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夏秋之交的一箇中午，正在蘇州出差的中共中央華東局社會部泰山情報組組長焦允俊接到上級通知，讓他迅即返滬，限下午三時前抵達華東局社會部機關。
自打三年前華東局社會部成立，焦允俊被任命為泰山情報組組長以來，這種正在外出執行使命時被緊急召回的情況只遇到過一次。那是1948年11月，他正在尚未解放的南京從事秘密工作，忽然接到南京地下黨秘密交通站送來的一份緊急通知，讓其迅即前往杭州。到了杭州，剛下車還沒走出長途汽車站，又接到化裝成小販的當地地下交通員遞交的火車票，讓他馬不停蹄直奔上海。抵達上海後方才知道，原來是根據社會部副部長揚帆的命令，全方位收集上海的情報，泰山情報組即是華東局社會部派遣到上海的數個情報組之一。就這樣，焦允俊率領的情報組在上海開展秘密工作，直到上海解放。
那麼，這次被緊急召回又是什麼情況呢？焦允俊猜不出來，而且還有些情緒。他來蘇州三天，剛把手頭的案子梳理出一些線索，正準備進行全面調查，卻來了這樣一個緊急命令。沒辦法，命令必須無條件執行，他只好打道回府，於下午三時出現在領導面前。領導沒有任何解釋，只是給了焦允俊一個地址，讓他當晚七點前報到，反覆關照絕對不能遲到。不過，臨出門時，這位領導卻一反平日對待下級的刻板嚴肅，竟破例跟焦允俊握了握手。以焦允俊的機靈，立刻從這看似漫不經心的動作中捕捉到一個信息：自己可能被調動了，這一握就是告別。
其時新中國已經成立，過去的地下黨大多搖身一變成了“地上黨”，不必再偽裝身份，有些還穿上了軍裝或警服，可對於焦允俊這樣的秘密工作者來說，依舊與軍裝或警服無緣。出於對付敵對勢力滲透和破壞的需要，其處境基本沒有變化，一舉一動都必須小心翼翼，否則，一旦身份暴露，可能會導致無法彌補的嚴重後果。
當晚七時差五分，焦允俊化裝成一個商販模樣，抵達華東局社會部設在上海西郊虹橋路的一處秘密聯絡點。很快，又陸續進來了六個男子，或高或矮，或胖或瘦，但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其貌不揚，在大庭廣眾之中絕對不會引人注目。
七點整，新領導準時出現在眾人面前。這位領導焦允俊以前曾經見過，但沒打過交道。焦允俊大約是副營的級別（當時還沒定級），而這位領導是紅軍出身，早就是相當於旅一級的處長了。領導的記憶力驚人，根本沒問什麼，進門後就說出了七位部下的名字和職務。焦允俊一聽，都和自己的資歷差不多。繼而領導宣佈，由在座的這些人組建一個新的專案組，並任命了組長和副組長。
那麼，究竟是什麼案子，竟然會如此興師動眾？
一、洋美女結交小癟三
北四川路區的虹鎮老街在初解放時被坊間稱為“窮街”，可想而知那個地區大部分居民的經濟狀況。這樣的地方，很自然地被乞丐、癟三作為據點，窮街子弟中頗有一些少年讀不起書，就整天跟著那幫乞丐、癟三廝混。由於家境貧窮，這些少年通常營養不良，臉色跟乞丐相差無幾，衣著更是補丁疊補丁，骯髒不堪。不知道底細的人乍見之下，很容易把這類少年和乞丐、癟三混淆。而本案的發生，就是緣於一個外國美女在這方面的誤會。
虹鎮老街有一戶工人家庭，男主人姓秦，系一傢俬營鐵工廠的鍛工，其妻姓汪，在紡織廠做擋車工。這對夫婦結婚十多年，生下八個子女，那個年代醫療條件差，嬰兒存活率比較低，可這八個子女竟然個個成活。雖是雙職工家庭，但因收入不高而且吃飯的嘴太多，生活捉襟見肘。
導致洋美女誤會的那個九歲男孩兒，在秦家子女中排行第四，大名秦永錦，小名阿四頭。阿四頭長到九歲，身上還沒沾過新衣服，穿的都是上面三個“光榔頭”（滬語，即“光頭”，代指男孩兒）穿剩下的衣服，其破舊程度可想而知；又因襤褸衣衫不耐洗滌，所以儘可能少沾水，其骯髒程度也可想而知。雖然沒上過學，但阿四頭心思活絡，智商比同齡孩子要高出一截，可以把一本小學二年級的語文課本從頭唸到底，算術課本上的題目也運算如飛——這還是他去小學操場上玩的時候，蹲在教室外面偷學到的。阿四頭還有一個特長——擅長講故事。不論哪裡有熱鬧，只要讓他瞧見了，回去之後就能把那件事情的核心經過、現場情景甚至人物對白說得一清二楚。如此，他也就成了他那幫小夥伴中的“新聞播音員”。
8月27日那天，阿四頭又向他的一班小夥伴講了一樁新聞。這次的新聞與以往不同，故事的主角就是他自己，而故事本身更是令人難以置信——有一個外國美女請他明天上午去老城隍廟“樂圃茶樓”吃早茶。此語一出，小夥伴們都認為阿四頭在吹牛。阿四頭遭到小夥伴們的質疑，自尊心頗受傷害，就衝著叫嚷得最厲害的男孩兒劈面一掌。那孩子的個頭兒雖然比阿四頭大，卻不是阿四頭的對手，只鬥了片刻就倒地大哭。這下，另外幾個孩子不依了，一起圍了上來。阿四頭雙拳難敵四手，頓時落於下風。正捱打時，他的兩個哥哥阿二頭、阿三頭撿煤渣回家正好經過，見狀二話不說就加入戰團。對方捱了打的一個男孩兒趕緊奔回家叫人，眼見就要釀成一場有成年人參加的毆鬥，幸虧被戶籍警小李看見，當即喝止。詢問事由，聽說有個外國女郎約請阿四頭明天去吃早茶，不禁愕然。
那個年代，這種事必然會引起警察的注意，小李思忖片刻，就把阿四頭帶到了派出所。阿四頭再三聲明，這件事絕對不是他編造的——
這天早上，阿四頭因為淘氣被母親罰掉了早飯，他只好餓著肚子去外面轉悠。平時經常跟叫花子混在一起，他對乞討那一套很熟，就在臨平路上的一家茶館前駐步。正待入內向茶客討些點心充飢時，有人把他喚住。回頭一看，竟是一個外國女子。外國女子阿四頭是見過的，但都是打扮得花花綠綠，通常還有一股濃重的香水味，張嘴就是嘰哩咕嚕的洋文。可是，此刻喚住阿四頭的外國女子卻是另一副做派。
這女子看上去比較年輕，長得也漂亮，長波浪頭髮挽成一束馬尾辮垂在腦後，穿著卻很大眾化，淡藍色勞動布褲子和米黃色細帆布上衣，也沒噴香水。更讓阿四頭吃驚的是，對方還能說一口流利的上海話，稱阿四頭為“小阿弟”，先遞上兩個燒餅。阿四頭啃燒餅的時候，洋美女問了他的姓名和家庭情況，阿四頭一一作答。接著洋美女又問他有沒有去過老城隍廟。阿四頭說去過。那麼，老城隍廟“樂圃茶樓”的點心嘗過嗎？這個，阿四頭只有搖頭了。
“這樣吧，明天早上七點，我在老城隍廟‘樂圃茶樓’門口等你，請你吃早茶，各式各樣的點心讓你吃個夠。”說著，洋美女掏出一張兩千元紙幣（此係舊版人民幣，與新版人民幣的兌換比率是1:10000，下同）放在阿四頭手裡，“這是給你的車錢，怎麼乘車知道嗎？”
見阿四頭點了頭，洋美女說聲“拜拜”轉身離去。剛走了幾步，被阿四頭一聲“阿姨”叫住，原來是問她叫什麼名字。洋美女一笑：“你這孩子還真聰明，就叫我瑪麗阿姨好了。”
說完經過，阿四頭從髒兮兮的褲袋裡取出那張兩千元紙幣給戶籍警看，以證明自己的這番陳述並非編造。戶籍警小李認為此事有些反常，那個金髮碧眼的“瑪麗阿姨”如此善待形同乞丐的阿四頭，原因是什麼？是純粹行善呢，還是另有企圖？如果是後者，阿四頭這麼一個貧寒家庭的小孩兒，為什麼會有人對他感興趣，而且還是個外國人？小李立刻把這一情況向派出所所長杜辛漢彙報，杜所長的觀點跟小李相同。這樣一來，派出所就得對此事進行跟蹤調查了。
