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行走属于行走文化中的一个部分。《水浒传》中的江湖行走描写众多，主要集中在前八十二回宋江部被招安前“天罡地煞归水浒”这一过程中，受招安之后征辽、征方腊即转入军旅生活描写。江湖行走分为行走与居止。水浒人物在行走中展现个性，实践人生价值，游走于命运之间，最终回归梁山泊。水浒中的场景描写成为旅途故事的重点，也由此产生了四种遭遇。从符号学的角度来说，“江湖行走”是一个稳定的“结构”，一个狭小的符号系统，也有着自己的寓意。这套系统表达了人对自身自由的热诚和向往。这套系统的原始动力是人对自由的追求。《水浒传》“江湖行走”所蕴含的精神意蕴有四种：自由精神、神秘意味、冒险意识、侠义精神。这套符号系统对后世侠义小说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为它们所模仿、借鉴和发展。

《水浒传》江湖行走中的“行”与“止”

行走文化，“是指伴随着行走规范与行走工具、行走设施等相关事象出现的风俗文化事象”。《水浒传》的江湖行走是包括在广义的行走文化之内的。不过它的特殊之处在于水浒中人面对的是“江湖”这个相对隐蔽、边缘的社会。据何心和阳健雄二位先生统计，从王进私走延安府时算起，到宣和二年孟夏四月吉旦梁山泊大聚会，梁山泊好汉为聚义一路花了八年多的时间。实际上《水浒传》的叙事时间要大于这个时间（二位先生推算王进私走延安府是在政和二年，然而第三十五回宋江回到郓城县，宋太公说道“我如今为何唤你归来？近闻朝廷册立皇太子，已降下一道赦书，应有民间犯了大罪，尽减一等科断，俱已行开各处施行。”按《宋史》卷二十一《徽宗三》：“政和五年二月乙巳，立定王桓为太子。甲寅，册皇太子，赦天下。”宋江回到郓城是在政和五年春二月。从王进出走到宋江在郓城二月被捕，故事已发生了五年，时间线索清晰，故笔者以为王进事应在政和元年甚至还要靠后一些。）。梁山泊好汉大聚义以后还有一些江湖上的行走活动，一直持续到全伙大招安为止。

《水浒传》中的江湖行走是指以江湖作为人物活动背景的、带有鲜明个性特征的行走。它与“行走江湖”不同，前者重在“行走”，后者重在“江湖”，而此处的江湖不过是行走的背景，它重在“行走”。它也与一般意义上的行旅、旅行不同，它有着自己的特殊性，即生活的不稳定性、生存环境的不安全感、暴力与信义并存。 江湖行走与军事行动也不同，军事行动是军事集团作战的需要，这与个人行走于路途之上有很大区别。

江湖行走与一般的行商、游学、探亲访友及戍役不同，主要在于水浒中人面对的是充满不确定性的“江湖”，“江湖是官府和法律难以管到的地方，有时江湖根本就拒绝官府的介入，或者官府因为没有能力而不主动介入。”行商、游学等皆是正常的社会活动，它们的行旅活动从行旅主体、行走和居止礼俗、行走工具、人生追求及结伙团队与否等都与水浒行走不同，虽然他们在路上面对的问题（如自然灾害，虎患、盗匪等）也并不比水浒中人少。

• 一、行走主体不同

《水浒传》江湖行走的主体是僧道、罪犯、下级官吏和无正当职业者，作为行旅主体的商贾、士子、官僚，在《水浒传》里多成为被打劫的对象，梁山泊大聚义后，他们的情况才有好转，但官员除外。“原来泊子里好汉，但闲便下山，或带人马，或只是数个头领，各自取路去。途次中若是客商车辆人马，任从经过；若是上任官员，箱里搜出金银来时，全家不留。”士子游学大约只有“不得第的秀才”王伦一人，“原来王伦当初不得地之时，与杜迁投奔柴进，多得柴进留在庄子上住了几时；临起身又赍发盘缠银两，因此有恩。”

• 二、是否遵守行走的礼俗

士子、商贾出门远行，都要选一个黄道吉日，并且有一定的 礼仪，俗语所谓“三六九，往外走”、“送行的饺子接风的面”，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商人蒋兴哥“

• 三、行走工具不同

士子、商人行走多有代步的工具，如驴、骡、车、马、轿等，而江湖行走多是步行，很少骑马坐轿乘车。

• 四、人生追求不同

人生追求不同。商贾求利，唐代柳祥《潇湘录·郑绍》中的商人郑绍，自谓道：“余一商耳，多游南北，唯利是求。”游学求官，如唐代范摅《云溪友议·李义琛》讲李义琛兄弟三人赴京应试，“

