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中國正處在計劃經濟時期，在那個物資匱乏的年代 ，吃穿用都分為計劃內和計劃外。
那時候，人們的貧富差距還不明顯，市場也沒有放開，沒有所謂的個體戶，沒有超市和便利店，沒有琳琅滿目的商品，所有的吃穿用度均要憑票供應，買糧食憑糧票，買布要布票，買食用油要油票，甚至買肉還要肉票。
自古“民以食為天”，鎮上最高大上的單位是糧站，負責每季農戶們公糧繳納及計劃內售糧，其次就是供銷社了，整個小鎮上只有兩家供銷社，分別位處我家正對門和北側。
母親自小受過飢餓的苦，對糧食有本能的敏感。小時候印象中母親最愛囤糧食，即便這樣，因為家裡人多，糧食總也不夠吃，我還清楚記得別人送的糧票，母親如獲至寶，因為有了糧票就可以去糧站買糧食，否則只能買高價黑市糧。
每頓的餐桌上，儘管都是素菜，母親總能變著花樣做出可口的飯菜，小時候鮮少能吃上肉的，偶爾吃上一頓肉，就會開心好幾天，即便如此，並不影響我們擁有快樂的童年。
那時沒有休閒娛樂去處，沒事最愛逛對面的供銷社，那裡能滿足一個孩子對物質的所有慾望，儘管只有看的份。當然，還有個秘密，每次趴在玻璃貨櫃底下我都能撿到錢，有時候是伍分貳分壹分的硬幣，運氣好能有綠色和紫色的紙票，那時候五分錢能買一顆糖，兩毛和五毛對我來說不異於撿到鉅款了。
對門的供銷社，是南北方向一字排開，長條形通透的門面房，一共有八間，黑色裸露的外磚牆，牆體上還清晰地印著“毛主席萬歲、社會主義好、為人民服務”等大幅字體。
南北兩端各有一個正對街道的大門，三步臺階上去，地面也是磚塊鋪成的。有兩扇小門通到後面的院落，院子裡長了一排高大的梧桐和楊樹，一整個夏天，聒噪的知了聲不絕於耳。
院裡有一排矮平房，與供銷社門面房平行，這是員工宿舍，林蔭庇護，小時候最愛到這裡來撿楊樹葉，用葉上的柄與小夥伴們的交叉拉拽，看誰的柄先斷，斷者為輸。
供銷社八間門面，裡面按日用品類別，分為四個分管櫃檯，每個櫃檯各佔兩間房的空間。自南向北，分別是文具書籍類，五金燈具類，針紡內衣類，最北邊的是布匹。
每個櫃檯都是相同的陳設，整面靠牆的立式貨櫃，前排清一色三層玻璃貨架，貨架靠裡那面有推拉門，可以上鎖。兩個店員負責一個櫃檯，那時候沒有手機，店員上班時一般都會搬個凳子，在玻璃櫃臺後面正襟危坐，有客人要看商品，起身拿，碰上總看不買的顧客，店員甩臉是常有的事。
等我記事後，鎮上供銷社依然存在，但職能已經削弱很多，小鎮上已經有了一兩傢俬營小店，人們購物有了其他選擇，供銷社的管理也日漸鬆散，有時候一天天地靜守著，也沒幾個顧客進來，阿姨常常坐在板凳上織著毛衣，叔叔則將收音機調到合適音量，賴以打發午後無聊時光。
位於我家北側的供銷社，是專賣油鹽醬醋的。這裡門面大，足足有四間，房子也更高，但裡面到處都是醬醋味，所以很少去到裡面玩。不過房前卻有一大片空地，我和哥哥常在這裡滾鐵環，空間大到能夠連續拐彎，不會停下來，或是找一塊相對平坦的地方，用小刀沿著直線挖出幾個小坑來，玩滾彈珠。
玩這些我向來不是哥哥的對手，但哥哥每次都還跟我玩得不亦樂乎，估計實在找不到玩伴吧，兩個人玩，總比一個人玩得有趣。我倆常常雙手糊滿了泥，口袋裡裝了滿滿透明的玻璃球，跑起來褲腿呼呼生風，彈珠在口袋裡也“嚓嚓”亂響。
網絡上曾經一度流行“打醬油”這個詞，意思是指完全湊人數、出工不出力，或指道義上強烈關注某事，行為上明哲保身，相當於“路過”的意思。
可在我們小時候，醬油真是打的，一口半人高半人寬的黒釉色大缸，上面兩扇拼接的木頭蓋子，還壓了個白布包的什麼東西，沉甸甸的，櫃檯後面全都是這麼一口一口的大缸。
每每放學回家，母親喊：“曉伍，去打醬油！”
