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曉原先生
目前，期刊的“影響因子”（impact factor）被普遍視為權威的學術評估手段，這在理工領域表現得更為突出，“影響因子”在科技期刊評價中已被推崇到荒謬的高度。在許多人心目中，“影響因子”已經成為一種“學術公器”，用於衡量個人、學術團體、研究單位，甚至國家的整體學術水平。很長一個時期以來，許多科研機構的管理部門一再強調、並使用各種考核手段，要求我們的科研人員儘可能將研究成果論文發表在國外的高影響因子刊物上。卻完全沒有看到，這種要求不僅在學理上是荒謬的，而且正在對中國學術造成嚴重危害。
之所以出現這種狀況，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人們普遍沒有注意到“影響因子”純粹的商業性質。在“影響因子”風靡全球的今天，許多學者和公眾想當然地以為，期刊的“影響因子”數據來自“國際科學界的權威機構”，所以它被當成國際科學界對科研成果公認的客觀評價。然而，實際情形完全不是如此。
現今的期刊“影響因子”數據，由一家名為“科學情報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通行的簡稱是ISI）的美國機構發佈。ISI從1964年起，每年發佈“科學引用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簡稱SCI）和“期刊引證報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簡稱JCR）。SCI產品後來又擴展到文科領域，1973年起推出“社會科學引用索引報告”（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簡稱SSCI），1978年起推出“藝術及人文科學引用索引報告”（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簡稱A & HCI），完全套用了SCI產品的思路和模式。JCR實際上是SCI的衍生產品，它逐年發佈基於對SCI（後來包括SSCI和A & HCI）“引用索引”數據進行整合處理後得到的結果，就是期刊的“影響因子”。
但問題是，這家“科學情報研究所”究竟是什麼機構？
對於中國公眾來說，答案非常出人意表——“科學情報研究所”是一家地地道道的私人商業公司。
公司的創始人尤金·加菲爾德（Eugene Garfield），1925年出生於紐約，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化學學士學位（1949）和圖書情報學碩士學位（1954），在賓夕法尼亞大學獲結構語言學博士學位（1961）。1956年，他還在攻讀博士學位時，註冊成立了一家小公司，公司最初取名為“尤金·加菲爾德學會”，1960年起改名為“科學情報研究所”，聽起來就完全像一家政府科學機構了。
明明是一傢俬人商業公司，卻取這樣一個在中國人看來嚴重混淆視聽，甚至涉嫌欺詐的名字，不能不說是加菲爾德的精明狡猾之處。晚年加菲爾德功成名就，對於自己的“成功之道”也不再諱莫如深，他在一篇文章中非常坦率地承認，給公司起這樣一個名字是因為“特別是在國外，‘科學情報研究所’這樣的叫法，很容易被當成一家非營利機構”。
在加菲爾德創業之前，美國的科技情報工作倒是和今天中國公眾想象的十分接近：由政府學術機構——它們通常都是非營利的——來牽頭採集、整理和公佈。用今天的時髦話語，可以說加菲爾德是“開創了科技情報的商業化經營模式”，所以他被稱為“將信息王國建立在腳註上的百萬富翁”。
加菲爾德堪稱白手起家，當年首期產品的印刷費500美元他都拿不出，不得不向私人銀行貸款。對加菲爾德而言，1964年投產SCI完全是背水一戰的商業冒險。後來為了彌補資金缺口，他把公司20%的股權以50萬美元價格賣給華爾街風投。老年加菲爾德回顧自己創業時的崢嶸歲月，在一次訪談中告訴記者，當年SCI的發售價格為每份700美元，第一份訂單來自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圖書館，這當然不奇怪，有點意外的是第二份訂單——它來自紅色中國。
