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金堂：被“捎带”打死的老村长
“公审大会”召开的当天中午，记者来到大峪口村，想去几户受害者家中采访，但看到的只是一个个大门紧锁的宅院。最后，在胡文海三弟胡润亮的指引下，记者来到被胡文海杀害的原村长冀金堂家。
“那些受害者家里没人，可能是他们害怕，躲出去了……我们也害怕，但我们没地方可躲。”冀金堂的女儿冀志红说。
冀志红原在榆次城里一个双语幼儿园当英语老师。父亲被胡文海杀害，母亲被重伤后，冀志红就辞了职，专门在家照顾母亲。
冀金堂，53岁，原大峪口村村长，后为村办煤矿会计，村民们对他的评价是“忠厚、老实”。据胡文海在法庭上供述，他杀冀的原因是“高家兄弟暗杀我的第二天，冀金堂在矿上说胡文海不是东西，劈死他活该”，为这，此前胡文海已经打过冀金堂一次。
但冀金堂否认他“散布”过类似“坏话”，并当着胡文海的面，叫来说他“散布坏话”的人对质，谁曾想胡文海仍然对他下了杀手。
冀金堂家在村口公路边开了个小卖部，晚上他和老伴都睡在那里。10月26日晚9时多，胡文海来到小卖部门外，打碎一块窗玻璃，将猎枪伸进去，对准两人开了枪。
“我本来不知道是谁开的枪，但胡文海打完临走时，还说了一句：‘让你们再活！’我听出来声音是他，怕抓不住他，孩子还会受害，就用自己的血，在墙上写了一句：‘文海害人。’”身中两枪竟然没死的胡拉弟对记者说。
冀金堂的家很干净。午后的阳光暖暖地从玻璃窗照进来，洒得满地都是。
“我妈说：不用问了，心烦。问也没用，没人给钱……”冀志红将她母亲难懂的方言“翻译”给记者听。重伤的胡拉弟住院37天，伤没好就回家了。“没钱，看不起。”家里连看病带办丧事，已花费了2万多元。如今她的肝上、脊柱上还有子弹，生活不能自理。医生不敢为她取脊柱上的子弹，说取了就会下肢瘫痪。“已经活成个这了，无所谓了……说多了冒犯人家。”胡拉弟说。
冀志红对她母亲的话加以注解：“事已经出了，人已经亡了，伤的已经伤了，钱也已经花了……说什么都没用了。”
居家过日子的平民百姓，胆小怕事是常有的心态，因为我们承受不起犯错误的沉重代价—哪怕一个普普通通的错误，就可能招来终身的灾难！因此我们没法不谨小慎微，没法不怯弱退让。如果说作为前村长夫人的胡拉弟，曾经有过比大峪口其他村民稍多一点的自信和坦然，那么，在那个有着圆月的晚上，当胡文海用猎枪击毙她的丈夫，之后又抬枪将她轰倒之时，这砰然巨响也同时轰灭了她全部的自信和坦然，使胡拉弟迅速倒退到比一般村民更为彻底的瑟瑟发抖中。
无疑，一个大多数人都胆小怕事的群体，最容易被少数黑恶势力所控制，任黑恶势力恣意妄为，欺行霸市，鱼肉乡里。但谁也没有理由来过分指责这些本分、怕事的人们—如果包括法律在内的社会制度不能为人们的生存提供应有保障，则胆小怕事几乎是绝大多数人苟全性命的唯一选择。
刘海生：“这个社会太不安全！”
刘海生站在村里第3座煤矿的办公室前迎接记者。他今年42岁，长得黑矮敦实，身穿黑色皮衣，头上戴着一顶灰色休闲帽，一看就是见过些世面的人。
刘海生1987年～1996年在大峪口村煤矿当矿长，是“10·26”案发前，胡文海的主要告状对象之一。胡文海状告他与原村支书胡根生在1992～1993年贪污500多万，并与李利生等人共同指使高家兄弟将他“往死里闹”。
刘海生说，出事前，他跟胡文海甚至没抬过杠，但也有一两年没说话。2000年的一天，他坐矿上的吉普车去榆次，上车后看见胡文海，还给他让了一根烟，但胡文海没接。
