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愛醫者——陳 彥
這是一個驚心動魄的春節。
過去我不是流動人口，只在原地張羅過年。從去年開始，我加入了春運大軍。開始有人說疫情時，並沒在意。總覺得是武漢那邊的事。從北京回到西安，餐也聚了兩頓，茶也吃了幾次。與朋友交流的距離，有時也沒保證在一米開外。更沒戴口罩。十幾年前鬧“非典”那陣，幾乎動了什麼都要洗一次手的習慣，也早忘到九霄雲外了。可臘月二十九那天，武漢突然封了城。並且說，從疫區走出了幾百萬像我一樣的“春運”人流。一下就把緊張情緒調動起來。很快，武漢人，擴大到湖北人，成為重點防控對象。在我居住的小區，也發現了這樣的“歸來者”，一下，所有人才知道：疫情真的就在身邊。口罩戴上了。電梯、門把手都不敢摸了。連親戚聚會也取消了。事情真的鬧大了。
年過成這樣，歷史上大概也少有。我們趕上了。惶恐。抓瞎。捉急。最大的動作，就是遠離疫情、“疫人”。一時，村頭高音喇叭裡的聲音此起彼伏，它已不是一種鄉村的真實“抖音”。而是城裡人，借想象中的鄉村傳統面目，傳遞著自己慌亂無助後，內心爆發的某種“狂呼亂喊”。越喊越驚悚，惶恐。越喊，越畏疫情如毒蛇，唯恐它們從某個縫隙鑽進來，溜入了自己的單元、嘴巴和鼻孔。而就在這時，有一個群體，卻在悄然集結、整隊、出發。他們就是醫者。一種只是比我們普通人掌握了一門不同技術的生命。這門技術在這個春節，變得異常驚豔起來。而他們，在技術以外，也的確閃耀出了非凡的生命火光，讓我們在一個不該總擦眼淚，有可能被黏液感染的特殊時期，淚流如注，擦拭不幹。
我看到裡面很多還是孩子。也許比我女兒更小。他們在家裡還正撒嬌。疫情讓很多父母，突然把孩子嚴控起來，讓他們完全失去了走出家門的自由。即就是買菜、倒垃圾、收快遞這些不得不進行的戶外接觸，都是大人代勞了。而這些孩子，因為是醫者，便走出家門，向著疫情發源地，馱著比他們身軀粗壯幾倍的“輜重”，出發了！有一個詞，叫逆行，也叫逆襲。很果敢，決絕，逆風相向、迎難而上的意思。我相信這些初始上陣的孩子，不會跟大匠鍾南山、李蘭娟們一樣，都拿捏有度，淡定如山。他們會同我女兒一般，面對不可知的黑夜，有些毛髮倒豎，小腿微顫。但他們還是去了——武漢！這是一個眼下與疾病、死亡緊密相連的去處。“九州通衢”、“東方芝加哥”……都是這個春節前的旅遊預覽名詞。今天，他們是去作戰。
這是一些個體，更是一個生命群體。他們叫醫者。我們僅僅從電視有限的畫面中，看見他們一批批、一隊隊、一個個地慷慨赴難。有比我女兒還小的一群孩子，她們甚至剃去了一頭秀髮，有孩子還發朋友圈說：“不許說我難看。”然後她們和許多青壯年漢子，為人之父、之母者，也有兩鬢已斑白的醫者大匠們，一同走向了暮色蒼茫。他們沒有刻意關注鏡頭，有的還在整理行裝中沒有拉好的拉鍊。再然後，就被一種叫防護服的東西，從頭罩到腳，再也看不清他們是少是壯，是女是男了。當偶爾露出面目時，臉上的口罩和護目鏡勒痕，已經改變了漂亮媽媽和女兒的形狀。也許她們準備在這個春節做做美容的。現在，卻是以這樣的美容方式，讓我們懂得了美的另一種至高境界與內涵。
醫者大匠鍾南山，並不是一個陌生的名字。他在“非典”時期就已威震華夏。這次，又以84高齡出征武漢。國人從他努緊的嘴唇中，分明看到一種堅定。那是一幅可以定格為“時艱信念”的精神圖像。另一個女將李蘭娟，74歲了，仍以每天僅4小時的休息時間，透支、“受難”、鎮守在武漢前線。“非典”時期，我們記住了“北京小湯山”。這次“新冠肺炎”，我們首先記住了“武漢金銀潭醫院”。一個叫張定宇的院長，醫者，自己身患絕症，卻以一個“漸凍人”的身軀，溫暖了成百上千的無助患者。當看見他搖搖晃晃，走在醫院病房、過道時，你不能不淚奔，也不能不熱血沸騰。醫者李文亮，34歲，就走完了短暫的人生。但這段蠟燭燃燒得的確很亮很亮，以至爆亮了武漢的夜空。大醫林正斌、梁武東、蔣金波、宋英傑、徐輝、劉智明、柳帆、夏思思、彭銀華、黃文軍……不斷傳來抗疫前線以身殉職者的英烈名字。因治病救人而感染者的數字，已超過兩千。國之大醫，民之大福。他們是在水深火熱中煎熬，實實在在，是向死而救生。