杜所長讓阿四頭第二天早上準時赴約，同時指派一名老成持重的中年民警老曹換上便裝，也去那裡吃早茶，監視現場情況，兼帶保護阿四頭。另派民警小李、小王在現場附近守候，等“瑪麗阿姨”離開茶樓後進行跟蹤。往下如何進行，待查摸到“瑪麗阿姨”的落腳處後再作計議。
次日是星期天，老曹、小李、小王按照領導的安排，於七時前抵達老城隍廟，一個進入“樂圃茶樓”，另兩個則在茶樓附近的九曲橋一帶溜達。老曹進茶樓後，先樓上樓下轉了一圈，沒見阿四頭或者“瑪麗阿姨”，就在底樓選了一個適宜於觀察門口和樓梯口的位置，落座後要了一壺茶水、兩樣點心，一邊吃著一邊等待目標。可是，等了半個小時，阿四頭也好，“瑪麗阿姨”也好，竟然一個也沒出現，這不是奇怪了嗎？跟阿四頭說得好好的，這小子怎麼不見人影？又等了一陣，外面二位已經不耐煩了，在門口探頭探腦，老曹遂決定收隊。
回到虹鎮老街，小李連派出所也沒回，直接就奔老秦家。進得門去，小院子裡聚著七八個孩子，正圍著阿四頭伸手要吃食。定睛一看，這小子竟然買了十來根脆麻花，裝在一個紙盒裡，每人發一根。見到戶籍警，孩子們拿著麻花一鬨而散。阿四頭把紙盒往前一遞，說李叔叔您也來一根。小李自然火大，把臉一沉：“跟我走一趟！”
把阿四頭提溜到派出所一問，原來這小子是去了老城隍廟赴約的，不過沒進茶樓，就在附近一家香燭鋪前跟“瑪麗阿姨”見了面。對方好像是知道他會從香燭鋪前經過似的，預先在那兒等著呢，看見阿四頭來了，迎上前說跟我走。來到“老飯店”門口，“瑪麗阿姨”說茶樓我去看過了，人太多，要等座的，就在這裡吃麵吧，還有小籠包子呢。吃早點的時候，阿四頭終於明白了對方如此對待他的用意——
三天前的傍晚，阿四頭提了個老爸自制的大號老鼠夾子，去附近的小學放置，想捕捉黃鼠狼。這所小學比較簡陋，圍牆、大門都是竹編的，裡面也沒有什麼值錢的物品，所以從來不設門衛。此時學校尚未開學，而竹籬笆早就給類似阿四頭這樣的頑皮小鬼拆了幾個洞，隨時可以出入。阿四頭設置好鼠夾正準備離開，忽聽見附近有人說話，駐步張望，只見來了三個比他大五六歲的少年，鬼鬼祟祟地進了一間教室。阿四頭年紀雖小，社會經驗卻十分豐富，意識到這三位必有古怪，便躡足悄然靠近。
屋裡三個傢伙正在喝啤酒，桌上放著幾包滷菜。三人一邊吃喝，一邊說話。聽了一會兒，阿四頭終於弄明白他們剛剛偷竊了一個皮包，用裡面的部分鈔票買了這些酒菜，這會兒正議論如何分贓。阿四頭尋思，按江湖規矩，見者有份，他們應該分點兒給我的。於是咳嗽一聲，大模大樣進了教室。那三位自是吃了一驚，待看清不過是一個小孩兒，開口便罵。阿四頭說，你們先別罵人，聽我把話說完，我阿四頭你們肯定是不知道的，可虹鎮老街的秦大力你們總聽說過吧？那是我老爸！
秦大力身高力大，年輕時練過拳腳，據說師傅是武術家王子平，在虹鎮老街周邊是有點兒名氣的。那三個少年原本是要奉送這個不速之客幾個“麻栗子”（滬語，即用指頭關節彈腦門兒）的，待聽說面前這位是秦大力之子，就不敢冒失了，請阿四頭坐下喝酒。阿四頭不會喝酒，就把桌上的四樣滷菜逐樣嚐了一遍，然後說兄弟告辭了，您幾位有啥話要對我說嗎？嘿嘿，你們剛才說的那些話我可是都聽清楚了。這一說，三少年就只好“破費”了，商量片刻，把那個釘著洋文銘牌的空皮包送給了阿四頭。
次日，阿四頭偷偷拿著家裡的戶口本，去淮海路舊貨商店把這個皮包賣了，得了十萬元鈔票。他沒想到可以賣這麼些錢，不敢使用，更不敢吭聲，偷偷藏在家裡。現在，“瑪麗阿姨”來找他就是為這事，她說那個皮包是她的，被人偷了，現在來找阿四頭，不是為了算賬，而是想知道是什麼人偷的，皮包又是怎麼到了阿四頭手裡的。“瑪麗阿姨”許諾，只要說出真情，她可以給阿四頭一些鈔票。阿四頭自然心動，但提出要先給錢。“瑪麗阿姨”掏出一張五萬元紙幣遞給他，阿四頭則把自己知道的情況和盤托出。當然，阿四頭並不認識那三個偷包的少年，只說了說大致模樣。
阿四頭提供的信息使警方更加感興趣了。那個時代，別說警察了，就是尋常群眾腦子裡對敵鬥爭那根弦也繃得甚緊。杜所長聽了小李的彙報，認為必須予以充分重視，寧可懷疑錯了，也不能輕易放過這個疑點。彙報分局後，分局領導也認為必須認真對待，隨即指派兩名治安民警老林、老方協助調查。老林、老方跟派出所的小李碰了頭，稍一研究，認為應該先設法找到偷竊皮包的那三個少年。
三個少年既然在作案後選中虹鎮老街的那所破舊小學作為分贓的地方，說明他們對虹鎮老街並不陌生。而且，阿四頭在露面後一報老爸秦大力的名號，他們就服軟了，足見他們是知曉老秦的情況的。小李對虹鎮老街派出所管轄範圍內的治安情況比較熟悉，而且從小在這一帶長大，對本地區有哪些不良少年心中有數，印象中並無這樣的角色。
林、方都是留用的舊警察，按說對分局轄區內的治安情況也比較熟悉，不過那是老黃曆了。上海解放雖然不過三個余月，但治安方面管控對象的變化卻是極大，以往的那些幫會人物、地痞流氓，一部分已經被抓，有的甚至被槍斃；另一部分則腳底抹油逃之夭夭，不知去向；剩下的懾於人民政府的威勢，都老老實實地待在家裡不敢露面。即便如此，治安情況並未明顯好轉，舊時那些不法之徒銷聲匿跡了，但馬上就有了替補，比如阿四頭在小學遇到的那幾個少年之類。林、方對於這類角色就不甚瞭解了，因此提議去分局翻閱最近的失竊報案記錄。
這一番查下來，果然發現在最近兩個月內的報失記錄中，不少失主都提到過被竊前後周邊有可疑少年出現，其中七起的描述與上述三個少年的外貌特徵相符。再查看分局治安科專門偵辦偷竊案件的第三組編制的動態簡報，終於發現一個名叫劉小狗的少年似是其中的一個。當天傍晚，劉小狗在其家附近的臨平路上閒逛時，被小李、老林迎面攔下，帶進了分局。一個不良少年哪是三個警察的對手，劉小狗乖乖承認了竊包之事。
那是8月25日，他和兩個朋友許金根、張有寶去南京路閒逛，當然主要目的是“捉兔子”。“捉兔子”繫上海灘黑道切口，意即偷包。這個“包”不光指錢包，也包括旅行包、手提包、坤包，以及直接用各色棉布包著的體積不等的包裹。這種作案手法技術含量很低，只需要找準目標跟蹤，趁目標選購商品或做其他事情順手把包放在一邊的機會，湊過去悄悄拎走就是，如果旁邊有同夥“打槍籬”（即掩護），那基本就是一拿一個準。
劉小狗三人是上海解放後方才自學出道的雛兒，想走發財邪道，卻又沒技術，所以只有“捉兔子”了。沒想到，兩個多月幹下來，少說也得手了二十來回。只是財運一般，偷到的包裡少有現鈔，更無珠寶首飾。25日算是他們出道以來運氣最好的一天，劉小狗在永安公司三樓無線電櫃檯瞅著一個四十來歲的平頭男子正聚精會神地選購收音機，便示意許金根、張有寶湊上前去“好奇觀望”，分散目標的注意力，他則趁此機會一舉得手。
這是一個長方形的褐色皮包，包蓋上裝有拎襻，兩側包脊上附有揹帶，可拎可背。劉小狗得手後立刻下樓，出門取下拴在腰間的洋麵袋把皮包裝進去，一口氣直奔外灘。不一會兒，許金根、張有寶也氣喘吁吁地趕到了。他們找了個隱蔽角落打開皮包一看，都是又驚又喜，這次真是豐收了，竟有八十多萬鈔票！此外還有一塊懷錶、一個精緻的硬皮封面本子和兩塊嶄新的手帕。他們三人就用“戰利品”買了滷菜和啤酒，往回走經過虹鎮老街小學時，說這學堂裡面晚上鬼都沒有一個，去那兒喝酒是再好不過了，於是就從竹籬笆牆上的破洞鑽了進去。再往下，就碰到阿四頭了。