刘海生：“我跟胡文海原来处得相当不错，后来知道他在告我，因为我没贪污，所以也不当回事……再说，就是他对我有意见，也不至于杀人吧？”
那天晚上，当胡文海以为自己干掉了胡根生后，随即就来杀刘海生，但刘海生不在家，只有租住他家的几个河南民工在院子里乘凉。于是，胡文海就骑走了刘海生的摩托车，在全村大开杀戒。
当胡又打死10人、打伤1人，双手沾满了鲜血后，再次来到刘海生家院墙外。由于这里的宅院都是依山势而建，因此，虽然刘海生家的院墙高达2米，胡文海站在高处，仍能清楚地看见院子里的刘海生。此时，刘海生背对着胡文海，两人相距12米。胡文海瞄准刘海生的背影，连开两枪，打中了他的腰部、头部。
刘海生不知道谁在打他。但当他听见胡文海来到院门前，大叫开门时，他不顾一切，爬起来就跑。胡持枪进入院子，没追上刘海生，进屋看见了刘病卧在床的父亲。他问胡文海有什么事？胡说：“睡你的觉，跟你没关系。”转身出去了。
后来，在法庭上，胡文海对刘海生说：“我要是滥杀无辜，你父亲就活不了了。”住院期间，刘海生花费5000多元，体内70多颗子弹，取出了20多颗。刘海生说：起码还要再做两次手术，才能把体内的子弹清除完毕。
刘海生也认为胡文海杀人，“高家兄弟打他是主因”，他说：“高家老大(高彦苏)脑子有问题，不然，借他8个胆也不敢打胡文海。”他断然否认自己指使高家兄弟劈胡文海。
14条人命灰飞烟灭，自己也曾死里逃生。刘海生对这起血案的评价是：“该死的就死了，不该死的还活着。”
刘海生推测，当天晚上，胡文海持枪押胡根生、李继出来，本来是想吓唬他们，并没有杀人的准备。“他当时连交通工具也没备好，作案后骑着自行车就跑了，一直跑到太原公路上，才截了辆出租车。”
那天晚上，当李继听见公路上有警车的警笛声，顿时胆壮，跟胡文海说：“有种你朝我头上打！”“吃软不吃硬”的胡文海，顿然起了杀机！
一审法庭上，李继的儿子质问胡文海：“你为什么杀我父亲，他们跟你有仇，我父亲跟你没仇！”
胡文海回答：“他是自找！我的杀人名单上根本没他—如果我要计划杀他，就把你们全家也都杀了，你还能站在这里吗？”
案发后，榆次区纪委成立了专案组，对胡根生、刘海生都进行过调查，查阅了1992、1993年村煤矿的账。刘海生还不知道这次查账结果，但他坚称自己没有什么问题，因此很坦然。
此前，村里的前两个煤矿已出售给私人了，第3个煤矿也承包给了一个外村人，刘海生说自己现在是给人家打工。
记者问刘海生，此前大峪口曾否发生过类似的恶性案件？刘海生想了想说：去年，村里有一个年轻人，“相好的”跟他分手了，他就抱着炸药，去“相好的”家里，把夫妻俩都炸死了，自己也当场毙命。因所有当事人都已身亡，所以此案就不了了之。
记者问他遭此巨大变故后，内心有哪些感受？“是不是更热爱生活了？”
“屁！”刘海生说。“社会太不安全了！胡文海的枪是谁卖出去的？为什么不早点收回来？……大峪口村很多人原来家里都有枪，两年前公安局统一收走了。我是村支委，我的枪比胡文海的好，是‘七连发’，才买了七八个月，一次没用就缴了，白花1万多块。”刘海生咂舌可惜不已。
“出了事儿，政府没给受害者一点儿补偿，哪怕说句话也行呀……现在的社会，安全感简直太差了！”刘海生说出了他的感慨。
刘海旺：“我冤枉，但也没办法……”
“刘海旺，你给我劈他！你不劈，我把你也干了！”2001年10月26日夜，手持双管猎枪的胡文海将李继一枪打死后，随即又把枪口对准了胡根生，但这一枪竟是哑弹！胡文海急忙拉开枪栓，将哑弹退出，重新装填子弹，在这个时候，胡根生扑过去，抓住了他的枪管。
