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智夫晚年的照片。在兒女們眼裡，父親沒有什麼豐功偉績，有的僅是一位普通老人的瑣碎日常。
一個老兵的信仰
周智夫，江蘇睢寧人，1924年11月出生，1943年9月入黨並參加革命，1944年9月入伍，1982年3月離休，享受副師級待遇。曾經歷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先後參加江蘇睢寧縣高作鎮、安徽靈璧縣後馬家等10餘次戰鬥，因戰負傷被評定為三等甲級傷殘軍人。1955年被授予解放獎章、獨立自由獎章，1988年被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獨立功勳榮譽章，2015年獲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週年紀念章。2018年3月28日，因肺功能衰竭去世。
周衛平和家人都沒想到，父親的追悼會來了那麼多人。
那是4月3日的上午，天氣陰冷，此前，一股強冷空氣一夜間把氣溫降至10°C。
殯儀館梅廳，先後有800多人前來弔唁。
周家按照慣例，預約了一個小時的告別時間。最後，時間不夠，有200多人沒來得及進入大廳告別。
周智夫二女兒周衛平和母親婁淑珍靜靜地端詳著周智夫生前所獲勳章。
他們送別的是94歲的老兵周智夫。2018年3月28日，因肺功能衰竭，周智夫辭世。
“曾經覺得，父親哪方面都不行，覺得他窩囊。”周智夫因為不曾在子女工作上給予關照，一度被子女們怨懟。
兒時，他們被父母散落在全國各地。父親走後，他們從四處趕來，懷念那個“浪漫、純粹”的布爾什維克。
在62歲的周衛平眼裡，父親周智夫沒有豐功偉績，有的僅是一位普通老人的瑣碎日常。
“但他是偉大的。”周衛平說，父親去世後，她才重新認識和理解了父親， 這個經歷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老兵，是有堅定信仰的人，“他用聖潔之心對待自己的信仰，最終得到了很多現代人求之不得的平靜與自由。”
“死過”一次的人
在最後的日子裡，戰場上的場景總是出現在周智夫的頭腦裡。
一顆子彈從他的左肩打入，貫通右肺。子彈從他身上穿出，又鑽進旁邊一個小戰士的腿裡。那是1946年4月，在安徽濠城外，阻擊國民黨軍隊搶糧的一場戰鬥。
戰友們把他抬上擔架，穿過封鎖線，轉運了7次。右側肺被切去三分之二，一根肋骨被摘除，他昏死五六次，活了下來。那位被同一顆子彈擊中的戰士，截肢後感染，最終失去了生命。
那一年，周智夫22歲。
腦子裡出現這些槍林彈雨的時候，94歲的他躺在病床上，兩個小女兒輪換陪在他的病床前。
冠心病、骨質疏鬆導致全身多處骨折，病痛侵蝕著他。從2017年病重開始，大兒子周華和他睡在一張1米5的棗紅色雙人床上。晚上月光照在靠窗的父親身上，他才發現，那是此生離父親最近的時刻。
周智夫臥室的床鋪上，他生前的衣物和被褥整整齊齊地疊放在一起。
此前，父親的形象裝在一個半米長的木箱子裡，裡面是幾十封書信。那是一個年輕時候教他“好好表現，爭取進步”的嚴父形象。病重後，九十多歲的老人褪去了軍人的剛硬模樣。1米79的個子，病痛來襲時，瑟縮成一團。夜尿蠶食了父親的睡眠，周華一晚上爬起來三四次，扶著不到100斤的周智夫上廁所。
大多時候，父親是溫和的。唯一一次例外，是立遺囑時，周智夫要求家人把他的骨灰撒到農田裡，“支援農業發展”。