我們沒有身處武漢，想象不到此時此刻，人們對醫者祈神顯靈一般的求救眼神。“黑天鵝”的突然飛至，把醫者逼向了生死絕境，也推到了高光時刻。可醫者並沒有神采奕奕地站在高光燈下，而是全副武裝，連一雙眼睛都雲遮霧罩著無法看清。儘管身上相互書寫著他們的名字，可那只是為了同行、醫患之間的辨認，而與任何名利、名聲、名譽、標榜無關。這種對自我的全然屏蔽，在17年前的“非典”時期，也曾驚人地出現過。17年，不是一個太長的年份，但我們已淡忘了那些把自己全然罩起來的名字。尤其是那些為此獻出生命者。醫者，這些年甚至有在崗位上受盡委屈和傷害的。但面臨生死危機，他們還是穿起了屏蔽自我的“醫者衣裳”，走向了搶救他人生命的戰場。
我在網絡上翻出了17年前那場災難中犧牲的大醫名字：鄧練賢、葉欣、梁世奎、李曉紅……犧牲者數不勝數，說在349位死亡病例中，醫護人員就佔到三分之一。“白衣天使”成為那個時代最動人的名詞。當然還有其他民眾，包括不少警察、基層幹部、記者，都獻出了寶貴生命。今天，同一個陣容，同一種打扮，同一個朝向：逆行！又在書寫著更加悲壯的英雄史詩。我們不能不對屢屢在同一種危境中，做出同樣選擇的人群，致以深深的敬重。
在人類歷史上，醫者，從來都有很崇高的地位。扁鵲、華佗、張仲景、孫思邈、李時珍……他們從來都是與這個民族諸多開河先賢並駕齊驅的。並且都被老百姓傳說得半人半神。有的乾脆就進入了享受廟宇香火的神龕。這些廟宇和香火，完全發自世代百姓的心願。即就是天地毀損，也有民眾在原來的地方，以自己心目中的慈悲圖像，赫然重建。為什麼？西方現代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誓言說：“我願盡餘之能力與判斷力所及，無論至於何處，遇男遇女，貴人及奴婢，我之唯一目的，為病家謀幸福……請求神祇讓我生命與醫術能得無上光榮，我苟違誓，天地鬼神共殛之。”中國古人也講：“才不近仙，心不近佛者，寧耕田織布取衣食耳，斷不可作醫以誤世。”正是這種對醫德的崇高要求和垂範，與天地鬼神似乎簽下了互信的契約，奇蹟屢現，從而讓這些大醫，魂靈高蹈在人神之間。南丁格爾，一個富家小姐，在人類還把護理病人視為骯髒、不屑的職業時，她勇敢地站出來，忍受著家庭和整個社會的歧視，護理、挽救了眾多的戰爭創傷者，而讓“護士”這個職業有了神聖和崇高感。她被稱為“提燈女神”。當風雨交加的夜晚，她提著一星微弱的光亮，來巡察病房時，許多戰士覺得這就是“天使之吻”。我們國家的好護士葉欣們，在“非典”時期的百姓心中，就是這樣的“提燈”群體。
其實這些“天使”“女神”，平常就在我們身邊。我們一生都在感受著這種醫者的仁愛、仁心。我母親兩次更換腰椎，都是大手術，讓我從二十多年前，就與醫者打起很深的交道來。後來親戚患絕症，先後在全國多家醫院，經歷了六年的奔波醫治，見過很多醫生護士，包括護工。平心而論，我們沒有遇見太過為難的事情。這些醫者，絕大多數都不是我們熟悉的人。我的親戚朋友中，也有很多醫者。甚至三個嫂子和一個堂兄，都是醫護人員。我的大堂嫂，原來還是鄉醫。我十幾歲時，就聽到她半夜起來接診，把病人問得很仔細，有時還要給病人做吃的。她們都在基層，也都退休了，但她們在生活中，都具有比常人更多的愛心。我想如果她們在崗，疫情需要，也會義無反顧地走向戰場。