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生於1891年12月17日,於1962年2月24日在臺灣去世,留下“我捱了四十年的罵,從來不生氣,並且歡迎之至”的話語,這清楚地勾勒了他的一生:不斷捱罵,不斷獲得新罵名,從“走狗”到“反革命”,再到“人民的敵人”,他彷彿是時代的公敵,人人都可以罵上兩句,然而在謾罵聲中,那個提倡寬容、堅守自由主義與健全個人主義的胡適漸漸激活了大眾的記憶,“世上如有君子,名字一定叫胡適”。
2月24日是胡適的忌日,必記本謹以此文聊表紀念。
陳丹青說胡適:
“完全是學者相,完全是君子相。”
唐德剛說胡適:
“謙謙君子,溫潤如玉。”
弟子羅爾綱說胡適:
“我還不曾見過如此一個厚德君子之風。”
錢鍾書說胡適:
“統言之,
胡適之品格絕高於魯迅、蔡元培等。”
世間如果有君子,
名字一定叫胡適。
君子言而有信、行而有義
1912年正月,
郭沫若屏住呼吸揭開蓋頭,
發現新娘竟長著“一對露天的猩猩鼻孔”,
他立馬奮身奔出洞房,
五天後離家出走。
郭沫若說:
“隔著口袋買貓,
交定要白貓,
打開口袋卻是黑貓。”
張瓊華獨守空房68年,
一生無子女。
1906年,
魯迅被母親騙回老家完婚。
新婚晚上,
他獨自睡進了書房。
第三天,
他從家中出走,去了日本。
魯迅說:
“她不是我的太太,
只是母親送我的一件禮物。”
1926年,
魯迅赴上海與許廣平同居。
朱安獨守空房41年,
一生無子女。
清末民初,
喝過洋墨水或富貴顯達者,
紛紛追求
“沒有愛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
之新觀念,
拋棄包辦婚姻與糟糠之妻遂成新潮流。
但新文化運動的旗手胡適
卻是一個例外。
胡適13歲時,
母親便做主給他定了婚。
訂婚後15年,
胡適與江冬秀從未謀面。
胡適內心
也曾抗拒過、疑慮過、矛盾過,
但終因“不忍傷幾個人的心”
而沒有推翻婚事。
“我深深懂得舊式婚姻中女性的地位。”
1917年,
留美歸來的北大教授胡適迎娶了江冬秀。
史學家唐德剛說:
“這位小腳、眼有翳、愛打麻將的女人,
成了傳統中國社會最後一位福人。”
(胡適與夫人江冬秀)
婚後,
胡適寫了一首詩自我寬解:
“豈不愛自由?此意無人曉。
情願不自由,也是自由了。”
這便是胡適——
言而有信,行而有義。
君子周急不濟富
1919年,
林語堂到美國哈佛大學留學。
沒想到留學期間,
經費用盡,生活斷炊。
走投無路的他,
只好求助於北大胡適。
“能否由尊兄作保他人借貸1000美元,
待我學成歸國償還。”
不久,
林語堂就收到了胡適的匯款。
胡適說:
“這是工資預支款,
君歸國後,
一定要回北京大學工作。”
哈佛畢業後,
林語堂又赴萊比錫大學讀博。
他電報胡適:
“再向學校預支1000美元。”
後學成回國,
林語堂如約到北大任教。
他找到校長蔣夢麟,萬分感謝。
蔣校長感到意外:“哪兩千塊錢?”
