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老九
上一期講到哲學就是方法論，講到只有方法沒有“論”就不能算是哲學。那麼怎麼算是有了方法論呢？要看是不是能夠把方法傳遞給別人，讓別人也學得會，並且屢試不爽。這個關於怎麼才算有方法論的說法，一般不深究的說，是對的，但如果深究，就還要說得更嚴密一些。
舊時的木匠師傅慣會各種秘而不宣的口訣。比如知道一個木桶的周長是三尺，“尺變寸，加六成”，他念念有詞的就算出了它的半徑是四寸八。這個口訣是木匠師徒代代相傳的，不能說是不能傳遞給別人，也不能說哪個智力正常的人學不會，更不能說這一次奏效下一次就失效，或者對這個木匠靈驗對那個木匠就失靈。那麼，木匠們也有方法論，也是哲學家嗎？
相信沒有人會冒失到要把老木匠們算作哲學家的程度。為什麼？因為這裡面的“理性含量”太少了。這一點咱們在上一期說過，也許你當時忽略了，現在再強調一遍——哲學是一種理性活動，不是小獅子學捕獵那樣的活動。
今天的小學生們也能算出那個木桶的半徑，甚至還算的更精確。不過，雖然他不再念什麼口訣了，可看上去跟老木匠也沒太大的區別：他只不過是把口訣換成了公式，而公式不也就是另一種口訣嗎？何況，誰要是問他這公式是怎麼推導出來的，他也跟不知道口訣是怎麼推導出來的老木匠一樣，回答不上來。
但是這些小學生們將來可能會變得跟那些老木匠不一樣，因為他遲早要學到怎麼推導那些公式。他只要真的學會了，就可以從極少的幾個基本公式，推導出他所需要的任何一個公式，甚至是他從來也沒見到過的公式。之所以如此，因為他學的是一套系統的方法，在這裡面起決定性作用的是理性，而不是記憶力。也就是說，他有方法，還有方法論。
老木匠們永遠也做不到這一點，因為他只有方法，沒有方法論。他只記住了一些結論，他不需要關心這些結論是怎麼來的，他只要會應用就可以了，在他那裡起決定性作用的是記憶力。他愛的不是智慧本身，而是智慧帶來的效果。這是他不能算作哲學家也不能算作數學家的根本原因，就跟絕大多數的學生不能算作哲學家和數學家一樣。
只知道“尺變寸，加六成”可不能算作哲學家
孔子的學說就是這樣一種“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學說，比如說“仁”。
“仁”是孔子思想中最核心、最重要的一個概念，他應該把它說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讓學生們心裡都有數，好照著去做吧？對不起，咱們想多了，孔夫子覺得沒必要這麼做。
根據《論語》的記載，他的弟子有五個人先後七次向他“問仁”。這老先生可倒好，七次回答次次不同。這麼玩，學生們能不一臉懵逼，不知所措嗎？設身處地的想想，那簡直是一定的。不過，八卦一點說，心眼多的學生大概不會拿同一個問題去問兩遍，也只有死心眼到會問怎麼種菜怎麼種莊稼的樊遲，才一遍一遍又一遍的去問，也難怪孔子不喜歡他，罵他是“小人”。
有人說這是孔子他老人家因材施教的體現，之所以每次的說法都不一樣，是因為要針對每個學生所缺乏的東西而言說。也許是這樣吧。可是學生為什麼不會認為“仁”只是老師說出來的那個內涵，而不包括老師沒跟他說的內涵？尤其是那個樊遲，他要是隻問了一遍，那可怎麼好？
有一個故事叫“小蝌蚪找媽媽”，還記得嗎？兩隻大眼睛、嘴巴又闊又大的可能是青蛙，但也可能是大魚；長著四條腿的可能是青蛙，但也可能是烏龜；白肚皮的可能是青蛙，但也可能是白鵝。小蝌蚪之所以一次次找錯媽媽，就是因為總遇到孔子那樣的“因材施教”。
所以，我覺得好的因材施教是這樣：“仁是1、2、3、4、5，你具備了1、2、4，還欠缺3和5。”孔子那一套，即便不是想到哪說到哪，也不是好的因材施教。
小蝌蚪之所以一次次找錯媽媽，就是因為總遇到孔子那樣的“因材施教”
孔子嘴裡的仁，“克己復禮”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其言也訒”還是；“愛人”是，“先難而後獲”是，“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還是；“恭寬信敏惠”也是。
我們不知道“仁”是不是隻有這七個特徵，也不知道要是再有別的學生問仁，他會不會還說出別的來。我們只知道，他只能枚舉，說這個是仁，那個是仁，或者說這個不是仁，那個不是仁；他不能概括。
不能概括的結果就是不能明確。明確，一是要“明”二是要“確”。明，就是說得清來龍去脈因為所以；確，就是不含糊不遊移。不能概括就做不到這兩點，做不到這兩點就難免要出特例；出特例就要突破既定框架，就意味著矛盾。
波普爾說：“如果我們準備容忍矛盾，那麼批判以及一切人類智力進步都必定同歸於盡。”容許矛盾就是沒法應用，如果強行應用，那就是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愛怎麼用就怎麼用。這便是為什麼老實人總也搞不通仁義的奧妙，總要變成“舉一隅不以三隅反”的呆鳥的原因所在。
比如管仲，“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這不能算是“與人忠”吧？“邦君樹塞門， 管氏亦樹塞門”，這不能算是“克己復禮”和“居處恭”吧？就這麼個無禮不忠的東西，孔子卻稱讚他“如其仁”，慨嘆“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忠、禮、恭到了這裡都無所謂了，髮型和服裝才最重要。你說這叫什麼事啊。
