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深圳急救中心院前急救科医生李汉才和他的工作座驾——救护车，成了各个小区闻风色变的物体。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爆发，经常要运送发烧疑似患者，以及转运确诊患者的急救中心一线工作人员成了一批“离病毒最近的人”。李汉才苦笑，相较于医护人员，他们的“待遇”更差一些：“很多疑似患者看到我们，就好像看到‘死神来了’。小区居民也非常不愿意看到我们。”内心很多苦涩无奈，但最终还是迎头上阵，“这个时候我们不上谁上？”
被害怕的救护车
“完了完了，救护车来我们小区了，肯定有确诊患者了。”这段时间，李汉才经常要随救护车到小区收治疑似新冠肺炎患者，每次出车，李汉才和救护车的照片都会成为小区群的新闻。“小区的保安、路人看到我们都很恐慌。”
不光是路人，疑似患者也是看到救护车就害怕，有些患者甚至拒绝上车。2月15日，李汉才到某个小区接疑似患者。此前该小区有两名确诊新冠肺炎患者，整栋楼都进行了封闭隔离。当天正好是隔离的第14天，没想到又有一名居民出现了发烧等疑似新冠肺炎的症状。
见到救护车，疑似患者即恐惧又难过，任凭小区保安怎么劝，都不肯上救护车。李汉才分析，患者一方面害怕自己走了就回不来了，另一方面是觉得自己给整栋楼带来了灾难。见此情形，李汉才和社区民警对她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讲了十几分钟。“我就安慰她深圳医疗条件好，死亡率和重症率都很低，发生这样的事情也不是你的错。”最后患者平静地上了车。
每次电话背后，都是不可预知的场景
李汉才今年58岁，已经干了37年的急救工作。最初他做的是野外救援，2005年来到了深圳急救中心。但每次120电话响起时，他依然会紧张：“因为不知道这样的电话后面，是一个怎样的现场。”
凶杀、坠楼、车祸……和李汉才一样的院前急救科医生是直面现场的人。他形容，院前急救科属于医护人员中的“特战队”。
“有时候现场真是太恐怖了。”一些惨烈的坠楼和车祸现场，李汉才和同事们还要四处寻找散落的人体组织，拼到一块，再运送其他地方。“医院的医护人员虽然见惯生死，但他们面对的场景比我们可能平和得多。”
每一次，从惨烈的坠楼或车祸现场回来，李汉才会有好几天不舒服，“晚上睡不着，睡着了会做噩梦。”
除了直面惨烈的生死，他们还要经常同醉酒者、精神病患者的拳头过招。
有一年，李汉才两次严重挂彩，一次是被一个醉酒者追打，被打得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另一次是去某小区抬病人下楼，遇到小区喝醉酒的保安，后背挨了一拳。
“每次接到醉酒者的急救任务都怕。”可偏偏，醉酒者急救的电话还特别多，“周五、周六晚上特别多。”醉酒者的攻击基本是不会有预兆的。“前一秒人还趴在地上，下一秒就突然跳起来追着我们打。”
不怕是假的，但我们不上谁上
见惯了生死，李汉才特别惜命。
最近这段时间，经常要随车接送发热疑似患者，他心里时常害怕。“新冠肺炎的传染性到目前为止还是未知。我们没有配一级防护装备，在接触患者的过程中，我会不会被传染？”
办公室也是让李汉才觉得危险的地方。“我们几乎每天都要接触病人，其他同事被感染了怎么办？”李汉才上下班要倒三趟车，漫长的通勤路也让他觉得不安全。
“我已经58岁了，还有两年要退休了，我上有老下有小，万一我把病传给了家人又怎么办？”李汉才说，新冠肺炎爆发后，几乎每个上班的晚上，他都要两点多钟才能入睡。“很难睡着。”
虽然惜命，虽然害怕，但1月23日，接到急救中心领导的电话后，李汉才没有犹豫，第一时间回到了岗位。“这个时候我们不上谁上。”
为此，他让妻子退掉了高铁票，他也退掉了回家看望86岁母亲的车票。“来急救中心这十多年，因为过年要值班，我只回家陪母亲过了一个年。”老母亲听说今年又不能在一起过年，心里也很难过，但之后还是理解了他。
在急救一线干了近40年，李汉才很遗憾地发现，近些年，公众对急救医生的态度有些不好的变化。“以前大家觉得医生来了，有救了，家属会很信任我们。但现在，很多人会觉得，我给钱给救护车了，你们是来服务的，就得听我的。”李汉才认为，院前急救科医生的职责是立即终止疾病和伤害向坏的方向发展。“我们不治病，但我们是来救人的。”他希望，能得到公众的更多理解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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