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段時間，深圳急救中心院前急救科醫生李漢才和他的工作座駕——救護車，成了各個小區聞風色變的物體。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爆發，經常要運送發燒疑似患者，以及轉運確診患者的急救中心一線工作人員成了一批“離病毒最近的人”。李漢才苦笑，相較於醫護人員，他們的“待遇”更差一些：“很多疑似患者看到我們，就好像看到‘死神來了’。小區居民也非常不願意看到我們。”內心很多苦澀無奈，但最終還是迎頭上陣，“這個時候我們不上誰上？”
被害怕的救護車
“完了完了，救護車來我們小區了，肯定有確診患者了。”這段時間，李漢才經常要隨救護車到小區收治疑似新冠肺炎患者，每次出車，李漢才和救護車的照片都會成為小區群的新聞。“小區的保安、路人看到我們都很恐慌。”
不光是路人，疑似患者也是看到救護車就害怕，有些患者甚至拒絕上車。2月15日，李漢才到某個小區接疑似患者。此前該小區有兩名確診新冠肺炎患者，整棟樓都進行了封閉隔離。當天正好是隔離的第14天，沒想到又有一名居民出現了發燒等疑似新冠肺炎的症狀。
見到救護車，疑似患者即恐懼又難過，任憑小區保安怎麼勸，都不肯上救護車。李漢才分析，患者一方面害怕自己走了就回不來了，另一方面是覺得自己給整棟樓帶來了災難。見此情形，李漢才和社區民警對她動之以情，曉之以理，講了十幾分鍾。“我就安慰她深圳醫療條件好，死亡率和重症率都很低，發生這樣的事情也不是你的錯。”最後患者平靜地上了車。
每次電話背後，都是不可預知的場景
李漢才今年58歲，已經幹了37年的急救工作。最初他做的是野外救援，2005年來到了深圳急救中心。但每次120電話響起時，他依然會緊張：“因為不知道這樣的電話後面，是一個怎樣的現場。”
兇殺、墜樓、車禍……和李漢才一樣的院前急救科醫生是直面現場的人。他形容，院前急救科屬於醫護人員中的“特戰隊”。
“有時候現場真是太恐怖了。”一些慘烈的墜樓和車禍現場，李漢才和同事們還要四處尋找散落的人體組織，拼到一塊，再運送其他地方。“醫院的醫護人員雖然見慣生死，但他們面對的場景比我們可能平和得多。”
每一次，從慘烈的墜樓或車禍現場回來，李漢才會有好幾天不舒服，“晚上睡不著，睡著了會做噩夢。”
除了直面慘烈的生死，他們還要經常同醉酒者、精神病患者的拳頭過招。
有一年，李漢才兩次嚴重掛彩，一次是被一個醉酒者追打，被打得在醫院住了一個星期。另一次是去某小區抬病人下樓，遇到小區喝醉酒的保安，後背捱了一拳。
“每次接到醉酒者的急救任務都怕。”可偏偏，醉酒者急救的電話還特別多，“週五、週六晚上特別多。”醉酒者的攻擊基本是不會有預兆的。“前一秒人還趴在地上，下一秒就突然跳起來追著我們打。”
不怕是假的，但我們不上誰上
見慣了生死，李漢才特別惜命。
最近這段時間，經常要隨車接送發熱疑似患者，他心裡時常害怕。“新冠肺炎的傳染性到目前為止還是未知。我們沒有配一級防護裝備，在接觸患者的過程中，我會不會被傳染？”
辦公室也是讓李漢才覺得危險的地方。“我們幾乎每天都要接觸病人，其他同事被感染了怎麼辦？”李漢才上下班要倒三趟車，漫長的通勤路也讓他覺得不安全。
“我已經58歲了，還有兩年要退休了，我上有老下有小，萬一我把病傳給了家人又怎麼辦？”李漢才說，新冠肺炎爆發後，幾乎每個上班的晚上，他都要兩點多鐘才能入睡。“很難睡著。”
雖然惜命，雖然害怕，但1月23日，接到急救中心領導的電話後，李漢才沒有猶豫，第一時間回到了崗位。“這個時候我們不上誰上。”
為此，他讓妻子退掉了高鐵票，他也退掉了回家看望86歲母親的車票。“來急救中心這十多年，因為過年要值班，我只回家陪母親過了一個年。”老母親聽說今年又不能在一起過年，心裡也很難過，但之後還是理解了他。
在急救一線幹了近40年，李漢才很遺憾地發現，近些年，公眾對急救醫生的態度有些不好的變化。“以前大家覺得醫生來了，有救了，家屬會很信任我們。但現在，很多人會覺得，我給錢給救護車了，你們是來服務的，就得聽我的。”李漢才認為，院前急救科醫生的職責是立即終止疾病和傷害向壞的方向發展。“我們不治病，但我們是來救人的。”他希望，能得到公眾的更多理解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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