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康旅游产业的发展定位是山水风情游，这种定位置放到全省的旅游格局中无可厚非，但与我们执相同资源禀赋的汉中、商洛的优势比较，我们则显得弱一些，比较起来看，商洛占短距离，汉中占三国文化，安康只占水资源。而安康与周边外省市的旅游优势比，武当的山、达州的山水特征、民风气象都具有较大的优势。因此安康市在旅游发展上更应走本源文化特色，打造全市的旅游亮点和精品。
一、构成安康汉水巴（本源）的因素分析
本源文化就是指远古的，在一个区域处于主导地位的文化因素，是一个区域文化的主线。关于安康的文化定性问题，安康一直用“秦楚风情、秦巴汉韵”做定义，对于安康的文化源流问题，一直用明清陕南大移民带入观点，并用“融南汇北，包容东西”看待安康文化。甚至一些人认为安康没有文化历史和没有文化特色。因此在对外宣传、打造地域特色和旅游定位问题上出现一些偏失或漏洞。要弄清这一问题，得解决几个文化生成之源问题。
1、关于安康在陕南的历史地位问题。
安康在春秋战国时被称为秦头楚尾。安康城西的五里刘营村曾设行政治所，后移至江北中渡台，安康城区位置时称“秦头楚尾一大都会”。据《雍大记》载：秦惠文王于公元前312年攻取汉水之中区域，设汉中郡，同时设西城县。汉中郡的最高行政治所设在西城县。当时秦惠文王所指的汉中是汉水中游地区，不是现指的汉中行政区域。当时的汉中郡下辖12个县。《汉书•地理志》讲：“汉中形势最重，时楚时秦。其十二县中首西城，次旬阳，三南郑。”汉中郡下辖的十二个县为西城、锡县、安阳、旬阳、长利、上庸（竹山、竹溪）、武陵、南郑、城固、褒中、沔县等。范围西起阳平关、东至郧关（湖北郧县）绵延千里。①为何西城为首——主要是抗击楚国取道竹山、竹溪到平利，对这一区域的进攻，进而延汉水而上入秦；②旬阳为何次之——主要是防楚联合韩魏遡汉水而上取秦国地域；③南郑为何第三——主要是防蜀取石牛道攻秦。因此，安康当时是整个陕南区域的政治、文化、军事中心。而这一中心一直沿续到东汉光武帝刘秀建武6年（公元31年）才中断，持续343年。汉中郡治移至南郑，“汉中”一词正式落户汉中，此时的汉中郡辖管西城。西城县范围为现汉滨、平利、岚皋、汉阴、紫阳五县。公元216年，曹操攻取汉中，将汉中一分为二，东部的西城郡划归荆州，自此安康一地与“汉中”之名分离。先后更名魏兴郡、金州、兴安等。
2、关于“汉”字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
西汉刘邦无元年纪。公元前206年在各路起义军攻取长安，灭秦之后，刘邦被封为汉王，领蜀、汉中全境。而当时的汉中并不叫汉中，叫南郑。当时的汉水流域以安康为中心称为汉中，因此刘邦封汉王史称“汉王都南郑”。由于刘邦封汉王发迹于汉水，他也认为汉水与天上银河相通，形制相同，故取国号“汉”，建立起汉朝。北方胡人、匈奴人等称汉朝人为汉人，而演成汉族。因此，汉字、汉族、汉剧等凡与“汉字”相关的文化符号都归于汉水，归于当时的汉中郡。因此，以安康为中心的“汉中郡”是汉族、汉字的得名之地。
3、关于安康土著人的源流产生问题。
远在新石器时代，汉滨境内的月河、汉江两岸已形成原始部落。五里的柳家河、花园的柏树岭、张滩的奠安等都留下了大量古先民生存的遗留之物和遗址，证明安康人类生存历史的久远，与关中的半坡、蒙古红山、河南庙底沟等同时存在于古先民生成历史之中。至于在安康产生有影响的人群首推巴人和巴族。“巴”是蛇的古文字。约4000年前，巴人的首领伏羲产生于甘肃成县仇夷山，伏羲是中国的文化象征符号，与神农炎帝的农耕符号、黄帝的政治符号，女娲的人类符号，蚩尤的战神符号并称中国五大文明符号。关于伏羲带领巴人的迁徙与发展壮大问题，中国民族史学家、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潘光旦，中国著名史学家、巴文化研究专家董其祥（重庆人）先生研究的统一的定论为：巴人首先从甘肃成县顺汉江而下，先在汉江上游（丹江口以上）地区生存，巴人与当地人相融合，因伏羲氏强悍，形成统领，形成“汉水之巴族”。伏羲氏为何沿汉江下，其理由是北秦岭、南巴山而阻。同时巴人喜水而居。汉水巴人在汉江上游生活约1300年跨越了夏、商、西周时期以后，首先人群得到极度扩张，并且形成了“爱国、勇武、质朴、尚义、刚烈、激情、包容、开放”的人文精神，于东周初期开始扩张。