這就是醫者。我原來單位一個姓洪的女醫生，在集體出差的火車行進中，一個老職工突然犯病，她對他直接進行人工呼吸，直到死亡後，她和臨時“救護隊”，也沒有停下用呼吸來挽救生命。她是文藝團體一個幕後工作者，但危難關頭，突然從藝術家群體背後站出來，實施了一個醫者的最大人道、仁術、仁心。我們每個人大概都能講出許多與醫者的故事。尤其是在今天，看著醫者的行動，讓我們淚雨紛飛的，不完全是一種孤立的感動，而是對這種職業日積月累的感情沉澱。甚至是對一部人類生命健康演進史，驀然回首時不能不產生的深情感恩。
醫者，是生命健康的基石。醫者，在很多老百姓心中，是介乎人神之間的“半人半仙”。但醫者更是生命演進的早覺早慧者與科學研判者。我在想，如果我們的鄉村、城鎮，能多一些這樣的科學研判者，是不是就會少一些挖路、封門的盲目；猝不及防的“摁倒”；還有“破門而入”的“扭打”。竟然有“鄂”字當頭的車輛，很多天，下不了高速路，圍追堵截得再也找不到了那些赫然寫著各種“家”的服務區。“他人即地獄”的存在主義哲學觀，在大難臨頭時，不難找到很是形象的註腳。驚恐萬狀中，所有小區的大爺大叔，見面先是一“槍（體溫槍）”，頂在你腦門上，都突然開始了哲學的終極追問：你是誰？你從哪裡來？你要到哪裡去？要是一問三不知，你可就真的人生無路可走了。但願這種追問，能是一種恆常的生命價值意義追問，而不是冷不防固的迎面一“槍”。難為了，那些小區門口的大叔大爺大哥，他們也是瑟瑟寒風中的“他人”守望者。
災難是可怕的。而更可怕的，是一切災難都在成為陳年舊事時，連最可寶貴的那些東西，也都淡忘並煙消雲散了。災難來臨時，舉國把目光都投向這些“天使”。一旦“多雲轉晴”，“天使”迴歸普通崗位，社會就依然還是豔羨著那些炙手可熱的東西，而淡漠著這些大廈基石性職業。生命的一切高貴，首先是存在、活著。其次是追求意義。醫者，就是保障我們存在、活著的基礎柱石。社會應該給以醫者巨大的尊重。用希波克拉底的話說：醫者給病家“謀幸福”，病家也要給醫者以“無上光榮”。有些是體制弊端，需要改革去破堅冰。如果醫院不得不以創收作為考核的主要指標，那麼醫者永遠都要揹負“撈錢”的責任。希望這次疫情，也能成為一個能還醫者以“救死扶傷”崇高使命的職業“拐點”。社會再也不該老要面對動輒打醫生、揍護士的暴力鏡頭。固然每個行業都有混蛋，但治理混蛋要靠法律不缺位，而不是人人可以隨意掄起暴虐的拳頭。長期這樣辱沒醫道，會使醫者寒心，後續者難以為繼。當我們的孩子都再也不願為醫者時，面對大災大難，我們生存與活著的希望，大概真的只會走投無路、禱告無門了。
尤其是護士這個“提燈天使”職業，聽醫界的朋友講，幾乎家家醫院都有大量缺口。“女孩子們都不願幹這個了！”而這次疫情，有那麼多美麗天使，在毅然“削髮”向前。鏡頭前，我們看到大量的巾幗，在慷慨赴難。這是怎樣一種淚崩的場面哪！淚崩在一個高度“自戀”的年代，還有這麼多青年在捨己“憐他”，仁者愛人。中國最知名的大醫林巧稚，一生像天使一樣迎接來五萬多個新生命，被譽為“萬嬰之母”。她最溫暖的動作，就是每次進病房前，都要把聽診器在手心捂熱，然後才搭在患者的胸口和肚皮上。這個動作已成為千千萬萬從醫者的“下意識”動作。它也應該成為患者——我們所有人的“下意識”行為：在面對他人時，先捂熱自己的手心。
短短一月中，從全國奔赴疫區的醫者，已逾三萬。加上武漢、湖北自己的從業者，這是多麼龐大的一個醫者作戰軍團哪！並且還在集結，還在馳援。災難面前，我們再一次看得如此真切：大愛是醫者。人間也需要大愛自己的醫者啊！
2020年2月23日於北京
閱讀更多 楊開讓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