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張藝謀眾多的電影作品中，《有話好好說》是最不合群的那一個。該片於1997年5月上映，由述評編劇，姜文、李保田領銜主演，全片時長90分鐘，總票房4600萬。雖然影片取得了不錯的票房和口碑，但23年後的今天，當人們提起張藝謀的電影作品時，總會忽略它的存在。因為，它實在太不“張藝謀”了。
在拍攝《有話好好說》之前，張藝謀已經是享譽國際的大導演。《紅高粱》、《秋菊打官司》、《搖啊搖，搖到外婆橋》、《活著》等作品，個個擲地有聲。自1987年正式執導電影以來，張藝謀幾乎每一年都會創造出一部經典。
此前，張藝謀的作品雖然在敘事樣式和鏡像風格上不甚雷同，但卻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他熱衷於將鏡頭對準遠離城市文明的農村或壓抑沉悶的城鎮，而囿困於男權控制之下的弱勢女性，是他鏡頭裡不可或缺的主角。
而《有話好好說》則一改往日習慣，他將鏡頭轉向了喧囂、浮躁的城市，把世俗、市儈的市井之徒作為聚焦對象。因此，這部電影長久以來被看作是張藝謀從農村向城市的轉型之作。
《有話好好說》這部作品不僅僅代表了張藝謀作為電影導演的個人轉型，它更深刻地體現了上世紀90年代，中國社會急劇轉型之下，人們精神的貧困以及道德觀、價值觀發生畸變後，映射出來的無處安放的躁動和不安。
01“有話好好說”。
上個世紀90年代，中國迎來了改革開放後十年的巨大變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使得公有制不再是單一存在的經濟形式，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並存的經濟模式下，大批私營企業蓬勃而生。城鄉人口自由流動，城市居民打破“鐵飯碗”，下海經商漸漸形成潮流。老闆、個體戶等新新人類成為新社會分子。
初步實現溫飽奔小康的中國人，觀念也在悄然發生轉變。追逐財富、看重身份、張揚自我成為新興的價值觀念。而在面對經濟和社會快速轉型的過程中，人們似乎失去了方向，不安且躁動。影片中的故事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開始的。
再提起這部片子，很多人用詼諧、黑色幽默來形容它，如果觀賞後的心得僅止於此，那隻能說他們真的沒有讀懂張藝謀，他要表達的絕不僅僅是搞笑。
整部影片故事並不複雜，圍繞著姜文扮演的書商趙小帥展開。趙小帥被時髦前衛的女友安紅拋棄後，初心不改，誓死不放棄。他偏執又瘋狂地繼續糾纏著安紅，而安紅早已與某娛樂公司老闆劉德龍展開了新的戀情。
於是，劉德龍便找人去警告趙小帥，混亂之中趙小帥砸壞了過路人張秋生揹包裡的電腦。受害者張秋生執意要求趙小帥賠償自己的筆記本電腦。而趙小帥又認為始作俑者是劉德龍，便拉著老張一起到劉德龍的公司鬧事。身為知識分子的老張一再勸說趙小帥“有話好好說”，而趙小帥卻執意要剁掉劉德龍一隻手。
為徹底解決三個人之間的矛盾，他們約在小飯館見面談判，而趙小帥還是執意行兇，無奈之下，張秋生只能借裝瘋賣傻來吸引警察介入，不成想卻引來飯館廚子的誤會。老張被廚子捆在了後廚的椅子上，百般折辱。而此時，在樓下與趙小帥談事的劉德龍，不幸被天花板上掉下的音箱砸中，暈死過去。
整部影片因一段情感糾葛而起，卻因為幾次嘗試“有話好好說”失敗而走向失控。從一般意義上來看，這部電影的故事不能用“完整”、“豐滿”來形容。沒有很長的時間跨度，沒有複雜的人物關係，也沒有跌宕起伏、生離死別等吸引眼球的情節。全片主線都在趙小帥一人身上。梳理一下，影片講述的就是四對人物之間從“說話”到“失控”的故事。
