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春節可能是我們很多人生平所經歷的最為特殊的一個春節：中國人民是在與疫情的戰鬥中拉開農曆新年的序幕的。我們為打贏這場與病毒的戰爭動員了全國的力量：我們有黨和政府的統一協調指揮、有全體醫護人員的堅守、有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配合。全國各地捐贈的醫療物資被源源不斷輸送到抗擊疫情的第一線。在疫情籠罩之下有這樣一群人：他們與家人淚別，奔赴武漢。他們是這個春節最偉大的逆行者。84歲高齡的鐘南山院士剛剛還在鏡頭前對所有人說“沒有特殊的情況不要去武漢”，然而他自己卻毅然坐上了從廣州前往武漢的高鐵......1月24日是闔家團圓的除夕夜：就在這天22點20分一架伊爾-76飛機從西安咸陽機場緊急起飛。這架班機搭乘的是一群特殊的乘客：空軍軍醫大學上百名醫護人員，他們此行的目的地是武漢，任務是防控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1月25日中午12時許由138名隊員組建的四川省第一批援助湖北醫療隊出征，趕赴湖北援助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救治工作。疫情發生以來全國各地向湖北省緊急派出217支醫療隊25633名醫療隊員，這還不包括軍隊系統的醫務力量。可以說目前湖北正在經歷的是全世界最近幾十年最大的一次醫療人員和物資的瞬間彙集。可以說我們正在經歷一場與新型冠狀病毒的戰爭。
截至2月28日已有198位逆行者在抗擊疫情的道路上因公殉職：他們中有奮戰在抗擊疫情第一線的醫護人員，有參與防控排查的基層民警，有參與醫療物資運輸的志願者......他們中有人因感染新冠肺炎而犧牲，有人因長時間的高強度工作誘發其他疾病而猝死，有人在參與醫療物資運輸、工程搶修的路上遭遇意外身亡......所以“感染死亡”和“因公殉職”其實是兩個有交集而不完全相同的概念。毫無疑問犧牲在抗疫道路上的每一位逆行者無論具體死因為何都是因公殉職的典範，都應當被追授為烈士。近日出臺的《關於妥善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犧牲人員烈士褒揚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門妥善做好因疫情防控犧牲人員烈士褒揚工作，符合烈士評定（批准）條件的人員應評定（批准）為烈士。這既是順應民心也是安定前方作戰將士的信心。根據通知的規定：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直接接觸待排查病例或確診病例，承擔診斷、治療、護理、醫院感染控制、病例標本採集、病原檢測以及執行轉運新冠肺炎患者任務等的醫務人員和防疫工作者因履行防控工作職責感染新冠肺炎以身殉職，或者其他犧牲人員符合烈士評定（批准）條件的應評定（批准）為烈士。這裡包括了軍人和各地參加救援的醫療隊成員。由此可見在這場疫情阻擊戰中犧牲的人員無論具體死因為何皆應認定為烈士。
我剛才說了犧牲在抗疫道路上的烈士們具體死因並不一樣：有的是因為感染新冠肺炎而犧牲的，有的是因為其他一些原因而犧牲的。同樣都是為防控疫情做貢獻，所以死因並不影響他們因公殉職的本質。“感染死亡”這種說法實際上是在如實客觀陳述死因，這裡並沒絲毫對烈士不敬的意味。由於具體的死因不同就使犧牲在抗疫道路上烈士們實際上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因感染新冠肺炎而犧牲的，另一部分則不是。當然這兩大群體所體現的都是同樣的英雄主義擔當精神，所不同的是因感染而犧牲的抗疫人員其實是同時兼具雙重身份的：一方面他們是犧牲在抗疫情道路上的烈士，另一方面他們也是新冠肺炎患者。正如大家比較熟悉的李文亮醫生當然是一位毫無爭議的英雄，但與此同時他還有一個身份——他曾是一位新冠肺炎確診患者，他和其他患者一樣需要得到救助，遺憾的是治療最終並沒能挽回他的生命，但這並不改變他曾是一位新冠肺炎確診患者這一基本事實。英雄也好，烈士也罷，他們首先是一個個有血有肉的人，他們也有關心自己的家人。英雄並不比普通人多長出三頭六臂，只不過他們在為難關頭義無反顧扛起了自己肩頭的責任——當別人對病毒避之唯恐不及之時他們的工作卻是每天暴露在充斥著病毒的高風險環境中。在這種環境中他們和我們普通人一樣也可能倒下。
現在各地紛紛出臺了針對醫護人員的強制休息令。這就是考慮到自疫情發生以來醫護人員的高強度工作狀態而出臺的政策。在抗擊疫情的過程一線工作人員所表現出來的英雄主義精神是值得謳歌的，但我們希望烈士名單上的名字不要增加了。每一位奮戰在抗疫一線的工作人員都是我們當今這個時代的英雄，但我們希望他們是活著的英雄而不是死去的烈士。烈士的英雄精神值得提倡，然而對他們自己、對他們的家人而言：死亡就是死亡，任何追加的褒獎也不能挽回逝去的生命。對烈士的褒獎在社會層面是在弘揚正氣，對他們的家人也是一份安慰，然而這樣的安慰能彌補親人辭世的悲痛嗎？很顯然任何一位英雄人物首先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他們可能是某位老人的孩子，可能是某個孩子的父母，可能是別人的丈夫或妻子......他們在與疫情戰鬥時是捍衛人民安危的英雄，可如果他們不幸感染病毒就是一個需要救助的患者。對那些因不幸感染新冠肺炎而去世的烈士們而言：“感染死亡”是在強調他們作為病人的身份，“因公殉職”是在強調他們作為抗疫戰士的身份。這兩種身份是同時存在於他們身上的，彼此之間並無矛盾。
當我們在統計全國的確診病例時是會把患病的醫護人員計入其中的，因為他們曾是抗擊疫情的英雄，但現在他們同樣是需要救助的患者。同樣當我們統計全國的死亡病例時像李文亮醫生這種因感染新冠肺炎而去世的醫護人員是會納入統計的。當然也有一些犧牲在抗疫道路上的烈士不是因為感染新冠肺炎而去世的，他們同樣是我們要深切緬懷的英烈，但當我們在統計全國的確診病例和死亡病例時他們是不會計入其中的，因為他們身上並不具有新冠肺炎患者這種身份。所以“感染死亡”和“因公殉職”是兩個有交集而不完全相同的概念：在統計確診病例、死亡病例時我們強調的是烈士們的病人身份，這時使用“感染死亡”是在客觀陳述死因；在宣傳英烈精神時使用“因公殉職”可能在情感上更容易為大家接受。死去的烈士是值得我們緬懷的，然而與此同時我們同樣需要強調對那些如今仍奮戰在抗疫一線的活著的英雄們的關懷，我們不希望看到這些活著的英雄們化為烈士名單上的一個個名字。死去的烈士們面對充斥著病毒的高風險環境不害怕嗎？其實他們和我們一樣害怕，只不過他們在恐懼和責任面前選擇了後者。他們為了祖國和人民的安危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可其實他們又何嘗不對自己的小家有一份牽掛呢？只有做好對活著的英雄們的關懷保護工作和對烈士家屬的安撫工作才是對他們的犧牲奉獻精神最好的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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