那麼，那個皮包給了阿四頭，裡面的其他物品呢？劉小狗說，鈔票都分掉了，那塊懷錶，因為是他下的手，所以歸了他；兩塊手帕，許金根、張有寶每人一塊。至於那個本子，對這三個文盲少年來說似乎沒有用處，況且已經用過了，又是寫字又是畫畫的，寫的還都是洋文，誰也不懂；畫的圖更是看不明白，像是房子，還有互相交織在一起的直線曲線。這樣的東西，舊貨店是不肯收購的，劉小狗見沒人要，就拿回家去放著了。
訊問結束，警方隨即去劉家起獲了贓物。那個本子用過的幾頁上確實全是英文和草圖，畫的像是建築物室內室外的簡易輪廓，至於直線和曲線，似是機械物件的草圖。本子隨即送交分局領導，領導翻了翻，沒發表任何意見，卻親手裝進牛皮紙卷宗袋，用火漆封條封好口，喚來機要通訊員，讓立刻送交市局。市局收到這個本子，沒有耽擱，又馬上遞送華東局社會部。隨後，焦允俊等七人被緊急抽調，組建了這個專案組。
二、跟丟了目標
領導介紹了案情，看看手錶，已經過去一個多小時了，讓大家休息一下，到外面透透氣，抽支菸。早就犯了煙癮的焦允俊正暗暗感嘆領導體恤部屬時，又聽見領導說了聲“正副組長焦允俊、郝真儒同志請留一下”，只得暗歎一口氣。其他五位偵查員知道這是領導有意把大家支開，對兩位組長另有交代，於是趕緊拔腿走人。
趁領導喝水的當兒，焦允俊暗暗打量一起留下的郝真儒。這位剛被任命的專案組副組長看上去要比自己大兩三歲，一米七左右，身材顯得有些單薄，戴著一副褐色玳瑁架眼鏡，五官端正，臉上毫無表情。焦允俊暗忖，這老兄也不知什麼來路，看長相，在部隊裡挺適合做政治工作，當個團政委、政治部主任什麼的。轉念一想，那也太抬舉他了，俺老焦1940年參加革命，現在不過是個副營，他能做得了正團？
正胡思亂想的時候，領導開腔了，說還有一項黨內任命，之所以剛才沒有宣佈，是因為專案組七名成員中有一位同志不是黨員，目前雖已解放，但黨組織還沒公開活動，所以在有非黨員在場的情況下，不宜談論黨內事務。具體的任命是，由郝真儒同志擔任專案組黨支部書記。焦允俊聽著，覺得自己猜得挺準，這位仁兄果然適合做政治工作。不過，一個專案組還要組建黨支部，這事以前從沒聽說過……
這時候，領導終於說到了正題，透露了一個在全組會上不適宜透露的情況：那個上交華東局社會部的本子裡記載的內容涉及中央向上海下達的一項重要使命，這項使命的核心是在蘇聯專家的幫助下建造海軍艦艇，準備用於解放尚被國民黨反動派控制的東南沿海島嶼、澎湖列島以及臺灣。顯然，敵特分子已經察覺了我方的行動，正在著手收集相關情報。不僅是上海市公安局、華東局社會部的領導，就是接到報告的中央有關部門領導也感到震驚，連夜來電要求華東局社會部直接組織專案組進行偵查，力爭在最短時間內偵破該案，斬斷敵特分子伸向該項工作的黑手。
聽到這裡，焦允俊心中油然升起一股自豪感：俺老焦參加革命將近十年了，從事情報工作也七個年頭了，還從來沒攤上過這等高級活兒；如今不但攤上了，還是專案組長！這是組織對自己的信任，也是對自己以往工作的認可，可千萬不能把這活兒幹砸了，否則，自己豈不要遺憾一輩子？
接著，領導又給焦允俊和郝真儒互相作了介紹。這下焦允俊不得不對郝真儒另眼相看了——這位老兄參加革命比他還早一年半，早年曾在公共租界中央捕房做事，對上海各個方面的情況都很瞭解。後來因叛徒出賣被捕，在嚴刑拷打下仍能夠嚴守黨的秘密。被地下黨營救出獄後，郝真儒去了皖南新四軍軍部，先是從事組織工作，後又做敵工工作。這樣的經歷，讓焦允俊不由得心生敬意，趕緊起身跟郝真儒握手：“老兄厲害！兄弟佩服得很！”
哪知，郝真儒卻一點兒不給面子：“焦允俊同志，革命隊伍中互相稱呼同志，不宜稱兄道弟。”
領導離開後，專案組立刻開會分析案情。焦允俊是專案組長，當仁不讓主持會議，他心裡對郝真儒剛才的那番“正經”頗不以為然，因此，在開場白裡多少有點兒跟專案組的“黨內領導”、“業務副手”老郝同志過不去的意思，沒用“同志們”、“戰友們”等詞彙，反而帶著濃重的江湖氣：“諸位同僚，從今天起咱們就在一口鍋裡攪勺子了，應該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心往一處想，勁兒往一處使……”眼見郝真儒推著眼鏡像是快忍耐不住了，這才言歸正傳，“案情呢，剛才領導已經作了詳細介紹，大夥兒有什麼思路，都說說吧。”
偵查員張寶賢馬上提出疑問，剛才領導介紹案情時只說那個本子送到了華東局社會部，然後就沒了下文。那麼，現在要調查的是什麼？那本子上寫的都是英文，翻譯出來的內容又是什麼呢？
焦允俊轉頭看著老郝。郝真儒依舊是不鹹不淡的語氣，扳著指頭說了三點：第一，發現了一個疑似敵特收集我方絕密情報內容的本子；第二，這個本子被三個少年偷竊；第三，要查明這個本子系何人所有，以及上面的內容是怎麼來的。
焦允俊暗忖，這個老郝還挺會概括的，真正是言簡意賅啊！在場的偵查員也都不是外行，一聽涉及絕密，誰都不提“本子”二字，接下來發言時都用“那件東西”代指，只有焦允俊不以為然，照舊說“本子”。大夥兒先根據領導交代的案情還原了一應情況——
敵特分子通過目前我方尚未偵知的途徑獲得了絕密情報（或是與絕密情報相關的線索），其載體就是“那件東西”。“那件東西”放在一箇中年男子隨身攜帶的皮包裡，在他去南京路永安公司選購商品時，卻被三個“捉兔子”的少年偷走了。中年男子發現皮包失竊，定然驚慌失措，回憶起之前曾有少年在他身邊轉悠，料想就是他們偷的，打算追回失物，最起碼要把“那件東西”追回來。
對方（應該是一個敵特小組）認為，失竊皮包中的鈔票多半會被小偷花掉，懷錶和皮包則會賣掉，出售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合法出售，即拿著家裡的戶口本去舊貨商店；另一種是非法出售，那就是拿到黑市上去銷贓。三個少年會採用哪一種方式呢？估計是前者，因為小偷是少年人，去黑市銷贓很容易受欺負，黑吃黑把贓物給吞沒了。於是，對方走訪全市舊貨商店查摸小偷的來路。在淮海路國營舊貨商店，他們找到了線索（通過購買皮包時留下的原始發票，使舊貨商店營業員確信來人是皮包原主，從而獲得拿著家裡的戶口本前往出售皮包的阿四頭的基本信息）。往下，對方對阿四頭進行了外圍調查，然後指派專人接觸，企圖獲取“那件東西”的下落。
還原了上述情形，專案組決定兵分三路，張寶賢、孫慎言對上述分析中屬於合理推理的情況進行查摸核實；譚弦、支富德向淮海路舊貨商店瞭解近期前往打聽出售皮包信息者的情況；焦允俊、沙懋麟則立刻通知看守所把尚被關押著的劉小狗釋放，並由所方跟其談話，關照他出去後對自己被捕之事守口如瓶。劉小狗離開看守所後，偵查員就開始對其進行跟蹤——估計敵特方面還不知道劉小狗已被我方拿獲，他們正在尋找劉小狗及另外兩個少年許金根、張有寶。不過，許、張兩人即便被找到，於敵特分子也並無幫助，因為“那件東西”是由劉小狗帶回去的，帶回去後怎樣處置，許、張並不知道。所以，敵特方面最急於找到的應該是劉小狗。跟蹤劉小狗，就可能發現正在尋找他的敵特分子，然後順藤摸瓜查找線索。
