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水滸傳》裡的宋江在鄆城縣做押司，是縣衙協助縣官處理文書的小吏，不是正式編制的官員，卻能在鄆城呼風喚雨，在山東、河北一帶江湖都有名氣，人送綽號“及時雨”。宋江利用職務便利，私放劫了生辰綱的晁蓋，又殺了閻婆惜，犯下人命案，知縣卻對他再三維護，幫助宋江開脫，同為縣衙公吏的朱仝、雷橫也都冒瀆職之險，偷偷放過宋江一馬，使得宋江逍遙法外，足見其能量之大。

宋江的故事只是宋朝胥吏政治的一個縮影。宋朝胥吏政治的形成有著複雜的原因，胥吏群體已經形成一個社會階層，在基層政權中擁有相當強大的能量。這種能量既有積極的正能量，也有消極的負能量，深刻影響了宋朝基層的政治生態，也對明清時期的胥吏政治產生了深遠影響。

《水滸傳》宋江劇照

胥吏政治的形成：確立於唐，完善於宋

秦漢時期，官吏通稱，發展機會相當，甚至“公卿多出胥吏”，胥吏不受歧視。魏晉南北朝時期，受門閥制度影響，胥吏被視為不入品的“流外”、“雜流”，遭受鄙視。唐朝時期，胥吏制度正式形成。

1、唐朝時期的確立

從唐朝開始，官僚機構的分工越來越細，科舉制度的確立，使得科舉出身者被視為正途，社會上高看一眼，佔據中央到地方的各個要職，掌握各級政府機構的決策權、管理權，稱為“官”，他們的地位較高，自有一套品級系統，被稱為“流內”；沒有科舉出身被視為“非正途”，被社會所鄙視，只能從事具體的、瑣碎的、技術性的日常行政事務，稱為“吏”，他們的地位較低，自成一個品級系統，與官相互獨立，被稱為“流內”。這個時候，胥吏政治在制度上已經形成。

2、宋朝時期的完善

宋朝是胥吏制度完善的時期，與唐朝相比有兩個顯著變化：

一是胥吏的制度逐步健全。宋朝重視制度建設，不斷完善胥吏管理制度，特別是宋神宗和王安石變法期間，制定了一套關於胥吏招募、薪酬、選拔、升遷、出職等制度，制度上趨於完善。

二是胥吏的名目和數量越來越多。宋朝官僚機構重疊繁複，職能分工細緻，胥吏的名目和數量越來越多，各級官僚機構都充斥大量胥吏，使得胥吏成為一個龐大的群體，形成一個特殊階層。

以《水滸傳》為例，宋江、張文遠的押司是吏，朱仝的馬兵都頭、當牢節級，雷橫的步兵都頭，戴宗的押牢節級，楊志的管軍提轄使，林沖的八十萬禁軍教頭，樂和的小節級，蔡福的押牢節級兼劊子手、蔡慶的小押獄等等，這些五花八門的職務稱呼都是地方州縣的吏職，而不是官職。

《水滸傳》宋江、張文遠劇照

胥吏政治的影響：正能充當官民紐帶，負能惡化政治生態

從現有史料看，大多記載宋朝胥吏政治的危害，似乎胥吏個個都是猥瑣小人，天生卑鄙。實際上，胥吏政治在宋朝基層政權中的強大能量，既有正能量，也有負能量。

胥吏政治的正能量——官民之間的橋樑，統治基層的工具

以宋神宗朝為例，縣級胥吏承擔的主事務包括：處理文書、保管檔案、催徵賦稅、搜檢漏稅、押送官物、管理倉庫、緝捕盜賊、維持治安、看管監獄、供官員驅使跑腿打雜等等，基本涵蓋了縣衙的全部職責。仍以《水滸傳》為例，宋江、張文遠的押司職責就是處理文書，樂和的小節級、蔡慶的小押獄職責就是看管監獄，朱仝、雷橫、武松的都頭就是緝捕盜賊、維持治安。