林語堂這才知道:
“學校根本沒出過這筆資助——
那都是胡適個人的錢。”
而且這件事,
胡適從沒有向外人說過。
胡適資助的不僅只有林語堂,
還有吳晗、羅爾綱、周汝昌、李敖、
沈從文、季羨林、千家駒等一眾才子。
他不僅僅資助才子,
也資助販夫走卒。
因為胡適交友從不論貧富貴賤。
一次,
賣燒餅的袁瓞來胡適家閒聊。
胡適說:
“我喜歡游泳,
可鼻孔長了小瘤,
呼吸不便。”
袁瓞說:
“好巧,我鼻孔也長了一瘤,恐是鼻癌。”
胡適立即提筆寫了封信,
信中說:
“這是我的朋友袁瓞,
一切費用由我負擔。”
當年之民國,
很流行一句話——
“我的朋友胡適之。”
胡適之仗義疏財,
由此可見一斑。
有一年,
大學者陳之藩寄支票感謝胡適:
他留學美國時受過胡適400美元的資助。
胡適回信說:
“你不應該這樣急於還此400元。
我借出的錢,
從來不盼望收回,
因為我知道我借出的錢總是一本萬利,
永遠有利息在人間。”
陳之藩後來說:
“我每讀這封信時,
並不落淚,
而是自己想洗個澡。
我感覺自己汙濁,
為我從來沒有過這樣澄明的見解
與這樣廣闊的心胸。”
君子和而不同、周而不比
胡適是倡導白話文的旗手,
而黃侃是反對白話文的先鋒。
一次,黃侃在講課中舉例說:
如果胡適的太太死了,
其家人電報必雲:
你的太太死了!趕快回來啊!
“長達11字。
而文言僅需四字——妻喪速歸。”
胡適的回擊也令人叫絕。
課堂上,胡適對學生們說:
前幾天,
行政院有位朋友給我發信,
邀我去做行政院做秘書,
我拒絕了。
同學們如有興趣,
可用文言代我擬一則電文。
學生寫完後,
胡適選了一則字數最少的——
“才學疏淺,恐難勝任,恕不從命。”
僅12個字,也算言簡意賅。
但胡適說:
“我的白話文電文就5個字:
幹不了,謝謝。”
學生們紛紛歎服。
胡適倡導白話文,
遭遇無數譏諷和謾罵,
但胡適回擊總是溫文爾雅,
從不進行人身攻擊。
羽戈說:
“你看他,哪怕與政敵論戰,
都是和風細雨,平心靜氣,
連一句刻薄話都罕見,
更不必說粗口了。”
1948年,
胡適被迫離開北京,
留在寓所的物品中有500多封信件。
往來的對象,
幾乎涵蓋了國共兩黨主要領袖、
軍政要人以及社會名流。
胡適雖然朋友遍天下,
但從來不曾喪失立場——
既不加入國民黨,
也不加入共產黨。
無論是對待持不同學術態度的“異己”,
還是對待持不同政治態度的“友朋”,
他始終保持著一種“和而不同”的君子之風——
不站隊、不妄議、不迎合、不謾罵。
這一點,民國能做到者,幾人哉?
君子交絕,不出惡聲
新文化運動後,
因政見不同,
魯迅與胡適交惡。
此後,
魯迅在報刊上多次挖苦、諷刺胡適。
面對魯迅痛罵,胡適從不應戰。
而對於魯迅的文章,
只要認為是好的,
胡適就會大力推薦,
比如魯迅的《隨感錄》。
胡適便在演講中多次提到:
“一夜不能好好地睡,
時時想到這段文章。”
1936年,魯迅去世後,
作家蘇雪林給胡適寫了一封長信,
稱魯迅是“刻毒殘酷的刀筆吏,陰險無比”。
胡適回信說:
“凡論一人,總須持平。
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方是持平。
魯迅自有他的長處。
如他早年的文學作品,
如他的小說史研究,
皆是上等工作。”
魯迅死後,
胡適沒發過一句惡聲。
當許廣平就《魯迅全集》出版事宜給胡適寫信,
請他“鼎力設法”介紹商務印書館時,
胡適“慨予俯允”,立馬出面推薦,
並擔任了魯迅紀念委員會委員,
為《魯迅全集》的出版奔波效力。
誅心是人類的通病,
禍延千年,勿論中西。
能做到胡適般“惡而知其美”者,
有幾人?
君子立論,宜存心寬厚
一天早上,
胡適喉部有點發炎,
胡頌平說:
“肯定是昨晚喝的酒不太好。”
胡適說:“不要怪人!
連醫生也不敢隨便說的話,
怎麼好怪人家的酒不好。”
這就是胡適一直倡導的:
君子立論,宜存心忠厚。
何謂存心忠厚?