但後來的事實證明，加菲爾德對SCI產品的決策堪稱“高風險高收益”。SCI從1964年推向市場，“科學情報研究所”的利潤連年以平均每年27.5%的幅度增長，隨後又開發了十餘款新產品，公司業務迅速拓展到全球，最終成為世界第一大科技信息服務諮詢公司。1988年，加菲爾德把“科學情報研究所”超過50%的股權賣給JPT出版公司（JPT Publishing）。1992年4月，湯森路透（Thomson Reuters）以2.1億美元價格收購JPT出版公司。據湯森路透首席運營官說，交易主要是為了得到“科學情報研究所”，當時“科學情報研究所（ISI）在全球擁有30萬客戶，每年淨利潤約為1500萬美元”。而到了今天，湯森路透成為全球情報市場三巨頭之一，該三巨頭佔據了全球市場份額的90%。
加菲爾德出售的SCI和JCR產品，簡單說來就是對期刊論文的發表與引用數據所作的收集和整合，這當然也需要相當規模的人力物力投入。ISI產品上也刊登廣告獲得收入，所以ISI的經營方式和通常的商業公司並無二致。為此 ISI每年都做嚴格的預算，控制期刊的收錄數量，對什麼樣的期刊滿足收錄條件，設定相應的准入門檻。
以SCI為例，早期對收錄期刊的選擇並沒有統一標準，主要由加菲爾德的團隊根據經驗進行鑑選。但人為經驗往往存在很大侷限，比如，1964年發佈的首期SCI報告，居然沒收錄在科學界享有很高聲譽的《哲學通匯》（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而另一份當時享有世界聲譽的蘇聯期刊《熱工程雜誌》（Teploenergetica），直到1968年才首次被收錄。
JCR的出現，為SCI篩選期刊提供了一項相對獨立的參照評估指標：通過計算待選刊物的“影響因子”，可以瞭解它被SCI期刊引用的情況。⑦以此為基礎，加菲爾德將SCI篩選收錄期刊的標準歸納為三條：待選刊物的SCI引用情況；雜誌本身需要滿足的各種形式要件（出版週期、編輯團隊、作者國際多樣性等）；相關領域專家的評估意見。
但是，加菲爾德自己也承認，這樣的規則在早期運用過程中，由於考慮到成本控制，已經存在“靈活操作”的餘地：“我們每年做完雜誌收錄預算，一如既往總有一些雜誌出版社或編輯會表達意願，希望他們的雜誌能被收錄進來。如果雜誌完全滿足篩選要求，那怎麼辦？我們要麼告訴雜誌主辦方等下一年，要麼讓他們同意自己支付雜誌收錄的相關費用，這樣做可以幫助我們在預算允許的情形下繼續經營下去。”當然，加菲爾德也不忘記澄清：“原則上這是好事。但也造成一些下意識的猜測，認為雜誌可以靠錢買進CC或SCI的收錄名單。”
而事實上，這樣的事確實發生過。例如，1995年《科學美國人》（Scientific American）在一篇文章中披露，墨西哥一家期刊為了能被SCI收錄，每年被要求花10萬美元訂閱ISI的信息產品。湯森路透為此大為光火，威脅要將《科學美國人》告上法庭，後者迫於壓力，在10月號上做了更正聲明，才算了結此事。
SCI如今儼然已成學界的“黃金俱樂部”，准入門檻今非昔比，特別在發展中國家，學術期刊一旦被SCI收錄，即被看成“權威”的標誌。日常生活中常見的情形是，一些高級“俱樂部”對申請加入的成員，除了必要的資質考量之外，還要求交納高昂的“會員費”。在SCI面世不到十年的時候，一些符合收錄要求的雜誌，已經被要求自己為“准入”費用埋單。而如今，在坐落於紐約時代廣場的湯森路透公司旗下，“科學情報研究所”和SCI、JCR等產品背後的商業運作，究竟是何光景，確實給人留下了廣闊的遐想空間。
江曉原（教授、博士生導師。現任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系主任。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前副理事長）
閱讀更多 深度博覽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