汉水巴人在汉水上游生息的1300余年中，有几个辉煌的历史事件和事实值得骄傲。①武王伐纣时，巴人派兵参战。历史上著名的“巴师勇锐，前戈后舞，以凌殷人”的记录，讲述了汉水（安康）先民创造了前面打仗，后面歌舞取胜的战争法则；②西周时期周天子命师俗、史密二人率军联合南夷中的庐、虎、会等军队伐齐国，周人取得胜利，史密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并封为王，建王城于五里月河川道一带，史密作簋，以谢周天子。此物1986年在关庙镇王家坝墓葬中发掘而出，填补西周时期周王朝在安康活动的空白；③安康的传统音乐早期已很有成就和名声。《吕氏春秋•季夏纪•音初》记载：周昭王亲自率军征讨荆（楚）国，军队返回时渡汉水，桥断而坠落汉水中。其中一将军辛餘把他救起，周昭王便封辛餘为此方诸候，并居于汉水之域。他怀念故土，令世人创作音乐，在汉水一带流传。公元前630年左右，秦穆公到汉水采风，认为此乐典雅优美便采录而回，并把汉水音乐做为秦国音乐，此音乐后经刘邦在汉水发扬带入汉室宫庭。汉时，此音乐在四种情况下用：一是皇帝的生日；二是皇帝的葬礼；三是外国使节来朝拜；四是重要节日。除此之外，不得使用。由于此音乐的优美圣洁，历朝皇室一直延用，至宋，此音乐无迹。现西安唐乐的发掘，经音乐考古学者研究，认为许多因素就是巴人音乐；④勇武成风。巴人的英勇是非常著名的。汉以前的征战多用长柄兵器，而巴人用短兵器。战斗中的实施自杀性征伐，典型的武器是“巴式短剑”。通用巴式剑长约50公分，最长不过60公分。虽然四川、重庆、湖南、湖北出有巴式剑，但与安康的巴式剑比起来相对档次较低。安康有一巴式剑柄镶有红宝石和玉，而其它剑无。巴人征战中用的催战器具为“錞于”和鼓，而“錞于”安康出土的的是西周时期，而它地出的则多为战国时期；⑤巴人在汉水创造了属于自己民族的图腾“白虎”。因此汉水巴人也叫“白虎巴”。目前留存在安康的西汉画像砖“人射虎”“西城虎”等文物都印证此风的胜行。同时，安康群众生活中的幼儿“虎头帽”、“虎头鞋”，建筑用的“虎头瓦当”等也是这一文化的遗存。而用此做服饰、建筑用材的中国主要区域在汉水流域及湘西、鄂西、川渝一带，其它区域相对较少或没有。
当汉水巴人创造了自己的文明以后，便实行扩张方略。进入西周晚期，即公元前10世纪左右，便顺江而下到江汉平原开创天下。进入荆（门）襄（樊）宜地区的汉江平原地域。约300年后，这一带的巴人开始大规模扩张。一路东进至江浙建立“越国”；一路南下到鄂西、湘西生存。现湘西土家族就是典型的巴人后裔；一路沿湖北清江，史称“夷水”进入重庆、四川创建巴子国。后一分支进入云南西北部丽江一带，形成东巴族；一路北上至河南邓县与魏争天下被灭。正是因为这段“一枝四叶”的历史，四川的文化称为巴蜀文化、重庆文化被称为巴渝文化，鄂西北地区称“巴庸文化”，也就是说这些区域是先有巴文化的影响后有自己的文化定位。对这些文化定位，川、渝、鄂的当代民族史学家和文化学者都是认可的。尤其重庆、四川对他们巴人源流源自汉水上游有许多认定的结论。唯有湖北对此认为巴人产生于湖北武落钟离山，对汉水的巴人认为是逆汉水而上，但湖北的一些学者也对此不认为。
4、关于汉水在中国文明史中的作用。《孟子•腾文公下 》云：“水由地中行，江河淮河是也”第一次并提中国四大河。《左传》称：汉•水之祥也。郦道元《水经注》首称“江河淮汉”为中国四大古文明之河，后称为“中国四大母亲河”。关于汉水在中国文明历史进程中的作用问题，世界著名史学家、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许倬云在他的著作《万古江河》和做客中央10套“大家”栏目时对汉水在中国文化交流交融中的文化组带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他讲：在中国古代有几个区域的文化值得关注。一个是从陕西关中到河南一带的庙底沟。这一带的考古证实其文化层很厚，但是它的文化都远远不及它以北地区的文化强大，这一带没有产生多少有影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化大家，但它的最大特点是吸收包容，正是因为它的吸收和包容，这一带恰恰形成了许多王朝和文化影响；另一个是江汉文化，江汉文化的特点起初与庙底沟差不多。它也是注重吸收和交流才形成这一区域的文化特色。这其中，汉水在其中所起的连接作用非常重要。庙底沟文化和江汉文化这两个文化是中国中原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至于中原文化是定位于河南一带的说法是极为不准确的。