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的開篇講述了一件發生在18世紀中葉的刑場案件，作者通過參與者和圍觀者的視角再現了酷刑現場的種種細節，展現了製造肉體痛苦的基本技術手段，之所以說那是一種技術手段，是因為施刑的方式完全是經過人的頭腦想象極限所能設計出來的，以延長犯人痛苦時間的做法，福柯表示懲罰要成為酷刑，有三個標準：其一是可以製造精確劃分等級的痛苦；其二死刑也必須是計算痛苦等級的手段；最後酷刑是最精細的痛苦，是一整套製造痛苦的量化藝術為基礎的。隨之又介紹了19世紀初法國巴黎少管所的一份懲罰制度時間表，相比前一案例而言，其懲罰犯人的方式顯得文明而且現代化。通過前後不到一個世紀的懲罰制度的變化，可以理解啟蒙運動所帶來的人性的勝利大有取代傳統司法殘酷的趨勢，懲罰的關注點也從犯人的肉體轉移到精神上，隨之而來就產生一系列的蝴蝶效應。
1757年達米安行刺國王罪
首先最明顯的一點就是懲罰作為公共景觀的現象慢慢消失了，懲罰從製造一種無法忍受的痛苦變成暫時剝奪權利的經濟機制。如此一來，以前包辦生理的劊子手和包辦信仰的牧師就不夠用了，隨之而來的產生了“暫扣”權利的空間即（監獄），還有監守者，醫生（包括心理醫生，精神專家），牧師。他們負責宣揚法律意義上的懲罰道德，死刑也不再漫長，更不會有劊子手和死刑犯體力上的較量，死刑是瞬息而畢的，為了達到瞬間的效果，死刑的技術手段也在進化，出現了力量與效果都能夠精確計算的機器，這樣做無非在彰顯一種懲罰道德：“懲罰的目標是精神而非肉體，我們無意造成犯人任何肉體上的痛感。”
牧師為死刑犯祈求寬恕
然而這種文明進程在歐洲各國的進度不一，於是福柯又分析了斷頭臺的場面，分析了酷刑作為公眾景觀存在的背景，以及它所要達到的預想效果和實際反饋。酷刑是司法制度中最隱秘的一部分，酷刑作為公開儀式最大的受眾是民眾，如果沒有參觀者，那麼公開景觀的作用就不復存在，同時也必須是一種勝利的凱旋儀式，象徵著王權對敵人的勝利，法律對犯罪的勝利，民眾也可以參與到這場盛大儀式中來，包括戲弄刑犯，甚至有節制的傷害刑犯也是被允許的，這是民眾表達忠誠的一種表現方式，懲罰中的其他方式比如公開認罪、供詞，甚至比死刑更具有教化意義，於是為了獲得刑犯的悔罪書，出現了各種審訊手段，包括釣魚審訊，神裁法，決鬥等古典方式。但是民眾作為受眾，對待刑犯與官方執判者有自己的判斷，這是一個漫長的覺醒過程，經常性的向民眾展示酷刑，使得劊子手看起來更像罪犯，法官更像謀殺犯，整個審判案件簡直就是一個合法的謀殺現場，從而整個場面角色為之調轉，罪犯有可能成為憐憫同情的對象，如福柯所言公開處決在此刻也成為了再次煽動暴力的壁爐，而這一切主要發生在民眾認為判決不公的時刻。這種來自民眾呼聲的反常處決，往往還會衍生出一種犯罪文學，宣告一種司法不公，同時也宣告一個時代一種社會階級的呼聲上來。
中世紀西方斷頭臺模型
這只是懲罰現象的一般描述與分析，究其本質，福柯表示這是懲罰並非單單是法律理論的後果，而是政治解剖學的一部分，懲罰技術同樣是政治技術學的一部分，肉體是權力的工具和載體，而懲罰就是一種權力技術學，我們無法說明哪一種技術更高明，而是說在政治權力允許的範圍內體現權力的嚴肅性與合理性。
