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第一本論述家庭教育的讀本《顏氏家訓》在中國封建社會產生巨大影響。直到現在，《顏氏家訓》中的論點對我們仍有啟迪作用。1966年，《顏氏家訓》最早的英文譯本由英國E.J.Brill出版社出版，英譯者為哈佛留美學者鄧嗣禹。但是，查閱目前國內出版的中國典籍外譯史書籍和博碩士論文，均未發現有從事這方面研究的學術論文發表，英譯本翻譯背後的故事更是鮮為人知。美國漢學家丁愛博（AlbertE.Dien）於1973年發表書評指出：“英譯本《顏氏家訓》本身很好閱讀，值得高度讚賞。……鄧嗣禹的譯本將非常有助於未來的六朝研究”。王伊同在《鄧嗣禹先生學術》一文中，評價英譯本《顏氏家訓》“開南北朝經典英澤之先河”。可以說，當時有眾多的中美學者，從不同層面對於英譯本《顏氏家訓》的翻譯、出版做出過貢獻。
顏之推(公元531年～約公元590年以後)是我國魏晉南北朝時期著名的文學家和教育家。他撰寫的《顏氏家訓》是中國第一本論述家庭教育的讀本。胡適曾經評價說“此書最可以表現中國士大夫在那個時代的生活狀態”。清人王鉞在《讀書叢殘》中稱讚道：“篇篇藥石，言言龜鑑，凡為人子弟者，可家置一冊，奉為明訓，不獨顏氏。”由此不難看出此書在中國封建社會所產生的巨大影響。
顏之推從實際出發，認為國家大約需要六種人才：一是有所作為的政治家，二是有修養的理論家和學者，三是有勇有謀卓絕善戰的軍事家，四是稱職清白的地方官吏，五是出使不辱君命的外交官，六是精通興建事業的管理者和工程技術專家。直到現在，《顏氏家訓》中的這些論點對我們仍有啟迪作用。
1966年，《顏氏家訓》最早的英文譯本由英國E.J.Brill出版社出版，1968年再版。英譯者為哈佛留美學者鄧嗣禹。哈佛留美學者王伊同在紀念文章中，評價此書“開南北朝經典英澤之先河。”但是，查閱目前國內出版的中國典籍外譯史書籍和博碩士論文，均未發現有從事這方面研究的學術論文發表，或者是提及這本書籍，英譯本翻譯背後的故事更是鮮為人知的事。
英譯本背後的故事
從1936年，《顏氏家訓》最早開始翻譯，到1966年第一次出版發行，經歷了30年的時間，這期間發生了起伏不定的變化。
《顏氏家訓》英譯本1968年版
1935年，已經獲得燕京大學歷史系碩士學位的鄧嗣禹留校任講師，協助美國漢學家博晨光教授（LuciusChapinPorter，1880年～1958年）講授中英翻譯課程，同時經常與外教進行團隊教學。在講課之餘，他和博晨光共同討論翻譯《顏氏家訓》的技巧與修辭方法。1936年，他們以《顏氏家訓》英譯本作為課題，申請到燕京大學司徒雷登研究項目基金，這是燕大當時兩個項目之一。
博晨光，1880年出生於中國天津，父母是美國公理會的傳教士。他在中國度過童年後，返回美國接受高等教育，先後就讀於伯洛伊特學院(BeloitCollege)、耶魯大學神學院等高校，畢業後返回中國，曾任燕京大學哲學系教授、系主任，直到解放前夕才離開中國。在燕京大學期間，博晨光和馮友蘭有過交往，二人曾合作將《莊子》等中國古代哲學文獻譯成英文，但是沒有能夠發表。而馮友蘭任燕京大學哲學系教授也是博晨光撮合而成的。
1937年夏季，盧溝橋事變爆發前夕，鄧嗣禹接到燕大同學房兆楹的邀請，有一個到美國國會圖書館工作的機會，協助圖書館東方部主任恆慕義主編《清代名人傳略》。當時，翻譯工作遠未結束，他不得不繞過那些翻譯困難的章節和段落直接翻譯最後一部分。當他在翻譯第二十章的“終制篇”時，日本的飛機轟炸了距離燕京大學大約一英里外的中國軍營。在燕大工作人員居住的地方，窗戶被炸彈餘波震得嚴重搖晃。
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鄧嗣禹在手稿的空餘處標註好了，他完全同意作者顏之推提出的葬禮從簡的想法，匆忙結束了翻譯工作。否則，他很可能會被炸彈炸死。他動身前往美國，把不完整的手稿交給了博晨光，這項翻譯工作不得不擱淺。
不久之後，北京被日本人佔領，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發之後，美國同日本正式宣戰，燕京大學也變成不平靜的校園。1943年，博晨光在63歲時被日軍逮捕入獄，帶到山東濰縣關押起來，直到1945年11月才釋放回到美國。當時，一同遭遇牢獄之災被關押到那裡的美國漢學家，還有正在哈佛大學攻讀漢學博士學位、到北京進修的女漢學家赫芙（ElizabetbHuff），海陶瑋（JamesR.Hightower）以及芮沃壽、芮瑪麗夫婦。