除了骨灰的遺願，他還繳納了12萬元大額黨費。
“他總是問我，我應該怎麼表達一下這種感情？”二女兒周衛平覺得，越到最後，父親越為那個年輕的生命遺憾，越感激曾經給過他第二次生命的黨和戰友。彌留之際，他催著周衛平幫他交黨費。按照現在每個月100元左右的標準，算了100年，“他的心意是把下輩子的(黨費)也交上了。”
老伴婁淑珍知道，那個和他一起負傷的小戰士，和那些抬著他轉戰南北的戰友，成了周智夫一輩子的牽掛。“他覺得他時間不多了，做不了什麼事兒，只能交點黨費。”
在此之前，周智夫還提出，要把2008年分得的唯一一套經適房“還給國家”。
“你把房子還了，媽媽住哪裡？”子女們急了，勸他等一等，這才作罷。
在幹休所的工作人員眼裡，周智夫是一個連保姆都捨不得請的人。
“按照規定，國家對75歲以上的離休幹部，每人有兩千塊護理補助。”但在幹休所原所長李德功印象裡，周智夫一直沒請過保姆。直到病重時，幹休所安排一名戰士幫他送飯，他怕“麻煩組織”，才請了護工。
周智夫生前看的報紙、使用的放大鏡、字典和筆記本。
“每次看見他，都是那身衣服。”李德功說，一套馬褲呢老式軍裝周智夫穿了三十多年，遠遠看見那頂已經褪成土黃色的軍帽，便知道是周智夫。
這符合當年戰友對他的印象。1968年，周智夫被調往雲南第二炮兵某基地醫院工作。當時分管基地建設的王清文記得，周智夫的家離基地9公里，“按他的級別可以配車，但老周總是騎一輛破自行車來回跑。”
周衛平理解父親，“他是已經‘死過’一次的人，物質於他都是身外之物。”父親去世後，她常想起一個畫面：一個佝僂、瘦弱的老人，在午後的客廳裡揮舞著拳頭，哼唱著《國際歌》。“他是浪漫的，也是一名純粹的戰士。”
四散全國的子女
周智夫的5個孩子在不同的地方出生，最終四散在全國不同省份。
周華是老大，他出生後，父親便當兵去了。他在睢寧的農村長到19歲，沒吭一聲也到南京從軍。5年後退役，為了謀生，他跟著幾個戰友去了江西挖鈾礦。長期接觸核礦使他皮膚不好，眉毛和頭髮也已經掉得稀疏起來。他整日頂著一個棒球帽，臉藏在帽簷下的陰影裡，寡言少語。
周智夫的外孫周洵曾聽說，舅舅有一次提出來，希望姥爺幫忙調到北京團聚，姥爺沒同意。“在那挺好的，有吃有喝，好好過”。
大女兒周雪文被留在了重慶。她19歲那年，周智夫從重慶調往雲南。父母帶走了年幼的妹妹和弟弟，只留她一個人在重慶工作、成家。雲南寄來的書信每月一封。父親在信裡寫：“不是爸不管你們，飯要自己吃，路要自己走，這樣才有意義。”
小兒子周衛民退伍回到北京，“只呆了一星期”，父親就把他送回了江蘇老家。後來他進了縣城的郵電局，一直幹到退休。
1970年5月，周智夫從雲南調往第七機械工業部，兩個小女兒跟著他從雲南到了北京。
那個年代，大院裡一起玩兒的女孩子，陸陸續續都去當兵。周衛平讓父親找找關係，也想去當兵。周智夫堅決不求人。她賭著氣，到海淀的東北旺插隊去了。
插隊結束時，分配給她的工作，“牌子很不亮”。她心想，當兵不幫忙，工作的事父親總要管吧。瞅著父親出差回來，她就跑去機場接。周智夫聽了工作的事，悶了一會兒，說出的話讓她失望：挺好的，都一樣，好好幹吧。
到了最小的女兒周衛華，當兵不得，她被分到了工廠，做電焊切割，每天三班倒。鋼材扎穿過她的腳掌，手指甲蓋也被掀掉過。最危險的一次，切割的火焰擦著頭皮過去，燒了她頭頂的帽子。
“那時候覺得，我爸太不行了，哪方面都不行。” 父親的“窩囊”成了子女青春期裡奮鬥的燃料。
周衛華夜班10點到家，她要頂著燈再看一個多小時書。1年後，那個電焊學徒工考上了電大。趕上那年的人才招聘，她應聘到審計局工作。
