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康（1800 前后～1860 前后），姓费莫氏，字铁仙，一字悔庵，镶红旗满洲人，大学士勒保（1739～1819）的次孙。
文康著有《儿女英雄传》，传世有光绪四年(1878) 北京聚珍堂活字初印本，封面题两行小字“燕北闲人原本”、“吾了翁重订”，接着一行大字“儿女英雄传”，后又两行小字“京都临福寺路南”、“聚珍堂书坊发兑”，下面有“聚珍堂摆印”章，另标有“光绪四年岁次戊寅孟秋校字”。木活字印行，下书口镌“聚珍堂”三字。正文四十回，回目两行共十六字。每面十行，每行二十二字。
初印本上有三人作序，其先，首题“《儿女英雄传评话》原载序文”，序文中提到了《红楼梦》、曹雪芹，末署“雍正阏逢摄提格上已后十日，观鉴我斋甫拜手谨序”；其次，首题“弁言”二字，末署“时乾隆甲寅暮春望前三日，东海吾了翁识”；再次，首题一个“序”字，末署“时光绪戊寅阳月，古辽阆圃马从善偶述”。由于有前二个末署，学界有认为这是《红楼梦》成书于雍正朝或以前、曹寅孙曹霑不是《红楼梦》作者的“铁证”，跟打篮球投篮一样，打铁不断。只是，铁是很容易生锈、氧化成三氧化二铁的。
实际情况如何呢？
《儿女英雄传》书中涉及到有晚清其它著作，请看：
第三十二回， 邓九公道：“何尝不要回来？也是不空和尚闹的，他说明日有好戏。果然昨日换了一个和甚么班唱的整本的《施公案》，倒对我的劲儿”。 第三十九回， “最奇不过的是这老头儿家里竟会有书，案头还给摆了几套书，老爷看了看，却是一部《三国演义》，一部《水浒》，一部《绿牡丹》，还有新出的《施公案》合《于公案》。”
第三十二回， 邓九公道：“我只纳闷儿，怎么状元夫人到了北京城，也下戏馆子串座儿呢？问了问不空和尚，才知，那个胖子姓徐、号叫作度香，内城还有一个在旗姓华的，这要算北京城城里城外属一属二的两位阔公子。水蛇腰的那个东西，叫作袁宝珠。我瞧他那个大锣锅子，哼哼哼哼的，真也像他妈的个‘元宝猪！’”
从小说文本中这些内容可以推出信息：
《绿牡丹》又名《四望亭全传》，现存最早的是道光十一年（1831）芥子园刻本《新刻异说绿牡丹》。《施公案》，亦称《施公案传》、《施案奇闻》、《百断奇观》，现存最早的是嘉庆三年（1798）刻本；《于公案》现存最早的是嘉庆五年（1800）序刻本。既然《施公案》、《于公案》是“新出的”，那么，《儿女英雄传》就是此后不太长远时间后出的了。
邓九公说到的状元夫人、徐度香、华公子、袁宝珠等，都是陈森（约 1797～约 1870，字少逸，江苏常州人）《品花宝鉴》里的人物，该书现存最早的是道光二十九年（1849）刊刻本。
从以上信息可以推出，《儿女英雄传》的成书时间，不会早于道光朝，它比《红楼梦》晚出大约一百年。
除此之外，根据马从善 《序》：
《儿女英雄传》一书，文铁仙先生康所作也。先生为故大学士勒文襄公保次孙，以资为理藩院郎中，出为郡守，洊擢观察，丁忧，旋里；特起为驻藏大臣，以疾，不果行，遂卒于家。
书故五十三回，回为一卷，蠹蚀之余，仅有四十卷可读。其余十三卷残缺零落，不能缀缉，且笔墨简陋，疑为夫已氏所续，故竟从刊削。书中所指，皆有其人，余知之而不欲明言之，悉先生家世者，自为寻绎可耳。
从马从善序可推出信息：
首先，马从善明确写清，小说书名《儿女英雄传》、前四十回原创作者文康，没有什么前人原创、文康续作的胡猜，倒是写了四十回后有人续写。