福柯在第二部分分析了懲罰方式是如何與時代方枘圓鑿的，同時又是怎樣一步一步催生更溫和的更符合人性的懲罰方式，來代替不合理的殘酷懲罰。經濟社會的額髮展，人們的犯罪企圖發生變化，公開處決無論在權力支配者還是被支配者看來，都是無法忍受的存在，同時公開處決也是君主暴力與民眾暴力角逐的競技場，儘管短時間內國王並沒有看到與之匹敵的對手，但是公開處決所引起的恐怖效果讓民眾看到了暴力的效果，那麼血債就只有血償了，水則載舟亦則覆舟才是暴力的海洋。這不僅僅是公開處決視覺上帶來的不適感，更深層次的在於權力結構上的不平衡，作為權力之源的君主本身具有特權，隨之產生了一批司法特權基層，他們非法行使權利，隨著經濟的發展，非法行使權力變成了非法佔有財產。這是非常受新興資產階級厭惡的，為了制止這種非法活動，才需要製造新的法律和權力結構。直到法律成為保護大多數民眾利益的時候，權力的結構平衡起來，犯罪成為整個民眾的對立面，懲罰的意義才被明確。那麼懲罰權力的重組或許會把懲罰方式帶入新時代，也許為了避免民眾從合法暴力中學會以暴制暴，在整個權力結構中就儘量將這種技術-政治學的手段符號化，表象化。我們知道有一個詞叫做上行下效，把通過公開處決羞辱肉體造成痛苦，以及被要求觀看而將這種痛苦普遍化的做法被運用於靈魂，通過思想來控制肉體。這是一種非常高明的權力政治學。這種精密有效並且經濟的權力的技術學與奢侈使用的君主權力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比如最經典的解釋是文中賽爾萬的話：懲罰觀念與犯罪觀念必須牢固的建立聯繫，這樣公民頭腦中就建立起這種鎖鏈，你就可以以此指導他們成為他們的主人，愚蠢的君主用鎖鏈束縛他們的奴隸，而真正的政治家是用奴隸們頭腦中的思想鎖鏈有力的約束他們，我們不知道它是什麼做成的，但是我們相信他是我們自願的結果。儘管話語顯得殘酷而有洞察力，但我們無法否認，我們正在被引導忘記暴力，同時我們會告訴我們自己暴力是可恥的，文明與暴力格格不入，越是溫和的懲罰方式越是產生溫順的公民，即便有對抗也是溫和的。如此一來溫和的懲罰方式就建立在表象技術學上，至於什麼是表象技術學，福柯表示就是一種聯想聯繫意念的藝術，一定的犯罪對應一定等級的懲罰，這其實是公開處決的表象化、符號化，用以束縛有意志薄弱者，制約引發其犯罪的情感，如此則成為守法公民，善良並懦弱著，而犯罪者也不再發生角色轉換了，他的懲罰是對應著一定的犯罪活動，這是常人頭腦中的應有的鎖鏈，如果你並不這樣認為，那麼你在權力支配者看來也是一個潛在的犯罪者，這樣一來懲罰就成了自然實物的本性和規律了，至少那些顯示智慧和持久性的政治制度，必然是建立在自然基礎上的，這樣再也不是人懲罰人了，甚至是當犯人被精細化的懲罰標尺衡量時，他就像是質檢不合格的產品一樣，沒有什麼值得同情，更不會激發人們內心的不安，懲罰權力就被完美隱藏起來，但這並不代表沒有人能看得到。同樣這種表象技術學，可以使懲罰直指犯罪之源，改革者根據犯罪者的犯罪方式和犯罪意念來消除犯罪，懲罰犯人，比如懶漢犯罪最好的方式是利用他們，是他們勞動。如果是對社會失去希望而想要犯罪就要使他們重新拾起希望，傲慢導致犯罪就挫傷他們的傲慢，甚至是可以減少犯罪對人們的誘惑，助長他們的興趣，較少犯罪的注意力，使得犯罪在自身利益上是划不來的一筆買賣。這種精神懲罰技術遠比肉體懲罰技術更加高明，懲罰變成了一種符號、利益、時間的機制，每個人都認識到懲罰不僅是理所當然的還是與自己利益相關的。
一般形式的監獄
懲罰中最普遍的一種方式就是進監獄，而監獄是為了暫扣犯人的自由，使他不再有繼續犯罪的環境，但是監獄的問題在於沒有對應某一種犯罪，而且監獄的灰暗性使其經常成為民眾挑戰的對象，因為在他們看來，這種沒有標準的懲罰也許發生著一些不公正的事。這使得監獄看起來與現代化的人性懲罰又有區別，它看上去更像君主時代懲罰方式的遺留，但它還是能夠被接納，這也是有一定原因的。首先監獄是涵蓋著時間性的技術手段，面向的是未來，有一種規訓的成分，人體進入一種探究它、打碎它、重新編排的權力機制。