两人进行了怎样的搏斗，现在已不可知(胡根生跟警察说自己“拼死夺枪”，胡文海的说法则是胡根生抓住枪管，跪地求饶)，两人难舍难分之际，胡文海向一旁目瞪口呆的刘海旺发出一声断喝！
劈，还是不劈？手持消防斧的刘海旺犹豫不决。一审庭审中，审判员发问：“刘海旺，胡文海用猎枪把李继打倒之后，紧接着又向胡根生开了一枪，结果是哑弹，没有打响。在这个情况下，胡根生有这个条件、这个机会和胡文海争夺枪，就是说他枪里这个子弹没有打响，不可能击发了。在这种情况下，胡文海占有什么优势？如果你用斧子去制止胡文海的话，我觉得你完全有可能控制这个局势……”
姑且不论审判员话中本不该有的倾向性，只说这种假设的前提，是把刘海旺当成了见义勇为的英雄。可惜刘海旺不是英雄，他只是一个在家里连鸡都不敢杀，但却想帮朋友调解的好心人，而当时的情况似乎也不允许刘海旺从容地做出理性抉择—在亲眼目睹了近在咫尺的活生生的李继被胡文海突然一枪打死，接着又看到了两“胡”殊死搏斗的极度惊险场面，怯懦的刘海旺能否继续保持心智清醒，实在是个问题。
震悚之下，他更可能是本能地做出了抉择—在事后接受法律制裁和被胡文海当场打死这两者之间，他本能地选择了前者。
刘海旺举起消防斧，张皇失措地向着胡根生的肩膀劈去。
“我爸一米七六的个头，身材那么魁梧，又拿着那么大一个消防斧，真想杀胡根生的话，一下子就把他脑袋劈成两半儿了，肯定不会只让他肩部受伤。”刘海旺的女儿刘娟对记者说。
事后，胡根生咬定刘海旺劈了他两斧子，分别劈在头部和肩部，公诉人对刘海旺的起诉中沿用了这一指控，但刘海旺坚持说他只劈了胡文海一斧；刘的律师在胡根生就医的晋中市第一人民医院也找到了“胡根生头部的伤口是枪伤”的证据，但这一证据未被法庭采纳。
刘海旺被捕时头发还是黑的。两个月后开庭时，已是白发苍苍。42岁的刘海旺，看起来比47岁的胡文海还要苍老。
2002年1月25日，刘海旺的末日。早8时，当审判员问被押出看守所的刘海旺还有什么要说时，刘海旺木然回答：“没有了。”当他走到大门口，太原电视二台的女记者把话筒伸到他面前：“刘海旺，说几句话吧。”刘海旺终于忍不住了：“我冤枉得厉害，因为我不知道他们要杀人。我反正是属于一个好心人，从中调解，谁知道产生了悲剧……”
仔细推究起来，这场血案的起点还在于刘海旺，只是那时他一心想调解两个朋友之间的恩怨，而最后这种血腥恐怖的结果，是他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到的。
刘海旺是榆次区北山煤矿工人，家有3个上学的子女，妻子没有工作，还有亲戚要照顾，因此经济很是拮据。去年，刘海旺曾向胡文海借过1.2万元。在借钱过程中，胡文海跟他谈起自己的脑袋被人用铁锹劈过，现在还挺疼，他怀疑这事儿是胡根生指使的。刘海旺一听胡根生，说我跟他挺熟的，冤家宜解不宜结，我帮你们调解一下，怎么样？
胡文海同意了。刘海旺跟胡根生一讲，胡根生也同意了。双方约好了调解的时间、地点。10月26日晚上，胡根生租车来叫刘海旺，一起去了胡文海家。
刘海旺懵然不知：对这场“调解”，胡根生和胡文海双方都有别样的准备，双方又都对他怀了戒心(胡文海在法庭供述：当天下午，他在果园里对二弟胡青海说，担心刘海旺被胡根生收买，因此让他晚上过来一下；而一审过后，刘海旺的小女儿乘坐公交车进城时，无意中听见同车的南迷沟煤矿两名矿工对话。这两人说，那天晚上，胡根生让他们也去胡文海家。他们站在房顶上，还拿石头砸过胡文海，没砸着。不然的话，胡根生就不会被他们劈了。因刘海旺女儿没记住这两名矿工的相貌，律师无法进一步求证，所以未向法庭提交这一证据)。