其次，马从善跟文康渊源极深，因而写文康的生平翔实。
再有，文康是大学士勒保（1739～1819）的次孙。在中国古代，平均每代人 30 年左右。据此，可粗估文康生年在嘉庆五年（1800）前后。2011 年，哈尔滨师范大学李永泉先生的博士学位论文《考论》考出文康生于乾隆五十九年甲寅(1794)。
马从善写序之时为光绪戊寅阳月即光绪四年（1878）十月，此前不久，“昨来都门，知先生已归道山。访其故宅，久已易主”，“而乃垂白之年，重遭穷饿”，说明文康不是中年就去世的，是有过老年生活的，粗估去世在咸丰十年（1860）前后。
文康丁忧、归里以后，未再外出任职，因儿子们不肖，文康晚年才穷困潦倒；朝廷特起为驻藏大臣，因病，未动身，不久卒于家。归里以后，完成小说《儿女英雄传》。马从善在序里直斥文康的“诸子不肖”，那些不肖子孙此时还在世吧？可见马从善对文康的诸子（孙）的痛恨。
马从善是从友人处得到的文康著作，共五十三回（卷），每回一卷，因年久、保管不善，已有蠹蚀；其中四十回可确定是文康原作；后十三回是他人续作，因而马从善安排书坊只印四十回，更可能是马从善只提供了四十回内容给书坊印刷。这续作之人，马从善怀疑是“夫已氏”（“费氏”？），马从善也认识夫已氏；而且，夫已氏是续作，未必冒名伪续。
马从善“宦游南北，遂不相闻”，从友人处得到了文康著作，那么，也可以认为：这友人可能也与文康有渊源，马从善得到的文康晚年情况，有友人提供的，可能包括这友人提供的；这友人手头的文康著作未必是文康原稿，更可能是，夫已氏拿到或借到文康的原稿、自行续作、然后将总共五十三回的文稿或其过录稿传给这友人，也可能是这友人从夫已氏处借来阅读甚或自行过录，然后，给了马从善。
“其余十三卷残缺零落，不能缀缉”，有些象程伟元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在程甲本《序》写的，“数年以来，仅积有廿馀卷。一日，偶于鼓担上得十馀卷，遂重价购之，欣然翻阅，见其前后起伏，尚属接筍，然漶漫殆不可收拾。乃同友人细加厘剔，截长补短，抄成全部，复为镌板，以公同好，《红楼梦》全书始至是告成矣”。
八十回后的部分，程伟元获得的最后那十余回，因是得之于鼓担上才漶漫殆不可收拾的，原藏家不只是保管不善，更是不重视或不懂其价值，就当垃圾抛弃了或当废纸卖了，倒是有可能是新出的、新写的，因为，当垃圾抛弃了或当废纸卖了的文稿书籍，就算是新出的、新写的，在鼓担上作为旧文稿书籍或废纸，都会很容易弄得漶漫殆不可收拾。
马从善是从友人处得到的后续十三卷，不是从鼓担上得的，品相“残缺零落，不能缀缉”，既说明此前保管不善，也说明就是这后十三卷，写成时间，也有多年了，粗估一、二十年前续成的，也未尝不可；前四十卷可读、而后续的十三卷“残缺零落，不能缀缉”，未必有人造假，更可能是续作者造成的，比如反复阅读修改等等。
马从善只提到有四十卷原作、十三卷续书，未提到缘起首回，未提到此前有人作序，未提到其它书名。据此又可以推得：缘起首回，包括里面独有的人名、书名，都是马从善交到书坊以后，书商另行安排的，一句话，伪托的。马从善未提是否此前额外有人作序，但我们暂时还无法排除有人作有序、但马从善未提到的可能，要在下述解读文字后才可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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