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獄，顧名思義就是因為文字的原因而構成的罪案。在古代封建主義社會里，統治者們往往會借“疑似影響之詞”，羅列罪狀，濫殺無辜，以達到消除那些“不聽話”的文人、維護統治的目的。文字獄一般都是冤獄，是反動統治者為了防止和鎮壓知識分子的反抗，故意從作品中尋摘字句，羅織罪名構成的。
在封建社會，文字獄通常十分殘酷，且有特定的“受眾”，可以說，文字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乃是針對知識分子的“特種刑庭”。一般獄訟，往往都是先有犯罪嫌疑或行為，然後再據以判處，文字獄卻不是這樣，它往往是先有特定的對象，可又找不到對方的錯處或無法定他的罪名，於是就在他的作品中找證據，以此定刑。而文字獄的量刑一般都很重，嚴重者不但會招致殺身之禍，甚至會連累所有親戚——滿門抄斬乃至株連九族。/<font>
西漢時，司馬遷的外孫楊惲官當得不錯，但人際關係比較不靠譜。他本人又愛寫些酸溜溜的文字。本來很正常的一些話，卻讓政敵戴長樂抓住了把柄，將一封檢舉信遞到了中央，稱楊惲“誹謗當世，無人臣禮”。這是一條“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告發語，妙在無論有無證據，從正反兩方面來看都能發現告發者的忠誠和為國家著想的胸懷，都可以撼動皇帝的思想。果然，楊惲很快被“雙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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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真是奇妙無比，偏偏五鳳四年（前54年），天上很正常地出現日食，科學知識不夠的古人以為這是老天爺的警告，人心惶惶。楊惲沒處好關係的一個僕人趁機上書西漢朝廷，說楊大人居家時愛講牢騷話，日食就是他驕奢不悔招致的。皇帝火大，派人前往查證，結果在楊家搜得《報孫會宗書》。這封信是他回答友人孫會宗的，內有“宣帝見而惡之”，本來是說漢宣帝看見孫會宗不喜歡，但皇帝把語義搞錯了，以為是自己招別人厭，皇帝很生氣，後果很嚴重，楊惲不久以“大逆不道”的罪名被腰斬，楊惲的老婆孩子也遠徙到了甘肅酒泉。/<font>
說起文字獄，清朝是最多的，其實不止是清朝，每個朝代都有文字獄的影子，只不過清朝是滿族王朝，統治者的神經更為敏感，忌諱也更多，故而案件連發而集中，吸引了很多人的眼球。別的王朝與清朝比較起來，不過是五十步百步之差。從楊惲事件可以看出，統治者對臣子的伺察歷來是極其嚴格的，神經也很脆弱。
統治者的目的是要讓讀書的人服服帖帖，哪曾想這裡面卻誕下一個怪胎，除了思想的河床逐漸乾涸以外，想升官發財的人又看到了另一條門路，告訐，用犧牲別人的手段來為自己吃官飯鋪路。
莊廷鑨《明史》案打的也是“為國家著想”的旗子，這個案子的處理結果是70人同時遭凌遲、重闢、處絞。它成功地教訓了文化人，使他們老老實實鑽入故紙堆，考訂、整理史籍，但也禁錮了思想，抑制了各種學術發展。同時，誣陷、威脅、勒索他人之風，也愈演愈烈，社會風氣為之一變。
莊廷鑨是湖州富戶，而且是個盲人，大概是受“左丘失明，厥有國語”的鼓舞，也想搞一部史學鉅著。但他自己並不怎麼通曉史實，當時的思想家顧炎武又瞧不起他，為了臉上有光，出錢從明天啟朝內閣首輔朱國楨後人手中買了史稿，又延攬江南有志於纂修明史的士子，補齊了崇禎朝和南明的史事。書成後，題名為《明史輯略》。為了彰顯才能，莊廷鑨把此書標為自己所著。
在這部書中，敘述南明的故事時，仍奉南明年號，還直寫努爾哈赤的名字，斥罵降清的明將等。這書剛刊刻時本來沒事，但是因為莊廷鑨的父親莊允城虛榮心太重，在沒經人允許的情況下，把江浙名流查繼佐、陸圻、範驤三人列成了參訂者。這事情傳出去以後，三人很窩火，認為莊允城沒有一點版權意識，且不知道書中內容違不違禁，一怒之下把這事捅給了浙江教育局（浙江學道）。令三人沒想到的是，錢的力量是巨大的，莊允城得知此事後，很快用錢擺平了浙江教育局和浙江省委。莊允城天真地以為，有這些大員撐腰，自己也就沒什麼問題了。
然而，三人在背後戳《明史》的消息傳開後，很多居心不良的人也看到了希望，雖然很艱難，但有希望總比沒希望好吧。一個叫李廷樞的也買了這書，拿到湖州市長（湖州知府）陳永命處去告，不過陳早收了莊家的錢，把書沒收後再把李趕回了老家。一氣之下，李廷樞把書轉給了自己的親家吳之榮。
吳之榮是個無賴，心眼也多，早前就是個敲詐行家。得知此事後，先是去莊允城家敲竹槓，被莊拒絕。吳之榮轉過頭來向浙江軍區司令（鎮浙將軍）柯奎處告。柯奎委婉地向吳之榮表示，自己是武將，不是文職，不管文字官司。吳之榮回過頭再去莊家索賄，莊家派遣女人出戰，在女人的口水中，吳之榮憤恨而退。
在不打倒莊家誓不罷休的缺德心眼驅使下，吳之榮最終把這事捅到了中央，寫下“造寫逆書”的牌子向最高人民檢察院（刑部）指控。刑部很重視這個案子，派人找到原書，落實罪狀。結果，凡參與纂修《明史》，以及寫字、刻板、校對、印刷裝訂的人和賣書、購書、藏書以至於閱過此書者都大禍臨頭了。死了躺在棺材裡的莊廷鑨也未能倖免，墳前的牌坊被搗毀，棺材被劈爛，屍體被剁成碎塊。
在明史血案的背後，吳之榮卻以大功升官，不只得到了莊家一半財產，而且當上了京官。
實際而論，發生如此慘烈之案的起因，只為一個“錢”字——告訐者為錢——富豪以錢賄賂官員——富豪拒絕告訐者——進京告發。令人掩卷而思的是，這樣卑鄙的事情，卻是在“國家利益”的大旗下進行的。吳之榮告發時稱那是“逆書”。何為逆書？說白了就是政治不正確之書。約略說來，告密的原因，大致有三種：認為被告者的行為大逆不道；報復被告者；利益驅使。無論哪一種，告密者多用高尚的理由做盾牌。
對告訐風氣的危害，乾隆時期的曹一士說“述懷詠史，不過詞人之習態，不可以為援古刺今”，並希望朝廷對這種案子放鬆點，沒必要掐得那麼死。乾隆也意識到此風不可大長，開始對一些誣告者律以反坐。此後，告訐之風才有所收斂。
古人云，亂自上做。清廷根本沒有逸出這個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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