經過這次磨難，博晨光的身體狀況急劇下降，精力也不如從前。直到在燕大退休之後，一些手稿仍然是翻譯當初的原作。鄧嗣禹與博協商，他決定自己獨立承擔翻譯工作，博晨光僅負責撰寫前言。
隨後的1938年8月，鄧嗣禹因獲得哈佛燕京學社第二批獎學金，辭職前往哈佛大學深造，師從費正清並於1942年獲得博士學位。早在1941年，因哈佛大學學業告一段落，遂應芝加哥大學之聘，任講師，開設中國歷史、史學史及目錄學等五門課程。珍珠港事變之後，鄧嗣禹代理芝加哥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兼任遠東圖書館館長，並主持美國陸軍部在該校設立的中國語言、歷史特別訓練班工作（簡稱：ASTP）。那幾年，學習和工作任務太重，他沒有精力從事《顏氏家訓》的翻譯工作。
1945年，機會終於來了。這年8月，胡適接到回國出任北大校長的任命文件，9月26日就致信鄧嗣禹，邀請他回北大任歷史系教授。1946年7月，鄧嗣禹正在加州大學暑假學院密爾士（Mills）兼任中國學園主任，他邀請楊聯陞利用暑假一同講授中國哲學史，目的是一邊教學掙得回國經費，一邊等待回國的船隻。8月，鄧嗣禹回國，在赴湖南家鄉短暫的探親之後，就任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講授遠東史與中國文化史（《北大歲月，1946～1949的記憶》，P11）。回到北京後，鄧嗣禹與博晨光在北京重逢。講課之餘，他們在燕京大學繼續開展翻譯《顏氏家訓》的未完部分。但是，兩人沒有機會再做同事。不幸的是，1958年9月博晨光在美國去世，年僅78歲，撰寫前言的計劃也未能實現。
1966年，英譯本《顏氏家訓》在出版時，為了感謝博晨光對這本書翻譯工作的支持，緬懷兩人共同合作的美好時光，鄧嗣禹在書的封頁上寫道“這本書專為懷念博晨光，1880-1958”。
胡適、洪業推動英譯本翻譯
早在1943年，楊聯陞在準備博士論文選題時，曾致函請教過胡適，問他：“自漢至宋的史料中，有什麼相當重要而不甚難譯又不長的東西嗎？”胡適先生建議譯註《顏氏家訓》，並有這樣的回覆：“我偶然想起《顏氏家訓》，此書比較可合你提出的三項條件。我常覺得此書最可以表現中國士大夫在那個時代的生活狀態，故是主要重要史料。其文字比《人物誌》容易翻譯多了。其地位夠得上一部“中古的Classil”。版本、註釋，也都夠用。你以為如何？”（見“胡適給楊聯陞的信”，1943年10月27日）。
後來，楊聯陞決定譯註《晉書·食貨志》，那是因為一方面經濟史更符合他一貫治學的旨趣；另一方面，他得知哈佛同學中鄧嗣禹正在著手翻譯《顏氏家訓》。1962年，作為中日雙方的合作項目之一，楊聯陞應邀到日本京都大學講授《鹽鐵論》和《顏氏家訓》。因為當時世界上僅有中文版本，他深感在講授《顏氏家訓》時，有許多專英文有術語用不好表達；同時他也體會到有眾多東西方學者渴望瞭解《顏氏家訓》。鄧嗣禹接受了胡適的建議，堅定了將翻譯工作進行到底的信心。1946年他回到北大任教之後，就加快了翻譯的步伐。
1958年前後，留美學者周法高按照胡適的建議，曾撰寫過《顏氏家訓匯注》一書。有學者在紀念洪業先生的文章中曾提到:“1958年周法高先生在哈佛大學訪問時，曾以《顏氏家訓匯注》的稿本送請洪先生評正，後來周先生告訴我，洪先生曾指出其中可以商榷之處不下百處。”可見洪業對於學生出版的著作要求之嚴。“凡是讀過洪先生論著的人都不能不驚服於他那種一絲不苟、言必有據的樸實學風。他的每一個論斷都和杜甫的詩句一樣，做到了‘無一字無來歷’的境地”（《顧頡剛、洪業與中國現代史學》）。《顏氏家訓匯注》的出版，為英譯本《顏氏家訓》的準確英譯奠定了良好基礎。
鄧嗣禹在英文本《顏氏家訓》的出版說明中，曾有這樣的記錄：“我要感謝洪愄蓮（洪業）教授的建議，將英文本《顏氏家訓》的第十八章‘音辭篇’的內容，送給周法高教授、李方桂教授審閱，這些專家們的建議極大地提升了《顏氏家訓》翻譯的準確性。”可以想象，當時洪業看到過鄧嗣禹送給他的《顏氏家訓》英譯草稿，他認為其中的第十八章“音辭篇”內容可能在英譯方面還存在一些需要改進的問題，才向鄧嗣禹提出這樣的建議。