宋朝縣級官員由朝廷統一任命，大多是外地人，不熟悉當地情況，幹幾年就走。胥吏則不然，他們都是本地人，人脈廣泛，熟悉風俗民情，與老百姓關係密切，官解決不了的問題，他們出面往往可以迎刃而解，因此在官民之間形成了一個獨特的胥吏階層，他們左右聯繫，上傳下達，成為溝通官民關係的橋樑和紐帶，可以有力輔佐官員治理地方，在維護基層統治秩序方面發揮了積極的正能量。

胥吏長期在政府機構任職，往往十幾甚至幾十年年，他們熟諳規章，業務純熟，出口能誦，很多都是精通吏道的行家裡手。“靖康之恥”後，宋朝圖書典籍散軼殆盡，規章制度一無所存，朝廷只得讓熟悉業務的胥吏寫“省記條”，回憶原來規章制度的內容，作為編制《紹興敕令格式》的重要參考。

古代的胥吏（電視劇照）

胥吏政治的負能量——基層政權的操盤手，政治生態的攪局者

宋朝的胥吏政治不是沒有正能量，但相比正能量，負能量更讓人印象深刻。尤其是當王朝後期，整個政治生態趨於惡化時，胥吏群體的負能量更令人深惡痛絕，他們甚至能架空官員，操縱政權，進一步攪亂基層政治生態。宋朝詩人陳藻專門寫了一首《憎吏行》痛罵胥吏，詩曰：

“人逢胥吏面，唾欲擣其胸。傷哉彼何罪，造化生蛇蟲。田宅世無有，妻孥腹屢空。人家詞訟起，踴躍時命通。天性本懷惡，煎熬仍怕窮。得錢即歡喜，道理那能公。州府珍寶饋，縣官筵席供。吏贓黥且死，州縣多寬容。三尺既虛設，民冤訴高穹。高穹不垂耳，官吏屋俱豐。”

1、偎慵懶散，怠惰因循，消極作為。

相比科舉出身的官員，胥吏整體素質較低，慵懶散現象突出，經常磨磨唧唧，出工不出力，消極作為甚至不作為，導致政府效能低下。有的胥吏懶惰懈怠，履行職責不力，造成官府財物損失。

2、監守自盜，徇私舞弊，貪汙受賄。

胥吏承擔財物管理，監守自盜對他們而言十分便利。

宋人羅大經的《鶴林玉露》記載了一個“水滴石穿”的故事，說名臣張詠任崇陽縣令，見有一小吏從庫房偷拿了一文錢，便下令杖打小吏。小吏很惱火，覺得一文錢不算什麼事，說你最多也就是打我一頓，不可能殺了我。張詠十分氣憤，揮筆寫下判詞“一日一錢，千日一千，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親手斬了小吏。這個故事充分說明，胥吏利用職務便利監守自盜，貪汙公款，在宋朝已經習以為常，以致於“官司以錢付盜手，而非盜者之盜用官錢也。”意思是說官府把錢物交給胥吏保管，就相當於給了盜賊。

張詠怒斬小吏（漫畫）

除了監守自盜，受賄索賄也是胥吏的拿手好戲。朝廷各部院的胥吏手握人事、財政、司法等大權，經常受人請託，收受賄賂，替人辦事，或利用職務便利，索取賄賂，甚至對當事人敲詐勒索，打擊報復；地方州縣的胥吏經常與百姓打交道，索賄受賄更是家常便飯，所以我們能在《水滸傳》中看到，像戴宗、樂和、蔡福這種押牢節級、小押獄，經常收受犯人及其家屬賄賂，向他們提供幫助。

3、勾結權貴，欺壓百姓，破壞穩定。

胥吏手握催徵賦稅、搜檢漏稅、維持治安、看管監獄、官司訴訟等權力，經常與百姓打交道。“縣官不如現管”，一些胥吏便藉機勾結當地權貴富商，幫助他們偷稅漏稅，將本應由權貴富商承擔的稅賦轉嫁給其他百姓，或者勾結大地主，兼併百姓土地，導致民不聊生。在維持治安、看管監獄、官司訴訟等過程中，胥吏經常和權貴富商狼狽為奸，袒護富商，欺壓百姓，導致司法不公。《水滸傳》中的西門慶之流，與官府中人都有勾連，他勾連的未必是官員，更多的是胥吏。