胡根生一到胡文海家，就失去了自由。后来胡根生打电话叫来了售煤员李继，李继随即也失去了自由。
胡文海：“我让胡根生、李继交待：第一，何时、何地、由何人指使高家兄弟往死里闹我？闹我的原因是什么？第二，他们贪污了几百万，谁人名下分了多少？给我写个材料，我作为护身符，我放上，他们就不敢杀我了。”
这样的材料，胡根生和李继是万万不会写的，所以他们立即遭到一顿暴打。当胡家兄弟殴打李继、胡根生时，刘海旺说他也曾拦阻过，但“拦不住”；他也曾劝李继“不行你就给他瞎讲点，先混过今天，咱们保住命再说呀”。但李继不听。
一个律师说刘海旺那天是“鬼催的”(意为被鬼所迷惑、催逼)：如果胡文海押李继、胡根生出门时，胡青海未曾递给他一把消防斧，他就不会成为“主犯”了；又如果胡文海一枪把胡根生干掉，刘海旺也用不着违心地劈胡根生一斧了。“那么多子弹，怎么就偏偏那一颗是哑弹呢？”
然而，如果说此前刘海旺的行为都出于迫不得已，那么此后他的一系列表现，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一个善良的法盲是怎样一次次丧失了活命机会，而最终将自己送上刑场的。
“我不和你闹了，我跑呀。”刘海旺跑出十来米后，胡文海叫住他，掏出1000多元钱塞到他手里。刘海旺接过钱，继续往前跑。路过一处苹果园时，他发现手里还抓着消防斧，赶忙扔下了。
接着，充满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刘海旺往山底煤矿方向逃跑，装死躲过一劫的胡根生爬起来后，也往山底煤矿跑，两个人竟然在煤矿附近“狭路相逢”！
根据刘海旺的说法，两人碰面后，刘把“血肉模糊”的胡根生搀扶到一块石头上，两人小坐片刻，还有了如下一段对话：
刘海旺：“你看，咱们都是兄弟，我也是出于好意给你们办事，你看这办的是什么事呀，可以说出了天大的乱子了！我还劈了你一下……”胡根生：“没事儿，没事儿……”
刘海旺以为胡根生已经原谅了他。但胡根生后来在公安机关供述说，当时，他怕刘海旺进一步加害他，所以才以“没事儿”相敷衍；再后来，胡根生干脆说自己手持一根钢棍，逼退了还想害他的刘海旺。
因两人对此事的说法相反，“形成一对一的证据体系”，因此法庭对刘海旺这一供词不予采信。
胡根生去煤矿报案，刘海旺继续往前跑，他跑到张村一个好朋友贾明亮家，向贾讲了事情的大致经过，并提出要报警。两人打车来到一个公用电话亭，拨打了110。
电话接通后，贾明亮拿起话筒报警，但留给警方的“报案者”姓名是“刘海旺”。两人没有讲出刘海旺劈了胡根生这一事实，而只报称“胡文海杀人了”。
刘海旺在贾明亮家里窝藏了差不多一天时间。在这一天里，贾明亮到大峪口村探听消息，回来跟刘海旺说胡文海又杀了十几个人，刘海旺惊得魂飞魄散，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我爸不懂法，可能他以为这是朋友之间的事儿，跑了就没事了。”刘娟说。当晚10时许，刘海旺乘坐一辆出租车逃跑，不久即被抓获。
在被捕前的24个小时内，刘海旺一次次地想抓住活命的机会，但却一次次地落空，就像一个掉到水里的人，屡屡抓住岸边的水草，却又屡屡重新滑落水中—他与胡根生“戏剧性”重逢后仅仅向其表达了歉意而没有进一步救助；他虽打110报警却并未投案自首；他在听说胡文海又杀了十几个人后，更不该惊惶出逃，以为这种事情也可以“一走了之”……
