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的文學家張岱在《跋寓山注二則》中說：“古人記山水，太上酈道元，其次柳子厚，近時袁中郎。”看來張岱認為，古代描寫山水景物的文章有三個人寫的最好，那就是酈道元、柳宗元和袁宏道。柳宗元是文學大家，他寫的山水文章似乎以《永州八記》最佳，而袁宏道寫過不少的遊記，有人把他的遊記從其全集中抽出，編為《袁中郎遊記》一書，可見人們對這類文章的喜愛。而張岱評價三人寫這類文章最佳，其著眼點肯定指的是文采，而非專業的科學考察，正如酈道元寫的這段三峽，描寫得太過逼真，以至於後人認定他一定是來到了三峽，才寫得出這樣膾炙人口的名篇。上海科技出版社曾出版過一部《地學史話》，其中一篇的名稱是《酈道元和水經注》，這篇文章的小標題竟然寫成了“耳聞不如親見”，小標題下面還有這樣一句話：“酈道元久聞長江三峽之名，決定親自去看一看。他不辭艱險，長途跋涉來到了三峽。”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失誤呢？其實這也不能全怪作者的想當然，也確實是《水經注》這部書本身的原因。《水經注》完成於北魏，那時還沒有發明版刻，書籍都是靠手工抄寫，然而在不斷的抄寫過程中，會把《水經》的原文和酈道元的註釋混雜在一起。酈道元因為沒有到過南方，所以南方的河流他都是抄錄文獻，而他的抄錄又不是像而今這樣的規範，如三峽那一段，他並不是照抄原文，而是進行藝術加工式的改寫，這使得後世很難區分出哪些是原文，哪些是註釋。
雖然酈道元並不想埋沒先人的功勞，比如他引用《宜都山川記》中的記載時，都會註明“袁山松曰”“《宜都記》曰”等等，但是原文應該引到哪裡，因為古代沒有今天的這種標點符號，再加上酈道元對引文的加工，就很難搞清楚引文到哪裡結束。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酈道元所引用的古籍，大多已經失傳了，比如袁山松所撰的《宜都山川記》，今天我們僅能從其他的文獻中找到隻言片語，如果這部書仍然存世，這件事情就簡單了很多：將兩書一對，問題就一目瞭然了。可惜歷史並不會選擇性地給人們留下有價值的遺產，也正因如此，《水經注》一書就給後世留下了一個很大的爭論緣由。
關於三峽這一段，酈道元也引用了《宜都山川記》裡的話：
山松言：常聞峽中水疾，書記及口傳悉以臨懼相戒，曾無稱有山水之美也。及餘來踐躋此境，既至欣然，始信耳聞之不如親見矣。其疊崿秀峰，奇構異形，固難以辭敘。林木蕭森，離離蔚蔚，乃在霞氣之表。仰矚俯映，彌習彌佳，流連信宿，不覺忘返。目所履歷，未嘗有也。既自欣得此奇觀，山水有靈，亦當驚知己於千古矣。
這段話裡說“及餘來踐躋此境，既至欣然，始信耳聞之不如親見矣”，其實是袁山松所言，而《地學史話》一書將其理解為了這是酈道元的話，所以才產生了那個誤會。
酈道元撰《水經注》四十卷，明崇禎二年小築藏板本，書牌
酈道元撰《水經注》四十卷，明崇禎二年小築藏板本，卷首
其實關於《水經注》的誤會，因為傳寫筆誤的原因，給後世造成了許許多多閱讀上的困難。到了清代，樸學大為盛行，有多位專家都開始仔細研究《水經注》，其中以戴震最有名氣。他從乾隆十五年，也就是在他二十七八歲時就開始校勘《水經注》。乾隆三十八年春，他被招入四庫館，那時《水經注》流傳下來最早的版本，就是藏在四庫館中的明代初年的《永樂大典》。在戴震入四庫館之前，已經有一位翰林在校《水經注》，但《四庫全書》總編紀曉嵐認為，戴震已經對《水經注》的研究有了經驗，因為他找到了原文和註文之間的特殊區分方法，於是就改任戴震為《水經注》的校對。到了乾隆三十九年，戴震校出了此書。又過了一年，這部書由武英殿刷印出版。
