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隋唐以來，伴隨著經濟中心南移，東南地區的經濟文化逐漸超過北方，並在全國佔據重要地位。在這一過程中，杭州不斷髮展壯大，成為東南地區乃至全國中心城市。11月16-17日，2019年杭州文史論壇暨“江南憶，最憶是杭州——千年以來東南地區文化區位重構與杭州的崛起”學術研討會在杭州舉行。本次會議由杭州市政協主辦，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浙江大學、南京大學等科研院所等百餘位學者與會，共同討論東南地區經濟文化格局重構、錢塘江流域開發及其中心城市的形成與發展等問題。澎湃新聞選取做主題報告的三位學者發言，擇其精要，整理成文，以饗讀者。
研討會現場（本文圖片均由徐曉玉拍攝）
六朝時期的浙東發展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樓勁研究員作題為《六朝浙東與錢唐升州》的報告，主要討論六朝時期浙東地區的發展，及其與錢唐在南朝梁陳至隋升格為郡州的關聯。
他回溯歷史，指出浙東地區多被視為東南沿海“海賊”出沒和諸越活躍的偏遠之地，秦漢以來朝廷及江東揚州大區的佈局中，浙西與浙東關係的要點在於備海與制越。浙東門戶一直由浙西吳郡控制，這種局面雖然自孫吳、兩晉延續到了南朝，但是也有變化：一是孫吳以來備海與制越的重心已前移至浙東地區；二是自東晉至於南朝，浙東開始向州級政區過渡；三是隨著浙東、西多重聯繫的日趨密切，東晉以來兩地相互依賴的一面已更為突出。
及至六朝，浙東作為備海制越的戰略重鎮，已逐漸在相伴而來的挑戰和機遇中摘掉了偏遠叵測之地的帽子，而貫穿其間的則是其從受制於吳中到地位與之相仿而相互依賴的發展過程。在此過程中，太湖流域尤其杭嘉湖平原與浙東的寧紹平原已在諸多方面連為一體，其西其南山區與沿海平原的聯繫也已空前密切，從而使浙水兩岸歸屬吳郡的佈局失去了必要，也使錢唐作為聯結浙東和浙西的最要樞紐，更多地承擔了經濟文化等多重聯繫的功能，這就為梁陳至隋升之為郡州提供了條件。
六朝除孫吳一度建都武昌外，一直都依託江東面向北方而建都於建康(孫吳稱建業)，浙東由此成為切近都城腹心的重要地區。樓勁接下來詳細考察了此期建康與時人所稱“東土”會稽的關係，指出六朝會稽與江東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建康之間的特定聯繫和密切交流，使得各方人物、多種資源不斷紛聚於此又影響於外，讓該地區發展獲得諸多推動，區位優勢得以發揚、升級，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浙東各方面發展的重大機遇和兩浙關係日趨緊密的難得條件。這些無疑都極有利於提高錢唐這個通向浙東最要渡口的地位，構成了其在六朝後期由縣升郡，至隋又由郡升州的又一背景。
最後，樓勁細緻梳理了六朝浙東佛教與道教的發展情況。他認為宗教信仰及精神世界的走向，既與諸政治、經濟和文化趨勢交織齧合密不可分，又居於一般思想觀念上流而特具深入人心、能動先行的性質。正是由於精神世界上日益趨於一體，才最終奠定了六朝時期杭嘉湖與寧紹平原地區的一體化，消解了浙水東西兩岸地帶長期由吳郡控制的局面；也正是由於唐以來信仰層面出現了新的態勢，在儒釋道漸趨交融之餘又有其他“惑世誣民之鬼道”流播，從而潛伏了浙東及兩浙關係發展的又一輪波瀾。
樓勁研究員
隋唐至北宋杭州的發展軌跡
浙江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陳志堅副教授作題為《杭州何以成為“東南第一州”——隋唐至北宋杭州的發展軌跡》的報告，接續第一位報告人的研究時段，從經濟、政治、人口、軍事等方面梳理杭州自隋唐至北宋的發展。
陳志堅將杭州從錢唐縣成長為“東南第一州”的歷史軌跡劃分成四個階段。首先，隋代為發端期。杭州的優勢很突出，其交通、軍事地理條件很好，這是杭州發展的基礎。隋開皇九年（589年），杭州立州，最初杭州的州治設在餘杭縣，取餘杭的“杭”字以名州，稱“杭州”；後來改郡名，則稱為“餘杭郡”；到了第二年，杭州的治所遷到了錢唐縣。隋新設杭州，從政治和行政角度，為杭州的城市發展準備了很好的起點；而大運河的開通，從城市經濟（包括人口）的角度，為杭州帶來了源源不斷的活水。