• 五、是否结伙行走

士、商为了安全起见，多结伙行走，特别是一些盗匪、虎狼多发地区。甚至客商和书生还有仆隶跟从服侍。如“伏到午时后，一伙客人约有三百余人，结踪而过，林冲有不敢动手，让他过去。”（第十一回）；景阳冈一节，店小二特别强调官府榜文，“可教往来客人，结伙成队，于巳、午、未三个时辰过冈，其余寅、卯、申、酉、戌、亥六个时辰，不许过冈。更兼单身客人，不许白日过冈，务要等伴结伙而过。”（第二十三回）水浒中人除非有军事行动，多是单身行走，而武松独上景阳冈是按自己以往的行走习惯，并非有意使气。

在《水浒传》里，故事人物的行为不外乎“行”与“止”两方面，“行”即行走，“止”即居止，也就是他们居住和停留的场所。《水浒传》以梁山泊水浒寨为叙事场景的中心，一百单八将在“众虎同心归水泊”之前，虽然人生遭际不同，却都是一个在不断流动的过程，这也是王学泰先生视《水浒传》的主题为“游民说”的主要依据之一。江湖好汉在不断的社会流动中寻找机会，他们不可能有正常的家庭生活和稳定的职业，所以他们的传奇故事也往往发生在不断的“运动”中。这不仅是话本小说吸引读者的需要，更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人”、“事”安排。水浒故事的发生地域涉及大半个中国，《水浒传》中有关江湖行走的部分集中在前八十二回，宋江部受招安后即是军旅生涯了。夏志清先生在论《水浒传》一书时说道，“在这个充满传奇式冒险的世界里，最有象征意味的是英雄们毕生奔波不停的道路，其次是英雄们打尖吃喝的客店。”“道路”与“客店”实际上是“行”与“止”的具体表现。

江湖行走中的“行”

水浒人物江湖行走中的“行”，可以从民俗学的角度对行走文化事象进行分析，行走文化包括行走的礼俗、行走的工具、行走的设施、行走职业者等五类

• 一、行走的礼俗

（一）出门送别。除了事发突然的逃犯、官定日期的官差人员和罪犯外，一般出行的人都会看个日子，选个吉利的日期，先前一日烧了神福，当日拜辞亲人和家堂 ，然后出发。如第六十一回卢俊义去泰安州，“第三日，烧了神福给散了”“次日五更，卢俊义起来，沐浴罢，更换一身新衣服，取出器械，到后堂里辞别了祖先香火，出门上路。”即使囚犯命运不济，也会有亲友来置酒相送，如林冲刺配沧州，（董超、薛霸）“二人领了公文，押送林冲出开封府来。只见众邻舍并林冲的丈人张教头，都在府前接着，同林冲两个公人，到州桥下酒店里坐定。”武松被张都监害流配恩州，“

（二）接风洗尘。在山东河北一带，有两个地方是江湖好汉最喜造访的，一是横海郡柴大官人庄，一是郓城宋家庄。原因在于柴进、宋江不管客人是什么身份，一律热情接纳，好酒好饭管待，临行再送银两。梁山泊上的头领下山，回来后也都摆酒迎接。宋江流落江湖后，凭借他在江湖上的人脉，从横海郡到孔家庄、清风寨，所到之处无不盛情款待。

（三）挽留客人。一再挽留客人是待客热情的表现，武松流配孟州路经十字坡，留在张青家里，“次日，武松要行，张青那里肯放，一连留住，管待了三日。”宋江要去清风寨探望花荣，“自此两个（宋江、武松）在孔太公庄上，一住过了十日之上，宋江与武松要行，相辞孔太公父子。孔明、孔亮那里肯放，又留住了三五日。宋江坚执要行，孔太公苦留不住，只得安排筵席送行了。”

(四) 行走的禁忌。强人路上相见，互相行礼，下拜只能称“剪拂”，取吉利之意。在饮食方面的禁忌，只有戴宗不吃荤酒，拴上甲马后要念咒语，到晚“投客店安歇。解下甲马，取数陌金钱烧送了。”中途休息时，“脱下杏黄衫，喷口水”。他的这些仪式不能改动，也不能冒犯。