周衛平也考了電大。“父親不管，我們就拼了命想證明自己可以強大。”她從供銷社下的一個小科員，成了百貨公司的管理人員。
劉梅芳2007年到清河干休所當醫生，認識周智夫11年。剛開始入戶巡診的時候，她發現周家5個子女分散在4個省份，私下納悶兒：“這種級別(的幹部)，子女這麼分散，很少見。”
後來熟悉了，有一次她問周智夫的妻子婁淑珍，為什麼不把孩子活動到身邊來。頭髮花白的婁淑珍給她唱當年的革命歌曲：“毛主席的戰士最聽黨的話，哪裡需要哪裡就是家。”
剛到北京時，周智夫把領導幹部分房的機會都讓給了別人。直到1974年，有一個鄰居，要回地方工作，為了讓周家幫忙照顧他的子女，才讓了一間房給他們住。
周智夫離休後，有資格去幹休所居住。彼時，新建的清河干休所配套設施不完善，很多老幹部不願意搬。相比之下，花園路幹休所成熟方便。“沒本事的人才去清河。”頂著這樣的議論，周智夫成了最早搬去新建幹休所的離休幹部。
在外孫周洵看來，姥爺高度的自律來自“精神潔癖”。“在他心裡，他(面)對的是信仰，是曾經犧牲在戰場上的戰友。”周洵說，曾經的那些畫面一幕幕都刻在姥爺的腦子裡，“他沒有一刻放鬆過對自己的要求。”
最好的禮物
周智夫並非不近人情。
插隊走的那年，周衛平不到16歲。父親親手打製了一個木箱子，讓她裝衣物。東北旺離家遠，她想要個自行車，週末能回家看看。沒多久，父親推了輛二手的飛鴿自行車站到她的農場門口。
後來，她從母親那裡知道，父親去二手車市場轉了好幾次，最後花60塊錢買了那輛車。在那個年代，那是全家近半個月的收入。
周衛平經常想起的，還有一碗魚湯。那時她剛懷孕，父親一大早騎著自行車，到商場排隊買魚，給她燉魚湯喝。
但是，遇上“大是大非”的問題，父親又是“無情”和坦白的。
三女兒周衛華做審計工作，2014年的一天，談起近期公佈的反腐案件，她氣不下，當著父親的面痛斥了一些貪官的腐敗行為。
周智夫那時視力不好，也不會上網，誤以為她是道聽途說，在損害黨的形象和威信。經過一夜思想鬥爭，第二天一起床，他要去“向黨組織反映一下”。
周衛華理解父親為什麼要“舉報”自己，“父親對他的信仰是絕對坦誠的。”
在周智夫的檔案裡，存有一份19頁的《歷史思想自傳》。在自傳裡，他坦言，自己入黨動機不夠單純，“一方面是感到神秘，另一方面也感到參加(共產黨)將來一定很能吃得開。”他也坦陳了參戰時的畏懼情緒，“雖然嘴裡在阻止部隊向後跑，自己心裡也壓制不住得有些害怕。”
周衛華曾以為父親是不懼怕戰爭的。周智夫在重慶任職時，周衛華經常跟父親去禮堂看電影。基本都是戰爭片，她常趴在他腿上睡著了。散場時，父親再把她叫醒，拉著她回家。
到了晚年，他最愛看戰爭片《亮劍》。電視上播完，女兒又買了一套DVD送給他。父親看了一遍又一遍，“每個戰役，意義都不一樣，每場戰爭都有人犧牲，怎麼看都看不煩。”他拉著前來巡診的醫生講，“這國家是我們一寸一寸打下來的，如果又有了戰爭，你們年輕人要上啊。”
2017年6月，周衛華去香港旅遊。在大巴車上，導遊推銷音樂盒。金色的紫荊花，酒紅色底座，開關一打開，燈光閃爍，國歌悠揚。她花了20塊錢，帶回去給父親。
那是周衛華覺得今生送出的最好的禮物。國歌響起來的時候，周智夫兩眼放光。她帶回去的特色小吃，老爺子一口沒動，單把那音樂盒藏到了自己床前的櫥櫃裡，塑料包裝都捨不得撕下來。
外孫周洵覺得，姥爺周智夫特別像《激情燃燒的歲月》裡的石光榮，倔強、是非分明，有極強的家國榮譽感。
