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據我國腫瘤發病率和致命率“頭把交椅”的肺癌，讓很多人談之色變，但20年三次戰勝肺癌的傳奇，卻真實的發生在我們的生活中。

當一年前，肺癌第二次復發時，故事的主人公也曾面臨“走投無路”的境地，最後挽救他的到底是什麼呢？讓我們走進這位堅強的抗癌老兵的經歷。

今年60出頭的張先生，是國內某知名高校的一位教授，然而鮮有人知，自20年前開始，張先生就是一位肺癌患者。

大約24年前，正值三十多歲事業上升期的張先生在體檢中發現左上肺有一個結節，經過病理穿刺證實是肺腺癌。

這是非小細胞肺癌中最常見的一種，早期肺腺癌治療方案首選手術，手術之後配合正確的化療、放療方案，往往能取得不錯的療效。

在當時最好的胸外科醫生的幫助下，張先生做了左上肺葉的切除術，以及淋巴結的清掃術，並在術後做了環磷酰胺和順鉑四個週期的治療，很快，張先生又恢復到往日的生活、工作中。

十年，癌症捲土重來

十年平靜的時光就這樣匆匆過去，張先生保持著有序的生活狀態，堅持著自己的事業，讓患癌後的人生也變得多姿多彩。

然而，到了2013年時，張先生在一次常規檢查時發現左肺下葉尖端有一個結節，經過半年左右間斷的複查以後，結節逐漸增大，後來在肺穿刺活檢以後，張先生全家人再次開始了對癌症的高度關注，最後檢查結果證實是粘液腺癌，肺癌復發了。

對於肺癌復發，讓對相關醫學保持多年學習的張先生和家人感到擔憂，卻也有一定的心理準備。因為張先生在醫學文獻中看到，據美國約翰霍普金斯醫院權威專家統計發現，在早期非小細胞患者中，在接受局部手術治療後，有30%—40%患者存在較高的複發率。

此時，基因檢測技術已經在國內廣為應用，我國第一代自主研發的肺癌靶向藥物凱美納也已經上市。然而張先生的基因檢測結果為陰性，手術再次成為了主要的治療手段。

於是，張先生在當地醫院做了一個左肺上葉楔形的切除術，同時也取了一些淋巴結，活檢證實淋巴結沒有轉移，按照病情診斷進行了4個週期的化療，這次與肺癌抗爭的經歷隨著化療結束也告一段落。張先生仍維持著預後複查的習慣，以保持著依舊樂觀的心態。

肺癌第三次來襲，卻面臨絕境

命運對這個歷盡滄桑的人顯得太不公，就在去年，張先生肺癌第二次復發了。

這次張先生的治療是左肺上葉病灶的放療，然後進行3個週期的培美曲賽加順鉑的化療，同時應用貝伐單抗輔助化療，在2017年初，治療終於結束了。

然而，在長達半年的複查中發現，病變從最開始的放療、化療逐漸縮小，卻再次逐漸增大，樂觀的張先生也開始犯難了，因為病灶已經做了兩次手術，也已經做了好多週期的化療和放療，下一步該怎麼辦呢？

於是，和眾多國內癌症患者一樣，張先生開始了漫漫就醫之路，然而，跑遍了全國的各大醫院，醫生建議卻基本相同：手術已經不可能了，化療方案也捉襟見肘，因為沒有特別的藥物可以選擇。

兩次復發，仍然有治癒機會

國內治療方案已經“山窮水盡”，張先生在無奈之下，聽別的患者聊起，國外治療肺癌的優勢，這立馬激起了張先生的鬥志，對國外醫療一無所知的張先生，決定找專業人士幫助。

一場來自美國肺癌外科手術最好醫院的遠程諮詢改變了他的命運，這家美國醫院認為雖然同樣有著手術風險，但是醫生對手術的把握還是很大，因為病人手術的收益會遠遠大於風險。

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張先生來到美國波士頓，美國醫院優雅的住院環境和醫護人員親切的態度，讓遠在他鄉的張先生和家人也未感到陌生，加之盛諾一家的海外客服提供了包括就醫、生活等全方位的服務，張先生和家人在美國得很舒心。