• 二、行走的工具

《水浒传》中的行走多是靠步行，其原因除了古代水陆交通不便、好汉们的身份特殊（僧、道、犯人等）外，步行无疑更能表现他们武艺高强的一面（脚力）来。从客观上说，步行会延长小说的叙事时间，是故事场景的轮换不致于过快。所以走路简捷、快速也会是一项特殊的才能，如戴宗，绰号神行太保，“原来这戴院长有一等惊人的道术：但出路时，赍书飞报紧急军情事，把两个甲马拴在两只腿上，作起神行法来，一日能行五百里；把四个甲马拴在腿上，便一日能行八百里。”至于“甲马”，周宝珠先生以为，“纸马，古又称甲马，是画在纸上供神佛用的马。”“......《天香楼偶得》（清代虞兆隆著）云：‘俗于纸上画神佛涂以红黄彩色而祭赛之，毕即焚化，谓之甲马。以此纸为神佛之所凭依，似乎马也。’”梁山英雄排名榜上的地劣星霍闪婆王定六，也是“因为走跳的快”。戴宗的座次也高于张顺兄弟和阮氏三雄这些水上英雄。除了步行，行走的工具有轿、车、船、马等。

（一）轿。轿子是一种比较高级的交通工具，一般除了官员，平民不能坐轿，《宋史》卷十八《哲宗二》记载，绍圣二年，“六月壬辰，禁京城士人舆轿。”《水浒传》中的轿多是二人抬轿，渭州府尹去拜访老种略相公，“府尹随即上轿，来到经略府前，下了轿子，把门军士入去报知。”宿太尉去西岳华山时除了坐船就是坐轿；女子外出也可坐轿，潘巧云去报恩寺是坐轿；好色的王虎听得说有轿子从山下过，“想此轿子必是妇人，便点起三五十小喽啰，便要下山。”（第三十二回）果然是刘知寨的夫人。坐轿的好汉并不多，鲁达去五台山出家，“赵员外与鲁提辖两乘轿子抬上山来，一面使庄客前去通报。”鲁智深在桃花庄，“太公叫庄客安排轿子，抬了鲁智深，带了禅杖、戒刀、行李。李忠也上了马。太公也坐了一乘小轿。”晁盖等人上梁山泊入伙，“小喽啰抬过七乘山轿，（晁盖等）七个人都上轿子，一径投南山水寨里来。”

（二）车。车子除了装运货物，也可以坐人。车子有手推车和太平车、江州车儿。关于太平车,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般载杂卖》曰：“东京般载车，大者曰太平，上有箱无盖，厢如构栏而平，板壁前出两木，长二三尺许，驾车人在中间，两手扶捉糸安鞭驾之。前列骡或驴二十余，前后作两行，或牛五七头拽之。车两轮与厢齐，后有两斜木脚拖，夜，中间悬一铁铃，行即有声，使远来者车相避。仍于车后系驴骡二头，遇下峻险桥路，以鞭諕之，使倒坐糹垂车，令缓行也。可载数十石。官中车惟用驴差小耳。”；江州车，是晁盖诸人伪装成贩枣商人时所用车。宋代高承《事物纪原》卷八《小车》条有“（三国时的）流马，即今之独推者是，而民间谓之江州车子。按《后汉·郡国志》，巴郡有江州县，是时刘备全有巴蜀之地，疑亮之创始作之于江州县当时云然，故后人以为名也。”太平车是一种大车，装载量大，所以卢俊义去泰安州用太平车，梁中书派杨志送生辰纲原打算也是用“十辆太平车子”；而顾大嫂派人接乐大娘子是手推车。林冲被鲁智深救后，因脚伤走不得路，坐的车应该是一种小车，“行了两程，讨了一辆车子，林冲上车将息，三个跟着车子行着。”“跟着车子”说明还是有畜力拉着的。徐宁被赚上梁山，“只见路旁边三四个头口，拽出一辆空车子，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背后一个人驾车；旁边一个客人，看着汤隆，纳头便拜。”“头口（音 gu，轻声）”指大牲口，这应该是一种大车，坐四个人也不妨事。

（三）船，也是《水浒传》里重要的交通工具，渡江过河，运输货物都要靠船。古代多用帆船。杨志从江南运花石纲、郭盛贩水银都是走黄河这条水路（黄河可能是淮河之误），都离不开船；宋江过浔阳江、张顺过扬子江也是靠船；至于梁山泊用船更是常事。《水浒传》里的船,官船相对民船要好得多，也大一些，特别是有一种海鳅船，供官军征梁山泊用。