至於專案組副組長郝真儒，焦允俊建議他坐鎮本部兼帶整理案卷。焦允俊覺得這位仁兄身體瘦弱，又是高度近視，似乎不適宜在一線奔波；再說，專案組的專職材料員還沒來報到，整理卷宗材料的工作總得有人去做。這個建議一提出來，眾人皆表示同意，郝真儒也點了點頭。最後，焦允俊請郝真儒說幾句。郝真儒又習慣性地推了推眼鏡，說完全同意大家的意見，自己是全組偵查員中實踐經驗最少的一個，理應向大夥兒學習，不過，他雖然於偵查工作是外行，但此刻還是要說一句外行話。跟蹤劉小狗是目前案件偵查的中心點，考慮到敵特可能會使出反偵查手段，人手肯定緊缺，而第一撥、第二撥四名偵查員的任務比較容易完成，他的想法是待他們完成任務後立刻轉到第三撥去，一起執行跟蹤使命。
話音未落，焦允俊便連說“高見”。散會後，郝真儒把會議記錄送到焦允俊面前請他過目。焦允俊翻都不翻就簽名，說老兄你動作真快，這麼厚一沓會一散就記錄好了，老弟我要向你學習。郝真儒不再理會焦允俊的“挑釁”，一板一眼地說：“焦允俊同志，你負責的這一攤在目前階段是關鍵環節，請務必小心謹慎。”
焦允俊尋思自己多年從事情報工作，在敵佔區、在敵人眼皮底下不知闖過了多少艱難險阻，眼下執行這麼一樁盯梢使命還會砸鍋？這老郝同志也真是操心過度了。當然，這層意思只能心裡想想，當面是不便表露的。哪知，郝真儒擔心的事情真的發生了——
劉小狗於當天傍晚前已經從看守所出來了。這小子年齡雖小，不過十四五歲，膽子卻大，看守所翁所長跟他談過話宣佈予以寬大後，他並沒有尋常羈押對象獲釋時的激動，而是嬉皮笑臉地向翁所長討幾個零錢，好買票坐電車回家。翁所長又好氣又好笑，差點兒一巴掌撩過去，不過，既然專案組來電關照儘快讓這小子回家，料想其中必有奧妙，只好自己掏錢（公家沒有這筆開支）把劉小狗打發走。劉小狗確實是坐電車回家的，他到家時，負責監視的偵查員已經在他家對面的糖坊裡就位了。
次日一早，已經完成使命的第一撥、第二撥四名偵查員向焦允俊報到，焦允俊給他們作了分工，張寶賢、支富德進入監視點，中午由焦允俊和孫慎言、譚弦接替。意外就發生在焦允俊三人接班兩個多小時後。
劉小狗昨晚一直老老實實待在家裡。次日上午，他吃過早飯剛要出門，兩個狐朋狗黨許金根、張有寶來了。那二位根本不知道劉小狗折進過局子。劉小狗的母親搬出一張擺臺（即摺疊式桌子）放在家門口，三人圍桌而坐，磕著西瓜子聊天。午前那二位告辭時，焦允俊三人剛好來接班。
劉小狗給關了兩天，出來後又在家裡窩了一夜，早就憋不住要往外面去散心了。午後一時許，他出了家門，信步往南，焦允俊、孫慎言在馬路兩側遠遠地跟蹤。看來專案組之前的估計是準確的，對方對劉小狗早有預謀，和偵查員們一樣，也在暗中關注著劉家的動靜。劉小狗出門沒多遠，剛拐過一個路口，一輛寶藍色摩托車忽然在他旁邊停下，騎車的是一個三十來歲的男子，平頂頭，穿著黑色短袖衫和淺色西裝短褲，高鼻樑上架著一副碩大的墨鏡。他停車後沒下來，用一條腿撐著地，對劉小狗說了兩句話。劉小狗稍一遲疑，便上了摩托車。
兩個跟蹤的偵查員自然著急，焦允俊四下一望，恰見駛來一輛郵電局送電報的綠色摩托車，趕緊一個箭步衝到馬路上攔下，亮出證件向送報員晃了晃：“市局的，借用一下！”
摩托車載著兩人疾駛，幾分鐘後總算看見了在前面不緊不慢開著的寶藍色摩托車。後來問了劉小狗才知道，開車的男子自稱受“一跤頭”的指派，接劉小狗去坐坐，有點兒小事要跟他談。“一跤頭”是滬東地區有點兒名氣的道上人物，劉小狗一直想拜“一跤頭”為師，學幾招摔跤的手段好去耀武揚威，當下不疑有他，只是他根本不知道“一跤頭”家住何處，上了車，任人家開到哪兒算哪兒。後面跟蹤的偵查員自然也不知目標要去哪裡，駕車的焦允俊暗暗祈禱自己這輛郵電局的破摩托千萬不要半路拋錨。
這一跟，就跟到了外灘，寶藍摩托上了北京東路，又拐到虎丘路停下，戴墨鏡的男子把摩托車停在一條弄堂裡，然後和劉小狗一起進了距路口三十來米處的一家咖啡館。這家咖啡館有兩個門面兩層樓，名喚“摩登小館”，地處偏僻，上海解放後消費者銳減，又不是高峰時段，所以顧客不多。先跟入的孫慎言見目標上了樓，便在樓梯側的一副座頭上落座。稍後，焦允俊停好摩托也進來了。兩人一個要了咖啡一個要了綠茶，一邊喝著一邊等候目標下樓。
孫慎言來自山東老區，武工隊出身，1946年組建山東社會部時被抽調過去當了偵查員。他的性格跟其名字一樣，平時寡言少語，開口都是慎而又慎，沒人跟他說話一天不開腔屬於正常事兒。此刻他坐在那裡，神情卻略微透著不安。焦允俊看在眼裡，便悄聲問道：“老弟你怎麼啦？”
孫慎言說他心裡有些不踏實，如果這咖啡館有後門的話，沒準兒目標就從後門溜了。焦允俊原本不知他這個部屬的來路，聽他這麼一說，便猜測他是上海解放後才進城的，對上海不熟，一問，果然。焦允俊自1948年底秘密潛入上海搞地下情報工作後，熟讀組織上下發的上海市區地形、社情等情況資料，又有大量的實踐經驗，對上海灘適宜於作為地下工作接頭點的場所瞭如指掌。由於地理位置的原因，這家“摩登小館”在上海解放前經常被地下黨作為接頭地點，焦允俊對這裡非常熟悉，知道沒有後門，便對孫慎言微微搖了搖頭。孫慎言這才放心，繼續低頭喝茶。
可是，等了一陣，卻不見目標下樓。焦允俊看了看錶，已經進來二十分鐘了，隱隱覺得不對勁兒。想了想，便出門走到隔壁那條弄堂口，只一瞥，便是一個激靈——那輛寶藍色摩托車不見了！
原來，“摩登小館”在上海解放後易主，新老闆對咖啡館的結構作了改動，開了道後門，跟旁邊那條馬路連通，還在二樓店堂的後部增加了一道窄窄的扶梯。目標不知是發現了已被跟蹤，或是另有原因，總之是從後門溜了！
三、追查摩托車
目標脫梢，專案組隨即舉行緊急會議。焦允俊請副組長郝真儒主持會議，他自己首先作了檢查，說他犯了“主觀主義”、“經驗主義”的錯誤，要求上級免去他專案組長的職務，並請求處分。這時，惜言如金的孫慎言開腔了，說這個錯誤他也有份兒，甚至承擔的責任應該比焦組長多一些，因為是他先跟蹤目標進咖啡館的。
焦允俊眼睛一瞪：“你瞎摻和什麼，你一個普通組員，還不是一切都聽我的？再說，咖啡館是否有後門的問題你是想到了的，還提醒過我，問題在我老焦身上！”
兩人還要爭下去，被郝真儒打斷：“你們別爭了，這件事由上級領導說了算，在領導沒有下達指示之前，焦允俊同志還是專案組長，應繼續主持偵查工作。目前最重要的不是攬責任，而是趕緊進行案情分析，看下一步該怎麼做。焦允俊同志，請你把本案偵查工作進行到目前為止的情況向同志們介紹一下。”
焦允俊朝郝真儒瞥了一眼，暗忖這老郝看上去一副軟不溜秋的樣子，處理事情倒是果斷乾脆，他說得對，眼下處分事小，破案才是頭等大事。管他日後給老子什麼處分，工作不能停下來。於是，便把眼下的情況向大家作了簡單的介紹——
昨天，偵查員張寶賢、孫慎言對專案組對案情的估計進行了核查，基本符合事實。另一路偵查員支富德、譚弦向淮海路舊貨商店進行了調查，得知確有一個男子找上門來，向該店出示上海解放前（1948年11月）購買皮包的發票，說該皮包已經失竊，要求查詢是否有人前來出售。店員應其要求查了查記錄，的確收購了這麼一款皮包，並告知該男子出售方的信息——敵特就是通過這個辦法找到阿四頭的。
本案破獲後，經專案組向上海市公安局書面建議，市局下文規定全市舊貨（含寄售）行業今後一律不準向任何私人透露貨源信息。這項規定一直堅持實施到改革開放後國營舊貨行業消失。