趙小帥和安紅：一個想繼續戀愛關係，一個想用一次性關係結束糾纏。
趙小帥和劉德龍：一個想奪回愛人，一個想捍衛主權。
趙小帥和張秋生：一個想擺脫追索，一個想索賠並勸誡、救贖。
張秋生和廚子：一個無辜，一個無禮。
每一對矛盾雙方解決問題時採取的方式都是交談，交談就是“說話”，然而每一段“話”都沒有“好好說”，進而激化矛盾、場面失控，故事就在一次次“說話“----“失控”中發展。
故事由吵架而起，吵架即“有話不能好好說”，而在不能好好說話的浮躁情緒之下，張藝謀想撕裂給觀眾看的，實際上是社會轉型期，人們無法應對之下升騰起來的浮躁之氣。
人民網這樣評價這部電影：
《有話好好說》是一部非常輕鬆的城市荒誕輕喜劇，節奏明快，通過簡單的吵架衝突發展到一個荒誕不經的境地的故事，表現了人在社會上難免有些矛盾衝突，而“有話好好說”不但是有效解決衝突的良好準則、也是共建社會和諧良方的主題。
影片拍攝風格獨特，導演張藝謀採用晃鏡頭的手法，力求將城市人的不安和內心的衝動表現出來，進而呈現出人物之間理性和非理性的衝突。
本片諸多戲劇衝突的源頭都是“對話的失敗”，在眾人爭相扭轉敗局的情況下，故事情節出現一個又一個急剎車般的失控局面。滑稽感、荒謬感躍然而出，而躁動和不安也充斥於耳目之間。
張藝謀運用獨特的鏡頭語言、色彩光線、配樂去加持、烘染浮躁、喧囂的氣氛，使得不同身份的人物角色組成了一個小型社會微縮模型，影片立意霎時凸顯。
02 是拍攝技巧，也是影片特色，一切皆為立意服務。
該片的拍攝手法、色彩光線和配樂上的大膽嘗試，完全不同於張藝謀以往的作品風格，也正是這種嘗試，使得影片立意在外部手段加持下，得以完整地展現，“躁動”貫穿始終。
一、全程手持攝影，跟鏡頭、晃鏡頭拍攝。
手持攝影，是指在影片拍攝過程中不採用三腳架等固定設備，而採取攝影師肩扛手持攝影機的方式拍攝。這種拍攝手段常用於紀錄片和新聞作品的拍攝過程中，真實、便捷，但鏡頭穩定性差，畫面有搖晃感。
但這種攝影方式已經越來越多地應用到了電影中，《紅海行動》、《推拿》等影片也採用過手持攝影方式。
在手持攝影模式下，張藝謀採取了大量“跟鏡頭”和“晃鏡頭”。
影片一開始，便採取了跟鏡頭，馬路上、樓道里、汽車裡，就連馬小帥騎車追安紅的過程，也都是跟鏡頭。跟鏡頭將影片視角直接交給觀眾，參與感極強。而緊貼劇中人物的視角也營造了畫面的焦躁感。
晃鏡頭幾乎也伴隨了影片始終。安紅與趙小帥在房間內親暱時，搖晃的鏡頭將曖昧、慾望之味誇大，引人入勝。而趙小帥與張秋生在飯館裡爭辯時，頻繁交替的晃鏡頭，將視角直抵演員面部，煩躁的表情、喋喋不休的爭論，使觀眾情緒迅速被帶入，似乎每個人都跳進鏡頭，參與了圍觀，氣氛緊張、呼吸加速。
大量蒙太奇鏡頭也將“窮與富”、“高知與流氓”、“專一與濫情”的差別展現得淋漓盡致。一成不變是愚蠢的，顯然張藝謀是不斷尋求突破的聰明人，攝影方式的改編帶動了鏡頭語言的變化。影片立意與鏡頭語言相輔相成，不可分割。影片主題需要這樣的鏡頭語言，而後者恰恰成全了前者。
二、逆光與色彩。
色彩和光線對人物塑造、情節鋪墊和主題表達都至關重要。電影本就是聲電光影的藝術。
張藝謀是攝影師出身，對於色彩的應用早已駕輕就熟。在《紅高粱》裡紅色被大量運用，無法抑制的情慾和人物如火般熾烈倔強的性格得以凸顯。而金黃被用於《滿城盡帶黃金甲》之中，高貴而傲慢的帝王之氣盡顯。
《有話好好說》則不同於上述兩者，本片沒有運用任何一種主色彩，而是將車水馬龍的街道、幽深狹長的樓道、鋪滿畫報的牆壁儘量以灰白原色展現出來，城市的喧囂、人群的浮動，各種色彩交織呈現，真實、淺薄。