华中师范大学教授黄尚明先生2008年在《华夏考古》著文《从考古学文化看汉水在中国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也对这一观点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巴人文化从汉水上游顺江而下与荆楚文化形成交融，荆楚文化溯汉水而上影响陕南地区并通过剑阁道影响蜀平原和通过陈仓道逐渐向关中西部、陇南地区辐射，蜀文化也是通过汉水通道逐渐而形成影响。为何汉水有交融作用，主要是其所处的地位关系。关于汉水的地位关系，从汉水流域人把“汉水”称为“汉江河”就可得到印证。在两汉时期，中原地区基本以汉江为南北界线，汉水以北的区域的水系基本称为河，汉水以南的水系基本称为江。汉水以北人称汉水为“汉河”，而汉水以南的人把汉水称为“汉江”。后来由于习俗关系，把汉水统称为“汉江河”。因此从此名的由来中也可看出汉江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总之，汉水是中国传统人文、文化的生成之地，组带之地，中华文明的始点之地。其所以这么讲的理由是：西周中期，最早记录汉水女神的是《诗经•周南•汉广》：“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汉代齐、鲁、韩、毛四家解读《诗经》的立点、取意、指向等问题歧意较大。唯对《汉广》注为“汉水女神”。对此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云：“江汉之间被文王之化、女有贞洁之德。诗人美之以乔木、神女、汉江为比。三家义同。”为何说此，因汉水上游古属周南，是《诗经》原始民歌的采录地，故成就了中华原典——《诗经》。世界著名学者，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博士所著《中国科技史》讲“汉水上游是古代世界的盛地，因为汉水发源于秦岭南麓，从这里有道路通往渭河流域，北面的关中地区和西南面的四川地区。因此在整个中国的历史上，汉水流域是长江流域和上述几个地区之间的著名通道，同时也是古老华夏文明的源头地。”
5、关于伏羲文化的遗存之论。
伏羲是中国文化始祖和中华文化符号。而以伏羲命名的山全国仅有三处，一处是甘肃成县仇夷山；一处是汉滨区坝河的伏羲山，亦称高王山；一处是河南郑州的“伏羲山”。仇夷山别名伏羲山成名于明代，河南郑州伏羲山成名于宋代。而安康汉滨的伏羲山唐初《十道要录》载：“西城有伏羲山。”以女娲命名的山极多，河南、四川、湖北、湖南均有，全国大致在12个。而受皇帝禅封的唯平利女娲山。宋代学者罗泌《路史》载“女娲立，治于中皇山，山在金州之平利，与伏羲山接，伏羲山在西城。”《路史》其所以做此记录源于唐高宗和武则天唐仪凤二年和垂拱年间的两件事：一是公元678年，金州怀让出生时长安东南霞光四照，太史瞻见，高宗认为“安民稳国之法器生”，便派员寻访，得是怀让诞生。便传金州太守韩楷亲往，达圣谕以慰家属。此事一直传为唐皇宫盛事。二是武则天如意年间，公元692—693年，武皇改唐为周后，敕封平利女娲山。其意为女当皇上，女娲应为首，而伏羲应退到次要位置，在一旁收冷落。为何如此？因中国历史上女娲、伏羲造人说之由。皇帝敕封一座山，并明指伏羲，说明汉滨之伏羲山是中国正统之文山。更进一步初证是巴人巴族巴文化在安康的兴盛与传扬。
6、关于巴人隐迹于世的原因。
自巴人从清江上至川渝，建立巴渝国以后，创造了非常著名的文化。如三星堆的文物就是例证。对此问题，黄尚明先生做了大量的比较和研究，认为三星堆文化就是巴文化的典范之作。其根本形制是汉水上游城固巴文物的继承和光大。因为巴人的经营，国家也变得非常强大，时常与楚国和秦国争地夺盘。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采纳司马错的主张，派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从石牛道伐蜀，蜀王派军迎战秦军于今四川剑阁县东北，蜀灭，秦军乘胜攻灭巴国，擒巴王而归。然由于巴王的魅力和号召力影响，不久巴人又在四川宣汉县罗家坝再建国都，举巴国旗以反秦人，巴人勇自与秦战。张仪下令见巴人齐杀，不论老幼，并下灭巴人令。为保命，巴人不敢言“巴”。而会同其它氏族而相生相伴，这也就是史称的“巴人一夜不见”的渊源，其实巴人已汇入中华大血脉之中，继续传承自己的文化。
7、关于安康移民文化之疑？
无论任何文化都伴随人群的生息而存亡，都伴随物产和风情的式样而衍生。
