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2月15日，國家權威部門統計，現存確診病例56584人，已治癒8472人。武治災情不僅牽動著全國人民的心，黨和國家領導更加重視，在調集各類物資、醫療資源的同時，又抽調精兵強將充實湖北領導力量，相信通過各方共同努力，災情很快會得到扼制，還全國人民一個美好的春天！
今天我們有黨的堅強領導和發達的醫療科學技術，自然可以化險為夷。但反觀歷史，我們的祖先們歷經戰亂、蝗災、瘟疫、水旱苦難，就沒今天我們這麼幸運了。曾有人查閱當時山東107縣記載，僅清朝統治268年內，山東地區就發生水災3845縣次，旱災2356縣次（為了表示受災程度，我們引入一個“縣次”的統計單位，就是一個縣的一次災害記載算做一個縣次，比如某年有30個縣都有水災記錄，我們就計做30個縣次。）。讓我們共同來回顧一下這段不堪回首的災難史。
一、清朝時期山東基本情況及清前旱澇概述
按清朝區劃，山東省西部與直隸元城縣搭界，北與直隸寧津縣接界，南到沛縣，東至大海，全省分濟南、泰安、武定、兗州、沂州、曹州、東昌、青州、登州、萊州、臨清、濟寧12個府州，下轄107個縣，除了寧津、慶雲個別縣以外，基本與現在相同，人口2400多萬。
山東地處華北南部，東境瀕臨渤海與黃海，西部是黃河沖積平原，自魯中向東，分佈有泰山、沂山、嶗山等山地，東部及南部又以丘陵為主。境內河湖交錯，水網密佈，黃河橫穿中部，並由此入海，除黃河、大運河外，還有徒駭河、馬頰河、大汶河、沂河、小清河、沭河、濰河、膠萊河等流量較大的河流；另有微山湖、昭陽湖、獨山湖、南陽湖及東平湖等五大湖泊。除沿海地區外，大部分屬暖溫帶季風氣候，夏季多偏南風，炎熱多雨；冬季多偏北風，寒冷乾燥；春季氣溫多變，乾旱少雨。特殊的地理環境和氣候特點，造成水旱災害偏多。
清朝以前，史料記載晚唐及五代時期水旱災害居多，危害較大的如公元767年、792年兩次水災，受災面積大，人財物破壞嚴重，尤其是公元946年，先是945年的旱災導致該年春天大飢，僅曹州、密州、青州就餓死1000多人，夏季又多次大雨，7月份造成黃河決口改道，自朝城流入莘縣，水流寬度40裡左右。被水沖走及次年餓死數萬人之多。明代嚴重水災主要發生在1480、1518、1532、1569這四個年份，受災分別有91、61、61、86個縣，均超過山東一半以上地區。重大旱災發生於1425、1484、1504、1507、1510、1521、1607、1616等年份，受災面積均在一半以上。特別是崇禎末年1638-1641連續四年大旱且與瘟疫並行，有人說北京城不能算李自成攻下來的，實際上是饑荒與瘟疫把大明朝打趴下了。
二、清朝時期山東洪澇災害情況
洪澇災害是指某河流域內，中上游地區暴雨量大集中，彙集到河流後，或者衝破河堤，或者漫過河道，水漫莊稼、沖垮村莊田舍，加上大量泥沙於積，對農作物和人畜造成的重大傷害。如果與下游的大量雨水相重合，危害更大。地處平原的水患長期滯流，雨水滲入田間地下，含水量處於超飽合狀態，農作物根系潰爛，又形成欠收或絕產。
受災程度問題，有的學者按當時記載受影響面積分為一般、中等、重大三種災年。將受災縣數在22-35縣之間的定為一般災年，36-54縣的定為中等災年，55縣以上的定為重大災年。按當時107縣計算，大致是受災面在30%以下的為一般，30%-50%為中等，一半以上的為重大災害。
<strong>1.水災年份分佈情況
據統計，清朝統治268年內，受水災22個縣以上的一般水災有40個年份，50個縣以下中等的水災23個年份，55個縣的重大水災10個年份，也就是說，一共有73個年份裡發生過水災，平均3.6年就有一年水災。其中中等以上的水災，在17世紀的60多年裡有4個年份，18世紀100年裡有13個，19世紀100年內15個，20世紀12年裡有1個。重大水災一共10次，平均27年內就一次重大型水災。主要發生在1703、1730、1740、1747、1766、1771、1821、1822、1851、1855這10個年代內。