此書發行兩年後，戴震就去世了。而後又過了三年，四庫館內又見到了一部趙一清校的《水經注釋》，而該書署名的校完時間是“乾隆十九年”，顯然比戴震的校本要早許多，於是四庫館內開始傳言，認為戴震在那麼短的時間內能夠校出《水經注》，其實是剽竊了趙一清的研究成果。這樣的話令戴震的弟子段玉裁很不滿意，而後他寫信給梁玉繩，梁解釋了趙撰寫該書的情況。後來這件事基本搞清楚了，那就是：戴震和趙一清在相互不知道的情況下，各自研究《水經注》，然而他們研究出的成果卻很相似，但並沒有誰抄襲誰的問題。
如此有意思的一段文壇八卦，竟然就這樣平息了，這當然不符合群眾的喜聞樂見，於是關於戴震抄襲趙一清《水經注》研究成果的說法，一直在社會上流傳。道光年間，魏源、張穆等人都寫文章斥責戴震抄襲趙一清；清末地理學家楊守敬也是持類似觀點；民國年間，孟森、王國維等也為此斥責戴震人品太差。在這一面倒的情況下，有一個人不信這個邪，他就是胡適。胡適從1943年開始仔細研究《水經注》，直到他1962年去世，用了近二十年時間，蒐集了他所能得到的各種《水經注》版本，同時還找到了戴震和趙一清的手稿。他的這些藏品在北京大學五十週年慶上還專門搞過展覽，胡適在蒐集版本的同時，還撰寫了相關的筆記，達到了數百萬字，最終他替戴震洗清冤情，因為胡適的結論是：戴震和趙一清二人各自工作，雙方都不知道對方在研究此書，故而也都沒有參考過對方的研究成果，儘管他們的研究成果相似，但並不存在誰抄襲誰的問題。
但胡適的這個定論並未形成業界的共識，直到今天，還有人在說戴震抄襲之事。看來人們寧信其有不信其無。樹欲靜而風不止。即使有了結論，人們還是繼續唸叨著，那也只能由它去吧。不過話說回來，正是這樣幾百年的爭論，也更顯示出酈道元的這部《水經注》是何等的重要，因為越爭論越能凸顯人們對他辛苦勞作的認可。
趙一清撰《水經注釋》四十卷《首》一卷《附錄》二卷《刊誤》十二卷，清乾隆五十九年東潛趙氏小山堂刻本，書牌
趙一清撰《水經注釋》四十卷《首》一卷《附錄》二卷《刊誤》十二卷，清乾隆五十九年東潛趙氏小山堂刻本，卷首
雖然說《水經注》是極具名氣的古代地理學專著，可是書中卻記載有許多的歷史故事和風土人情，然而這種寫法在後世未受到首肯，認為酈道元使得《水經》變得雜蕪，但他卻因此而記錄下了一些重要的歷史文獻，而更為重要者，通過這些文獻可以表達出酈道元本人的好惡觀。比如卷二《河水》經“又南過赤城東，又南過定襄桐過縣西”，對於這兩句話，酈道元在注中稱：
《東觀記》曰：郭伋，字細侯。為幷州牧，前在州，素有恩德，老小相攜道路。行部到西河美稷，數百小兒各騎竹馬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曰：聞使君到，喜，故迎。伋謝而發去，諸兒復送郭外。問：使君何日還?伋計日告之。及還，先期一日，念小兒，即止野亭，須期至乃往。
酈道元在這裡記錄下一個歷史掌故，他在這裡引用了《東觀記》中的一段話，這段話說一個叫郭伋的官員很有政聲，某次出巡到西河美稷，當地有很多小孩騎著竹馬歡迎他，等他辦完公事離開之時，那些小孩又來相送，問他何時回來，郭伋計算了一下日程，告訴了他們返回的時間。可是等到郭伋再來此地時，卻比他當時的所言早了一天，他覺得不能失信於這些孩子，於是就在郊外的一個小亭內住了一晚，第二天才按期前往。