於是屁顛屁顛地拿著玻璃醬油瓶，走到隔壁，賣貨的姐姐拿著一根竹竿做的長柄容器，下端是沒鋸掉的空心竹筒，伸進缸裡，再往對準瓶口的漏斗裡一倒，空瓶基本滿了，姐姐用抹布利索地將瓶口擦乾淨，拿一個煙盒疊成的，長得有點像妙脆角形狀的瓶塞，往瓶口一放，醬油就打好了。
那時候的鹽也沒有現在這種成袋裝的細鹽，都是大顆粒的粗鹽，也是要用秤稱的，買鹽也屬我去的最多。我捧著一個黃綠色的陶罐鹽缽，往櫃檯一放，姐姐開始用鏟子鏟了往桿秤上放，每次都是一斤，牙白色的鹽，由於顆粒大，吃菜的時候咬到鹽粒子是很正常的。
小時候很愛看書，卻沒錢買，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趴在賣文具書籍的玻璃櫃臺上，仔細盯著一本本書，那時候做夢都想擁有一本《格林童話》或《安徒生童話》，每次一放學就去看，如果這兩本書還躺在那，就舒了一口氣，只要沒賣掉就高興。
後來開始練毛筆字了，平時用的都是劣質毛筆，在櫃檯看上一款中狼毫，天天去轉。終於有一次鼓起勇氣，跟賣貨的伯伯說：“把那支筆拿給我看一下。”
伯伯看了看我，半天沒有動，一臉鄙夷不屑的表情，半晌，回了句：“你買不起。”
那眼神和語氣讓我很多年都難以忘記。隨著時間流淌，後來我定居省城，每每回家看到他都會主動問候，記憶中的不快早已完全忘懷。
小鎮就那麼多人家，向來沒有秘密可言。誰家貧窮、誰家有錢、誰家喪葬、誰家嫁娶，基本都是皆知的，總體來說鄉情融洽，在糧站和供銷社上班的人，優越感比較強。
也有人緣很好的，賣五金的叔叔就是。鎮上無論男女老少，都親切地叫他小魯。叔叔家住縣城，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風雨無阻騎著一輛二八大槓，往返於縣城和小鎮，人很瘦，皮膚白淨，高個頭，濃眉大眼，很帥，而且人也很熱心，經常幫人修個燈修個車的。
賣布匹的沈阿姨是上海人，隨著知青下放到附近鄉下，在縣城認識李叔叔後結了婚。阿姨在供銷社售貨的時候，人緣是極好的，整條街對她的評價都很高，為人親切隨和，說話輕言細語，每次量布時都會主動放一兩寸給顧客，鎮上的人都喜歡在她手上買東西。
阿姨有兩個女兒，小女兒亮亮學齡前每天跟著阿姨，從縣城騎車來供銷社上班，孩子無處託管，後來放在我們家，所以，亮亮基本上在我們家長大，因為比我小，我小名曉伍，她便成了曉六。
當年，那個用鐵皮水瓶蓋吃飯，搬個小板凳坐門口，唱著“大海，就是我亮亮”的小毛丫，隨著阿姨回到上海，有了自己的家，也已為人母。
亮亮始終對我們家念念不忘，每每在電話裡親切地叫母親為媽媽，叫父親為爸爸，已儼然成為我們家一份子，每次見面都會摟抱著我們一起合影，臨別時流淚。
到了九十年代，市場完全開放，小鎮沿街都是私營的雜貨店、布店和五金店，購買日常用品，人們有了更多的選擇，價格和地點是主要參考因素，或價格更低，或地點更便利，於是更少人會專門跑去供銷社買東西。
供銷社作為一個計劃經濟時期的產物，逐步削弱甚至喪失它的功能，緊接著，店員工齡被買斷，店面被承包，再後來被全部拆遷，建成商品房出售。
那片門前滾鐵環、玩彈珠的空地，和院裡的一排楊樹，隨著那兩排門面房一起，消失殆盡，替而換之的是拔地而起的商品房，和房裡的主人，一張張陌生的面孔。
每年春節回家，我都情不自禁地在門前那條路上佇立良久，看看對面，看看北側，腦子裡像是裝了臺播放機，往日的時光又紛紛浮現。當一段記憶變得無處安放的時候，那種無奈和失望的心情總想找到發洩口。
供銷社，這個被刻上時代烙印的產物，承載了父輩和我們太多的記憶，現已消失得乾乾淨淨。若干年後，可能只有在詞典裡才有它的解釋和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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