孔子自己立了七條“仁”的標準，卻又自己推翻它，跟“八佾舞於庭”惹得夫子沒法忍一對照，這就不能不說有點太搞笑。後學們不能讓聖人出梗，就替他找補，說什麼管仲跟季氏不同，因為髮型和服裝代表了禮法，管仲雖有失於檢點之處，但畢竟由於他的功勞才保全了華夏文明免受蠻夷荼毒，功大於過，不能愚忠虛禮。
這說法貌似圓得過，但其實是出了更大的梗。《禮記·王制》：“東方曰夷，被髮文身。”咱們前幾期說過，孔子是商朝貴族的後裔，而商恰恰是東夷人。他要真的守禮法也該守東夷的禮法——披髮左衽（紋身？）——才對。
到這裡打住，不再往下說了。再往下說出“鬱郁乎文，吾從周”來，那就難免要勾出“此間樂，不思蜀”之類的話了，也就難免要招來也不知道是罵誰的數典忘祖、無恥下流之類的惡言惡語，實在沒啥意思。
我也贊同盧梭的這個判斷。基於我對自己的情感深刻而不容置疑的體驗，請相信我，當我說“信仰是沒有道理可說的”的時候，不含任何貶義。相反，我認為，對他人的情感需要所抱持的必要尊重，正是我們有必要尊重他們的信仰的原因之一。當然，這不是唯一的原因，但這卻是使我們免於變成冰冷的理性機器的原因。
信仰是沒有道理可說的
又扯遠了，還是回到“明”和“確”的話題上。管仲無禮不忠，但卻“如其仁”，出了特例了，這就是不能概括所導致的不能“確”的例子。也有導致不能“明”的例子，比如“三年之喪”。
當學生的不明白為什麼要給父母守孝三年，當老師的應該給他講清楚來龍去脈吧？唉！孔子哭倒在廁所：臣妾做不到啊！他不能概括，除了枚舉之外，他說不清楚什麼是“孝”，也說不清楚為什麼要“孝”，當然也就解釋不了“三年”的合理性，所以只好耍小聰明，問人家不守三年安不安心，並且說如果安心就可以不守那麼長時間。
你以為這是體現了孔子跟智者派的類似之處，一切以人為尺度？不，不是。這僅僅是因為孔子說不出道理來，想趕快把人家打發走了完事。不信？咱們看宰予出去之後，孔子是咋說的就能證明。孔子說：“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老夫子罵人咱就不說了，他反正是總愛罵人。“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這句話正好說明了孔子不過是主張按慣例行事而已。至於慣例怎麼來的，他沒興趣深究，他滿足於想當然，認為是由於“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
可是，哪個孩子三歲就能獨立了？三歲以後父母不再抱著了（好像也不用抱到三歲），但還是要養育啊，這些就都不算數了？如果算數，照這個算法，按《儀禮·士冠禮》20歲才成年的說法，那該守孝20年；打個折，按最激進的12歲加冠的說法，那也得12年；這還是冠禮之後立即獨立的情況，要是啃老族，那大概要三四十年。不知道孔夫子覺得這麼長時間耽不耽誤事。如果也嫌耽誤事，那他忍心嗎？忍心就是丘“之不仁也”。
這還沒說爺爺奶奶給帶孩子的情況；也沒說找了奶子嬤嬤丫鬟一大堆，爹媽其實沒怎麼付出的情況；更沒說庶出的子女只能認父親的正妻為母親的情況。這些個孩子早早就“免於父母之懷”了，是不是守孝的時間就可以短點？反正孔子的意思是三年對三年，八兩換半斤，只要公平交易、兩不該該也就行了吧？安不安心其實反倒是不重要的。
一句“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實在是不能讓人信服，這是稍微動動腦子就能想到的事。要說孔子想不到這一層，那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孔子也說過孝就是“無違”，就是“敬”的話，說無違就是“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禮是什麼？禮就是慣例，並不是理。
孔子主張按慣例行事，但慣例是怎麼來的？合理不合理？他沒解決這個問題。所以，在面對質疑的時候，他無法據理力爭，除了背後罵人就只能當面妥協，而妥協無疑意味著再一次出現特例。
孔子講學圖
再多的例子就不想舉了。畢竟這兒不是要開孔子的批鬥會，而只是想為我們應該如何思考提供一些例證。不過，即使這樣，估計現在儒教徒的內心也早已經是一萬個草泥馬在狂奔了。理性跟情感的對話最終總是要醬紫滴，一方說你不講理，另一方說你不愛我——雙方根本就沒在一個頻道上——現在，估計另一方會說跟你講個屁理，老子剁了你這個異端！所以，我再做一下最後的總結，就結束這一期，趕快找個地方躲躲去。
老木匠的口訣好歹可以兼覆，而孔子的學說卻在在都是特例。所謂的有經有權、意在言外，說到底不過是不能自圓其說之後的強為之詞。它要麼代表了強權，要麼代表了苟且。我對權變之說是深惡痛絕的，因為我覺得正是它導致了我們視規則為具文，以練達為學問，擅長說一套做一套的市儈文化。
當然，這是題外話。題內的話是：不管哲學是什麼，咱們都不好把老木匠的口訣叫做哲學吧？那麼連口訣都不如的東西也就更不好列為哲學了，所以，孔子不能算哲學家。
今天就到這裡。
—— 未完待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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