“他們那代人，家和國是緊密連在一起的。”周洵說，大姨的女兒出國讀書前，專門從重慶來了趟北京。周智夫叮囑，“出去了記得回來，中國才是你的根。”
離休後，周智夫最眷戀的是老戰友。上世紀九十年代，老戰友的信、明信片，隔三差五飄進家裡。後來，越來越少。打電話過去，人都不在了。
黨費交完那天，他躺在重症監護室的床上，遠遠就把左手舉起來。二女兒迎上去，和他擊了一掌，他笑得心滿意足。
黨費收據送來的時候，解放軍總醫院第一附屬醫院呼吸科副主任醫師魏曉陽也在場。大信封裝著證書，一直躺在床上的周智夫，顫顫巍巍，硬要坐起來看看。來慰問的人問，為什麼交這麼多黨費？
周智夫一句話，讓魏曉陽心裡一顫。他說，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我的今天。“這話我們平時都講，他是一個躺在重症監護室裡的老人，那樣平淡地說出來，很觸動。”
貼標籤的藥盒
作為周智夫的主治醫生，魏曉陽印象最深的是他“對生命的看輕”。
2017年12月剛接診周智夫的時候，魏曉陽震驚了。“基礎肺太差了(三分之二切除)，一口痰上來都可能窒息。”後來一問家屬，才知道是當年因戰負傷。
呼吸科抽調了專門的醫生為周智夫吸痰。每次醫生一來，他就說，“給我吸痰，差不多就行了。”這讓醫生們覺得不習慣，“大部分幹部，都會詢問很多治療問題，比如要求從外面請專家。”周智夫從來不問，僅有的要求是，“差不多就行了。”
在治療上，周智夫的“吝嗇”是出名的。
按照規定，近年來，他的醫藥費統籌年標準是2.8萬，但每年實際藥費連一半都沒用到。
周智夫和大女兒都患有心臟病，隨身常備速效救心丸。為了防止藥品混用，他讓從重慶來的女兒在藥瓶上貼上標籤。幹休所衛生所所長張傑軍發現這個現象時曾問他原因，他說，“不能我一人公費醫療，全家免費吃藥。”
周智夫平時取藥的單子永遠是兩張，“一張寫‘周要藥’，一張寫‘婁要藥’。”護士李君芳發現，周智夫和老伴婁淑珍都在吃金維他、阿司匹林、健胃消食片，每次倆人的藥都是分開結算。只要李君芳拿同樣兩盒藥給他，“一定要我退回去一盒，他生怕自己多拿了，耽誤了別人吃藥。”
“周老總是看輕自己，看重別人。”醫生劉海芳2007年剛來幹休所時，為了更好地服務老幹部，開始每週巡診。周智夫是第一個鼓勵她的首長，“巡診符合老幹部行動不便的情況，一定要堅持下去。”十年來，定期巡診成了幹休所的慣例。
到了春節，周智夫就拿著通訊錄小本子，挨個給幹休所的醫務工作者打電話，“祝賀節日，也鼓勵我們工作。”劉海芳說。
最近兩年，他聽力下降得厲害。為了方便交流和黨課學習，周智夫花一萬塊買了助聽器。
2016年5月，一次黨課結束後，幹休所政委姜東軍發現，坐在第一排的周智夫一直沒有離開。
“姜政委，我感覺身體越來越支撐不住了，這可能是我最後一次參加黨課教育，今天特地留下來向你請假。”姜東軍一瞬間，眼圈就紅了。
“他是偉大的。”周衛平覺得，父親去世後，她才重新認識和理解了父親，“可是，這些他都不知道了。”
周洵理解外公。“他是個倔強的老頭兒，一輩子忠於信仰，做了一輩子自己喜歡的事。”
爺倆最享受的事，是周智夫半躺在陽臺的藤椅上，歪著腦袋讓周洵幫他挖耳朵。炮兵經歷損傷了他的聽力，晚年時，不戴助聽器，很難交流。
周洵不說話，靜靜給他挖耳朵，陽光灑在那位老戰士的臉上，時光彷彿停下了。（李興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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