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丘長孺的另類思想與《金瓶梅》反“名教”、反“理學”的“異端”傾向高度一致。晚明社會最大的“異端”是寓居在麻城的李贄。萬曆十三年，丘長孺與李贄結為“莫逆之交”。鄉人稱丘長孺為敗家子，李贄卻稱他是“麟鳳芝蘭”。丘長孺與李贄有十多年在一起“下楗讀書”，一同研究《水滸傳》《西廂記》等小說、戲曲，他們並肩與以耿定向為代表的假道學家公開論戰。李贄思想的燭照，為丘長孺寫《金瓶梅》打下了堅實的思想基礎。《金瓶梅》“橫空出世”，絕非偶然。

第二，丘長孺玩世不恭、不拘禮俗、放蕩形骸的生活方式與《金瓶梅》反覆古、倡導“童心說”、寫真情的“性靈派”的主張契合無縫。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於萬曆二十年赴麻城龍湖拜李贄為師，與丘長孺結一見而定終身之好。從此，丘長孺與“公安三袁”關係密切，成為“性靈派”的骨幹中堅。“公安三袁”皆稱丘長孺“非尋常公子”、“風流才子”。袁宏道還稱道：“屈指俊人，首小修，次長孺。”在歷史文獻中“三袁”推介《金瓶梅》最為多見。而事實上，袁家三兄弟也是《金瓶梅》創作的堅定支持者和參與者。《金瓶梅》之所以有如此高的藝術成就，與李贄、“公安三袁”、馮夢龍等“朋友圈”的大力協助密切相關。

第三，丘長孺與蘇州名伶白六生的愛情悲劇，和他雖然是“才子”、“俊人”、“尤工詩字”卻“文試不偶，乃投筆為遊擊將軍”的曲折人生，決定了他的《金瓶梅》是發憤之作。該書之所以署名“蘭陵笑笑生”，是因為丘長孺寓居吳中蘭陵十餘年。他出入青樓，沉迷南曲，不但與潘之恆、張鳳翼兄弟等戲曲名家交好，還與名伶伎女相往來。而丘長孺與蘇州名伶白六生的愛情悲劇，又是他發憤而著《金瓶梅》重要的觸發點之一。白六生就是《金瓶梅》中李瓶兒的原型，她們連生卒時間也完全一致。《金瓶梅》的“干支”紀年都以李瓶兒生卒為年月為“時間標杆”，而李瓶兒的生卒年月，又是以的白六生生卒為“時間標杆”。所以白六生是李瓶兒形象創作的重要原型之一。丘長孺與白六生的愛情悲劇被完整記載在馮夢龍的《情史•丘長孺》和潘之恆的《亙史鈔•紀百六詩》中。丘長孺寫《金瓶梅》有其獨有的社會背景、生活經歷與思想基礎。

第四，丘長孺與《金瓶梅》的收藏者劉承禧是姻親，與《金瓶梅》的早期抄藏者都有密切關聯繫。究其原因，是傳抄者基本為袁宏道“葡萄社”社員，而其中大多又是李贄崇拜者，是“童心說”的忠實信徒。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全套《金瓶梅》的早期收藏者麻城劉承禧是錦衣衛大金吾劉守有之子，還是丘長孺的親姐夫和妻兄（兩家俗稱結“鴛鴦親”）。劉承禧是明代著名收藏家，自然是“近水樓臺先得月”了。

第五，丘長孺是《金瓶梅》的作者，有了最新最直接的證據——《劉氏宗譜·補遺》殘頁。史學研究愛好者劉明西新近發現的三張“補遺”殘頁，清楚地記載了丘長孺出資為劉家僕隸購置墓地的義舉。更為令人驚奇的是“補遺”上列有《金瓶梅》中諸多人物的名字：孫雪娥、韓愛姐、王六兒、鄭愛月、重喜、馮金寶、桂姐、桂青、應花子、花子書、李平（瓶）、宋惠蓮等。“補遺”的內容能充分證明《金瓶梅》是有其創作原型的，還能證明它是“誰寫的”和“寫誰的”等學術界爭論不休的問題。

第六，《金瓶梅》中的方言、地名、人名、風俗人情等，也足以證明其故事發生地就是麻城。如方言有“我兒，誰養得你恁乖”、“耶嚛”、“晚夕”、“先頭”、“落後”、“三不知”、“陽溝”、“維裙”、“打個照面”、“挖栗暴”、“向火”、“從新”、“你不消說得”、“樣範兒”、“甩了個仰八叉”等等。《金瓶梅》第八十九回寫到人們清明去南郊踏青遊玩情景：“三里桃花店，五里杏花村。”“桃花店”、“杏花村”唐以前麻城歧亭就有，是至今尚存的古村落，唐代詩人杜牧過此曾寫下著名詩章《清明》。而“三里桃花店，五里杏花村；村中有美酒，店裡有美人”，早已是麻城人耳熟能詳的民謠。另外，麻城關於後趙石虎的故事，《金瓶梅》中也有涉及。這些事實，不正是作者為後人解碼《金瓶梅》留下的一把鑰匙嗎？

《金瓶梅》是丘長孺為世界留下的一部奇書，也是留給我楚黃的一筆寶文化遺產，當組織精英力量研究和開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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