总揽中国文化，大致可划分为三秦文化、三晋文化、齐鲁文化、中原文化、楚文化、越文化、蜀文化、三湘文化、岭南文化等。这些文化也随战争、灾害给人类的打击而发生演变。据1983年军事译文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代战争史》统计，自黄帝与蚩尤涿鹿之战起至太平天国结束，发生在中国的大地上的战争达3000余个。早期仅商朝《卜辞》中就记载61次，春秋时期的242年间各种战争448次，战国时期、仅大规模战争就有222次。因此孟子说：“春秋无义战”，自秦以来的2000多年间的20多个朝代的变化，每次变化都是以人口死亡过半数以上作为代价的。在此，仅以秦文化人口和蜀文化人口作为例证。秦地——①秦末农民战争共历10年。秦末年有2000多万人，到汉初，原来的万户大邑只剩下2200余户，原有人口消减了70%以上；②汉武帝伐匈奴50多年，人口再减一半；③西汉末年混战20年间，西安区域人口数从68万减到28万，大荔从91万减到14万，兴平县从83万减到9万，损失率总体超过70%；④南北朝混战，公元311年，刘曜攻长安，关中地区人口仅余1.5%；⑤安史之乱，整个黄河流域人口惨死四分之三；⑥黄巢起义，关中地区百姓净尽，赤地千里；⑦明末战争混战54年，明末人口为1亿左右，到清世祖时只剩1400万，锐减80%多。而此中，关中地区的大饥荒还到了人相食的地步。其大地震、自然灾害的人口损失在此不论。蜀地——①三国鏖战的60多年间，战争区域人口由公元156年的5007万，到公元221年下降到90万，损失98.3%；②忽必烈屠杀北方汉族平民52年间，杀人7000万，人口损失达91%。而在四川当时人口约2000万，屠杀后竟然不满80万元，几乎成了无人区；③1644年，张献忠攻陷成都，下令屠城三日，累计杀人20余万。《温江县志》上载：由于张献忠屠剿“人类几灭”。张献忠死后13年（1659）年清查户口，全县仅存32户，男31丁，女23口。《简阳县志》载：“明末兵荒为厉，概成旷野，县仅存士者14户。”这仅是战争对两地人口和文化的破坏，至于灾难、疫情就不论述了。列此两地的情况，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历史上蜀（渝）地的历史上大移民6次，关中大移民4次，而不断的移民不计其内。由于移民的因素，是否也可说蜀（渝）和关中是移民文化？本人认为不可。而其根源在于，移民进入以后与土著人相生，移民是长时间的，以滚雪球的形式相聚的。俗语中的“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在文化风俗的形成作用不可忽视，何况，移民的人并非强者，而重大灾难能存活的人必然不会弱。先去的移民随土著风俗，而后的接续相传，并带入移民本身的文化与新移之地（土著）文化交融交汇，在生成新的文化特色。这特色也就是区域的文化秉性。
安康由于秦岭、巴山的阻挡，在历史上人口虽然有波动，但其损失程度和关中、蜀地相比要小的多。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仅西城郡所统之汉中郡九县就有人口22.6万元，占全省总人口的7.1%，东汉及三国混战完，虽经历“家家有僵死之痛，室室有嚎泣之哀”，但西城县有人口5万之众。唐天宝元年，金州6县有人口57929人。此后经300多年战乱，人口下降至1.2万人左右，迎来一次人口移民。至宋崇宁年间，金州五县人口升至65674人；后因金人入侵，安康沦为战场，再加上灾害，金州降为散州，人口损失十之七八，不足万人；迎来第二次移民潮；至明隆庆年间，兴安州人口上升至34133人；然自明万历二十三年（1693年）以后安康连续出现三次旱灾和水灾，大批灾民外逃，再加上明末清初的农民起义等安康（兴安）一地人口损失80%，迎来第三次大移民，经过近200年的生息，至乾隆52年安康（兴安府）有38.2万人。自此安康人口基本稳定发展。
虽然安康经历了唐末、元末明初、明末清初的三次大移民，但每次移民之时，安康的土著人皆有生存，也就是说，巴人巴族巴文化一直在安康和汉滨繁衍生息，创造着与其它地域不同的文化特质。因此，说安康是移民文化是值得商榷的。（作者系汉滨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文联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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