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一個普通收藏者如何鑑定古董的真偽，馬未都覺得研究這些東西的意義並不大。他認為，只要建立一個很正常的文化消費觀，別老想著投資，就不會上當。
喝街的行規，馬未都說他很幸運能成為一個收藏家，並且趕上了好時候:在他開始收藏的時候，文物都不值錢，一個碗3塊錢，他寫一篇小說能掙好幾十塊錢，夠買好多碗了;擱在現在，就是寫一本書也未必能買回一隻碗。
“我的年齡段卡得可丁可卯，我21歲‘文革’結束，1980年我25歲，25歲到35歲是我狂收暴斂的10年。這10年古董價格長時間是谷底，沒有什麼起伏，持續的時間特別長。比我大的人，‘文革’前章乃器這些藏家，讓人整死一半，比我小10歲的人等他們有能力的時候，這些東西都貴了。”在物求人的年代，馬未都收藏了不少好東西，在人求物的年代，他已經不怎麼收藏了。馬未都見證了人與物之間的轉化，也玩味出收藏界這個領域裡的人生哲學。
馬未都真正開始收藏是回到城裡當工人的時候，後來調入中國青年出版社更加快了他的收藏速度。他當時住在北京西郊空軍總醫院，在東城上班，每天騎車大約需要40分鐘，中間路過釣魚臺國賓館，那附近有個擺地攤賣古董的跳蚤市場。這個市場是非法的，每天6點多鐘擺攤，七八點鐘散攤，馬未都就提前半個小時出門，繞到這裡轉轉，每個月都能買上一兩件心儀的古董。時間一長，就跟這幫人混熟了，他的很多古董知識和交易行規都是從這裡學到的。
“因為他們每天上來的東西都不一樣，就跟老師每天給你佈置一道題似的，很多東西都沒見過。”馬未都說。混熟了，馬未都發現這些人大都服過刑，刑滿釋放後沒工作，做古董生意就是將本求利，“他們賣的是什麼不知道，但知道3塊錢買進的，5塊錢就賣，2塊肯定不賣”。
在馬未都四處收藏古董的時候，周圍人都沒什麼興趣，每次他買到一個好東西想跟朋友交流欣賞都找不到人。“買完東西不給別人看不過癮，必須給別人看。”馬未都說。有一天，他抱著一個新買的大罐子去找一個朋友，敲門門不開，但他在外面聽見屋子裡有人，所以就一直又喊又敲。門總算開了，一進門發現屋子裡四五個人神色慌張，他也不管那一套，把大青花罐子拿出來，往電視上一擱，這時才發現電視機是熱的，再看那些人慌張的表情，恍然大悟:原來這些人鎖在屋子裡看毛片呢。“我說毛片什麼時候都能看，你看我這個吧，特棒。我就發現每個人都特別茫然，他們都覺得我特掃他們的興。” 這個大青花罐子就是馬未都從那個地攤上買回來的。在跟這些練攤兒的人熟悉了之後，他們就帶馬未都往住戶家裡領。由於有些東西太貴，練攤的人買不起，怕有風險，便充當中間人的角色，交易成了就給他們一點佣金。“舊社會有一個特別好的規矩現在沒人執行，過去有一個術語叫‘成三破二’，中間人拿5%，‘成’是賣方買賣做成了，‘破’是買方破費。我們現在的中間人一張口就是10%，這是最輕的，有的上來就要兩成的提成，過去的中間人都特規矩。”
有些掮客為了促成一樁買賣，不惜用一些無賴手段，當年馬未都就遇到一次，“當時早期那種無賴的手段你都不能想象”。有一次，一個年輕人帶他買東西，進屋後那年輕人等在門外，“這堆東西有瓶子、鍾、碗等十來件，一共要360元，我看完覺得還可以，我說我要了，賣主又突然反悔不賣了。出門後年輕人問我買了嗎，我說我想買人家不賣，你說我一文化人也不能跟他掰扯，只能走了。他問我裡面那些東西哪件不值錢，我說裡面有一破碗一分錢都不值，他說行，你跟我進來吧。”年輕人於是進門說:“哪能不賣呀？”賣主說就是不想賣了。“他趁那家人不注意，當著我拿起那隻碗‘啪’就摔了，嚇我一跳。我看見是成心摔的，年輕人說，哎喲，不小心給你摔碎一個，這怎麼辦呀，賠是肯定不可能了，還是按原價360元都買下來吧。他摔碎一個最不值錢的，說要賠就拿360塊錢帶走這一堆，弄得家裡人特難過，我也特不好意思。這種人非常有經驗，經常串戶，專門收這種舊貨。最後這家人嘀咕半天決定360元賣我了。出門以後我問他，要是這家人非不賣呢？他說那就再摔一件看他們賣不賣。這些賴招只有社會最底層的地痞才會使，咱們想都想不到。”
