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黨的所有紀律和規矩中，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是第一位的，不管違反哪方面紀律和規矩，造成惡劣影響後都會侵蝕黨執政的政治基礎。
從查處的周永康、薄熙來、郭伯雄、徐才厚、孫政才、令計劃案件看，他們無視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結成利益集團，追求政治權力，攫取經濟利益，形成人身依附關係，嚴重危害黨和國家政治安全，其後果甚至比腐敗問題更嚴重。”最新一期的《中國紀檢監察》雜誌發佈了“政治生態如何評判”系列評論，共4篇。其中，《良幣驅逐劣幣的效應形成了嗎》一文提到了上述案例。
該文繼續論述道，各級黨組織只有按照黨中央要求，把嚴明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放到重要位置來抓，以零容忍的態度嚴肅查處危害黨和國家政治安全的問題；各級領導幹部尤其是黨的高級幹部，只有把保持政治警覺性和政治鑑別力作為最基本、最重要的政治素養，在政治立場、政治方向、政治言論、政治行為等方面作出表率，自覺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始終對違反政治紀律和規矩的行為保持高度警覺，與“七個有之”等違反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的行為作堅決鬥爭，健康潔淨的政治生態才能得以堅決捍衛。
其餘三篇評論的標題分別為《踐行“兩個維護”實幹了嗎》《民心這個最大的政治抓住了嗎》《關鍵少數發揮“頭雁效應”了嗎》，涉及多省份多個案例，從不同角度探討如何進行政治生態狀況研判。
《踐行“兩個維護”實幹了嗎》一文指出，縱觀黨的十八大以來查處的嚴重違紀違法典型案例，周本順無視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欺騙中央、妄議中央，陽奉陰違、耍兩面派；蘇榮破壞黨內政治生活、用人唯親唯順、搞“一人得道、雞犬升天”、搞團團夥夥；白恩培“貪了10年，玩了10年，耽擱了雲南10年，結交一批老闆，帶壞一批幹部”，無不是在“兩個維護”上出現偏差，給當地黨內政治生態帶來惡劣影響。這充分證明，一個地區、一個部門或單位，只有堅持加強黨的政治建設不放鬆，始終真抓實幹落實“兩個維護”，穩步提升全面從嚴管黨治黨水平，才能保持政治生態風清氣正、健康潔淨，反之，政治生態必然遭到嚴重破壞。
《民心這個最大的政治抓住了嗎》一文提及，透視山西系統性、塌方式腐敗，遼寧賄選案，國家能源系統腐敗窩案，幾乎都與領導幹部尤其是主要領導私心私慾膨脹，法紀意識喪失密切相關。他們醉心於不正之風，熱衷於利益輸送，大搞權權交易、權錢交易、權色交易，結果必然是上行下效、貪腐盛行，政治生態不斷惡化，人民群眾利益遭受嚴重侵害，結果導致民怨沸騰、民心漸失。蘇榮落馬後，江西南昌市鞭炮聲通宵達旦，網友甚至以“舉城慶祝、徹夜難眠”來形容；廣州市原副市長、增城市原市委書記曹鑑燎被查後，深受其害的群眾奔走相告、互相道賀……種種對腐敗分子的“特殊待遇”，便是民心向背的最好折射，其中的教訓無疑是極其深刻而沉重的。
文章還指出，政聲人去後，民意閒談中。看一個地區、一個部門、一個單位的工作和作為是否得民心順民意，只要深入瞭解一地一域或一個部門單位的民意反映就可以一窺端倪。俯下身子走到群眾當中去，傾聽群眾的真實心聲，親身體會群眾究竟擁護不擁護、支持不支持、滿意不滿意；放下身段走進網絡裡，廣泛蒐集輿情信息，從網民的跟帖留言和評論裡發掘甄別真實的民意，就能從整體上判斷出該地區或部門單位政治生態狀況。
另外，《關鍵少數發揮“頭雁效應”了嗎》一文談到，從實際情況看，一些地方和單位之所以“前腐後繼”，甚至出現系統性、塌方式腐敗，往往與掌握權力的領導幹部特別是一把手自身不正、帶頭違法亂紀有著密切關係。五年多以來，中央查處省軍級以上黨員幹部及其他中管幹部400多人，周永康、薄熙來、徐才厚、郭伯雄、孫政才、令計劃等曾位居黨政軍要職的腐敗分子紛紛落馬，其嚴重違紀違法行為令人震驚和切齒。他們本該是忠誠、乾淨、擔當的標杆，卻走向了黨和人民的反面，成為政治生態的重大汙染源，教訓不可謂不深刻。
文章指出，“教者，效也，上為之，下效之。”正因為“關鍵少數”在全面從嚴治黨中的關鍵作用，看一個地方或一個部門單位的政治生態是否風清氣正、海晏河清，就要重點看他們是否坐得正、行得端，發揮了帶頭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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