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並不因逃避與冷漠而擺脫政治的陰影，政治的新舊雜陳、真假混駁仍然橫亙在生活之中，在舊的崇高被證明虛假、新的崇高又無補於事的當口，“躲避崇高”的王朔順理成章地成為讀者的寵兒。他對體制沒有根本性的冒犯，可他讓一切的宏大敘事都顯得如此可笑，他甚至讓犬儒哲學都裹上一件“酷”的外套。
八十年代是最熱情澎湃的年代。那句老話被反覆引用：“睜開眼睛看世界。”歷史、哲學、政治、經濟、社會、法律……各個領域都春潮湧動，春雷乍響。文學仍然是精神生活的先頭部隊，一馬當前，潑喇喇一波波衝向舊思潮舊文化的壁壘。一切都仿似在重演六十年前的新文化運動。
當年是“文白之爭”將新文化推到了公眾眼前，這次，思想的翻騰仍然呈現為形式的革新。從文革時代的“地下詩歌”發展而來的“朦朧詩”，宣告了對舊的美學話語的挑戰。食指、芒克、多多、北島、舒婷、顧城成為新文學的旗幟。對個體精神的強調，“懷疑”和“否定”以及某種悲劇性的英雄主義精神，是他們共同的特徵。有人斥為“讓人氣悶的朦朧”，有人卻譽為“新的崛起”，結果是這場運動奠基了當代詩歌的主調，後來者高呼著“PASS北島”，繼續著語言實驗與精神掘進，詩歌遠離了公眾（甚至知識界），卻在自己的疆域中自足地發展著。
北島
為了背叛“假、大、空”的創作原則與僵化的敘事話語，小說分兵突進，一路人馬樹起了“尋根”的大旗，憑藉西方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的學理引進，還有拉美“文學爆炸”的成功示範，衝破籠罩一代的階級革命話語，直闖民俗採風與傳統重審的處女地，背後卻是不可按捺的現代化渴望，與第三世界在全球化前景中的身份認同。代表人物如鄭義、李杭育、阿城、賈平凹、韓少功、莫言、劉恆，“知青文學”的班頭張承志、史鐵生、王安憶也前來會師，加上鄧友梅、馮驥才、汪曾祺……大家看出來了吧，這些人馬構成了文壇主流的大半壁江山，直至今日。
另一路人馬繼之而起，從法國“新小說”與敘事學理論中借來資源，專注於語言實驗與形式探索，被冠名為“現代派”或“實驗小說”。看起來這是迴歸文學本體的嘗試，暗地仍然是現代性的召喚：“中國要現代化，就要有現代派。”既有老將王蒙、諶容的號召，也有新秀劉索拉、徐星的發難，呼應者如馬原、格非、孫甘露、扎西達娃，個個名重一時，手法越新穎，語言越晦澀，越能引起文學界的注目。
馬原
終於物極必反，讀者再也受不了這種囈語式實驗與敘述圈套的折磨，紛紛改去追捧《讀者文摘》（後改名《讀者》）的溫情與《故事會》的通俗。這讓憑藉實驗性寫作聲名鵲起的一部分作家幡然醒悟，改變敘事策略來“找回讀者”，餘華、蘇童、葉兆言一轉身成了“新歷史小說”的主力，在對歷史的重新敘述中結合傳統敘事技巧與現代懷疑精神。
此時“文化熱”漸漸退潮，大眾慢慢也逐步從“文革”延伸出的意識形態狂熱中清醒過來，現代化仍很遙遠，瑣細的生活煩惱著每一個普通公民。他們需要代言，需要在調侃和反諷中審視自己的生活處境。《煩惱人生》（池莉）、《風景》（方方）、《一地雞毛》（劉震雲）應運而生，“新寫實小說”標榜“零度情感”，在“冷也好熱也好活著就好”的慨嘆中傳達著普通人的無力與壓抑。
《煩惱人生》
生活並不因逃避與冷漠而擺脫政治的陰影，政治的新舊雜陳、真假混駁仍然橫亙在生活之中，在舊的崇高被證明虛假、新的崇高又無補於事的當口，“躲避崇高”的王朔順理成章地成為讀者的寵兒。他對體制沒有根本性的冒犯，可他讓一切的宏大敘事都顯得如此可笑，他甚至讓犬儒哲學都裹上一件“酷”的外套。八九十年代之交，中國社會太需要王朔這樣的姿態了，療傷的方式從反思變成了躲避，“十億人民九億倒，還有一億在思考”，誰不願意站在多數那一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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