“這種人叫‘喝街的’。”馬未都說，就是專門走街串巷，非常有經驗。在出版社期間，總有喝街的找到馬未都，讓他跟他們去通縣喝街。馬未都那時覺得自己是個文化人，臉皮兒薄，不好意思跟人上街收破爛，但他知道通縣的古董特別多，因為過去通縣是北京貨運終點，很多黃花梨傢俱在蘇州做好，通過運河運到通州，這裡就成了傢俱集散地，賣不掉的庫底子就自己留著用了。喝街也有喝出寶貝的。有一次，幾個農民喝出一個永樂年間的罐子，喝出來的是幾十塊錢，轉手就是4萬元。一個古董販子大半夜給馬未都打電話，馬未都不想去，但又很動心，反正從東四十二條到燈市口也不遠，便騎著自行車去了。沿途馬未都發現滿街都是警察，等見到那個罐子，發現的確是真的。那幾個農民說要買當晚結賬，“4萬元當然是便宜的，我倒是有錢，但是是港幣，農民一聽港幣不要。都下半夜1點多了，那也不能等天亮，我給換匯的打電話，叫他半夜來，他要點高點，我說成高點就高點。我記得特清楚，當時在路燈下換成人民幣，都兩三點了，一幫農民數錢。路上不全都是警察嗎？我就不敢拿那罐子回家，騎一自行車後面背一大青花罐子，警察肯定得讓我靠邊，當倒賣文物給扣了。那天到家都三四點了，上午我一睜眼腦袋嗡地一下，壞了，這販子備不住把東西拿去賣了。果然，3點多我一走他就又聯繫別的買家，早上8點多就給賣了，賣了12萬元。早上他拿著4萬塊來還我，說我這回真賺了不少錢，但我還欠人家好多債，我以後賺了大錢再分您，轉身走了。我等於是白忙活一晚上，把港幣變成人民幣，什麼事都沒我的”。
讓馬未都更後悔的是，秋天這個永樂罐子就在香港蘇富比出現了，當時賣了200多萬港幣。這罐子再度出現大概是2005年，賣了3000多萬港幣。“當天要不是那滿街的警察，我就抱回家了，跟他就是錢的事了——你幫我一忙，我給你一兩萬塊到頭了。農民喝街35塊錢喝出來的，我跟它失之交臂。”馬未都今天說起這事還帶著遺憾。 馬未都說:“現在北京這種走街串巷的沒了。他們有一定的知識，對你賣的東西有一個價值判斷，有一整套對付你的辦法，聲東擊西，把你說暈，用各種辦法讓你賣不出價去。但他們知道這東西在哪能賣出價，利用的是信息不對等。最早做古董的這些人，不需要文物知識，只需要對人的瞭解，那時候不可能從戶裡買出假的來，關鍵是怎麼能讓他賣。一般喝街的人嘴都特甜，大爺大媽地叫著，你買冬儲大白菜，他肯定一頭大汗地幫你搬。這事我都幹過。在國務院宿舍看人家裡有文物，老頭對我特好，一到買白菜和蜂窩煤的時候就幫人家卸，卸完以後每次都到人家裡洗乾淨手抱著瓶子看，看久了老頭就說喜歡就拿走吧，根本也沒花錢，因為那時候全社會沒意識。”
