納成三個方面：一是壞男孩、渣男因為帥，註定是值得女孩爭取的，值得與狼共舞。對應於我上述的忠告第一條。二是女孩可以改變一個渣男。對應第二條。三是疼痛是女孩的財富。對應第三條。
饒雪漫在作品裡，總是為渣男壞男人尋找理由，為渣男的壞尋找社會的因素，為他進行脫罪處理，這樣的渣男便沒有本質上的壞，女孩可以展開下一步的對渣男的救贖。
在《大約在冬季》裡，我們看到的是大陸女孩愛上了臺灣男，在既往的電影裡，這種距離的遠隔，很可能是愛情悲劇的一個誘應，但在電影表現的時代裡，已經不具備外界因素進行干擾的時代氛圍，所以饒雪漫在電影裡祭起了她的習慣性的將家庭因素作為人物成渣、成痞、成無情的導致前因。
在《大約在冬季》裡，我們看到男主人公齊嘯一次次對安然的忽略、背棄、逃離，是因為他在臺灣家庭裡的變故，源自於他老父親的逼子成婚，是因為他的哥哥做牢之後給家庭帶來的困境，總之，他的對愛情的一次次遊戲般的態度，都不是他本人決定的，而是身不由己的家庭環境造成的。
這種將痞男歸咎於家庭的因素，在饒雪漫之前的作品裡，可以說是大面積地分佈著。在《離歌》中，渾名為“毒藥”的男孩既帥且痞，很小的時候，父親服刑，母親生病，無人管教。在《左耳》中，男主人公張漾生活在一個單親家庭，母親跟人跑了，他生出強烈的報復之心，將報復的矛頭，對準母親新組成家庭的孩子，也即是他的同學，構成了整個電影裡的矛盾主線。
在饒雪漫的價值體系裡，壞男人是值得愛的，所以，在接下來的環節裡，饒雪漫筆下的女主人公無一不是愛上這些壞男人，在一次次受虐中享受著浪漫的快感。
《左耳》中，張漾表現出的一個壞男人的素質，但是，他卻可以輕易地俘虜了賣唱為業的歌女黎吧啦，支使黎吧啦用她的色相，去勾引良家少男許弋，而他還奇怪地被一個富家女孩供養著、纏繞著，可以說，在中學時代，他就腳踩著兩隻船，他一直在利用女性，一方面利用富家女孩提供的資金，來資助自己的貧困的家境，另一方面，利用混跡於歌廳裡的女孩黎吧啦對他的不明所以的迷戀，而用她的姿色去打擊拋棄了自己家庭的母親的孩子。
可以看出，這樣的男孩最終卻獲得了女人公的認可，他的利用女性的前科，統統可以被推到家庭的因素上，最終贏得了好女孩李洱的愛情。
同樣，在《大約在冬季》裡，饒雪漫繼續按照這樣的理念，延展她的情節。在影片的體系中，女主安然（名字雷同於鐵凝《沒有紐扣的紅襯衫》中的人物）死心塌地地愛上了齊嘯，而對身邊的暖男視而不見，在她被齊嘯徹底地斷舍離之後，她無奈地與暖男結婚了，但是，饒雪漫再次使用了她的“癌症生病”的法寶，讓這個暖男得了癌症死掉了，這樣，阻隔在安然與齊嘯之間的障礙不存在了，電影按照饒雪漫的慣性程序，那就是女孩值得用她的溫情，去拯救那個曾經拋棄掉她的壞男人，因為這些男人，從來是迫於家庭與其他的因素，才成為一個壞人的。因為這一套理念為這些壞男人進行了脫罪處理，所以這些壞男人，永遠是值得去愛的。
《大約在冬季》裡營造了最終這一幕的壞男人仍然讓人夢牽魂繞、值得團圓期許的大團圓結局，但是，卻遮蔽了更多的不幸與災難。這就是饒雪漫在編創一個悽慘疼痛、曲折離奇、偏離正軌的故事，所必然導致的對正常人生的忽略與排斥。
二、《大約在冬季》與《左耳》的鏡像對稱，都移用了家庭因素作為情節動力
因為饒雪漫主要是從家庭方面挖掘人物的悲劇起源，而家庭問題，總是有限的，這必然使得饒雪漫電影裡的家庭因素都有著相似的前因，而我們回顧一下《大約在冬季》，就會發現，它與《左耳》有著相似的情節結構。
這裡我們先岔開一下，《大約在冬季》與《左耳》的標題，其實都與劇情沒有關係，僅僅是一個非常薄弱的背景。《大約在冬季》裡出現的齊秦的主題歌，僅僅是主人公曾經參與過的一次的演唱會上的一支曲子，而實際的情節發展，與這首歌曲，很難看出有什麼關聯。同樣，《左耳》裡的主人公左耳聽力有問題，聽不清講話的聲音，但這一設置，並沒有對情節發生什麼重要影響。這樣的設置，未免有一點尷尬。
在《左耳》裡，是一個家庭裡的問題，引發了少年之間的恩怨，這個家庭問題的特徵是，一個女人，串聯起了兩個家庭。表象上看，是一個女人拋棄了先前的家庭和這個家庭的孩子，然後嫁給了另一個家庭裡的男人，這個前因，導致了被女人拋棄的家庭裡的孩子，要報復那個女人另嫁去的那個家庭的孩子。
