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朱自清的散文、詩作中，我們能讀到一個儒雅文人的形象。而如果你讀到他對當時教育流弊的痛斥，大聲疾呼：“我斥責那班以教育為手段的人！我勸勉那班以教育為功利的人！我願我們都努力，努力做到那以教育為信仰的人！”你會覺得他像一個真正的民主戰士。
教育的價值是在培養健全的人格，這已成了老生常談了。但要認真培養起來，那卻談何容易!第一教育者先須有“培養”的心，坦白的，正直的，溫熱的，忠於後一代的心!有了“培養”的心，才說得到“培養”的方法。像以上所說的校長教師們，他們口頭上雖也有健全的人格，但心裡絕沒有健全的人格的影子!他們所有的，只是政客的縱橫捭闔的心!如何利用別人，如何愚弄別人，是他們根本的態度!他們以教育為手段，同時也以別人為手段。康德說得好，人總須彼此以“目的”相待，不可相視作“手段”；他希望將來的社會是一個“目的國”。我想至少學校是“目的國”，才有真教育可言!
不足與言教育的，我們內地裡有些校長與教師，我們真也不能與言，不必與言了。但前文所謂上等教育人才的，又如何呢?我意現在有許多號稱賢明的校長教師，都可列在這一等內。他們心目中的教育，可以三語括之：課功，任法，尚嚴。
課功是指注重事功而言。如設備求其完善，學業成績求其優良，畢業生願升學與能升學(能考入大學專門)的，求其多，體育成績於求優良之外，更求其能勝人：都是所謂課功。事功昭著於社會，教育者之責便已盡了。
因為要課功，便須講效率，便不得不有種種法則以督促之。法則本身是沒有力量的，於是必假之以權威。權威有鞭策之功；於是愈用愈愛用，而法則便成了迷信了!
在任權信法的環境中，尚嚴是當然的。因為尚嚴，所以要求整齊劃一；無論求學行事，無論大小，差不多都有一個定格，讓學生們鑽了進去。江蘇有一個學校，乃至連學生剪髮的事都加規定；他們只許剪平頂，不許剪他種樣子，以表示樸實的校風。
抱以上這三種見解而從事於教育的人，我也遇過幾個。他們有熱心與毅力，的確將教育看做一件正正經經的事去辦，的確將教育看做一種目的。他們的功績，的確也不錯。我們鄰省的教育者，有許多是這種人。但我總覺他們太重功利了，教育被壓在沉重的功利下面，不免有了偏枯的顏色。
太注重“學業” “忽視了“做人”，便成了跛的教育我總覺得“為學”與“做人”，應當並重，如人的兩足應當一樣長一般。現在一般號稱賢明的教育者，卻因為求功利的緣故，太重視學業這一面了，便忽略了那一面；於是便成了跛的教育了。跛的教育是不能行遠的，正如跛的人不能行遠一樣。功利是好的，但是我們總該還有超乎功利以上的事，這便是要做一個堂堂的人!
學生們入學校，一面固是“求學”，一面也是學做人。一般人似未知此義，他們只曉得學生應該“求學”罷了!這實是一個很重要的誤會，而在教育者，尤其如是。
一般教育者都承認學生的知識是不完足的，但很少的人知道學生的品格也是不完足的。其實“完人”是沒有的；所謂“不完足”，指學生尚在“塑造期”(Plastic)，無一定品格而言；——只是比較的說法。他們說到學生品性不好的時候，總是特別搖頭嘆氣，彷彿這是不應有的事，而且是無法想的事。其實這與學業上的低能一樣，正是教育的題中常有的文章；若低能可以設法輔導，這也可以設法輔導的，何用特別搖頭嘆氣呢?要曉得不完足才需來學，若完足了，又何必來受教育呢?
學生們既要學做人，你卻單給以知識，變成了“教”而不“育”，這自然覺得偏枯了。為學生個人的與眼前浮面的功利計，這原未嘗不可，但為我們後一代的發榮滋長計，這卻不行了。機械的得著知識，又機械的運用知識的人，人格上沒有深厚的根基，只隨著機會和環境的支使的人，他們的人生的理想是很模糊的，他們的努力是盲目的。在人生的道路上，他們只能亂轉一回，不能向前進行；發榮滋長，如何說得到呢?“做人”是要逐漸培養的，不是可以按鐘點教授的。所謂“不言之教”“無聲之誨”，便是說的這種培養的功夫。
教育者須對於教育有信仰心要從事於此，教育者先須有健全的人格，而且對於教育，須有堅貞的信仰，如宗教信徒一般。他的人生的理想，不用說，也應該超乎功利以上。所謂超乎功利以上，就是說，不但要做一個能幹的，有用的人，並且要做一個正直的，坦白的，敢作敢為的人!——教育者有了這樣的信仰，有了這樣的人格，自然便能夠潛移默化，“如時雨化之”了；這其間也並無奧妙，只在日常言動間注意。
但這個注意卻不容易!比辦事嚴明，講解詳晰要難得許多許多，第一先須有溫熱的心，能夠愛人!須能愛具體的這個那個的人，不是說能愛抽象的“人”。能愛學生，才能真的注意學生，才能得學生的信仰；得了學生的信仰，就是為學生所愛。那時真如父子兄弟一家人，沒有說不通的事；感化於是乎可言。
但這樣的愛是須有大力量，大氣度的。正如母親撫育子女一般，無論怎樣瑣屑，都要不辭勞苦的去做，無論怎樣哭鬧，都要能夠原諒，這樣，才有堅韌的愛；教育者也要能夠如此任勞任怨才行!這時教育者與學生共在一個“情之流”中，自然用不著任法與尚嚴了。
法是力量小的人用的；他們不能以全身奉獻於教育，所以不能愛——於是乎只能尋著權威，暫資憑藉。但權威是冷的，權威所寓的法則也是冷的；它們最容易造成虛偽與呆木的人!操行甲等而常行偷竊的學生，是各校常見的。循規蹈矩，而庸碌無用，但能做好好先生的學生，也是各校常見的。這都是任法尚嚴的流弊了。
更有一件，權威最易造成或增加誤會；它不但不能使人相親相愛，反將使人相忌相恨!我曾見過江蘇一個校長，他的熱心毅力，我至今仍是佩服。但他任法尚嚴，卻使他的熱心毅力一概都埋沒了!同事們說他太專，學生們說他太嚴；沒有說他好處的!他於是成了一個孤獨的人。後來還起了一次風潮，要驅逐他去職!這就是權威的破壞力!我以為權威絕對用不得；法則若變成自由的契約，依共同的意志而行，那還可存；總之，最要緊的還是人，是人的心!我對於那些號稱賢明的教育者所持的功利見解，不以為不好，而以為不夠；我希望他們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我的意思，再簡單的說一說：教育者須對於教育有信仰心，如宗教徒對於他的上帝一樣；教育者須有健全的人格，尤須有深廣的愛；教育者須能犧牲自己，任勞任怨。
我斥責那班以教育為手段的人!我勸勉那班以教育為功利的人!我願我們都努力，努力做到那以教育為信仰的人！
（本文節選《教育的信仰》，1924年10月16日，《春暉》第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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