今天的事故發生之後，因不能向咖啡館方面暴露身份，不便打聽目標是進了咖啡館多長時間才離開的，只能去詢問寶藍色摩托車停靠處附近菸紙店的店主，得知目標是在十來分鐘之前把摩托車開走的，只有那個戴墨鏡的男子，沒看見劉小狗。據此似乎可以推斷目標並未發現受到跟蹤，因為偵查員在樓下店堂待了大約二十分鐘，而目標和劉小狗在樓上待了十分鐘左右，說明他們在樓上進行了談話——可以理解為對方已經把要對劉小狗說的話說完了。如果目標發現被跟蹤的話，按說不會有那麼大的膽子繼續跟劉小狗談話，應該儘快脫梢才是。目標之所以從後門離開，可能僅僅是為了方便——從後門出去就是他停車的那條弄堂。但他來的時候為什麼不直接從後門進入咖啡館呢？這一點就不清楚了。
儘管焦允俊、孫慎言跟蹤失利，但他們記下了那輛寶藍摩托車的車牌號碼，這是一個可以繼續調查的線索。專案組決定，這條線索由沙懋麟、支富德、孫慎言去調查。至於那個墨鏡男子是否發現自己被跟蹤的問題，可以向劉小狗核實，此事由焦允俊、張寶賢、譚弦負責。
會後，郝真儒要求焦允俊、支富德留下，這三位都是專案組黨支部成員，他們繼續開了一個支部會。由於時間比較緊，主要是由郝真儒說了說，對焦允俊跟蹤失利之事進行嚴厲批評。焦允俊尋思這是“木匠戴枷——自作自受”，無話可說，只有聽著的份兒。不過，老郝說得完全在理，他心服口服。最後，郝真儒當場寫了一份百來字的報告，說要以專案組黨支部的名義上報，寫完後請焦允俊、支富德過目，有不同意見可以提出來。支富德看後表示完全同意，焦允俊卻提出了不同意見。
原來，郝真儒在報告中竟把脫梢的主要責任攬到了自己身上——因為他是支部書記兼副組長，分工安排時未能強調小心謹慎對待工作中每個環節的問題。焦允俊堅持要自己承擔責任，郝真儒說你可以保留意見，但我和支富德同志是支持這個決定的，少數服從多數，還是照此內容上報吧。焦允俊只好照辦，但在報告末尾寫上了自己的保留意見，放下筆之後尋思，別看老郝白面書生一個，倒是很講義氣的。
接下來，焦允俊立刻投入工作，和張寶賢、譚弦通過派出所悄然傳喚了劉小狗。據這個少年說，他上午被那個戴墨鏡的男子以“一跤頭”有請為由騙上了摩托車，來到外灘附近的那家咖啡館後，對方卻不談什麼“一跤頭”了，而是把一張兩萬元的鈔票放在他面前，說是隻要實話實說，這張鈔票就歸你了，不肯說實話呢，“一跤頭”自會叫人收拾你小子，信不信由你。
像劉小狗這種角色，自幼頑劣，捱打、鬥毆、受騙、騙人屬於家常便飯，對方這一套若是用在其他同齡人身上，那百分之百會奏效，可是他卻根本沒當一回事，點點頭，伸手把那張鈔票放入衣袋，問爺叔你要我說啥實話呢？對方說你偷了別人一個包，現在人家要找你算賬，你說是公了還是私了？公了呢，人家就要把你扭送派出所，要是私了，那就老老實實把贓物交出來。
劉小狗尋思，還公了私了呢，老子為這件事官司都已經吃過兩天了，政府也沒說讓我退出贓物嘛，只是把那個本子沒收了。不過，這話不能說，昨天釋放時看守所長反覆交代的，若是透露一丁點兒口風，重新收監沒商量，說不定還要送提籃橋坐大牢。那應該怎麼跟對方說呢？這對於劉小狗來說並不是什麼犯難的事兒，張嘴就來：“那自然最好是私了，不過我有難處。您可能也知道，我們是三個人下的手，裡面的東西都分掉了，錢也花得差不多了，現在讓退回人家，您說這可能嗎？”
“錢花掉了，那其他東西呢？”
“懷錶也賣掉了。”
“還有那個本子呢？”
“那個本子啊……好像給我放哪個旮旯去了，不知還能不能找到。”
對方頓時目露兇光，壓低了嗓音：“必須找到！把本子原封不動交出來，人家可以給你一筆錢。否則，等到‘一跤頭’收拾你的時候，後悔就來不及了！”
劉小狗對“一跤頭”還是有些敬畏的，萬一對方真是“一跤頭”派來的，自己可是得罪不起。於是他說：“要麼……我回去找找看。不過，咱有言在先，如果找到的話，給的錢可不能太少，這不是打發叫花子。否則你乾脆還是公了吧，把我扭送公安局我也認了。”
“那就說定了，明天這時候，你還在今天上車的那個地方等我。”言畢，對方招呼侍者結賬，順手把找回的零錢給了劉小狗。
可巧，此時兩個侍者正搬桌子準備擦天窗，擋住了通往底層店堂的樓梯，男子見狀，不由得皺了皺眉頭。一旁指揮幹活兒的老闆指著陽臺說那裡也有樓梯，可以走後門。兩人便從後門離開，在弄堂裡分手。
劉小狗說完，焦允俊三人總算鬆了一口氣，看來目標並未發現自己受到跟蹤，這樁活兒還可以繼續幹下去。他叮囑劉小狗：“從現在起，一切聽我們的安排，叫你幹啥就幹啥，而且不能向任何人透露，哪怕是警察也不行，聽明白了？好，明天你就按約定去跟那個傢伙碰面，我們會暗中保護你。”
返回專案組駐地，焦允俊把上述情況跟郝真儒一說，郝真儒立刻筆走龍蛇做了記錄，臨末還讓簽名。焦允俊說老郝你太厲害了，這種談話還要做筆錄？郝真儒說這是製作卷宗的要求，凡是跟案件有關的內容我都得記錄下來，請當事人簽字，便於日後核查，免得到時候說不清楚。焦允俊無可奈何地簽了名：“老兄啊，要是每份材料都這樣過一遍的話，只怕我也得準備一副眼鏡了。”
回過頭來，再說偵查員沙懋麟、支富德、孫慎言查摸那輛摩托車的情況。原以為這是很容易的事兒，哪知到市局交警部門一查，號碼是查到了，但那輛摩托車已在半個月前報廢，按照規定，車輛牌照也就自動作廢了。可是，這副報廢的牌照怎麼又出現了呢，而且正好掛在專案組正在調查的嫌疑人所騎的摩托車上？
根據車輛檔案中的記載，那輛已報廢摩托車的車主叫耿斯良。偵查員先去了耿斯良住所的管段派出所，一瞭解，耿斯良已經死了。半個余月前，他酒後駕駛那輛美國造獵狗牌摩托車在大八寺一帶超速行駛，撞在路邊大樹上，當場死亡。耿家是開汽車運輸公司的，有七八輛卡車，獲知消息後派了輛卡車去大八寺車禍現場，把耿斯良血肉模糊的屍體以及撞壞了的摩托車運了回來。那輛摩托車的受損程度倒是比其主人好些，修理一下還是可以繼續使用的，但耿斯良的父親看著就覺得心痛，乾脆報廢算數，讓送到公司修車車間，把零部件拆下來放在倉庫裡，以便日後裝配到其他車輛上使用。摩托車送到公司後，工人發現前後牌照已不翼而飛，隨即報告了耿老闆，耿老闆對此並不重視，車已經報廢了嘛，牌照被竊又算什麼呢？沒想到，這副失蹤的牌照竟然出現在涉案者所騎的摩托車上了。
三個偵查員議了議，決定把車牌的問題先往旁邊放一放，直接查那輛寶藍色摩托車屬於何人。這個主意在當時應該是個捷徑。初解放時的上海，機動車擁有量跟如今有霄壤之別，其中的摩托車，特別是民間私人擁有的摩托車更是少得可憐，據1949年7月底的統計數字，各區加起來還不到兩千輛，再扣除大約三分之一的三輪摩托，那也就不過千輛出頭。所以，如果直接盯著那輛寶藍色摩托車的特徵調查的話，反倒容易查得清楚。
這一番查下來，全市共有三十一輛寶藍色摩托車，沙懋麟便打電話問焦允俊目標所騎的摩托車是什麼牌子的，是否有什麼特徵。像焦允俊這樣一個直屬華東局社會部的秘密情報工作者，在國民黨特務機構的記載中，是被稱為“中共特工”的，而且是掌握多種技能的高級特工，不但精通無線電收發報和維修技術，而且擅長駕駛汽車、摩托車，熟知各種車輛的特徵，這個問題難不倒他，當下不假思索就說：“那是一輛雄獅牌，法國貨，雖然是二戰前生產的，再跑十五年也應該沒問題；至於特徵嘛，讓我想想……對了，車尾擋泥板上有一個白銅飛機模型裝飾物，應該是美國貝爾P-39戰鬥機，就是被稱為‘空中飛蛇’的那種。法國廠商製造的摩托車當然不會裝美國飛機模型，那肯定是車主自己想出的主意，而且肯定是全市獨一無二的！”