《左耳》裡的這種情節緣起，同樣構成了《大約在冬季》裡的下一代的結識之因。影片開始時的一個大陸少女與臺灣男孩因接觸而相知相識，揭開了他們之間的非同小可的關係。而這兩個人的關係，同樣是由一個女人牽連著的，一如《左耳》中一個女人牽連起的兩個家庭的關係。
那就是一個女人先與臺灣男有了情感關係，然後這個大陸女又在大陸組建了新的家庭。如果按照《左耳》的設置，那就是《大約在冬季》裡的臺灣男孩對等於《左耳》裡的張漾，大陸女孩相當於《左耳》裡的許弋。張漾對許弋的恨，是認為他搶走了本屬於他的愛，而《大約在冬季》裡，臺灣男孩如果按照這種思路發展下去，也會認為是安然搶走了他的父親的愛，導致了他的父親的家庭破碎，他如果按照《左耳》裡的情節設置的話，應該仇恨大陸女孩才是。
但《大約在冬季》裡的兩個家庭因為一個女人牽連起的關係，沒有如《左耳》那樣，導致兩個家庭裡的孩子反目成仇，而是相親相愛，雖然兩片的結局不同，但故事的動力元素是相同的，那就是一個女人穿插到兩個家庭之後，所必然帶來的情感恩怨的糾結潛因。所以在《大約在冬季》裡，我們看到大陸女孩是抱著訪案的目的去尋找上一代人的恩怨的。兩片都在一個恰當的時刻，交待出上一代的恩怨的真相原因。
由此可以看出，饒雪漫是依靠家庭變故的複雜關係，來構建強烈的戲劇衝突的，而這種強烈的人為化的戲劇進程帶來的最大後果，就是為了成全這種戲劇衝突，必須忽略掉其他人物的干預。
在《大約在冬季》裡，我們看到，電影在將主題聚集到安然與齊嘯的情節主線的時候，根本無暇去交待最終安然所嫁的男人於楓的情感狀況，對於楓的角色塑造，幾乎是像空氣的一樣存在。這個角色的用處，就在於為了不影響主線情節的曲折反覆而生成出來的，只有於楓處於無所作為的狀態，才能不影響到情節主線的進展。於楓在電影裡的主要功能，就是他與安然生下了一個女孩，而這個女孩成為揭開過去往事的一個動力，於楓完成了他的使命之後，電影裡便安排他患了癌症消逝了。殊不知，一個角色的存在，正如“薛定諤的貓”一樣，因為這一個角色的干擾，必定會引發情節的更多的波動，而現在電影裡讓於楓無所作為，正是為了防止主線的被破壞。
這種矛盾性在《左耳》裡同樣存在著，女主人公李洱的身邊還有一個表哥，無微不至地關心著表妹，但是又絲毫不影響到劇情按套路往下走的慣性衝動，所以這個角色，同樣在電影裡像空氣一樣處於不存在的尷尬地位。
實際上，我們感到當代電影越來越迴避藉助一種奇特的畸形的人物結構來促進情節的發展，儘量讓人物迴歸到平常的正常生活情境之下，以求得等價於生活的平常設置來贏得觀眾內心的呼應，而像饒雪漫這樣的通過一個破碎的家庭裡的畸形的關係、生死的意外、突變的起伏來構成故事，使得強烈的外在的戲劇衝突不斷把人物摔倒在煉獄一般的邊緣地帶，製造一種慘不忍睹的生存境況，它所帶來的副作用就是人物日益失去平常的心態與對平常人生的深度挖掘，正如演義與傳奇的選項在現代文學創作裡日益退卻了它們的身影，就在於拍案驚奇這類創作手法已經遠離了當代文學作品對平常人生中的內心與靈魂的正視與解讀。
三、《大約在冬季》裡折射出的作者共性的內心心理
饒雪漫的作品裡，始終有一個女性卑微的潛在意識，在主導著情節的進展。《離歌》中的女主人公對帥哥且痞的“毒藥”迷戀不已，情感臣服在他的指令之下，並因此而忍受他的毒打。《左耳》裡的李洱為了獲得男孩的青睞，不惜改變自己，當她看到她心儀的男孩，喜歡風情萬鐘的女子的時候，她開始希望自己也具有“壞女孩”的那種誘惑力：“我突然想變壞， 固執地認為，只有變壞了，我才可以得到我想到的自由。”李洱後來在大學裡，掙錢支助她心愛著的男孩許弋，可是後來有一次當她見到許弋與另一個女人同床共枕的時候，她如夢初醒，逃離了這一份愛情，而再次回到過去的壞男孩張漾的身邊，但是，電影無法解釋李洱為什麼不能原諒許弋，卻可以對早已在兩個女人之間遊刃有餘的張漾網開一面。
在《大約在冬季》裡，我們實際上依然看到的是饒雪漫作品裡一貫的卑微意識的再一次重演。這種卑微意識，就是女人心甘情願地臣服在男人的帥之間，可以放棄自我。
