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來沒有戴過手銬，也沒有想過這一輩子會戴手銬。
而且我曾經堅信：我永遠都不可能戴手銬，永遠！
之所以這麼自信，是基於對自己人品的放心；我當然也有“人性的弱點”——連總統都是靠不住的，何況我呢？但因為我從事的是教育，我的身份是教師，這就決定了我很難通過職業方式去觸犯刑律。換句話說，教師除了工作壓力大，特別勞累，收入微薄，其實還是比較安全的，很難和手銬打交道。如果一名教師忠於職業操守，潛心教書育人，那他絕對不可能戴手銬。就像歐·亨利小說《警察與讚美詩》中的流浪漢蘇比一樣，那麼渴望坐牢，卻可望而不可及。
但注意，我剛才說的是“我曾經堅信……”，之所以說“曾經堅信”，是因為最近我似乎沒這個自信了。比如……（此處省略28個字，不含標點。）
於是，我開始了對“手銬新用途”的研究。我找來《犯罪學詞典》（郭翔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學習。查到“手銬”的詞條，解釋如下——
手銬：國家專政機關使用的一種戒具。中國有關勞改的相關法規規定，犯人在改造期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使用手銬或者腳鐐：（1）有行兇、逃跑、縱火、暴動、鬧監、搶奪武器行為的；（2）有破壞勞改場所設施、秩序和國家物資等行為的；（3）犯人在押解途中的（成批調犯除外）。對於判處死刑等待執行的罪犯，可以同時使用手銬和腳鐐。
這個詞條解釋，讓我明白：第一，手銬是針對犯人的；第二，也不是隻要是犯人就必須戴手銬，而是在三種情況出現“之一”的時候，可以使用手銬。
我進一步探究，什麼叫“犯人”呢？我再查權威詞典：“犯人，犯罪的人，特指在押的。”（《現代漢語詞典》 商務印書館 2002年增補本）
有了這些準確的概念，我似乎可以得出這樣準確的結論：只要沒有觸犯刑律，只要不是犯人，或者說就算是犯人，只要沒有“行兇、逃跑、縱火、暴動、鬧監、搶奪武器行為”，沒有“破壞勞改場所設施、秩序和國家物資等行為”，就不應該被戴上手銬。
再請注意，我上面用了“似乎可以得出這樣準確的結論”的表述，說明我還是不肯定。不肯定不是因為理論上有什麼疏漏，不是，從理論上說不是犯人就不應該戴手銬，這是毋庸置疑的。
但現實呢？有沒有不是犯人卻被戴上手銬呢？比如……（此處省略37個字，不含標點）
醫生、警察和教師，這三種職業常常被公眾輿論放在一起“妖魔化”。那我也以這三個角色展開假設。醫生關聯著公眾的健康，警察維繫著百姓的安全，教師決定著國家的未來。如果正常的醫生被戴上手銬，如果正常的警察被戴上手銬，如果正常的教師被戴上手銬，這個國家基本上就完蛋了。
特別要提醒讀者的是，我說的是“正常的”醫生、警察和教師，所謂“正常”就是沒有觸犯刑律，不是犯人。至於有缺點有錯誤，不應該成為戴手銬的理由，如果警察看誰不順眼就摸出手銬把人家的雙手“咔嚓”上，那是手銬用途的擴大化。
我是教書的，還是說教師比較靠譜。我無法想象，作為傳授知識、傳播文明的讀書人，能夠被警察摁下頭顱，撲倒在地，反剪雙手，戴上手銬，像拎小雞一樣扔到警車上。如果有人給我看照片，我會認為是被P過的，如果有人給我看視頻我會認為那是警匪片的片段，而主人公並不是教師而是歹徒。
道理很簡單，在咱們中國，警察不叫警察，叫“人民警察”，簡稱“民警”。還有一句話我們非常熟悉：“人民警察愛人民”。教師當然是人民的一員，怎麼可能被愛他的人戴上手銬呢？何況這些人民警察都有自己的老師，也愛自己的老師，如古人所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那麼警察一定會“師吾師以及人之師”。
人民警察不會不明白，如果他們給無辜的老師戴上手銬塞進警車，過路的或圍觀的群眾中可能就是老師的學生，或學生家長，他們看到老師這麼狼狽，這麼猥瑣，這麼不堪一擊，這麼瑟瑟發抖……多年來老師在他們心中的神聖形象就坍塌了，老師的尊嚴就蕩然無存了。
我們這些人民警察小時候也給老師寫過新年卡的，也給送過花兒的，也給老師朗誦過詩的，他們怎麼可能給老師戴上手銬呢？他們怎麼下得了這個手呢？
有人會說，警察的職責就是服從上級的命令，如果上級要求他們把老師“給我銬起來，帶走”，警察也沒辦法呀！就算警察不得已把老師給銬了起來，他們也沒有責任。不對不對，我相信警察會明白“槍口抬高一釐米”的道理的。他們懂規矩，但更有良知。
我從來沒有想過，我這個語文老師會去研究“手銬的用途”，是生活給了我全新的課題。研究這個課題，讓我更加明白，手銬只能對付犯人，不能對付文人，尤其不能拿來對付老師。如果高舉文明之火的手被手銬銬住了，這個民族也就沒有了未來。
還有很多話要說，但“吟罷低眉無寫處”……（此處省略527個字）
算了！不寫了，你懂的。2018年5月30日晚上（寫畢推窗一看，果真“月光如水照緇衣”）
本文轉自微信公眾號“鎮西茶館”，作者李鎮西。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芥末堆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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