（四）马在古代主要用作军事作战（在整个宋代，朝廷用马是严重不足的。），在平民旅行中也有很大的作用，但也局限于大户人家，对于江湖行走中人来说，骑马代步的机会并不多，王进私走延安府时，家里应该只有一匹马，只能让母亲骑乘，“王进自去备了马，牵出后槽，将料袋袱驼搭上，把索子拴缚牢了，牵在后门外，扶娘上了马。家中粗重都弃了，锁上前后门，挑了担儿，跟在马后。”鲁达走到代州雁门县，遇到金氏父女，赵员外“先使人去庄上，叫牵两匹马来。未及晌午，马已到来。”施老管营听得武松打败蒋门神、儿子施恩重霸得快活林酒店后，“自骑了马直来店里相谢武松，连日在店内饮酒作贺。”“当日施恩正和武松在店里闲坐说话，论些拳棒枪法。只见店门前两三军汉，牵着一匹马，来店里寻问主人道：‘那个是打虎的武都头？’”张都监是军方官员，军队马匹尽有，用来请武松也合情理。除了马，驴骡牛也是重要的代步工具。如晁盖等人火并王伦后，“晁盖与吴用、公孙胜、林冲饮酒至天明，只见小喽啰报喜道：‘三阮头领得了二十余辆车子金银财物，并四五十匹驴骡头口。’”

• 三、行走的设施

行走设施包括道路、桥梁、旅馆、渡口等。

（一）道路。《水浒传》里的道路可分为驿道和小道。驿道又称官道，为大路，安全性高，也有酒店旅馆驿馆可供来往客人安歇食宿；而小路就就危险得多了：“小路走，多大虫，又有乘势夺包裹的剪径贼人。”

（二）桥梁。《水浒传》里涉及桥梁之处的描写比较多，就其种类来说，有独木桥、阔板桥、石桥、浮桥（又称滑桥）、吊桥等。就其名目来说，汴梁城有天汉州桥（杨志卖刀处）、金梁桥（董将士在下开生药铺）、太平桥（张小闲）等；泰安城有迎恩桥（任原住在下面的客店里），渭州的状元桥（郑屠店），阳谷县的狮子桥（西门庆在其下的酒楼里吃酒被杀）等。书中常用“桥下”一语，大约是指桥的高度来说的，《清明上河图》里的桥，称之为“虹桥”的，比两岸的地面要高出许多。至于乡间的桥，一般比较简陋，不是很高，如武松等五人“行至浦边，一条阔板桥，一座牌楼，上有牌额，写着道‘飞云浦’三字。”

（三）渡口。《水浒传》里的渡口，较为有名的有梁山泊渡口，位于金沙滩，供梁山泊人员来往之用；双林渡口（燕青射雁处）；浔阳江、扬子江、渭河、黄河皆有渡口。一些做私商买卖的强人也会沿江边拉些客商上船，称为“私渡”，“有那一等客人，贪省贯百钱的，又要快，便来下我船。”（张横语）。这些不从渡口上船的客商往往有性命之虞。

• 四、行走职业者

《歧路灯》第四四回称之为“俗语说，‘艄、皂、店、脚、牙’——艄是篙工，皂是衙役，店是当槽的，脚是赶脚的，牙是牛马牙子。天下这几行人，聪明的要紧，阅历的到家，只见了钱时，那个刁钻顽皮，就要做到一百二十四分的。”，《儿女英雄传》第三回说道：“世上最难缠的无过‘车船店脚牙’。”“车船店脚牙”指的是交通运输中的五大行业，“车、船、店”较容易理解，“脚”指的是由凭体力帮客商运输货物的人所组成的行当，即“赶脚的”，包括轿夫、脚夫；“牙”指货栈，《水浒传》里还没有出现，故本文不论。这一节主要分析的有轿夫、车夫、船家和脚夫。一般这些处于社会下层的劳动者都比较老实可靠，诚实守信，为维系生存而奔走，也比较胆小。但也有强人混迹其中。