其次，唐代為奠基期。漫長的唐朝為杭州的城市發展夯實了基礎，集中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杭州城市經濟的突出發展；二是城市建設和城市面貌的很大改觀。杭州城市發展的特殊之處在於所轄地不廣，農田不多，農業經濟總量有限，但是城市經濟相對而言特別發達。這很大程度上是由杭州的交通優勢而決定的貿易便利，導致城市商業特別發達。到了唐後期，杭州在城市建設方面有了很大突破，體現在幾個方面：海塘和沙河的修建，西湖的整治和開發，六井系統的建設等等，都使得杭州的城市面貌有很大改觀，由聚落“點”，逐步沿運河匯成“線”，並向“面”擴展。另外，由於詩人的傳頌，西湖的整治，使得杭州美景名揚全國，美譽度和認知度得到很大提升，不過政治地位尚有很大不足。
再次，唐末是關鍵轉折時期。在唐末的動盪時期，杭州憑藉著軍事優勢，獲得了對越州、蘇州兩地的壓制性勝利，而成功脫穎而出，成為真正的區域中心。杭州的軍事優勢，是由於地處“邊緣”，而較早地出現了“鄉兵”這種紮根地方的軍事組織，而最終成型的“八都兵”在唐末大分裂局面中，奪得先機，佔據了軍事優勢。並進一步在擊敗越州、蘇州後，錢鏐一舉獲得浙東浙西兩道節度使頭銜，將軍事優勢轉換為了了政治優勢。而錢鏐堅定的執行“杭州本位政策”也使杭州的區域中心城市地位不斷獲得穩固。
最後，吳越國、北宋是鞏固發展期。吳越國時期，杭州發展的“紅利”與其“首都”地位有重要關係，人口的聚集，賦稅的集中等等，海外貿易的發達也使得杭州的城市經濟受人矚目；另外，東南佛國的建設，對杭州城市美譽度提升有很大作用。而北宋時期的杭州，雖然對本地區的經濟吸取力度降低，但也最大程度上繼承了吳越國時期的政治地位，成為兩浙路的路治所在，這也進一步鞏固了杭州的區域中心地位。而城市經濟和城市人口方面，也繼承了唐代以來的特色，並獲得了進一步的發展，甚至領先於全國。在城市美譽度上，“東南第一州”也獲得了時人的普遍認可。
陳志堅副教授
明代杭州的城市社會與生活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馮賢亮教授作題為《儇巧繁華：明代杭州的城市社會與生活》的報告，接續前兩位報告人的研究時段，他爬梳史料，以杭州為切入點，力圖展示明代城市社會發展的多樣化與生活變化的繁複。
報告首先從明代的環境入手，揭示區域內的自然環境與人工改造，時刻影響著當地民眾的日常生活與生產。杭州地區內部環境的差異極大，田土的肥瘠高下不等，對民眾生活都有很大的影響。“一方有一方之物”，所謂“山之竹木，海之魚鹽、澤國菱芡、斥鹵木棉、莽鄉羊豕之類”，不同的環境可以營造出不同的生存方式和生產選擇。以杭州為代表的明代中國東南社會,由於開發的加深、民生的廣泛拓展，出現了一些“窘迫”的景象，集中的體現就是所謂“人稠地狹”，由此導致人們的謀生之途發生許多大的變革，多樣化的經營或生產方式被導入進來，進而在一定程度上又促進了消費的興盛與生活的繁榮。杭州社會的情形很能體現明代社會與生活的複雜性。
此外，“江南水鄉”也是杭州的一大標籤。就河湖水系而言，杭州地區基本是以杭州城為中心而輔展的，包括了錢塘江及其上游富春江與桐江、松溪、葛溪、桐溪、韻溪、胥溪、武強溪、壽昌溪、與金華等府溝通的東陽江、通往皖南徽州府的新安江、湖州府的水源主幹道之一東苕溪，以及南方大運河的最後一段，內部各類小河溪港更是難以計數。行人、運貨、農田的增肥都不能離開船的運輸，水運也構成了杭州城市生活的一部分。
接著，馮賢亮將視角轉向了經濟生活。明代的杭州經濟生活繁華，城鄉經濟活躍，生活方便，信息便捷，流動人口較多，服務行業興盛，文人、鄉宦、青樓名妓、俠客頻出，更有許多奢侈性的消費場所。當時的社會生活景象，基本上可說是“人情以放蕩為快，世風以侈靡相高”。在嘉靖以後，風俗日奢，消費增加，既提供給民眾更多的就業機會，也使整個明末社會風氣發生較大的變遷，改變了嘉靖以前較為寬厚的政治風氣，使貪賄成風，且恬為不怪。
經濟生活的廣泛擴展，使得民間風習中的許多固有傳統發生著深刻的變革。譬如，歷來講求傳統禮儀的婚喪嫁娶都開始慢慢發生了轉變。在婚姻中，最違礙禮儀的當屬杭州地區流行的“荒親”禮。相傳此俗始於宋代，但極罕見，到明代中後期才流行起來，不僅一般平民，即便士大夫家也多有此舉，所以明代杭州地方官紳在編地方誌時，特地予以記載：“愚民無知，或不足責，奈何詩禮之家亦復如是?”明末文壇宗師錢謙益曾憶及錢塘江家曾行荒親之禮，而江家即為詩禮之家。這些都說明，杭州地區獨特的風習與時代的變遷頗有關聯。
馮賢亮最後指出，在明代中國，東南地區的發展較諸中國其他地域具有明顯的先進性；其繁複、多樣的經濟生活，城市與鄉村日常的諸多不同，民眾生活的起伏與風氣變革，都在這樣一個地域中展現得十分清晰。而杭州城作為東南大都會的特殊性與複雜性，又常常引起時人與後世人們更多的懷想，文人筆錄中展現出的各種細緻描述，從諸多側面豐富了明代杭州的歷史。
馮賢亮教授
閱讀更多 澎湃新聞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