當天夜間十時許，這輛全市獨一無二的摩托車在北站區北火車站的站前廣場上被發現。北站派出所的民警隨即進行蹲守，一小時後，來取車子的車主被拿下。接下來，該輪到偵查員沙懋麟、支富德、孫慎言登場了。
這三人中，沙懋麟被焦允俊指定為負責人。沙懋麟是南京人氏，三十掛零，1936年考入國民政府首都警察學校，招生簡章上說是兩年畢業，可未及畢業抗戰就爆發了，不久南京淪陷，警校遷移武漢。在武漢，沙懋麟遇到了初中時教國文的鄒老師。鄒老師是地下黨，這時的關係已經劃到“南辦”（中共南方局駐武漢辦事處），經其介紹，沙懋麟加入了黨組織。稍後，就去了皖南新四軍總部，抗戰期間先後做過新四軍軍法、保衛工作，擔任過股長，不久又被解除了職務——箇中原因，他是後來才明白的。
抗戰勝利後，他被調到蘇北老區從事地方公安工作。渡江戰役前夕，沙懋麟參加了華東局社會部在江蘇丹陽舉辦的集訓班，上海解放當日，就隨部隊以華東局社會部便衣人員的身份進城。沙懋麟出身南京富家，又上過國民黨警校，當時是懷著滿腔熱忱加入革命隊伍的，漸漸才發現，像他這種出身的幹部經常會被另眼看待，他的股長一職莫名其妙給擼了就是明證。自此，他就奉行夾著尾巴做人的原則，凡事低調，小心謹慎，儘量不給別人留下不良印象。周圍人多認為他是個膽小怕事的人，對他不怎麼設防。他自己恐怕也沒想到，正是這種低調謹慎的性格，使他成為了訊問方面的專家。他擅長以軟磨硬泡的方式攻克堅不吐口的案犯，跟任何案犯見面，他都有本事在最短的時間內縮短相互之間的距離，使對方放鬆警惕，出現漏洞。
現在，沙懋麟受命調查那輛寶藍色摩托車的來路。他先和支富德、孫慎言查看了那輛被扣的摩托車，核對了車牌號和車尾擋泥板上那個白銅飛機模型裝飾物，然後對被扣人進行訊問。
那是一個二十歲出頭的青年，留著飛機頭，身穿一看就是舶來品的淺綠色針織運動套裝，足蹬美國“賽豹”輕便跑鞋，這是1949年夏秋上海灘有錢年輕人最時尚的裝束，被稱為“小開裝”。眼前這個“小開”名叫季寶德，其父是在閘北開機修廠的資本家，因此熟人又叫他季小開。據季小開說，他騎的這輛摩托車是個名叫尤瑋的朋友推來的，說是受人之託，把這輛摩托暫時寄存到他家，過幾天再來取。季寶德雖然年輕，但還是有點兒社會經驗的，當時心裡就產生了疑問：暫時寄存？什麼意思？難道這輛摩托來路不正？
尤瑋從他的眼光中察覺了這層意思，立刻做了解釋，說這輛摩托車的主人你可能聽說過，那可不是尋常人物，而是滬東一帶赫赫有名的“一跤頭”！季寶德頓時肅然起敬。須知“一跤頭”的名氣不但在滬東，就是在全上海也是叫得響的，而且已經叫響好幾個年頭了。不過，敬意歸敬意，摩托的來路還是要了解清楚的，像“一跤頭”這樣的人物，存放一輛摩托車難道還成問題？怎麼還東藏西藏的？
尤瑋拍了拍季寶德的肩膀，老弟啊，你還年輕，世上有些事情並不是看上去那麼簡單。“一跤頭”雖然名氣響，可銅鈿進項有限得很，又嗜賭，賭風有口皆碑，輸了錢砸鍋賣鐵也要還債。這回估計是碰上了難處，他又不肯以這輛摩托車抵債，所以嘛，就得把車子在外面存放幾天。他本來是想放在我家裡的，我家你是知道的，真正是螺絲殼裡做道場，哪裡有地方放下一輛摩托車？只好來央求你老弟了。
季寶德於是點了頭。他自己原來有一輛摩托車，三個月前上海剛解放時，他駕車去南市看朋友，回來途中在外灘遇到紅燈停下，不知從哪裡忽然閃出個穿軍服的男子，掏出紅色封面的派司晃了晃，說聲“我是軍管會的，臨時徵用你這車，明天這時候你去軍管會取”。不知怎麼的，季寶德平時的那份機靈勁兒竟然憑空消失，乖乖地下車，眼看著對方上車疾馳而去。次日，他去市軍管會，方知那傢伙是假冒的。摩托車就這樣丟了。騎慣了摩托的季寶德突然失去了座駕，其心情可想而知。眼前有了一輛暫時可以歸自己支配的摩托，他當然想過把癮，就騎著去了幾個朋友處。傍晚，季寶德去北站附近的表兄那裡赴宴，把摩托停在北站站前廣場的自行車寄存點。在表兄家吃過飯，又鋪開桌子打麻將，手氣不錯，打到半夜歇手時，竟然有八十萬元進賬，喜滋滋出門去推車，不想就被拿下了。
8月30日凌晨三點，二十三歲的無業人員尤瑋被拿下。偵查員訊問下來，證實季寶德的交代內容屬實，那輛摩托車確實是“一跤頭”的。那麼，“一跤頭”到底是何許人物呢？偵查員很快就弄清楚了那主兒的基本情況——
“一跤頭”本名關易笙，出生於河北省寧河縣，其祖上三代皆是清廷善撲營的一等撲戶（編入善撲營的專業角抵人員，這些人平日在營中以摔跤為業，名曰“捐弄”）。清廷覆滅後，關易笙的父親關慕仙與一班失業撲戶在天橋經營摔跤場，系著名跤手寶善林寶三爺的副手，其水平之高可想而知。關易笙打八歲起就隨父習練摔跤，苦練臂、腳、腰三功，整整七年間終日與訓練器具麻辮、木杆、沙袋、吊樁等打交道。十五歲出道，即被“大世界”聘為專業摔跤手，登臺表演兼帶接受遊客挑戰。他在“大世界”幹了七年，據說始終保持不敗紀錄。
太平洋戰爭爆發，關易笙離開“大世界”，被幾個資本家合聘為教師，教他們的子弟習練摔跤。其間，曾有不知其底細的幾撥日本武士上門挑戰，都被關易笙一跤摔倒。消息傳開，道上就給他起了個綽號“一跤頭”。抗戰勝利後，關易笙應朋友邀請去北方辦事，途中遭遇車禍，傷勢頗重，留下了後遺症，從此與跤場告別。之後一段時間，曾有一些以前敗在其手下的對手上門挑釁，關易笙笑臉相迎，煙茶款待，對方往往以為他示弱，認為總算爭到了面子，得意洋洋而去。也有不知好歹非要“切磋一把”的，關易笙推無可推，只好奉陪，竟然每每都是一個回合就解決問題——“一跤頭”真正是名不虛傳。
遭遇車禍後，關易笙就在楊樹浦區其住所附近擺了個攤子修理自行車。這個人心靈手巧，又好鑽研，除了自行車，一般摩托車、汽車的小毛病他也能解決，大的故障因限於零部件、工具原因，就只好拒之門外了。由於朋友多，面子大，找上門來修車的顧客總是人滿為患。他只好把原先簡陋的修車鋪擴大為修車作坊，招了幾個以前跤場的徒弟，除了教修車，有時也讓他們練練摔跤。關易笙三十好幾，還是未婚。按說以修車作坊的收入，他的日子應該過得蠻滋潤了，只因嗜賭，竟然經常拮据得揭不開鍋。
就是這麼一個主兒，現在，他的名字進了專案組的案卷，偵查員準備對其進行調查了。對於“一跤頭”關易笙本人來說，當然是矇在鼓裡；他更不知道，此刻，另外有人也在動他的腦筋，那就不是調查了，而是要封他的口！
四、密謀封口
盤算封“一跤頭”口的，就是專案組已經照過面卻還不知其底細的對手——“六室”。“六室”不是某個敵特分子的代號，而是一個由臺灣“國防部保密局”直接掌握的七人特工小組的官方稱謂。
“六室”的建立，跟一個名叫宋斯義的人是分不開的。宋斯義祖籍湖南懷化，出生於江蘇省川沙縣（今屬上海市浦東新區），時年三十二歲。宋斯義的爺爺系清朝軍隊的七品把總，大致上相當於如今的正營級，當年駐防上海時負傷退伍，沒有回鄉，用獲得的退役撫卹作為本錢做生意。生意做得還可以，雖說未能發大財，也沒出名，但總算有了房產妻室，以及一家瀟湘土特產行。老爺子去世後，土特產行傳到了宋斯義的老爸手裡。其老爸腦子活絡，先是信了洋教，學了一口洋涇浜英語，然後物色了一個英國人合夥做生意，以祖傳的土特產行作為入股資金，合辦了一家專營土特產出口貿易的洋行。宋斯義生長在這樣一個家庭裡，一口英語還說得過去，而且上的還是教會學校。