通過分析各年份記載，發現順治初年是水災較為集中的階段，之後迅速回落。水災最為集中的時段是公元1730-1771這40年間，尤其是1731年，曾有81個縣次受災，可見這是一次遍佈全省的大範圍降水。此後次數略有下降，1820年左右又有所回升，次年就有60餘縣發生水災。再往後水災總數一直保持較高峰值，特別是1855年又有接近90縣次的記錄。
<strong>2.水災季節分佈情況
彙總各縣歷年來的記載發現，有988個記錄載明瞭發生月份，其中發生於五月份的147年，六月份的390次，七月份的336次，八月份的115年，分別佔比：15%、39%、34%、11%。另外還有1156次記錄雖然未註明發生月份，但從記錄中可以認定其發生季節，其中春季33次、季288次、季835次，分別佔比3%、25%、72%。陰曆比陽曆晚一個月，從上面統計數據來看，水災多發生於六、七月份的秋季，夏季次之。
<strong>3.水災按地域分佈情況
有關學者統計了17、18兩個世紀內16個主要年份的重災區記載，出現頻次最高的屬濟南府，其次是濟寧和曹州。又統計了各州府內出現水災的縣次數，濟南、武定、兗州、曹州又是最多的。毋需多言，黃河沿岸和魯西南地區是受災重區。特別是地處黃河中下游的濟南、惠民，更是重中之重。自1855年黃河改道以後，受害區以黃河為中心的沿岸地區帶狀分佈也更趨於明顯。
<strong>4.受災嚴重程度
關於各地受水患的嚴重程度，記載中多有詳細描述。這裡僅介紹咸豐五年（1855年）黃河決口前後的情況來說明一下。當年有87年縣受災，達到81%以上面積。按各地記錄時間排序的話，先是臨清州六月三十日，境內發大水，原因是河南省銅瓦廂黃河決口所致，從東明縣直灌荷澤，然後通過大運河又流到大清河入海，曹州、濟寧、東昌以下皆受水患；接著武定府惠民縣又有相似記錄：七月，黃河灌入大清河，白龍灣決口，由於黃河帶來的大量泥沙於積，河水漫溢，漂沒房舍和莊稼；然後是沂州府費縣記載：七月，大雨七晝夜，坊河水溢出河道，水從城東門流至府衙前的石獅子旁邊，沿河村莊全部漂沒在水中，城中居民的房舍內都生出荊棘來；再有山東巡撫證實，在黃河等上游水衝入、本地大量降雨的同時，海潮也很兇猛，海口不能暢洩，黃河中下游幾百裡內一片汪洋，平地水深數尺，當時正值早熟莊稼的收穫期，晚熟莊稱的生長期，盡遭淹沒。直到八月十二日濟寧州金鄉縣仍在下大雨，城內房屋多數坍塌，城內街上可以用船來運行。從黃河六月三十日前決口改道來看，上游從六月以前已經有過大的降雨量，就算持續到八月十二日，接近三個月時間，黃河流域一直在不停地降雨。從受災面積來看，當時山東有107縣，其中87縣被災，全省大範圍降雨，只有個別遠離河流、地勢較高的縣份以及膠東未曾受災。而地處黃河衝擊平原的魯南、魯西北、魯北受黃河上游水量和當地降雨雙重水災疊加，更是苦不堪言。
這次黃河決口改道影響至少在60年以上，直到宣統三年（1911年），山東巡撫孫寶琦還奏稱：由於黃河沉泥越積越高，每年伏秋季節，汶水、坡水洩入黃河，有託頂倒灌之勢，導致東平州數十里內盡成澤國，小民困苦，不堪言狀。其實這次黃河決口有天災成分，也有人禍原因。客觀上黃河由於上游黃土不斷沉積，河道越來越高，幾乎成為一道懸河，在河南境內，河面有的地方高於地平面10米以上。主觀上由於清政府苦於應對農民起義和外國侵略，經濟狀況捉襯見肘，治理黃河費用不足。更可恨的是清政府每年撥付五六百萬金，真正用到治理河道上的資金不到10%，其餘的都被各級官員貪汙揮霍掉了，在治理河道過程中偷工減料的例子不勝枚舉。
三、清朝時期山東干旱災害情況
我們主要介紹農業乾旱，農業乾旱是指由於降雨量較少，植株得不到充足水分，造成農作物減產或絕產的情況，由於長時間供水不足，地下水，比如人們飲用的泉水、井水也會乾枯，進而影響人畜生存的狀況。旱災不象水災立刻暴發其危害性，它有漸變性和滯後性特點，一是很難追溯其開始時間，二是由於當年產生乾旱，作物欠收或絕產後，次年春夏才顯示人們乏食飢餓的現象。