酈道元在這裡引用《東觀記》上的這段話，其實跟《水經》一點關係都沒有，那他為什麼要把這段話引用進專著中呢？這至少說明，他贊同郭伋這種不失信於兒童的做法，雖然他對這段話沒有作任何評語，這就正如後世選學的觀念：取捨就代表了價值觀。《水經注》中也記錄了一些惡人所為，這也同樣表明了酈道元的價值觀念。而更為有意思者，則是書中記錄了許多的風土人情。比如卷二十八《沔水》經中“又東過中廬縣東，維水自房陵縣維山東流注之”，酈道元在書中記錄了一種名為“水虎”的動物：
沔水又南與疏水合，水出中廬縣西南，東流至邔縣北界，東入沔水，謂之疏口也。水中有物如三、四歲小兒，鱗甲如鯪鯉，射之不可入，七、八月中，好在磧上自曝，膝頭似虎，掌爪常沒水中，出膝頭，小兒不知，欲取弄戲，便殺人。或曰，人有生得者，摘其皋厭，可小小使，名為水虎者也。
對於這段話，後世經過一番研究，認為酈道元所描寫的這個“水虎”，其實就是揚子鱷。然而這段注中所說的地理位置，乃是今天的漢水襄陽與宜城之間的河段，這一帶在南北朝時期屬於南朝，酈道元根本沒有來過這裡，所以他的記載其實也是本自《荊州記》。而酈道元在書中說，這種揚子鱷會吃小孩，陳橋驛先生認為這是酈道元受到他書的影響，陳先生在《讀水經注札記》中說：“揚子鱷雖然是食肉爬蟲類動物，但並不是猛獸，平日只吃魚、蛙、鼠等小動物，不像馬來鱷那樣兇猛，吞食大動物甚至人。註文中說‘小兒不知，欲取弄戲，便殺人’，可能是因為小兒在沙灘上弄戲它，不慎落水中，使它得到殺人的罪名。”
如此說來，酈道元在原材料上進行了改編與加工，這更加可以看得出《水經注》一書的文學性。當然該書的價值所在也絕不會僅僅如此，其更為重要者，還是記錄下了那個時代的科技人文等方方面面有價值的內容，比如卷三《河水》經：“又南過上郡高奴縣東”，酈在注中說：
故言高奴縣有洧水，肥可燃，水上有肥，可接取用之。《博物志》稱酒泉延壽縣南山出泉水，大如筥，注地為溝，水有肥如肉汁，取著器中，始黃後黑，如凝膏，然極明，與膏無異，膏車及水碓缸甚佳，彼方人謂之石漆。水肥亦所在有之，非止高奴縣洧水也。
他的這段描述被後世解讀為這是石油，由此可知，早在南北朝時期，陝北及河西走廊一帶就已經有了石油的出產與利用。
當然，《水經注》的價值遠遠不止如此，陳橋驛先生將其總結出了八大貢獻，於此就不再一一論述。該書記載也有不少失誤之處，早在唐代，杜佑就指出《水經注》沒有搞清楚黃河的發源，因為《水經注》上說，黃河發源於崑崙山，後世知道這種說法並不正確。其實這個說法本自《水經》，而陳橋驛認為，崑崙山原本是古代傳說的山嶽，但不知道何時崑崙成為了實指的山名，所以《水經》上所說的崑崙，跟後世所言並非一回事。所以說，無論是《水經》還是《水經注》，均稱黃河發源於崑崙，這句話也難說是正確還是不正確，更何況酈道元是一千多年前的古人，他處在南北朝時期，因此不太可能將每一條河道從頭走到尾，所以說，即便有一些失誤，也一絲都不影響《水經注》的價值。
趙一清撰《水經注箋刊誤》十二卷，清乾隆五十九年東潛趙氏小山堂刻本
當年蕭寶夤派人殺死了酈道元，同時被殺者還有酈道元的弟弟酈道峻、酈道博及長子酈伯友、次子酈仲友，幾乎殺了酈道元全家。而後蕭寶夤下令將酈道元葬於長安城東，後來北魏軍隊收復長安，酈道元又被遷葬於洛陽。他的這些墓址到今天都難以探尋，然而他的故居今日卻得以修復。
關於酈道元的故居在哪裡，在歷史上也有爭論。河北的涿鹿縣曾被視為酈道元的故鄉，然而酈道元在《水經注·巨馬水注》中說了這樣一段話：“巨馬水又東，酈亭溝水注之。水上承督亢溝水於逎縣東，東南流，歷紫淵東。餘六世祖樂浪府君，自涿之先賢鄉，爰宅其陰。”根據此話的描述，顯然這裡不是河北的涿鹿縣，而應當是當今的涿州。清初孫承澤在《春明夢餘錄》卷六十四中也稱：“酈亭在涿州南二十里，為酈道元故居。”看來，酈道元去世一千多年後，到了清初，人們依然認定涿州是酈道元的故居所在地。