1937年“八一三事變”時，宋斯義十八歲，已從教會中學畢業，其父將其介紹到一家德國人開的無線電行去學技術。“八一三事變”當時被稱為“中日淞滬會戰”，打了三個月，不但國軍傷亡慘重，還殃及無辜百姓，宋斯義的老爸就是隨上海市商會赴寶山前線慰勞中國軍隊官兵時被日寇戰機炸死的。噩耗傳來，宋斯義自是悲憤，國恨家仇不共戴天，他立刻辭去了無線電行的工作，奔赴距上海四十公里之遙的江蘇省青浦縣（今上海市青浦區）。去青浦幹嗎？“軍統”在那裡開辦的特工訓練班正在招生。這是抗戰爆發後“軍統”正式開辦的首期特訓班，戴笠對此非常重視，親任主任，曾先後四次赴青浦督導。宋斯義去青浦那天，正趕上戴笠到場親自面試，看了簡歷，問了一番，對其非常滿意，當場拍板錄取。
不過，由於戰事發展超出預先的估料，“軍統”的這期特訓班只開了一個多月就歇菜了。戴笠下令，青訓班全體學員轉往湖南醴陵繼續訓練。轉移途中，宋斯義在浙江境內患病掉隊，半年後趕到醴陵時，只能參加第二期特訓班了。沒想到的是，他在第二期特訓班還是不得安生。“軍統”的審查非常嚴格，對於參加“團體”時沒有保人的對象更要仔細審查。宋斯義的問題主要是其掉隊脫離集體的半年期間究竟在幹什麼，是否跟日偽方面有關係。因此，他不但被禁止參加訓練，還被軟禁起來接受調查。根據宋斯義的自述，“軍統”派員赴已被日軍佔領的浙江一帶實地調查了三四個月，終於查明他沒有問題，准許繼續參加訓練。
這樣一番折騰，宋斯義的資歷（亦即從特訓班畢業的時間）就受了影響，於日後的晉升頗為不利。特訓班畢業後，他被派遣到“軍統”上海區上海站（上海區系負責上海及周邊地區的“軍統”直屬機構，上海站則是隸屬於上海區的一個機關），以在北京路開設電器舊貨行為掩護收集了大量情報，上司也認為他“立下了汗馬功勞”，可因為資歷不夠老，不過是少校軍銜。抗戰勝利後，“軍統”裁減特務，一部分特務復員，一部分特務去搞“三產”，還有一部分甚至進了榮軍院學習技能靠勞動吃飯。只有宋斯義像是被忘記了似的，沒有人來找他，不安排工作，也不交代出路，薪餉卻是每月照發，而且當初用“軍統”的錢投資的電器舊貨行所掙的利潤也不像抗戰時那樣讓他上交了。在北京路上的同行眼裡，宋斯義活脫脫就是一個生意人，只知埋頭賺錢，從不過問政治，甚至連《中央日報》也不訂不看，只是偶爾買份《申報》隨意翻翻。
其實，“團體”根本沒有忘記宋斯義。抗戰勝利不久，“軍統”上海區解散前，毛人鳳受戴笠委託來上海開會商量善後事宜時點名留下的隱藏特務名單中，就有宋斯義的名字，而且排名第三——足見上邊對他還是蠻器重的，估計主要是看中了他的職業身份掩護的有利條件。在這種狀況中，宋斯義過了三年多平靜日子，直到1949年2月中旬一個寒風悽悽的夜晚，隨著一位從南京趕來的“保密局”（戴笠死後由“軍統”改組）上校的出現，北京路上同行中有點兒小名氣的宋老闆終於結束了被雪藏的生活。這位上校姓劉，他通知宋斯義，局本部秘密會議決定，宋斯義將作為潛伏人員留在上海開展情報工作，其職務是“中華民國國防部保密局華東直屬第六情報室中校主任”，其主持工作的機構簡稱“六室”，他的代號是“老六”。
這位劉上校看來也是情報特工出身，記憶力超人，張口就報出了分派給宋斯義領導的六名潛伏特工的姓名、住址、職業、聯繫方式以及簡歷等，其熟悉程度，就像那六名特務是他的家庭成員似的。宋斯義也不是吃素的，邊聽邊點頭，邊點頭邊記在腦子裡，等對方說完問他“聽明白了沒有”時，他不慌不忙複述了一遍。劉先生微笑著翹起大拇指：“宋老闆果然了得，名不虛傳啊！如此，兄弟就完全放心了。關於‘六室’潛伏後的具體使命，目前局本部尚未考慮，屆時需要同志們效力的話，會另行通知。關於經費、器材、武器等，很快就會派員送來。”
七天後，宋斯義在北京路上的“瑞祥電器舊貨行”收到一份北站的提貨單，上面註明須由他本人親自去提貨。對於電器舊貨行來說，這是每月都會遇到數次的業務行為，人們早已司空見慣。當然，沒有人知道，這次宋老闆去提的這批貨，卻是專供潛伏特務使用的無線電收發報機、武器彈藥、照相設備、密寫藥水、化學藥品等全套美製特工器材。次日，又有一件印刷品寄達舊貨行，寄的是平郵，包裝得非常結實，拆開一看，是幾本厚厚的精裝外文書，不過，書裡面是空的，裝著港幣、美元、金條和密碼本。
不久，上海解放，解放軍進城。“六室”主任宋斯義一如既往，埋頭做他的生意，只是在舊貨行門口掛了一面很大很鮮豔的紅旗。也就是在上海解放的同一天，宋斯義向其六名部屬發出了個別見面的信號，從次日起一天見一位。他任職以來從未跟下屬見過面，這回要見一下，免得萬一有人被捕，讓共產黨方面來個調包，他還被矇在鼓裡。都見過面後，他依舊安安穩穩做他的生意，直到1949年8月2日。
這天，宋斯義接到一封沒有具名的密函，用暗語通知他當晚打開電臺接收臺灣“保密局”總部的緊急指令。按照特務活動的慣例，像“六室”這種類型的特工組是需要配備專門報務員的，可“六室”卻是例外。抗戰期間宋斯義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時，由於他的公開身份是電器舊貨行老闆，上峰考慮到掩護電臺的便利條件，就指示他兼任報務員。在日本憲兵隊特高課和汪偽“七十六號”嚴密控制下的上海灘，他竟然一直幹到抗戰勝利也沒有暴露身份。因此，這次劉上校來下達潛伏命令時關照宋斯義，仍舊採取這種方式。本案破獲後，宋斯義一口咬定他不過是報務員，不知道“六室”的其他情況。當時案子已經移交北京，後來聽說北京同行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方才弄清楚，原來這個“老六”竟然身兼二職領取雙餉。
當晚，宋斯義接到臺灣“保密局”密令，內容是：中共為“進犯”東南沿海國軍控制的島嶼乃至最終拿下金門、馬祖、澎湖、臺灣，決定研製適合於近海作戰的新型魚雷快艇，蘇聯方面許諾向中共提供技術援助，首批派遣赴滬的包括艦艇動力、魚雷、機械、無線電等方面的專家及隨員將於近日赴滬，進駐江南造船廠。上述情報被美國方面獲取後，美方認為此事嚴重關係到臺灣方面的安全，提議由美臺聯手對此計劃進行反制。“保密局”指令“六室”，鑑於美國方面非常重視該項工作，故中情局已通知其潛伏在上海的特工人員向“六室”提供協助，屆時將會主動與“六室”聯繫。雙方之間純屬平等合作，並無上下級的隸屬關係存在。
可是，宋斯義很快就發現，所謂“純屬平等”是哄人的說法——他根本不知道中情局在滬負責跟自己聯絡的那個特工的情況，對方卻不但清楚他的“老六”代號，還知曉他乃是北京路上“瑞祥電器舊貨行”的宋老闆，兩天後竟然派人直接上門聯絡了。
來的那位就是請阿四頭去老城隍廟吃早茶的“瑪麗阿姨”，當然，這位洋美女出現在宋老闆面前時就不叫“瑪麗”了，自我介紹叫尤麗婭。儘管是中情局特工，但宋斯義看她的相貌，懷疑對方可能是東歐哪個國家旅滬的猶太人。尤麗婭約宋斯義去外面喝咖啡，交談中告知，她奉上司傑克先生指派前來協助宋老闆開展工作，同時兼任宋老闆跟傑克先生之間的聯絡員。