(一) 轿夫。如在清风山，刘知寨夫人被宋江救下，“那妇人拜谢了下山，两个轿夫也得了性命，抬着那妇人下山来，飞也似走，只恨爷娘少生了两只脚。”“众人见轿夫走得快，便说道：‘你两个闲常在镇上抬轿时，只是鹅行鸭步，如今却怎地这等走的快？’那两个轿夫应道：‘本是走不动，却被背后老大栗暴打将来。’众人笑道：‘你莫不见鬼？背后那得人。’轿夫方才敢回头，看了道：‘哎也！是我走的慌了，脚后跟只打着脑杓子。’”“鹅行鸭步”与“脚后跟只打着脑杓子”写出轿夫在不同的时刻两种不同的步态：安闲与惶急。又如杨雄叫轿夫把轿子抬到翠屏山，然后让他们山下等着，“杨雄道：‘你只顾且上去。轿夫只在这里等候，不要来，少刻一发打发你酒钱。’轿夫道：‘这个不妨，小人自只在此间伺候便了。’”“却说这两个轿夫在半山里等到红日平西，不见三个下来。分付了，又不敢上去。”

（二）车夫。车夫可以是自己推车，亦可以是驾车，在古代也有一定的技术要求。卢俊义路过梁山泊，“却好行到林子边，只听的一声呼哨响，吓的李固和两个当直的没躲处。卢俊义教把车仗押在一边。车夫众人都躲在车子底下叫苦。”这些车夫都是驾驶太平车的，所以一遇到强盗就下车躲避。

（三）船家。一般渡口处都有渡船，也有一些渔船也可用来渡客，撑船的人叫梢公，李立曾说他“专在扬子江中撑船梢公为生，能识水性。”童威、童猛“专贩私盐来这里货卖”，二人却不是载客为生；张横、张旺、孙三载客却是劫杀；这些都是一些水路上的特例，实际上大多数撑船的人还是可靠的，所以宋江在李立安排下，“宋江自和两个公人下船，投江州来。这梢公非比前番，拽起一帆风篷，早送到江州上岸。”

（四）脚夫。脚夫指搬运货物行李的夫役，他们在《水浒传》里的交通运输上起的作用很大，他们扛抬货物、翻山越岭比车子更有机动性，但也更为辛苦。杨志去东京求职，'“今来收得一担儿钱物”“雇倩庄家挑那担儿”，这个脚夫是临时雇用，不像是职业脚夫；脚夫应有自己的职业特征，所以杨志建议梁中书不要用太平车送生辰纲，“点十个壮健的厢禁军，却装做脚夫挑着”；卢俊义去泰安州，“讨了十辆太平车子，唤了十个脚夫，四五十拽车头口，把行李装上车子，行货拴缚完备。”梁山泊好汉江州解救宋江、大名府解救卢俊义有一部分就是扮作脚夫，（江州）“只见法场南边一伙挑担的脚夫，又要挨将入来。”

江湖行走中的“止”

“止”，指的是江湖中人赖以栖止（居住和停留）的场所，在《水浒传》里主要包括寺、庙、林子、农庄、旅店酒馆等。就数量来说，“店”和“庙”是江湖行走中最重要的休息场所。

一、寺庵。古代的旅店包括寺院旅舍在内，一般的寺院除了允许本门僧众挂搭外，也有专供来往旅客食宿的地方，一般不收房钱，但旅客会拿出一部分钱当做香火钱给予寺院。接待宾客的地方叫知客寮，有知客僧专管此事。所以鲁智深来到瓦罐之寺，先投知客寮去。至于书生、落魄客商寄寓寺院的描述，在《水浒传》里是没有的。《水浒传》里的重要寺庵有观音庵、五台山文殊院，东京大相国寺，杭州六和寺等。

二、庙。庙是民间信仰活动最为集中的场所，所以《水浒传》里出现了大量的庙宇，依祭祀对象不同，有土地庙、城隍庙、文庙、山神庙、灵官庙、龙王庙、乌龙神庙、白龙庙、玄女之庙、泗州大圣庙、西岳华山金天圣帝庙、东岳天齐仁圣帝庙、张顺庙、靖忠庙等等（王平先生在《“灵官殿”小考——兼及成书时间问题》一文里，认为“《水浒传》第十三回和第十四回都写到了刘唐醉卧灵官殿，这应是灵官信仰在民间较为普遍所致。有关灵官之名及其事迹、信仰的记载都大量出现于明永乐年间之后，因此关于灵官殿的细节应视为推断《水浒传》成书时间的重要参考依据。”