來到美國大概兩週的時間，醫生都在為他做詳細的檢查，第一，增強的胸部CT，進一步檢查左肺殘葉與周圍組織的關係，同時檢查是否有殘存的淋巴結的腫大；第二，支氣管鏡檢查，判斷氣管內有沒有侵犯，另外通過EBUS（超聲支氣管鏡）判斷縱膈有沒有淋巴結的問題；第三是肺功能等一些常規的檢查，來判斷患者是否能夠耐受手術。

通過兩週的診斷評估以後，一天，腫瘤內科和外科大夫和張先生及家人進行了深入的溝通，在美國，醫生們遵照法律和習慣，鼓勵病患們享有知情同意權，患者本人也往往是治療團隊中的一員。在這場長達一個小時的討論中，美國醫生理性而深入地講述了團隊的治療建議：

給醫生一個“冒險”的理由

我們都知道，如果身體上出現一個小傷口，就會留下瘢痕，而內臟器官的手術就更如此，患者經歷過兩次胸腔手術，胸腔已經有很嚴重的粘連等情況，加之患者曾經接受過放療，放療本身會導致血管的脆性增加，手術過程中也可能會加重出血，這就是所謂的風險真正內涵。

《人民日報》曾經刊文《給醫生一個冒險的理由》 ，曾有這樣一段論述：醫學是一門不確定的科學，生與死，只有概率，沒有定數。一般來說，風險和收益成正比。醫生越是敢冒風險，患者的收益就越大。如果患者給予醫生理解和信任，願意跟醫生共擔風險“賭一把”，醫生就會迎“險”而上，為患者贏得一線生機。

在醫患糾紛頻繁的今天，越來越多的醫生採取防禦性醫療措施，以求避免糾紛和訴訟。例如，讓病人做多餘的檢查、對高危病人進行轉診、故意選擇難度低的手術、放棄風險大但價值高的治療等。顯然，防禦性醫療是一種隱形的“冷暴力”，使本已脆弱的醫患關係雪上加霜。在這場博弈中，醫生未必是贏家，但患者肯定是最大的輸家。

在法律更為完備的美國，醫生們顯然更願意“冒險”，他們和張先生及家人在進行著詳細的解釋，張先生的腫瘤是一個20幾年緩慢進展的腫瘤，這種腫瘤的特點就是對化療不敏感，即使再次做化療，只能延緩患者的病情進展，但卻不能得到根治，而手術卻有可能達到根治，所以還是建議病人嘗試外科手術。

該不該進行外科手術，經過與腫瘤外科醫生、腫瘤內科醫生的深入溝通，張先生和家人最後決定，手術。 他說，“我已經在世界上最好的醫院接受治療啦，已經沒有什麼遺憾了，我相信精準的醫學，相信我們一定能夠闖過這一關！”

終於手術的時間確定下來了，2017年11月20，對張先生而言是他抗癌二十幾年中最重要的一天。這場歷時五個小時的外科手術，最終把左肺殘葉和殘存淋巴結清除掉了，手術過程出血不足350毫升，無輸血，術後回到ICU後，當天的引流量是700毫升，在正常範圍內，手術終於如願獲得了成功。

術後的張先生回到了盛諾公寓中，病情很平穩，恢復的也很順利，他正等待著美國醫生下一步的治療方案。天氣好時，老伴會推著他在公寓外的公園裡漫步，看著太陽在地平線上落下燦爛的餘暉，張先生覺得這真是人生最美的風景。

其實，像張先生這樣的病人還有很多，在國內治療無望時，他們選擇了一次次飛抵大洋彼岸，因為在旅程的那一頭，有全球頂尖的癌症治療醫院，有更多可供選擇的藥物，有為完善的醫療體制，也有著更多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