用現在的眼光來看，尤麗婭的上司傑克先生的安排似乎有輕率之嫌——指派一個外國美女來跟宋斯義聯繫，那不是明擺著會引起別人的注意嗎？幹特務的最犯忌的不就是惹人注目嗎？但傑克先生顯然是經過深思熟慮的，而且之前肯定派人甚至親自實地查看過。當時的北京路上，經營舊貨的店鋪不少，其時上海解放不過三個月，許多外國僑民準備離滬回國，走之前都把帶不走的東西拿到北京路的舊貨行來賣掉。因此，北京路上天天有金髮碧眼的男男女女轉來轉去，尤麗婭出現在宋斯義的舊貨行裡並不算惹人注目。
宋斯義也是老特務了，他對傑克此舉倒並不計較，使他大跌眼鏡的是之後尤麗婭變身“瑪麗阿姨”之舉。這事兒還要從“六室”刺探情報開始說起——
純從特工技術角度來說，宋斯義的水平還是不錯的。他接受使命後，只用了十多天時間就順利獲取了江南造船所（接管後改名“江南造船廠”）正在緊急改造三號船臺的情報，這是三個月前上海剛剛解放時由陳毅簽署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第一號令》的內容。行動計劃是宋斯義根據自己掌握的社會關係制訂的，由下屬龔阿康具體負責實施。儘管理論上這個方案一舉成功的可能性比較大，但當他接到龔阿康用暗語打來的報捷電話時，還是有點兒懷疑自己的耳朵，甚至想到另一種可能——會不會龔阿康已經失風被捕，這個電話是中共公安為了誘捕他這個特務頭子下的套？所以，宋斯義下意識地立刻掛斷了電話。這倒使龔阿康吃了一驚，立刻再次撥打過來。這回，宋斯義恢復了正常思維，用暗語指令龔阿康次日在南京路大光明電影院旁邊弄堂口的電話亭前碰頭，交接獲取的情報。
接下來的情況前面已有交代，龔阿康在接頭前不知怎麼的去了一趟永安公司。這其實是違反特務活動規定的，在未曾完成情報交接前，不應該做其他事情，以免分心引發事端。只有一種情況可以例外，那就是發現自己已經受到跟蹤，為了脫梢不得已而為之。問題是，那天一切正常，龔阿康並沒有遇到什麼特殊情況，這多此一舉的商場之行，導致劉小狗等三少年把裝著情報（就是那個本子）的皮包竊走了。
不難想象，正滿懷希望準備享受首戰告捷成果的宋斯義是一種什麼樣的心情。對於一個曾在抗戰時期長期活動在日偽血腥統治下的老特務來說，這個壞消息不僅意味著前功盡棄，更要命的是可能由此引發的滅頂之災。宋斯義與龔阿康分手後，立刻按照尤麗婭留給他的聯繫方式要求緊急會見。兩小時後，尤麗婭已經把壞消息報告傑克了。與此同時，宋斯義向另一特務魏康思下達指令，讓他持龔阿康提供的購買皮包的原始發票，走訪指定區域內的舊貨寄售商店。
很快，魏康思在淮海路的舊貨商店打聽到了那個皮包的下落。宋斯義剛獲知消息，尤麗婭打來電話傳達了傑克先生的意見。雙方都是老特務，儘管國籍不同，思路倒是一致的，傑克也認為可以通過查詢舊貨商店的方式找到偷竊皮包的傢伙。宋斯義估計尤麗婭是被傑克先生臨時物色來的新手，聽說已經打聽到皮包是虹鎮老街一個名叫秦永錦的少年向舊貨商店出售的，立刻喜笑顏開，一聲“拜拜”掛斷了電話。
往下，就發生了使宋斯義大跌眼鏡的事兒，傑克竟然指派尤麗婭出馬去虹鎮老街，當面約請那個年方九歲的男孩兒去老城隍廟吃早茶！當然，這個情況人家是不會向他通報的，而是他佈置查訪阿四頭的下屬在跟蹤時發現的。宋斯義目瞪口呆之際，尤麗婭不無得意地來電通知，傑克先生已經掌握了偷竊皮包者（即劉小狗）的姓名住址，建議宋斯義採取措施設法追回情報。尤麗婭說話時帶著命令的口吻，宋斯義也無可奈何，這個婁子是他的下屬捅出來的，自然只有他自己去收拾了，於是忍氣吞聲說了聲“OK”。
宋斯義指派魏康思去找劉小狗，因為魏康思出身上海灘幫會世家，儘管他本人的職業已經跟幫會沒有絲毫關係，其上代人也已經作古，但據“保密局”劉上校介紹，這人在上海灘黑道以及各個行業公會中的人脈之廣，在尋常特工中是罕見的。因此，宋斯義相信派其出馬去哄一個十四五歲的少年應該是沒有問題的。魏康思本人聽說讓他去執行這麼一樁使命，也認為是小菜一碟。這個態度讓宋斯義有點兒不放心，擔心他大意失荊州，又指派另一名特務胡友三去跟蹤魏康思。事實證明，宋斯義的這個安排是非常必要的。
要說“保密局”給宋斯義配置的這六名下屬，倒還真是符合“人盡其才，物盡其用”的原則——魏康思適宜於進行“社會調查”，而胡友三呢，一看那副賊頭賊腦過於精明的外貌，就知道是一塊打聽隱私的好料。胡友三還有一個優點，那就是聽話，就像一條忠誠的獵犬，作為小特務來說，可以板上砸釘子似的嚴格做到讓幹什麼就幹什麼，絲毫不會走樣。宋斯義向他交代使命時特別關照，讓他去外灘虎丘路“摩登小館”對面的那條弄堂口，那裡有家半間門面的菸紙店，只要掏錢買一包香菸，就可以以等人為由在店裡坐上一時三刻，店主不會有意見。這時，會有一個穿黑色短袖襯衫戴墨鏡的三十歲左右的男子（“六室”特務之間互相不認識）騎一輛寶藍色摩托車載一個少年到“摩登小館”去，胡友三的使命就是觀察是否有人跟蹤這輛摩托車。
胡友三不折不扣地執行了宋斯義的指令，結果就發現有一輛送電報的綠色摩托尾隨寶藍色摩托車而來，車上的兩名男子下車後也進了“摩登小館”。由此，宋斯義斷定魏康思已被公安人員盯上了。魏康思還矇在鼓裡，興沖沖地給宋斯義打電話報告說，已經打聽到被竊皮包裡的那個本子小偷還沒脫手，約好明天上午再次見面就可取回，被宋斯義啐了一口：“呸！你小子讓人盯上了竟然一點兒都不知道！你騎的那輛摩托是向‘一跤頭’借的嗎？趕快把車處理掉，就跟‘一跤頭’說車被偷了。”
可是，魏康思已經把摩托車還給“一跤頭”了，這個電話就是在“一跤頭”修車鋪對面工廠的門房間打的。宋斯義於是指令魏康思讓“一跤頭”把車換塊牌照藏起來，有人問就說失竊了。往下如何？聽候後命。
宋斯義意識到行動已經徹底失利，為保自身，接下來要先處置相關線索。這時候，宋斯義覺得“保密局”總部讓他跟“中情局”在滬潛伏特務的合作有點兒礙手礙腳了，以他的想法，所謂“處置相關線索”就是把那個“一跤頭”封口。他是“六室”主任，有權下令這樣做。但現在因為有了那個傑克，就只好跟對方商量了再說。他立刻聯繫尤麗婭，說有十萬火急之事必須跟傑克先生面談。
對方很快就有了回應，尤麗婭來電說，請宋先生傍晚七點到跑馬廳那邊的一家西餐館見面。宋斯義準時前往，可讓他惱火的是，對方來的仍是尤麗婭，那個傑克先生竟是根本不想露面。尤麗婭說她奉命代表傑克先生跟宋先生談話，一般事兒她可以直接拍板。宋斯義聽著真想一巴掌打她個滿臉花：就你這水平，當個一般特工都不夠格，還敢說能作主？
宋斯義甚至懷疑對方是否拖來了“尾巴”，急著想結束談話，便說了要把“一跤頭”滅口之事。沒想到尤麗婭卻說這件事傑克先生已有安排，就不勞宋先生費心了。傑克先生說了，別說那個“一跤頭”的存在已經影響到我們工作目標的實施，即使沒有影響到，考慮到宋先生這班黨國特工人員今後的安全，事情辦完後也應該解決掉的。宋先生請放心，明天這個時候，“一跤頭”肯定已經無法開口吐露什麼情況了。
儘管對方這樣說，宋斯義還是頗為擔心：萬一共產黨方面搶先動手逮捕“一跤頭”呢？（未完）
--本文轉載自《逐木鳥》“塵封檔案”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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