而《大約在冬季》選擇霍建華扮演齊嘯給予了劇中女主角的卑微意識得以成立提供了一個外形上的便利，但是也讓霍建華意外地因他在被動地塑造出的“花心大蘿蔔”的“渣男”形象而在網友那裡引起了熱議與爭議。
那麼在《大約在冬季》裡究竟用什麼來解釋女主人公心甘情願地臣服在疑似的“花心大蘿蔔”的腳下？
這也是電影裡難以自圓其說的一個原因，正如饒雪漫之前的作品裡，只要男人的一個帥，就可以打遍女人無敵手。
《大約在冬季》裡齊嘯是憑著至少如下的招數，製造了浪漫：一是掌握稀缺資源。這就是一張齊秦的演唱會票，這足以虜獲少女的最初好感，她很快把自己的名字留下去了。二是婚紗照浪漫。九十年代，藝術攝影還能搭一點藝術的邊，這很快俘獲了少女的芳心。三是物質利益。臺灣男給了大陸少女一部手機，在當時來說，的確是一個時尚用品。當然這都是物質部分，雖然安然在與臺灣男決裂的時候，聲稱她不是為了錢，但是，她所感受到的浪漫都是建立在物質的基礎上的，而她身邊的無趣的大學同學於楓正是因為他沒有提供足夠的浪漫情調，至少他在滿足少女的精神想象的時候，只能在劇院門外接送女孩，而無法給她一張最需要的“票”。
這是安然第一時期的愛情，她當時是北師大的一名大學生，生活來源有限，臣服於臺灣攝影師的腳下，還情有可原，但是後來她已經成了當紅的主持人，並憑此機會到了臺灣，但她依然卑微得不可思議。那麼，齊嘯究竟有什麼魅力讓她寧願拋棄自己的事業，甘願委隨於他？在這裡，齊嘯再次拒絕了她的主動示愛，此刻的她行業圈裡已成佼佼者，她只能失望而歸，而能夠解釋的只能用饒雪漫作品裡唯一的讓女人臣服的理由男人之“帥”來解釋。
而後來齊嘯再次來到北京，未費吹灰之力，憑著他有一個孩子的父親的身份，竟然藉助他對女孩的卑微的心態的深刻感知，把安然再次拿捏住了，並且在這裡有了身體的親密接觸。
所以，這個電影的危險性在於，影片裡後來齊嘯的孩子與安然的女兒相遇的時候，很可能會重蹈《雷雨》裡的覆轍，而成為兄妹關係。幸好饒雪漫在這個劇裡放過一馬，但已經顯示出饒雪漫屢試不爽的三板斧“離婚、墮胎、車禍”的咄咄逼人、危機四伏隨時帶來的嚴重後果了。
而電影的後部分，情節日益向八卦的層面上躍升。安然與齊嘯的前妻在“主持人節目”裡相遇，而在這裡，齊前妻作為一個知名演員向安然坦白自己懷上了第二個孩子，構成了電影裡的拆散主線情感的最大誤會，為什麼真感情擋不住一場誤會？而這往往是饒雪漫營造戲劇化衝突的一個重要誘因，正如《左耳》中的黎吧啦之死的原因，是她看到心愛的男孩在視頻裡罵她婊子，從而去討一個說法而遇到車禍。這其實也是一場誤會，誤會成為生活不幸的最大由頭，形成了饒雪漫情節衝突的一個重要誘因。
《大約在冬季》裡，即使齊嘯一次次地傷害著安然，但她依然故我，對他戀戀不捨，在影片的最後，她在兒女的撮合之下，再一次走向了這個傷害了她的男人。而這個男人在形象塑造上，饒雪漫總是撇開個人的品性與道德意志，而將其表象上的“壞”歸咎於家庭因素——電影裡早期的原因，歸咎於父親生病想早日見媳婦的因素，後來就歸咎於有一個惡妻的阻撓，而他自己卻沒有一點責任，但這種脫罪處理符合生活的複雜性嗎？電影恰恰在這裡迴避了對人物的深層心理的剖析，而僅僅用最簡單化的外在因素代替了心理層面的解讀，最終形成了饒雪漫作品的一種共同的處理方式。
《大約在冬季》取得不錯的票房，影片裡的霍建華與馬思純對這部電影的成功居功至偉，在影片裡處理兩個人的情感角色的時候，尤其是兩個人拿“花心大蘿蔔”開玩笑的時候，如果沒有霍建華的正色的表演，很可能要將這個角色的正面形象給演砸，而馬思純把一個女人陷入到情海中那種追索歡愉而不惜失去自我的矛盾的一體，也給演繹得絲絲入扣。他們用他們的表演，深化了電影的深度，讓電影的情愛表現還是達到了一定的出神入化的境地，讓這部電影能夠經受得起觀眾的挑剔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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