大量逆光拍攝，使畫面耀眼，人物面部輪廓遊離不清，似乎又增添了幾分浮躁和動盪。
三、時下流行多元化音樂元素。
除此之外，影片中使用的配樂也大膽、多元。開篇便是一段京味十足的戲曲唱腔，不但交代了張秋生買電腦的經歷，引出故事，還暗示了故事發生的時空背景。
不同場景裡被安插了不同的音樂。大街上聲聲入耳的是時下最流行的情愛之歌。而練歌房裡播放的卻是頗有年代感的《九九豔陽天》，當兩個塗脂抹粉的大媽哼哼唧唧地唱起“十八歲的哥哥”時，當姜文扮演的趙小帥摟抱著方青卓扮演的東北大媽，唱響“姑娘十八一朵花”時，荒誕、詼諧的氣氛，雜糅著男主“一刀剁手”的戾氣，將影片主題推向一個個小高潮。
張藝謀用獨特的攝影手法，結合聲電光影的藝術，不但向觀眾完整地講述了故事，還為引導觀眾體悟影片立意做了助力。
03 人物身份和性格的刻畫，昇華了影片主題。
現代物質文明高速發展，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卻越發困難重重。影片表層敘事簡單、詼諧，而主要人物的身份和性格的刻畫卻暗示了影片的立意所在。
趙小帥與劉德龍同樣都屬於商人，通俗地講，他們是個體戶。而相對於娛樂公司老總劉德龍，書商趙小帥的財力明顯不入流。在關於一個女人的爭奪戰中，劉德龍表現出來的淡定源自於他對自身財富的信心和安全感。而趙小帥“拿下他一隻手”的戾氣不單單出自被女人拋棄的失落感，這更像是兩個男人在金錢層面的角力。明顯處於劣勢的那一方，心中堆積的是恥辱、自卑迸發出來的蠻力。用金錢和地位衡量一個人是否成功，成了社會轉型的必然產物。
影片經典鏡頭是趙小帥僱傭的幾個農民工拿著喇叭在樓下狂喊“安紅，我想你”，一句十塊錢。在城市發展日新月異，市民物質生活獲得空前滿足後，農村進城務工人員還在為一蔬一飯受人驅使。城鄉差距，一目瞭然。
在趙小帥砸爛張秋生電腦以後，身為知識分子的老張妄圖以理服人，獲得賠償。而城市混混趙小帥死不認賬，並將責任推給劉德龍。在其一次次揚言要武力解決情敵時，老張靠著知識分子的素養放棄個人利益，苦口婆心勸解、阻攔。終於在小飯館被廚子百般蹂躪後，這個知識分子徹底撕破臉皮，將禮義廉恥踩在腳下，當街行搶。
物質生活改善以後，城市人群中的精神面貌是否得以齊頭並進？而作為城市精英階層的知識分子，面對社會浮躁之風，束手無策，最終只能以同樣“流氓”的方式回擊那些精神睏乏之人。
人物身份設定，人物性格的塑造，絕不僅僅是為了講故事。透過臺詞和情緒所傳遞的信息，都是為影片主題服務的，而該片中，愛慕虛榮的女人與財大氣粗的老闆，遊手好閒的混混與知書達理的知識分子，都形成了鮮明對比，在一次次衝突中昇華了影片主題。
結語
中國經濟經歷了從計劃到市場的轉型，而文化形態也隨之改變。電影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從注重人文情懷的藝術片向追求票房和經濟價值的商業片轉化，已是必然趨勢。而張藝謀在應對大環境下的幾次嘗試，無疑都是成功的。
這部作品顯示了他對待電影藝術的赤誠，在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民間文化與精英文化的碰撞和衝擊中，張藝謀保持著職業的敏感，勇敢大膽地追求多元與開放是他留給中國電影人的深刻思索。不斷地追求美，尋求突破，矚目中國城鄉變化和差異，是其作品永恆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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