依笔者之见，就灵官殿这一描写来看，《水浒传》成书，似更符合明代弘治年间的情形。

其实，“灵官庙”在元代中期成书的《胡海新闻夷坚续志》前集卷一的《中兴名将》一文里即以出现，文曰：“韩蕲王之夫人，京口娼也。尝至灵官庙伺候贺朔，忽与廊柱下见一虎蹲卧......”；《中兴名将》原文出自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二“鄿王夫人”条：“韩鄿王之夫人，京口娼也。尝五更入府，伺候贺朔，忽于庙柱下见一虎蹲卧，鼻息齁齁然......”由“庙”演变为“灵官庙”有一个具体化的过程。从这里可以看出，把“灵官庙”与《水浒》的成书时间联系起来，理由还不够充分。） 还有一些不知名字的“小古庙”，也可安身休息。中国的民间信仰众多，有很多民间神，江湖行走中人对这些神都很尊崇，也在旅途中祈求神灵护佑，这与他们有一种不安全感关系甚大，如林冲去打酒，“行不上半里多路，看见一所古庙。林冲顶礼道：‘神明庇佑，改日来烧钱纸。’”。

除了精神上的抚慰与指导作用，如玄女庙、乌龙神庙之于宋江等人，庙在水浒叙事里是仅次于客店的休息场所，庙里一般得有庙祝，但是书里的庙大多比较破败、积尘甚厚；只有岱庙、西岳庙富丽堂皇。刘唐为了见到晁盖，晚上宿于灵官殿；李逵杀虎之后宿于泗州大圣庙；林冲宿于山神庙，“入的里面看时，殿上做着一尊金甲山神，两边一个判官，一个小鬼，侧边堆着一堆纸。团团看来，又没邻舍，又无庙主。”武松逃出孟州后，“望见一座树林里一个小小古庙。武松奔入里面，把朴刀倚了，解下包裹来做了枕头，扑翻身便睡。”燕青、李逵为了抓到董海、王江，“当晚两个且向山边一个古庙中供床上宿歇。”圣手书生萧让在济州“州衙东首文庙前居住”文庙是祭祀孔子的庙。这些庙以山神庙和土地庙最为常见，现在农村地区还都可以见到，逢年过节也会有人去献供。《水浒传》中却没有今日在乡村常见的关公庙，甚为可怪。笔者以为这与《水浒传》的成书时间有关。《水浒传》应该是关公信仰极其普遍、关王庙大量出现之前成的书，否则书中大量的庙宇描写中，不可能没有一处提到关王庙。据包诗卿的研究，“明代以前，关羽信仰只是初步地确立起来。从其地位来说，还是不能超过诸葛亮；从庙宇的分布来看，主要集中在“燕赵荆楚”之间。”“嘉靖年间是关羽信仰迅速普及和庙宇大规模兴修的关键时期，......到嘉靖中后期，关羽祠祀已是‘庙祀亦遍天下，与孔子等。’”

这就透露出两个重要信息：一、《水浒传》的作者不是“燕赵荆楚”人；二、《水浒传》的成书应该在嘉靖之前。

三、林子。林子可以作为旅途憩息的地方，特别是在夏天，如杨志一行人去东京送金珠宝贝，走到黄泥冈，酷热难耐，坐在林子下乘凉；但是旅行中如果没有房屋寄宿，在林子里也可以将就过夜，如杨志去二龙山，“行了一日，看看渐晚，却早望见一座高山，杨志道：‘俺去林子里且歇一夜，明日却上山去。’”没有想到鲁智深也在这里过夜，于是二人结识了。林子可以是来往旅客休息的地方，也是命案多发的地带，如赤松林、野猪林等。

四、农庄。如果没有找到旅店过夜，旅客可以找庄户人家借宿，依例拜纳房金，不过《水浒传》里的庄户人都很厚道，一般都以礼相待，不要报酬，还管待饭食住宿。王进和母亲去延安府，借宿在史家庄；鲁智深去东京，在桃花山借宿；宋江等三人去江州，借宿于揭阳镇穆家庄；燕青、李逵离开东京回梁山泊，傍晚借宿于四柳村和离荆门镇不远的一个庄院等。这些大庄院的主人一律是老太公，心地善良，而且都尽力招待求宿之客。投宿之人心存感激，往往凭自己本事为房主排忧解难，如王进收史进为徒，鲁智深痛打周通，燕青、李逵解救被抢的民女等。