就是“做學問要在不疑處有疑,
待人要在有疑處不疑”。
1936年,丁文江因煤氣中毒去世,
胡適撰文紀念他時說了一件事:
丁文江打牌,把輸贏看得太重,
當他手握好牌,手心便會出汗,
因此常被胡適等朋友取笑。
羅文幹說丁文江:
“看錢太重,有寒傖氣。”
但胡適則反思——
“及今思之,
在君自從留學回來,
擔負一個大家庭的求學經費,
有時候每年擔負到三千元之多,
超過他的收入的一半。
他從無怨言,也從不欠債;
寧可拋棄他的學術生活去替人辦煤礦,
他不肯用一個不正當的錢。
這正是他嚴格的科學化的生活規律
不可及之處。
我們嘲笑他,
其實是我們窮書生而有闊少爺的脾氣。”
這就是存心忠厚、
有疑處不疑的胡適。
君子之德,莫美於恕
“寬容比自由更重要。”
這是胡適流傳甚廣的一句名言。
寬容之於胡適,
已深入他骨髓。
作為新文化運動和“自由主義”之旗手,
胡適譽滿天下,
也謗滿天下。
面對別人的咒罵,
胡適並不生氣。
有一次,
他在給楊杏佛的信中說:
“我受了十餘年的罵,
從來不怨恨罵我的人,
有時他們罵得不中肯,
我反替他們著急。
有時他們罵得太過火了,
反損罵者自己的人格,
我更替他們不安。
如果罵我而使罵者有益,
便是我間接於他有恩了,
我自然很情願捱罵。
如果有人說,
吃胡適一塊肉可以延壽一年半年,
我也一定情願自己割下來送給他,
並且祝福他。”
此前,
胡適與魯迅兄弟談《西遊記》時,
說第八十一難應該這樣改最合佛教精神:
“唐僧取了經回到通天河邊,
夢見黃風大王等妖魔向他索命。
唐僧醒來,
叫三個徒弟駕雲把經卷送回大唐。
自己念動真言,
把想吃唐僧肉的冤魂都召請來。
他自己動手,
把身上的肉割下來佈施給他們吃。
一切冤魂吃了唐僧的肉,
都得超生極樂世界,
唐僧的肉佈施完了,
他也成了正果。”
放眼20世紀,
能說這番話者,
唯胡適一人。
耿雲志說:
“中國最不缺的是極端的力量,
最缺的是胡適這種溫和而堅定,
自由而悲憫的力量。”
君子不受虛榮、不祈妄福
1929年,
胡適從北京到上海的旅途中,
意外碰見了老朋友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
赫定是瑞典國家學會十八名會員之一。
赫定說:
“我想提名你做諾貝爾文學獎的候選人。”
胡適果斷而婉轉地拒絕了。
胡適在日記中寫道:
“我可沒有那厚臉皮。
我是不配稱文學家的。”
後來,李敖寫了《播種者胡適》一文,
充分肯定胡適對國家、民族的貢獻。
胡適讀罷此文後,給李敖寫了一封信:
“說我在紐約‘以望七之年,
親自買菜做飯煮茶蛋吃’,
其實我不會‘買菜做飯’。”
“說我‘退回政府送的6萬美金宣傳費’,
其實政府從來沒有送我6萬美金的事。”
“說‘他懷念周作人,
不止一次到監獄看他’,
我曾幫過他小忙,
但不曾到監獄去看過他。”
信中指出的錯誤,
全是給胡適貼金的。
倘若胡適好虛名,
完全可以緘口笑納。
但他卻毫不含糊,
對多處貼金拒不接受。
胡適難道不好名嗎?