當然，這樣的便宜馬未都佔得不多，多數時候他還是要出點血。有一次，一個販子賣給他一對梨花圈椅，他1000塊錢買的，4000塊出手，馬未都判斷這椅子的行價大約是8000到1萬元，便成交。馬未都說:“該他賺的錢你得讓他賺到。我的理論是，多給錢的壞處是這一單虧了，好處是生意的長久，你的通道是通暢的，總有他出漏的時候給你提供有價值的信息。比如這杯子他10塊買的，你給他20塊，他認為翻了一跟頭，你老給他12塊怎麼行？古董販子拿到古董的時候都是想到誰能出大價錢，實現價值最大化，所以一開始裝傻多給點錢沒壞處。我之所以收了很多很多好東西，就是一開始不在乎那點小錢，他們覺得你不錯，有事先通報給你。我覺得早期收藏，所有東西的價值都不抵信息的價值，東西貴一點便宜一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信息，你能知道誰那裡有東西。”
失之交臂。有時候，馬未都知道哪裡有好東西，但由於各種原因失之交臂。比如上世紀80年代，他在安徽的文物商店看到一個宣德年間的盤子，當時標價400元外匯人民幣，現在這個盤子最少400萬元人民幣。但當時要外匯，馬未都只好放棄。半年後他帶著外匯去，他們還不賣，要護照，因為只賣給外國人，到最後也沒有買到。
還有一次，他在上海友誼商店看見乾隆年間的一隻碗，特別罕見。1986年要3萬元外匯人民幣，他買不起，到1988年再去就沒了，隔了一年蘇富比賣了792萬港幣。“當然我不知道後來的事，我要是知道，砸鍋賣鐵也要把它買回來。當年一個日本人792萬港幣買走的時候，所有這行業的人都認為這個碗終生不會再漲價了，那時候100萬美元跟今天1億美元差不多。這個日本人放了21年，2000年的時候亞洲經濟危機，他拿出來賣了，沒怎麼賺錢賣了2100萬港幣，翻了3倍。這種事我遇到的特多，從收藏角度，別看我有這麼多東西，其實買不起的是大多數，現在回過頭來說那東西那麼便宜你怎麼不買，我當時也得有錢呀。”
這是買不起，而買得起卻不買最讓人遺憾。“我的經驗是你要是想收藏，一定要有一部分現金，嚴防好東西出現你沒錢了。那時基本處於捉襟見肘的狀態，買了甲就不能買乙，經常借錢。最怕的是身上有錢，那堆東西可以買，但你放棄了。1985年，琉璃廠虹光閣內櫃給開封博物館準備收藏，是明清兩代瓷器，有上百件，兩玻璃櫃子，2.2萬元。這筆錢開封博物館批了兩年都沒批下來，我老跟他們說他們要不買，我就要這東西了。後來終於有一天，他們通知我說，開封博物館錢批不下來，要買就拿錢來。我犯了個終身大錯誤，我當時有這筆錢，可一下子花出去心裡有點承受不住。今天的人看怎麼那麼短淺呢，就是短淺，一共就那點錢。也不知道後來是這樣一個局面，也不知道後來就沒機會再買了，人不能長後眼嘛。我把它放棄了，要是沒放棄，價格至少翻1000倍。”
在上世紀80年代，古董的價值是體現不出來的，當時沒有人能想到古董會升值，人們對一件古董的價值判斷也僅僅停留在心裡感受層面。所以馬未都感慨地說:“整個10年，我對古董價格的感受都非常不準確，而且資金非常有限，想不到後來的事。”第一次讓馬未都感受到古董很值錢還是在1988年，當時一個臺灣人來北京，看到他有隻碗，問能不能賣給他。這隻當時花200塊錢買的碗，臺灣人開價1萬美元，這件事讓馬未都有了“價值觀”，但是馬未都還是沒有賣。“所有跟我一起玩古董的全被歷史淘汰了，北京一個沒剩，全國也是，不是下大獄就是吸毒、家破人亡、娶五房太太……什麼事都有。沒有像我這樣的，我沒賣，賣的人全是死;賣的人不賺錢，賺也是賺一陣子。我不賣不是因為我不喜歡錢，是我源於文人的面子，我覺得賣東西是一個奇恥大辱，我的不賣把我徹底救了。”
很多人都不清楚馬未都哪裡來那麼多錢買古董，其實馬未都在出版社做編輯的時候就開始做藥材生意，賣中藥材是個暴利行業，一個月能掙七八萬塊錢，靠賣藥掙來的錢玩古董。因為當時在出版社，不敢跟人講自己做買賣，但給人的印象就是馬未都有錢，就不知道從哪裡來的。馬未都很懷念上世紀80年代四處買古董的歲月，比如去河北、山西一帶，有人帶路，到處都是寶貝，哈腰就能揀到。現在沒有了，到處都是雷。“就是等於你去的時候是個處女地，森林裡都是大蘑菇，隨便採，現在都是毒蘑菇。”馬未都說。而且，馬未都是第一個從國外用集裝箱往回買文物的人。