4、挾持官員，架空官府，操控政權。

宋朝州縣政權中官多吏少，官吏之比往往是1:10甚至更高，胥吏都是本土人，大多都有家族背景，所謂“強龍不壓地頭蛇”，外來的官員往往壓制不住本地的胥吏。庸碌的官員，往往被胥吏欺騙糊弄，大權旁落；貪墨的官員則被胥吏拉下水，同流合汙；即便是那些作風嚴厲的官員，胥吏也有應對之策，實在對付不了就集體罷工或辭職，“空一縣逃去”，導致政務癱瘓，無人辦事，最後不得不把他們“請回來”。宋人評價本朝“吏強官弱，官不足以制吏”，雖有誇張，卻也基本屬實。

古代胥吏欺壓百姓（電視劇照）

胥吏政治的成因：既有客觀需要，也有制度缺陷

宋朝胥吏政治的形成，有著極為複雜的歷史原因。總體來說，既有客觀上的需要，也有制度上的缺陷，既有胥吏群體素質不高的原因，也有文官集團疏於監督管理的責任。

1、政府職能的不斷強化，讓官府對胥吏產生客觀需要。

從秦漢到唐宋，人口不斷增長，中央集權不斷加強，導致官僚機構不斷臃腫，政府職能越來越強，承擔的職責任務不斷增加，客觀上需要大量工作人員處理具體繁雜的政務。由於通過科舉、蔭補等途徑入仕的官員數量有限，彌補不了人手缺口，使用成本低、進入門檻低的胥吏就滿足了這種需要。

以宋朝縣級政權為例，只有知縣（縣令）、主簿、縣尉等極少數官員，卻要承擔全縣大小事務，單靠他們，全年365天“5+2”“白加黑”也幹不完工作，縣衙裡真正承擔具體事務的公職人員都是胥吏，普通老百姓如果不是到打官司，根本見不到衙門裡的青天大老爺，跟他們打交道的是形形色色的胥吏。

2、基層治理的特殊性，使得胥吏在其中游刃有餘。

古代“皇權不下縣”，正式官僚機構只到縣一級，地方更多靠宗族、富商和鄉宦士紳自治。但富商和鄉宦士紳不是在職官員，不能直接治理百姓，胥吏就相當於他們的代言人，幫助他們在官府行使權力，一方面維護宗族、富商和鄉宦士紳的利益，另一方面維持本地社會秩序。像宋江的老爹宋太公，就是擁有相當田產的鄉村地主；朱仝也是富戶出身，在本地頗有影響力，他們都是地方富戶的代表。

宋朝官員實行任期制，長者三年一任，短者數月即遷，縣級官員基本都是外地人，基層關係錯綜複雜，治理難度大，“外來和尚”不好唸經。為了治理地方，官員不得不依賴熟悉當地情況的胥吏，胥吏群體在官民之間斡旋，充當樞紐，遊刃有餘，逐漸成為地方治理中不可忽視的力量。

古代的官和吏（電視劇照）

3、社會分工的細化，使得胥吏在官府中不可或缺。

宋朝地方官僚機構的權力運作，大致可以分兩大部分，一部分是決策權和管理權，掌握在知縣（縣令）、主簿、縣丞、縣尉等官員手中；一部分是執行權和輔助權，掌握在胥吏手中。

這種不同層次的權力劃分是社會分工的必然，因為官員精力有限，各有專長，任何人都不可能大包大攬，事必躬親，要保證官僚機構的運作效率，就必須進行合理化分工。

科舉出身的官員有理想有抱負，知識層次高，主要負責決策和管理這類“高大上”的工作；流外出身的胥吏，擅長處理瑣碎事務，主要負責協助執行公務，比如押司協助知縣（縣令）和主簿處理文書檔案，馬兵、步兵都頭協助縣尉緝盜維持治安，節級協助管理監獄等等，因此宋人才說“士大夫專心學術而無心細務，胥吏則專於俗事而詳知法典”，彰顯了胥吏在官僚機構中的不可或缺。

4、職官制度的缺陷，導致胥吏缺乏發展空間。

宋朝官吏殊途，官員單獨享有一套職官體系，可以不斷提拔升遷，那些科舉出身的官員晉升速度很快，故而有“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的說法。相比來看，胥吏就悲催太多了。