他給別人寫的信都要謄抄一份留下來,
其日記也明顯可以看出是為了日後發表,
顯然,胡適非常之“好名”。
但他之“好名”,
有兩點非常值得如今熙熙於名者學習。
一是“君子好名,取之有道”。
“不接受來歷不明、
言過其實的虛名。”
二是“成名後,
就不要辜負這個名聲”。
“對名譽始終保持著一種警惕和反省。”
這就是胡適——
不受虛榮、不祈妄福。
君子不隨眾、不盲從
1937年,羅爾綱趕時髦,
出版了《太平天國史綱》一書。
《書人雜誌》將其選入
“中國最新十部佳著”。
胡適讀後,
當面批評羅爾綱:
“做書不可學時髦。”
“你寫這部書,
專表揚太平天國,
而太平天國之亂,
讓中國幾十年不曾恢復元氣,
你卻隻字未提,
這樣盲從做史是不對的。”
正因胡適的耳提面命,
羅爾綱後終成著名歷史學家。
胡適學術上的偉大,
不在於他的著作,
而在於他的治學之方法——
“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
“讀古人的書,
一方面要知道古人聰明到怎樣,
一方面也要知道古人傻到怎樣。”
“世間有一種最流行的迷信,
叫做‘服從多數的迷信’。
人都以為多數人的公論總是不錯的。”
所以胡適覺得應該“大膽的假設”,
不大膽地假設、懷疑,
就不會有進步和創新。
但大膽假設、懷疑之後,
應該“小心的求證”,
“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
有七分證據不說八分話。”
“沒有證據,只可懸而不斷;
證據不夠,只可假設,不可武斷;
必須等到證實之後,
方才奉為定論。”
胡適學術上的偉大之處,
正在於此。
史學家顧頡剛說:
“我的研究古史的方法,
直接得之於胡先生,
而間接得之於辯證法。”
這種治學方法,
也被胡適運用於做人做事中。
所以他從來不站隊、不妄議、不盲從,
不把別人的耳朵當耳朵,
不把別人的眼睛當眼睛,
不把別人的腦力當腦力。
君子不降志、不辱身
1952年,
胡適應邀到臺灣講學,
他當面對蔣介石說:
“臺灣今日實無言論自由。
第一無人敢批評彭孟緝。
第二無一語批評蔣經國。
第三無一語批評蔣總統。
所謂無言論自由是‘盡在不言中’也。”
當時的臺灣,
連錢穆都沒膽這麼說。
1954年,
臺灣召開“國民大會”,
商議改選“總統”、“副總統”,
蔣介石假意推薦胡適做總統候選人。
胡適拒不接受:
“我有心臟病,
連保險公司都不願保我的壽險,
怎能挑起總統這副擔子?”
有人問:
“如果你真被提名甚至當選時怎麼辦?”
胡適答:
“如果有人提名,
我一定否認;
如果當選,我宣佈無效。
我是個自由主義者,
我當然有不當總統的自由。”
1958年,
蔣介石邀請胡適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
就職典禮上,
蔣介石提出明確要求:
“應擔負起復興民族文化之艱鉅任務”,
要配合當局“早日完成反共抗俄使命”。
蔣介石講完後,
胡適站起來,
一開口就說:
“總統,你錯了。”
然後逐條駁斥蔣介石,
說學術與政治無關。
蔣介石怫然變色,
氣得全身發抖。
蔣介石原來是去“致訓”的,
結果成了“聆訓”。
蔣在當天日記中憤慨記錄:
“今天實為我平生所遭遇的
第二次最大的橫逆之來。”
這就是“不受左右”的胡適。
“不降志,不辱身,
不追趕時髦,也不迴避危險。”
學者王元化說:
“我這輩子,最欣賞胡適這句話。”
君子之本,知行合一
1962年2月24日,
一場慶祝酒會上。
胡適發表即席演講,
不料講到一半,
突然心臟病猝發,
倒地而亡。
整個天下,哭聲一片。
梁實秋說:“但恨不見替人。”
但蔣介石心裡的石頭終於放下了,
他在日記中寫道:
“胡適之死
在革命事業與民族復興的建國思想言,
乃除了障礙也。”
當年,
胡適在贈言北大哲學系畢業生文章裡,
曾引用禪宗的一位高僧所言:
“達摩東來,
只要尋一個不受人惑的人。
我這裡千言萬語,
也只是要教人一個不受人惑的方法。”
之所以說胡適是君子的榜樣,
正因為他一生都在堅持
——知行合一。
既告訴別人怎麼做,
又做給別人看!
李敖說:
“40年來,
能夠一以貫之地相信他所相信的,
宣傳他所相信的,
而且在40年間,沒有迷茫,
沒有‘最後見解’的人,
除了胡適之外,
簡直找不到第二個。”
不由又想起了胡適欲改寫
《西遊記》的結尾:
“唐僧動手,
把身上的肉割下來佈施給他們吃。
一切冤魂吃了唐僧的肉,
都得超生極樂世界,
唐僧的肉佈施完了,
他也成了正果。”
胡適,
實實在在、
的的確確就是這樣的一位唐僧。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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