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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尹波赴法國採訪報道世界盃，圖為作者在法蘭西大球場。
從上個世紀90年代中國媒體全面出擊世界盃開始，每屆世界盃，中國記者皆進入了現場採訪記者總數的前四名。另外三個特派記者數量最多的國家，分別是巴西、英格蘭和日本。巴西是世界足球王國，英格蘭是現代足球發源地，日本從1998年起至今從未缺席任何一屆世界盃，只有中國，大量記者蜂擁世界盃賽場，似乎與中國足球是否能夠出現在世界盃決賽圈沒有多大關係。
然而，中國記者採訪世界盃的路徑和條件，與巴西、英格蘭、日本乃至其他世界盃常客國家的記者，有著很大的差異。如果你向那些來自歐美和亞洲日韓的記者瞭解他們的世界盃採訪經歷、心得，聽到的大都是圍繞世界盃本身的種種專業色彩濃厚的表述，但中國記者會更多地傾訴專業領域之外的酸甜苦辣。
我曾赴法國採訪1998年世界盃，2002年到韓國先期採訪世界盃籌備情況，之前作為齊魯晚報編輯和球評撰寫人參加過1994年美國世界盃報道，之後作為濟南時報和濟南日報負責人領導或參與過2006年德國世界盃、2010年南非世界盃、2014年巴西世界盃報道，每屆世界盃報社都派出記者到現場採訪，體會頗深。
中國記者是世界盃“三等公民”，靠“外卡”艱苦生存
世界盃萬眾矚目，全球媒體都會雲集舉辦地採訪，因此世界盃採訪證件便成了最稀有的資源。按國際足聯的規定和媒體採訪慣例，要求採訪世界盃的媒體大致可以分為三種待遇。
首先是世界盃參賽國的記者，享受最優先的地位。歷史悠久、戰績突出的歐美足球強國那些名氣和影響較大的強勢媒體，拿到的正式採訪名額最多。其他參賽國主要媒體派出的記者，特別是國家通訊社和電視臺的記者，需求得到滿足的概率也比較高。
其次是東道主媒體的記者。東道主既有球隊參賽又佔盡天時地利人和，媒體近水樓臺獲得採訪資格更是順理成章。
第三檔次，才輪得到像中國這樣的非世界盃參賽國記者。世界盃的獨特魅力，決定了非世界盃參賽國媒體也會把它視為採訪熱點和焦點。可惜，國際足聯和主辦方在滿足前兩類媒體記者需要的前提下，才會給這一類媒體發放少量正式採訪證件。中國幅員廣闊人口巨大媒體眾多，供不應求的矛盾極為尖銳。只是這並不能阻擋善於“變通”的中國記者跨向世界盃現場的腳步。於是，非正式的“二級”甚至“三級”採訪證件，就成為拿不到正式採訪證的記者們的“救命稻草”。
這些非正式的採訪證件，並非中國記者專用，每屆世界盃都有一大批無法獲取正式採訪許可的記者，憑藉這樣的證件，得以涉足世界盃現場。不過，最多的使用者和最大的受益者，顯然是數量驚人的中國記者。但是，非正式採訪證件對記者採訪的權利是有諸多限制的。“二級”的能進新聞中心，進不了記者席、賽後混合採訪區和新聞發佈會；“三級”的連新聞中心也進不去，只能上觀眾席。所以，每屆世界盃大賽，很多媒體都打出“特派記者”名號以吸引讀者，實際上其中大多數並不具備採訪資格，他們的職責，主要是到世界盃現場刷“存在感”的。當然，這些記者絕非都是“打醬酒”的角色，他們中間的部分佼佼者，還是能夠克服重重困難，給自己媒體的受眾提供了有價值的世界盃現場報道，儘管不少是二手乃至三手的。
不怕採訪寫稿勞累，就怕傳真機鬧情緒罷工
我的體育記者生涯中，唯一一次以特派記者身份，在世界盃決賽階段現場採訪世界盃，就是1998年法蘭西世界盃那一屆。當時，隨著改革開放的擴大和深入，以晚報都市報為代表的中國生活類媒體迎來井噴式發展，成為廣大媒體受眾獲取新聞資訊的重要平臺。走出國門，到現場採訪世界盃這樣的頂級國際大賽，便成了彰顯媒體地位和影響的標誌性舉措。只是，那時中國記者與國外記者特別是經濟和足球都非常發達的歐美國家的記者，各方面差距相當明顯，硬件上尤其突出。比如20年前的法蘭西世界盃，在歐美記者早已普及電腦寫稿傳稿的情況下，我和絕大部分中國記者，還是揹著傳真機踏上飛往巴黎的航班的。
我第一次揹著傳真機出國採訪，是1994年到日本採訪廣島亞運會。過海關時，中國記者每人背一部傳真機通過安檢口，成為一道風景。進了酒店房間，第一件事不是安放行李洗漱休息，而是直撲床頭櫃上的電話機，看看上面的線路插口是不是能拔下來的那種。若能拔下來，頓時心情大好，因為拔下電話線，換上傳真機上的線，傳真機就可以工作了。若拔不下來，就要費一番周折。中國記者出國採訪，都會隨身攜帶必要的工具，用來改造酒店房間電話，使之能夠連接傳真機，確保自己的稿件及時傳回後方編輯部。一般酒店商務中心都設有收費傳真，不允許私自改裝房間電話機，所以還要煞費苦心，每天出門採訪時，用從國內帶來的小紀念品，打點負責整理房間的大媽，讓她對我們的“秘密”保持沉默。
在亞運會足球賽場記者席上，每人一張桌子，上面一臺用來回放慢鏡的電視，一個電腦插口，還有一部國際長途電話。我左邊是一名韓國記者，右邊是一名臺灣記者，他們都用電腦寫稿，邊看比賽邊寫，比賽結束稿子也基本完成，撥通國際長途連通電腦，稿子就發回去了。當時，整個中國記者團，用電腦寫稿的，只有處於改革開放前沿的羊城晚報等極少數記者。絕大多數記者還是現場用採訪本記錄，回到酒店再熬夜用稿紙寫稿。稿子寫完、改好，撥通國際長途，一張一張地通過傳真機傳回去，傳完撥個電話問編輯“傳清楚了沒有”，答案是肯定的，才如釋重負，這一天的工作總算完成了。
四年後的法蘭西世界盃，雖然使用電腦的中國記者多了起來，可是用電腦打完仍然要通過電腦攜帶的打印機打印出來，然後再傳真回去。而那時我所在的濟南時報還停留在紙筆寫稿階段，一個多月的世界盃歷程，最讓人提心吊膽的，就是那部辛辛苦苦從濟南背到巴黎，又從巴黎背到里昂、尼斯、馬賽、波爾多的老式傳真機，不怕採訪寫稿勞累，就怕傳真機鬧情緒罷工。
20年過去了。如今出國採訪世界盃的中國記者，比我們那一代人幸福多了。論採訪的設備、手段，從寫稿到傳稿，與歐美先進國家記者已經處於同一水平線。除了國足不進反退，世界盃之於中國，中國之於世界盃，與20年前不可同日而語。晚輩的同行們，你們要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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