刘海旺上了押赴他去公处大会会场的卡车。他的两个女儿哭着扑向车厢：“爸爸，你冤枉啊！”刘海旺颓然垂下了头：“冤枉也没办法……”
“千万不要违法”
在刘海旺被执行枪决的第二天中午，记者来到他家。刘海旺的家在晋中北山煤矿大门外，煤矿集体宿舍里，共占了两个八九平方米的房间，一间做厨房，一间做卧室。刘海旺的女儿刘娟正一边炒菜，一边听着收音机。
“刚才山西电台广播说：‘大峪口村村民胡文海、刘海旺手持双管猎枪和劈斧，杀害了14名村民。’我爸是市民户口，怎么能把他说成是大峪口村村民呢？而且，就算我爸辅助杀人了，也不能说他跟胡文海一起去杀那么多人呀。作为一个新闻报道，可以把一件事简明扼要地说出来，但也要依据事实嘛—凭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告他！”刘娟把记者让进客厅兼卧室，不满地说。
很快，她又叹口气：“唉，我爸已经执行了，再告也没什么意义了……”刘海旺的家里很凌乱，屋里只摆放了两张单人床，一张破旧的桌子，几把椅子。刘娟的母亲去火葬场看刘海旺的骨灰了，她弟弟(14岁)回家后，抱起一大碗面条，坐下来呼噜呼噜地吃。
昨天晚上，刘娟看了本地电视台对公处大会的报道，她对一名市领导以“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来形容胡文海和他爸爸的罪行也感到困惑。
“‘人民’这个概念的范围很广，应该不光包括那些受害者，我们这些犯人的家属算不算‘人民’？我能理解受害者的家属，他们情绪很不稳，恨不得把3个人都枪毙才好，但为什么还有很多人说‘那些贪官死有余辜’？还有，我不懂法，不知道‘民愤’算不算是法律依据？我爸又是怎么犯的‘民愤’这一条‘法’？”两个多小时的采访中，刘娟多次提到自己“不懂法”，也多次表达了对这次审判的困惑。
“今天山西电台广播说我爸和胡文海都是主犯，当时律师辩的是‘协从犯’，法庭没有采纳，说我爸以调解为由，骗来的胡根生；还有律师辩的‘故意杀人未遂’也没有采纳。我不懂法，不知道什么才算是‘故意杀人未遂’？杀一个人，没有致死，是不是就算‘故意杀人未遂’？
“像我爸这样被处以极刑的人，是不是就不准家属见最后一面？他有什么遗言，也不能告诉我们？前天下午，我和我妈、小姑去送衣服给我爸。我们询问看守所的工作人员，明天是不是公审我爸？包括那个所长都说‘不知道’。我有一个朋友，当过兵，看守所副所长是他的老排长，我们让他去问副所长，副所长说第二天就要公审，我爸就在第二辆车上。我妈很吃惊，说不可能吧，二审判决书都没下来，怎么会有我爸？我妹妹也说，不可能吧，我们不是已经上诉了吗？……”公处大会结束后，刘海旺的妻子望着将上刑场的丈夫，瘫倒在会场外，大声喊冤，引来了许多围观者。
“如果他们能对我们这些家属提出的疑点做出明确答复的话，我们就不会在大街上喊冤了。”刘娟几次中断话语，泣不成声。
“我们家要是有一个在省里当大官的亲戚，他愿意插手干预这件事情，我爸就不会判死刑了……可惜没有。”这是公民刘娟对这起涉及其父的法律事件得出的一个非法制性结论。
记者希望她能从这件事中受到些正面影响，走好以后的人生之路，刘娟表示同意。“我爸违法了总是不对，我上了那么多年学，也应该懂得这个道理。我以后一定会告诫我的弟弟妹妹，以后不管有再大的事情发生，千万不要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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