不论寺院古庙还是林子庄院，都是不得已的情况下的寄宿场所，旅客行走主要歇息的地点还是酒店、客店。

五、《水浒传》里关于旅行之人食宿歇息的场所名目繁多，有酒店、客店、酒肆、酒楼、饭店、茶坊、村店、村酒店、茶酒店、旅店等等。从功能上说，大体上可分为酒店、客店、茶坊等三种。《水浒传》写的是英雄传奇，人物回归的中心是梁山泊，在那里“大碗吃酒，大块吃肉，论秤分金银，量身穿衣服”，似乎是人生的极乐世界。在回归山泊的过程中，他们一路上也大多能吃善饮，酒量惊人，所以书中写酒店的地方就很多，“酒店”二字出现的频率远高于客店（据笔者粗略统计，“酒店”、“村酒店”出现 167 次，“酒肆”出现 27 次，“酒楼”22 次，“村店”出现 21 次，“客店”出现 99 次，“茶坊”29 次，“饭店”4 次，“旅店”2 次，“旅馆”1 次。），“酒店”事象极为突出。

（一）酒店、酒肆、酒楼、村店、村酒店，他们的特征是屋外悬挂酒旗、酒旆、招子，有时也用草帚代替酒旗。他们主要供来往客商旅人饮食；一般是依“酒店”称呼这一类，但在行文中有变通的叫法，如鲁达、李忠、史进“三个人转湾抹角，来到州桥之下，一个潘家有名的酒店。门前挑出望竿，挂着酒旆，漾在空中飘荡。怎见得好座酒肆？”“三人上到潘家酒楼上，拣个济楚阁儿里坐下。”“酒店”、“酒肆”、“酒楼”三者并用，可证三者实际上是指一种事物。依各自规模的大小，又可细分为大酒楼与普通酒店。较为有名的酒店都以酒楼称之，如大名府的翠云楼，江州的浔阳楼，渭州的潘家酒楼，阳谷县狮子桥下大酒楼等。酒楼的设施比较齐全，如大名府翠云楼，“原来这座酒楼，名贯河北，号为第一。上有三檐滴水，雕梁绣柱，极是造得好。楼上楼下，有百十处阁子。终朝鼓乐喧天，每日笙歌聒耳。”浔阳楼，“雕檐映日，画栋飞云。碧阑干低接轩窗，翠帘幕高悬户牖。吹笙品笛，尽都是公子王孙；执盏擎壶，摆列着歌姬舞女。”不但美食尽有，而且器皿使用也有讲究，“一樽蓝桥风月美酒，摆下菜蔬时新果品按酒，列几般肥羊、嫩鸡、酿鹅、精肉，尽使朱红盘碟。”

乡村酒店，亦称村店，设施较为简单，泥墙茅茨；食物品种也不丰富，一般只有浑白酒、茅柴白酒，牛羊肉，一般菜蔬。如五台山下的小酒店，“傍村酒肆已多年，斜插桑麻古道边。白板凳铺宾客坐，矮篱笆用棘荆编。破瓮榨成黄米酒，柴门挑出布青帘。更有一般堪笑处，牛屎泥墙画酒仙。”形象地描述出村店的特点来：白板凳、棘荆篱笆、黄米酒、青布帘子、泥墙。梁山泊李家道口酒店，“干干净净，有二十副座头，尽是红油桌凳，一带都是槛窗。”（第三十九回）“红油桌凳”已经是很好的了，曹正开的酒店，使用的还是“桑木桌凳”。

（二）客店、旅店。《水浒传》里把管人住宿的店叫客店，不称旅店，只有在韵文里有“旅店”一词出现：“万里黄泉无旅店，三魂今夜落谁家？”（第八回）宋代的客店主要提供住宿，也提供饭食，不过需要客人自己打火做饭，《夷坚丁志》卷第五《陈才辅》兵卒与犯人投邸店，“买菜作羹，一坐房前，一吹火炉间，一洗菜水畔。”《水浒传》里描写的旅店情况还是合乎史实的。鲁智深“自离了五台山文殊院，取路投东京来，行了半月之上。于路不投寺院去歇，只是客店内打火安身，白日间酒肆里买吃。”“客店安身”、“酒肆买吃”是鲁智深旅行的一贯作法，原因在于客店的饭食较差。时迁等三人头梁山泊，路过祝家店，店里肉已卖完，只有一瓮酒，他们借了五升米下锅，吃饭时店家拿出“一碟儿熟菜”给他们下饭，以致时迁偷鸡惹祸。但是客店主人对犯人较为宽容，“宋时途路上客店人家，但是公人监押囚人来歇，不要房钱。”