現場的鑑別力 1995年，中國有拍賣行了，馬未都就被請去當顧問，古董的真假就由他一個人說了算，“我絕對是對著良心說話”。馬未都說，有一次拍賣，拍賣行說有件東西起拍價太貴，要退回去，他問為什麼，他們說是康熙仿成化的瓷器，不值4萬元。箱子打開一看，馬未都就愣了，實際上就是明代的。馬未都告訴他們這是真的，他們不信，找人鑑定，最後確認的確是明代瓷器。最後這件瓷器220萬元拍賣出手。馬未都說:“我但凡有點私心，特簡單，我一關蓋說退，然後問清楚是誰的，跟底下人說，打個電話，說現在上不了拍，有人託底你賣不賣，他們都賣。4萬塊你匯過去，這東西就是你的了。但是我受僱於人的時候，我絕對不會幹這樣的事情。”
馬未都認為，市場是很鍛鍊人的，從他最初跟擺地攤的打交道開始，練就了很強的心理素質。當時，文物鑑定的技術力量很薄弱，博物館的專家對市場的判斷幾乎是零，馬未都多年來在野路子裡趟過來的經驗，讓他能對很多複雜的事情做出快速判斷。“一個奧運會射擊冠軍碰上個土匪是沒有用的:你三點對一線，準心對缺口，先吸一口氣定住神才能對準對方，人家土匪早把你天靈蓋兒給掀了。市場很殘酷，它訓練人，我看過很多博物館的人到市場跟前就虛了，就不敢說話了。地攤上買東西有一規矩，比如你賣我買，你賣這件東西，我往那一蹲，多少錢啊？你說200元，我說80元吧，你說不行，150元，我說100元吧，咱倆這麼磨蹭之間，任何人看這個東西不能伸手，不能有個人說那我給100元拿走，那不行。那這時候，你對這個東西要做出最後的決定，沒有任何後援，沒有人可以商量，沒有時間讓你回家翻翻書這東西怎麼回事。所有的事情都是在這會兒，蹲在這兒，幾分鐘之內搞定。而且我經常碰見，過去地攤上買東西，盯著這東西的時候旁邊都是大腿，這大腿就表明都看上了。尤其後來我在這行越來越有名了，只要我蹲在那兒，就沒有機會再起來了，那我的決定都是這一會兒。我說的就是，土匪掏槍、上膛都是那一瞬間完成的，趕緊把你給崩了。博物館的人不行，一大堆人來了，在那折騰，翻資料，好幾天，這沒用。我們一直都是在那種非常嚴酷的條件下訓練出來的，反應極快，決心下得特快。
有個人喜歡收藏，老來跟我聊，故宮舉辦青花班講永樂青花，就學這一個，5天課，一課800塊，很貴。他去學，學完回來跟我說:馬先生，別的我不敢說，永樂青花我徹底明白了。到了故宮，所有東西都調出來看，中國的五大巨頭都給講了課，做了筆記，都弄得明明白白了。跟我說完這話不到一個星期，他就在崑崙飯店咖啡廳，正趕上拍賣，一個人送一個永樂年間的盤子，我給他看。我說:您看這個，現在30萬塊錢，你要買，你現在10分鐘之內給個價，這東西就是你的，錢我給你去弄。盤子要對了，值500萬元，錯了30萬元就扔了。你現在孤立無援，10分鐘內你要做出決定。他拿著盤子看了半天，突然回過頭來跟我說了一句話，把我給說樂了，他說:‘我這會兒技術歸零了。’你以為你明白了，那是故宮的人給你端出來讓你看你明白了，人家故宮裡擱了多少年了，讓你看，這是永樂的盤子，又跟著老師講的對得上，你心裡乾乾淨淨，又沒有壓力，沒有掏錢。一實戰徹底歇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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