正如福柯所言，那些具有很大擴散力的狡猾伎倆，那些看起來光明正大而實際上居心叵測的微妙安排，那些羞於承認屈從於經濟要求的或使用卑劣強制方式的機制（或許就是監獄）造成了現代歷史上懲罰體系的替嬗。這樣的規訓機構從空間的分配和空間的巧妙利用以及對所有流動因素的有效固定（時間表是最基本的手段），從而把人和群體的專門問題引入到技術手段中去。甚至還伴隨的有一些對規訓效果的評價機制，以便確認他們所規訓對象的成果以及可以得到的某些獎勵，然後通過有效的結構編排，使其便顯出自然而然的馴順而不是權力意志的強加。福柯將其簡單歸納為四個特徵：單元性、有機性、創生性、組合性。這是權力支配者們再告訴民眾，監獄可以把殘缺修補，而不是一旦殘缺就必須放棄，這同樣是一種建立在自然基礎上的龐大體系，這裡面所包含的也是一種權力運作手段。但是邊沁的全景觀敞視主義卻推翻了監獄的原則：封閉、剝奪光線、隱藏。因為黑暗到底是保護囚禁者的，而充足的光線與監視才是捕捉性的，這造成了被監視者有意識的和持續性的可見狀態，如此說來它不僅是一個監視空間，還是一個實驗室，犯人處在隨時的觀察之下，及時發現，及時改造，這是一種全新的龐大統治手段，並且全景觀敞視主義作為一種政治技術手段可以被廣泛運用簡直是一通百通發展下去，從身份信息的登記到喜好品味的觀察。但這種看起來變態的規訓方式實受民主控制的，誰都可以充當觀察者，換句話說這種規訓是全社會合力創造的小型社會，觀察囚禁者其實就是觀察整個大社會。所以如福柯所說，知道了這些，看看監獄和醫院、學校，工廠，兵營如此的相像，還有什麼好大驚小怪的呢。那我們是不是可以這麼說；在這個規訓社會，我們的出生就意味著進了一所大型監獄，而我們所做的都是在接受各種形式的規訓，並在其既有的權力軌道上運行。
《越獄》中代表性的全景觀敞視主義監獄模型——福克斯河監獄
福柯最終以一封無署名的信件做結：1836年，有一名通訊員給《法朗吉》的信中寫道:“道德家、哲學家、立法者、文明的謅媚者，這就是你們的秩序井然的巴黎藍圖，這就是實行物以類聚的修正案。在中心點，在第一封閉區裡，有對付各種疾病的醫院，對付各種貧困的教濟院，為男人、女人和兒童開設的瘋人院、監獄與重罪犯監獄。圍繞著第-一封閉區，有兵營、法庭、警察分局、監獄看守住宅、斷頭臺、劊子手及其助手的住宅。四角分別是眾議院、貴族院、法蘭西研究院和王官。在中央區的外面，有為中央區服務的各種行業:騙子云集、破產頻仍的商業，明爭暗鬥的工業，搖唇鼓舌的出版業，賭場，賣淫業。飢寒交迫的或放蕩墮落的民眾，他們隨時準備豎起耳朵昕從革命之神的召喚，還有鐵石心腸的富人。....最終會產生一場人人對人人的無情戰爭。（《法朗吉》1836年8月10日）
德拉克洛瓦《自由引導任命》配圖
監獄作為司法程序中最隱秘的一部分，不應成為司法程序難以啟齒的包袱，相反法庭從屬於監獄，與監獄相聯繫的的一切機制都在於減輕痛苦，慰藉人身的，而不該強調他的強制，製造邊緣狀態等等，它的一切都在於製造受規訓的個人。它並不是受啟發於古典君主是權力之源，而是社會運行的一種戰略分配，圍繞它所統一起來的人性是權力關係的效果和工具，同時也是諸種要素控制話語權的一場戰鬥。總之福柯一直在尋求這種掌握社會運行的權力結構和建造社會的原始模式，以便於認識現代化社會中規範化權力及其其他現象的研究。
拋開國家與社會，事實上我們其實還是關心權力道德，此刻我腦子裡一直在想出自芥川龍之介《侏儒的話》裡的一句話：強者蹂躪道德，弱者蒙受道德的愛撫，遭受道德迫害的常常是強弱之間的人。
福柯《規訓與懲罰》書照
2018.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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