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清朝戰敗後，李鴻章代表大清帝國赴日本簽訂了《馬關條約》，國內洶洶輿論，將其指為第一賣國賊。不得已，太后只能解除他直隸總督、北洋大臣的職務，閒置起來。
當然，太后知道李鴻章是替自己和帝國背鍋的，在戊戌變法失敗後次年即1899年，任命李鴻章為兩廣總督。遠離中樞，看上去像是發配，實質上是給他一塊好地方休養。那個時候，大清上下最大的政治事務是清算康黨。與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有牽連的官吏、士人，重則入獄，輕則褫職，各地封疆大吏亦以清除康黨來邀上寵。
當時北京一些官員猜測慈禧太后派李鴻章去康有為的老家廣州坐鎮，主要任務是抓捕康有為、梁啟超及其擁護者。劉體仁於《異辭錄》中雲：
公履粵督任後，除盜安民，勤政之聲頗著中外，於人人心目中之黨案視之蔑如也。朝旨命掘康先塋，公明知故縱。
劉體仁是淮軍名宿、翰林出身的劉秉璋之子，李鴻章和劉秉璋是廬州府的同鄉，早年有師生之分。兩家關係很好，劉家的子弟出入李鴻章在天津的直隸總督官署如同自家。劉體仁的記錄應該是可信的。
李鴻章對太后最看重的“黨案”不當回事，對挖掘康有為祖墳的旨意也陽奉陰違，敷衍過去。我以為原因有二：一是李鴻章乃明白人，雖不滿於康聖人之狂妄，但對新黨頗為同情。康有為的南海同鄉、亦是康氏的重要推介人張蔭桓是李鴻章曾經十分器重的洋務幹才，李鴻章對太后懲處康黨之嚴酷或許心中不無看法；二是他知道清查康黨是件賣力不討好的事，必然為天下士民所憎惡。他又沒必要如些新晉之官僚冀此升官。那時朝廷正重用義和拳，華北鬧得一團糟，對大清朝第一重臣李鴻章在廣東的“消極態度”，也只能睜隻眼閉隻眼了。據劉體仁記載：
然公常雲：“慈聖之憾康、梁，甚於粵中洪、楊，捻中任、張。粵、捻為亂欲得天下，康、梁謀逆欲脅太后。此戰國所云‘河內、大梁及身，三者以身為上’也。”
李鴻章認為慈禧太后痛恨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甚於太平軍的首領洪秀全、楊秀清，捻軍的首領任化邦、張宗禹。原因是太平軍、捻軍造反是為了得天下，而康有為、梁啟超謀逆，想脅迫太后，對太后的生命安全構成嚴重威脅。為此，李鴻章用了一個典故進一步解釋。
《戰國策》記載，秦國的軍隊在華陽打敗了魏國軍隊，魏王想去秦國朝拜秦王，來緩和兩國關係。魏臣周訢勸阻，認為秦國言而無信，魏王很可能一去不復回。他對魏王說：“魏國喪失了大梁（首都）和喪失了河內（今河南北部一帶，魏國領土，毗鄰秦國），哪一個更緊急？”魏王回答說：“失大梁更急？”周訢又問：“失掉大梁和丟掉性命哪個更要緊？”魏王答：“當然身家性命要緊。”周訢然後說：“河內、大梁和大王的性命這三者，河內是最不重要的，而性命是最重要的。現在秦國還沒有索取最不重要的，大王卻主動送上最重要的。這怎麼能行呢？”後來魏王終於想通了，沒有冒險親赴秦國。
對慈禧太后來說，洋人、太平軍和捻軍、康梁都可恨，但其中康梁尤甚。按排序的話，洋人對太后的危害最輕，即使打進首都也不是想推翻清帝國，更不會取太后的性命，割地賠款就能解決；洪楊和捻軍其次，他們造反想得天下，但對在北京城的太后和皇帝來說，威脅並不那麼迫在眉睫，而且手下那麼多將士，怎麼也能抵擋一陣子，十幾年的圍剿“粵匪”和“捻匪”，死的只是無數的百姓和雙方的將士，而太后的生活和權力不受影響。可康梁不一樣，太后認為他們竟然想發動兵變，圍攻頤和園，太后一旦被抓，有性命之憂。這危害性遠遠大於洪楊造反。
一個當權者如果性命沒有了，萬里江山和無數珍寶又有什麼意義呢？這也是晚清一些王公大臣和封疆大吏害怕刺客甚於造反的亂黨之原因。美國用無人機投擲導彈，殺死波斯的三號（也有人說二號）實權人物蘇將軍，這種隔著大洋取敵國上將之首如囊中取物的打法，其影響是深遠的，一定會使一些位高權重者膽寒。河內也罷，大梁也罷，以及萬千百姓和將士，統統對魏王沒有什麼護衛作用，空中飛劍能直取其性命，這又如何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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