周法高寫作、出版過《顏氏家訓匯注》，對於《顏氏家訓》有深刻研究不用多說，他本人對於語言學有深廣功底可見一斑。周法高（1915～1994），中國語言學家，中央大學文學系畢業。1941年獲北京大學中國語言學碩士。曾任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併兼任中央大學副教授。1947年獲中央研究院楊銓獎金，赴臺灣大學任教授。1955年，任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者，歷時三年。1962年，任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客座教授。
李方桂（Fang-KueiLi，1902～1987），著名語言學家，早年畢業於清華大學，先後在美國密執安大學和芝加哥大學讀語言學，是中國在國外專修語言學的第一個人。為國際語言學界公認之美洲印第安語、漢語、藏語、侗臺語的權威學者，並精通古代德語、法語、古拉丁語、希臘文、梵文、哥特文、古波斯文、古英文、古保加利亞文等多種語言，有“非漢語語言學之父”的美譽。可以說，胡適、洪業曾經不同程度地推動過《顏氏家訓》英譯本的翻譯工作。
英譯本的特色與出版過程
為了幫助西方讀者更好地理解《顏氏家訓》的內容，體現原著學術價值，譯者在準確理解和精心翻譯的同時，首先在譯著的開篇增加了長篇引言，內容包括：1、家訓在中國的地位和作用；2、顏氏家訓的寫作背景；3、作者顏之推的個人經歷；4、作者在社會和教育方面的思想；5、本書在哲學素材方面的綜合優勢；6、本書與佛教與儒家學說的關係；7、關於翻譯方面的陳述。
上述前六大方面內容的寫作，只有在仔細閱讀原著、充分理解作者的思想，並且要經過譯者的提煉、加工之後，才能完成。即便是用中文寫作，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接下來譯著按照《顏氏家訓》的原著內容分為二十篇，其細目如下：
一、序致篇；二、教子篇；三、兄弟篇；四、後娶篇；五、治家篇；六、風操篇；七、慕賢篇；八、勉學篇；九、文章篇；十、名實篇；十一、涉務篇；十二、省事篇；十三、止足篇；十四、誡兵篇；十五、養生篇；十六、歸心篇；十七、書證篇；十八、音辭篇；十九、雜藝篇；二十、終制篇。
關於譯著的正文，鄧嗣禹在“翻譯陳述”部分說明，最後的譯本是以周法高1958年出版的《顏氏家訓匯注》為參照藍本，增加了大量的註釋、參考文獻、索引等內容。其中，僅註釋的內容就有近百條之多，這就極大的增加了翻譯的難度和工作量。
另外，譯者還將三部分內容補充在書中：其一是1961年周法高在臺北出版的《顏氏家訓匯注補遺》；其二是陳縏發表的“讀《顏氏家訓》札記”；其三是1964年王叔岷在香港大學出版的《顏氏家訓集註》。這些成果的引用，進一步豐富了西方讀者對於《顏氏家訓》原著的理解程度。
鄧嗣禹在“翻譯陳述”部分，還介紹了這本譯著曲折、艱辛的翻譯過程。他提到，僅譯著手稿修訂、打印的程序，前後就經歷過七次之多，每次則需要幾年的時間才能完成。
1966年，第一版書籍出版之後，鄧嗣禹為了加強西方讀者對於書中縮寫詞的理解，同時方便查找書中的相關資料，在原著的基礎上另外增加三部分附錄內容：縮寫詞列表、參考書目提要、補充了索引等內容，將譯著由原來的228頁增加到245頁，並於1968年再次出版。目前，1966年的版本僅收藏在臺灣“中央研究院”圖書館中。
美國漢學家丁愛博（AlbertE.Dien）於1973年發表書評指出：“英譯本《顏氏家訓》本身很好閱讀，值得高度讚賞。……鄧嗣禹的譯本將非常有助於未來的六朝研究”（《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Vol.93,No.1,P.84，1973）。王伊同在《鄧嗣禹先生學術》一文中，評價英譯本《顏氏家訓》“開南北朝經典英澤之先河”（《燕京學報》新四期，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在致謝的名單中，我們可看到這樣一些活躍在中美學界的歷史名人，不僅有燕京大學代校長梅貽寶、東亞文學系主任顧立雅（H.G.Greel）、東亞圖書館館長錢存訓；也有像董作賓、陳榮捷、張鍾元等知名漢學家。可以說，當時有眾多的中美學者，從不同層面對於英譯本《顏氏家訓》的翻譯、出版做出過貢獻。
本文來源：《 中華讀書報 》（2017年11月15日1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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