（三）饭店、茶坊。“饭店”在《水浒传》里出现了四次，（郓哥）“将银子和米把与老儿，便跟了二人（武松、何九叔）出巷口一个饭店楼上来。武松叫过卖造三分饭来，．．．．．．”（李逵）“走到巳牌时分，看看肚里又饥又渴，四下里都是山径小路，不见有一个酒店饭店。”（李逵）“这脚却似有人在下面推的相似，脚不点地，只管得走去了。看见酒肉饭店，又不能勾入去买吃。”“时迁却把空皮匣子明明的拴在担子上，吃了饭食，还了打火钱，挑上担儿，出店门便走。到二十里路上，撞见汤隆，两个便入酒店里商量。汤隆道：‘你只依我从这条路走，但过路上酒店、饭店、客店，门上若见有白粉圈儿，你便可就在那店里买酒买肉吃。客店之中，就便安歇。’”从文中看，酒店、饭店、客店分的还是很清楚的，饭店是提供饭食的店，它与酒店、客店的区别在于它主要提供饭食，大约是按时间做饭，也不提供住宿。酒店的食品应该比饭店丰富一些。

茶坊是个供人吃茶谈天的地方，茶坊主不但卖泡茶，也卖其它的饮品，如姜茶、梅汤、 和合汤等。茶坊也有大小之分，一般位于城市之中。《东京梦华录》卷二《潘楼东街巷》载：“旧曹门街，北山子茶坊，内有仙洞、仙桥，仕女往往夜游，吃茶于彼。”“又东十字大街，曰从行裹角，茶坊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物、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吴自牧写到临安的茶肆时说到：“汴京熟食店，张挂名画，所以勾引观者，留恋食客。今杭州茶肆亦如之，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店面。四时卖奇异茶汤，冬月添卖七宝擂茶、馓子、葱茶，或卖盐豉汤，雪天添卖雪泡梅花酒，或缩脾饮暑药之属。”史进走到渭州，见一个小小茶坊，正在路口。史进便入茶坊里来，拣一副坐位坐了。茶博士问道：‘客官吃甚茶？’史进道：‘吃个泡茶。’茶博士点个泡茶，放在史进面前。”西门庆在王婆茶坊，吃了一个梅汤，一盏和合汤，两盏姜茶。何涛去郓城县捉晁盖等人，先去见知县，“走去县对门一个茶坊里坐下吃茶相等，吃了一个泡茶”，何涛见宋江是在郓城县衙门口的茶坊里。梁山众人到东京，茶坊是宋江等人的联络点，柴进、燕青“当下两个入得城来，行到御街上，往来看玩。转过东华门外，见酒肆茶坊，不计其数，往来锦衣花帽之人，纷纷济济，各有服色，都在茶坊酒肆中坐地。”“宋江便唤燕青，附耳低言道：‘我要见李师师一面，暗里取事。你可生个宛曲入去，我在此间吃茶等你。’宋江自和柴进、戴宗在茶坊里吃茶。”

《水浒传》里的店主伙计，如店家、店小二、茶博士等服务经营人员，大多诚信经营、服务周到，一般是先吃饭住宿，临走时再结账付钱。他们言语和气，礼貌待客，尽力为来往客人提供方便。但也有见财起意、杀人劫财的隐匿其中、伺机而作。

总之，行走与居止贯穿于水浒行走文化事象的始终，也是故事人物在一定场景中展开性格的必要条件。行走与居止既是旅人生理本能的需要，也是小说叙事情节发展“张弛有度”的需要

《水浒传》作为经典之作，原因并不仅仅在于它的故事性，而是叙事之中的细节在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同时，深信它所讲的故事是真实的；这种细节描写的深刻性和读者心悦诚服的接受心理，恐怕是其中丰富的民俗文化事象在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这也使后来的续作和武侠小说难以超越，它们在模仿的同时，只能在某一方面加以深化（即“水浒风格”）——实际上现代武侠小说是“水浒风格”的弘扬，是《水浒传》江湖行走四种内在意蕴精神在清代被压抑后的完全张扬。

作为“衣食住用行”五大方面之一的“行走”，它在水浒叙事中起着桥梁与扭带的作用，可以说梁山好汉聚义的过程称就是一个不断行走过程，叙事程式化使现象反复呈现，不过由于文化事象的丰富性，能够使场景避免单调，增加了可读性；后来的续书和武侠小说在这些方面可发挥的空间并不大，也许是能力所限，更深刻的原因也许是《水浒传》历史文化事象不断累积的结晶，这种累积具有不可重复性。总而言之，江湖行走在《水浒传》里表现的很突出，对这一现象进行研究，是有一定的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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