宋朝規定胥吏可以出職，意思是脫離胥吏階層，進入官員行列，但出職的名額極其有限，僅限於中央各部院和路、州一級比較高級的吏才有這種機會，而且概率很小，至於縣裡的胥吏根本就沒有出頭之日，大多數胥吏兢兢業業如老黃牛，幹了十幾幾十年，仍然是胥吏一枚。

可以說，宋朝官員的職業生涯是前進的、上升的，胥吏的職業生涯卻是是靜止的，他們甚至被禁止參加科舉考試，完全沒有改變命運的機會。長此以往，胥吏難免產生不平衡心理：既然沒有發展空間，那就索性破罐子破摔，抓緊撈實惠。胥吏群體之所以怠惰因循，汙濁貪墨，大多數出於這種心理。宋江之所以如此熱衷詔安，跟他的胥吏出身有很大關係，他很希望成為真正的朝廷命官。

古代官吏殊途

5、文官集團的鄙視，導致胥吏對抗意識強烈。

宋朝大開科舉之門，大量讀書人以科舉正途入仕為官，形成了號稱“精英階層”的文官集團，他們自恃清高，瞧不起不入流的胥吏，有的官員因為出身胥吏之家，入仕之後還遭遇同僚鄙視。

南宋紹興年間，曾負責審訊岳飛的何鑄是進士出身，只因為父親當過胥吏，即便他本人幹到了御史中丞這樣的高官，仍然遭受鄙視，其他臺諫官員“交章論鑄之罪，謂鑄胥吏之子，素無聞望。”宋人王栐在《燕翼詒謀錄》中說：“吏人皆士大夫子弟不能自立者，忍恥為之。”也就是說，官員的子弟都不屑於做吏，只是考不中科舉不成器，又無法通過拼爹蔭補入仕的，才不得不為之，還要忍受旁人的白眼。

宋朝的文官集團將胥吏群體置對立面，很少從胥吏的角度出發去理解和體諒他們，更別提給予尊重、提供幫助、維護胥吏的切身利益了。胥吏地位低下，當然無力直接反抗文官集團，只得以各種“不作為亂作為”默默反抗，展現自己集體對抗意識，宣洩對文官集團的不滿。

6、監督機制的缺失，導致胥吏放任自流。

宋朝文官集團鄙視胥吏，卻離不開胥吏。官員由科舉入仕，缺乏社會政務經驗，一旦到基層做官，才發現所學一無所用，只能依賴於熟諳政務的胥吏。宰相王安石早年長期在州縣任職，對此深有感觸，他說到：

前文講述了張乖崖對胥吏嚴格管理監督，一文錢便怒斬小吏的故事，但“水滴石穿，繩鋸木斷”的故事只是少數，大多數官員不是被胥吏矇在鼓裡，便是對胥吏所作所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甚至與胥吏相互勾結，狼狽為奸。胥吏本身素質較低，故而朝廷賦予官員監督胥吏的職權，但官員出於基層環境、個人能力、魄力、經驗等原因，沒有嚴格履行監督職責，卻把胥吏腐敗完全歸咎於胥吏群體本身。

宋朝的文官集團（電視劇照）

結語

宋朝胥吏政治在基層擁有強大能量，它的形成有著深刻複雜的原因，但歸納到一點，還在於君主專制本身。胥吏制度依附官僚制度，官僚制度依附於皇權制度，只要君主專制存在一天，胥吏政治就有生存的土壤，而皇權的神聖和至高無上性，使得它不可能廢除自己，也就使得胥吏政治相伴相生。

正因為如此，古代針對胥吏制度的各種改革探索只能略微緩解一下胥吏政治的危害，卻始終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宋朝以後的元明清時期，君主專制越來越強化，胥吏政治也就愈演愈烈，“吏強官弱“現象更加嚴重，成為一塊根無法除的頑症痼疾，最終隨著君主專制一同被埋葬。

參考資料：脫脫《宋史》、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徐松《宋會要輯稿》、馬端臨《文獻通考》、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陳箏《胥吏之制的歷史透視及評析》、祖慧《論宋代胥吏的作用及影響》、甘美芳《宋朝的“吏強官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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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 宋朝 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