酈道元故居位於河北省保定地區涿州市西道元村酈道元路幸福街附近。我的此次河北之行，跑了七天的時間，是從南向北倒著往回走，今日上午的一程是先去尋找盧植墓，而此墓也在涿州境內。拍照完盧植墓後，由此用上導航儀，奔西道元村而去。然而導航把我帶入了一條極破爛的廢棄公路，這條公路上既無行車也無行人，眼前所見僅是大坑連連，汽車只能以步行速度左盤右轉。行駛了半個多小時，才發現路完全不通了，沒辦法，只好在原地掉頭回駛。這種境遇是尋訪過程中最難受者，因為耽誤時間就意味著日頭的偏西，有時趕到拍攝地，因為天晚，已變得完全不能拍照。這種心焦過程，只有經歷過，才能真正地體會到。
又經過一番折騰，終於駛回了大道，於是四處張望，希望能找到問路之人。導航儀這種東西還只能按部就班地選擇最近的路線，但它並不知道中國公路變化之快及修路之頻，問人才是硬道理。在一個十字路口的紅綠燈處，看到有警察在指揮交通。剛才來的時候卻沒看到，否則我也用不著走這麼長的冤枉路。而紅綠燈旁邊還停著一輛警車，裡面坐著幾位警察在休息，於是我停下車，直奔警車而去。然而廢棄公路這邊塵土有兩寸厚，我的剎車掀起的塵土隨著風勢全部刮進了開著門的警車內，幾個警察面露厭惡的神色瞪著我，我硬著頭皮迎了上去向他們打問如何能從大道找到西道元村。那幾個警察不說話瞪著我，我也不吭聲，微笑地看著他們，倒要比比誰的耐性好，果真其中一位忍不住了，沒好氣地告訴我，一直往前走第一個紅綠燈左轉再見到紅綠燈就是。我鄭重地謝過這位警察，按照他所指果真開到了西道元村，沒費周折就在村中心找到了酈道元故居。
門前的文保牌
故居的匾額
故居的門口立著涿州市的文保牌，而大門卻緊閉著，門楣上的牌匾寫著“酈道元故居”五個金字，紅色的門板上貼著白色的告示，上面寫著：遊客同志們您好，需要參觀者請撥打電話聯繫，聯繫人李堂。上面印著的和手寫的電話，竟然有五個。我將上面的電話逐個打一遍，每一個都有人接聽，但是每接一個電話都會告訴我找另外一個人，而找到的人又會告訴我再找另一個人，一路打下來，竟沒有一個能來給開門。真不明白寫這個電話有什麼用。
門口的告示上留下了五個聯繫電話
緊閉著的大門
打電話期間有兩個學生模樣的人也來到了這裡，是男生騎著自行車帶著一個女生，他們看到故居鎖著門，問我如何進去，我把剛才打電話的情形告訴了他們。那個女生很有耐心，把我剛才打過的電話又逐一打了一遍，結果仍然一樣。打電話期間，有一婦女從旁走過，我問她找誰能拿到開門鑰匙，她指給我旁邊的一家人，說鑰匙在這家。我上前敲門，隨著一陣狗吠，一箇中年婦女應門出來，我說明來意，她反問我誰說她家拿著鑰匙，我想轉身指給她看，結果身後已沒了人影。這位婦女讓我去找村部，並指給我村長家的院門，我按其所說前往找之，結果卻敲門無人應。
門前的空地
不知道為什麼堆著這麼多的磚頭
無奈，索性回到故居門口，試圖翻牆入內，然而轉了一圈卻找不到蹬腳之處。祠堂前面的廣場面積不小，至少有十畝地大，然而卻是土地，上面幾棵粗大的柳樹，還堆著幾垛建築用的紅磚和沙土，不知道是否又要擴建這處舊居。但我覺得此處的這片空地也應當是酈道元故居的範圍之內，只是我踏上了他家故居的土地，卻至其門而不能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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