根據當時各縣的記載，我們仍然以縣次來說明其輕重程度，只有“旱”字記錄的我們認為是一般旱災，“大旱，河水枯”的情況算做大型旱災，“赤地千里，人相食”的謂之重大災害。在清朝各地記載中，共查到2354次旱災，其中一般1010次，大旱983次，重大旱災361次。重大旱災佔15%。
<strong>1.按時間段劃分
1644-1664這20年內旱災較少，接下來1665-1678這14年漸多，1679-1700這22年又少，1720-1748這29年內多，1749-1776（28年）少，比較集中的時間段在1777-1791（15年）、1811-1813（3年）、1825-1877（53年）內，其中受災面積超過70縣以上的也多集中在這一段內。
從1785到1788這連續四年裡一直在乾旱，且涉及面積很廣。從下述縣誌中可以得到證實：
菏澤縣：“春無雨，至六月始雨。 歲大飢”；
齊河縣：“ 大旱，飢，人相食” ；
壽光縣：“春大旱，六月朔，五榖始播種”；
濰縣：“春夏大旱，自四十九年秋九月不雨，至是年秋七月”；
日照縣： “大旱，飛蝗遍野，食及木葉，歲大飢” 。
菏澤縣當年春天到六月才開始下雨，陰曆六月相當於現在的陽曆7月份，已經很晚了。現在我們農村還有諺語：小旱不過五月十三，大旱不過五月二十七，五月十三乃關老爺磨刀之日，多少會下點雨的，但過了五月底仍未下雨，地裡玉米、地瓜、花生應當全乾死了；齊河縣已經出現人吃人的現象；壽光縣一直等到陰曆六月初才開始播種五穀之類莊稼；濰縣是從去年九月份到本年的七月份一直無雨；而日照縣則是旱災與蝗災的雙重疊加，不僅莊稼長勢差，連糧食作物包括樹葉都未倖免於難。第二年受災面積又進一步擴大到77個縣。各地方記載中頻繁出現“各處瘟疫，死者無數”、“ 鬥米萬錢，人相食”、“ 春，大飢，餓死無數”等記載。作為地方誌式的記載，往往比較簡短，但也可以分析其嚴重程度，比如說死者無數，就是根本來不及作詳細統計，1785年這段時間正處在乾隆盛世，最起碼戶籍制度應當是相當嚴謹的，只所以來不及作統計，是能說除了個別富戶、官差已經沒有多少人可以正常工作。處在災荒之年，一般農家春天擇野菜、柳芽充飢，後來這些被食光了，就用刀具刮削樹皮磨成粉狀食用，有的食用滑石粉、觀音土充飢，但接著就會形成食道堵塞而喪命的情況。
<strong>2.按地域分析受災情況
如果把整個清代劃分為；1644-1735（92年）、1736-1795（60年）、1796-1850（55年）、1851-1911（61年）四個階段的話，第一階段地區性顯示不明顯，魯北、魯南受災縣份較多，魯西較好；第二階段呈不明顯的環狀態勢，魯中山區無重旱災，環魯中山區的魯西北、魯西、魯南旱情較重；第三階段則呈明顯環狀，魯中山區無重大旱災，而環之的魯西北、魯西南、膠萊河西岸受害嚴重；第四個階段，魯西北、魯西南、青州府及黃縣是重災區。
結語
影響降雨量的因素既包括地球自身的溫寒輪迴因素，也包括氣候、地理位置、地形地貌、植被土壤等因素。從清朝時期來看，山東水旱災害具有頻率高、概率大、季節性、連續性、地區分佈不均的特點。無論是旱澇，都有從東向西逐漸加重的趨勢，特別是濟南以北、以西和魯西南地區，旱澇災害佔比均高。19世紀中期黃河改道以後，黃河沿岸水災頻發，危害更加嚴重。由於清朝統治集團的內部管理混亂，加上內憂外患，氾濫的黃河災禍長期得不到有效治理，給山東人民帶來深重災難。
解放以後，山東人民在黨的領導下大搞農田基本建設，興修水利，多數地區實現旱澇保收的大好形勢。改革開放以後，經濟實力大增，在黃河治理上不斷加大投入。雖然暴雨、乾旱仍然頻頻發生，但已絕無前清時期那種房屋田稼受損、人民乏食受飢的情況發生，更不會出現千里洪水、人相食的悲慘現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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